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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评论· 社会思潮与史学研究：近代以来西方学界对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埃塞俄比亚人研究 内容提要 18世纪末至今的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研究，为解读18世纪以来西方种族主义与史学研究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种族主义在西方社会大行其道，学术界关于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研究基本上是在种族主义思潮的阴霾下进行的，深深地打上了种族主义主观想象的烙印。20世纪中后期以后，随着反对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运动的发展，此前关于该主题的主流观点几乎被彻底否定，并走向了反向极端。20世纪末至今，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又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这既体现在研究方法与视角的多样化，又表现在观点和考察范围的扩大上。学术界对该问题的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古代希腊罗马社会是否存在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或偏见，二是基督教文化中的黑人地位到底如何。纵观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研究发展史，它与西方社会的现实关注紧密相连，充分体现出社会思潮与史学研究之间存在互动的关系。 关键词 社会思潮 种族主义 希腊罗马世界 埃塞俄比亚人 基督教  西方学术界对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研究已经延续了两百多年，无论是“碎片化”的繁琐考证还是宏观化的理论探讨，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不仅拓展了希腊罗马史研究的领域，而且对与之相关的民族、种族问题的深入讨论也颇具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对于西方种族主义的渊源探究、与当前种族主义（或潜在的种族主义意识）等现实问题密切相关的讨论更具价值。但是，西方学术界对该问题研究背景的关注，以及对其所受社会思潮的影响的考察，似乎处于一种“当局者迷”的尴尬空白境地，并没意识到该研究是与各研究时代的社会思潮相唱和的，缺少对它的反思，更无理论化的归纳与概括。“当局者”的反思失语也为“旁观者”的反思留下了的空间。 如果把学术界对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埃塞俄比亚人研究纳入其研究背景中考察它与同时代的社会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发现，对该主题的研究，从种族主义笼罩下的兴起到反对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思潮下的走向反向极端，再到摆脱种族主义桎梏下的多元主义反思，无不与同时期的西方社会思潮形影相随。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两方面的争论焦点：一是希腊罗马社会是否存在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歧视或偏见，二是基督教文化中的黑人地位到底如何。本文拟就从学术界对希腊罗马世界中埃塞俄比亚人研究的三个阶段进行考察，分析不同时期社会思潮对该主题研究的影响，以观察一个世纪以来社会思潮与史学研究的互动关系。 一、 研究的兴起 18世纪末以来，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埃塞俄比亚人问题逐渐被学术界关注。但耐人寻味的是，最初的研究者并不是出于纯粹史学目的，而是要为整个非洲文明及其历史正名，企图通过强调非洲黑色文明的独立性和伟大性，反击欧洲中心论和种族主义论调。因此，在早期的研究中，古代埃塞俄比亚人的历史只是作为整个非洲历史的一部分并且是为了反击种族主义而被关注的。 种族主义思潮在西方社会历史久远，尽管Racism这个术语出现的时间较晚，但它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却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18世纪的西方社会正是欧洲中心论和以白种人优越论为重要内容的种族主义思潮大行其道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之下，1787年，沃尔尼完成了《帝国的废墟，或帝国革命的沉思，以及自然法》，该书的主要目的是阐述埃及和包括埃塞俄比亚人在内的黑人在人类早期文明中的重要地位。作者以古代尼罗河文明遗迹为基础，对尼罗河文明发出了由衷的赞叹：“那里有一个现在已经被遗忘的民族，当其他民族还是野蛮人的时候，他们已经发现了艺术与科学的原理；那里有一个由于其黑皮肤和卷头发而被现代人拒绝的人类种族，他们建立在对自然法的研究基础上而确立了至今仍然统治宇宙的文明与宗教诸体系。”在古典文献的运用方面，作者主要借助狄奥多罗斯、卢奇安等古典作家的叙述，讨论了埃塞俄比亚人对宗教、节日、文字、星象科学以及艺术的发明和贡献。最后，作者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他们一定是从野蛮走向社会国家的第一人，因此也是获得对于文明生活十分必需的物质与道德科学的第一人。正是在上埃及，在黑种人中形成了星象崇拜的复杂体系……人类的这种第一次星象崇拜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形式和国家的属性所彰显的崇拜来展示其特征的，它是人类心智的单纯进化。”作者所要论证的是古代尼罗河流域才是人类的文明之源，而该文明的创造者却正好是以埃塞俄比亚人为代表的黑人。从表达主题来看，作者字里行间带有强烈的种族和民族色彩，其目的显然是对欧洲中心论和种族主义进行愤慨反击，为黑人文明正名。 1825年，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黑伦出版了《政治学的历史研究：迦太基人、埃塞俄比亚人和埃及人的交往与贸易》，该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关于古代埃塞俄比亚人历史、文化与商业的著作。作者认为，正是在非洲和亚洲这些古代黑人中，国际贸易得到最初发展，作为这种国际性接触的副产品是观念与文化仪式的交流，交流奠定了古代世界最早诸文明的基础。该著作对古代埃塞俄比亚人的历史进行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但遗憾的是，它与沃尔尼的著作一样，在学术界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似乎完全淹没在学术研究的历史长河中了。 与此相反，那些明显带有种族主义偏见的研究却受到了学术界的推崇，这主要表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于包括埃塞俄比亚人在内的古代黑人艺术与考古方面的研究。1897年，法国学者雷纳克在《希腊罗马雕塑汇编》中收集了古代希腊罗马雕塑品，并对它们进行了简单的评价。在对涉及黑人的艺术品进行评价时，他认为，“古代黑人和奴隶都是有色人，黑人被称作埃塞俄比亚人。”尽管这种评价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但仍受到了当时学术界的高度好评。著名古典学家拉姆齐不仅自己对其“充满活力的语言深表同感”，甚至断言所有读者都会有此同感；就连作者自己都承认在汇编中没有解决的“科学组织原则”，拉姆齐也对它进行了强力辩护，而对于汇编中涉及的对黑人的评论，拉姆齐则完全没有提及。 20世纪初，最著名的考古成果是对奥林托斯的发掘。从1928年开始，美国考古学家鲁滨孙对奥林托斯进行了4期发掘（1928、1931、1934、1939），考古成果分14卷发表。由于鲁滨孙本人对古代黑人艺术的喜爱，他委托比尔兹利博士研究古代的种族，并为她提供了大量资料。1929年，比尔兹利出版了《希腊罗马文明中的黑人：关于埃塞俄比亚类型的研究》，这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古代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埃塞俄比亚人的著作，也是鲁滨孙教授主持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考古学研究”系列成果之一（系列之四）。虽然该著作的题目范围包括希腊罗马文明，但主要讨论的是希腊世界中的黑人，涉及罗马的内容只有14页（第121—134页）。作者在前言中认为，希腊罗马艺术家之所以对埃塞俄比亚人感兴趣，是因为他们是野蛮种族最忠实的代表，其突出表现就是他们的卷发和厚嘴唇。埃塞俄比亚人在希腊社会地位卑贱，因此，他们不可能成为高贵的或重要的艺术主题，只能是小物件艺术品的表现主题。她认为，表现埃塞俄比亚人地位低下的场景在所有的花瓶上都被描绘得很清楚，如在沐浴场景中埃塞俄比亚人给主人涂油、送酒壶；作为奴隶手持鸟笼跟随侍候年轻女主人；为主人的来访者拿高脚凳等。最后，她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些艺术品中，埃塞俄比亚人之所以被作为侍从者，是因为他们是很有趣、很好玩的，他们出现在舞台上是因为他们具有滑稽性。作者对希腊罗马社会中埃塞俄比亚人的评价显然带有先入为主的现代种族主义思维，而且在话语中表现得十分露骨。 该书出版后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大量书评多是对它的推崇和赞美。更有评论者进一步借题发挥，认为“黑人类型总是希腊艺术中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虽然它阻止了雕刻和更好艺术的发展，但它确实是制陶工、宝石雕刻者以及制铜工非常喜爱的主题”。当然，也有人对该著作提出了一般性的批评意见，认为它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既不深刻，也缺乏启发性”。对它最严厉的批评来自《黑人历史杂志》，认为“科学并不接受她的结论，她的结论明显源于一位偏见颇深的作者在对待与非洲血统相关的任何事情时都采用的一种不幸方式。种族偏见已经损害了这个国家的学术。”文章还批评了作者运用一些并未被证实的结论，如埃塞俄比亚人在古希腊的社会地位是卑微的，并要求“她在做出这一论断之前应该好好地读一读希腊罗马作家的著作”；文章指出，作者颠倒是非，是带着种族偏见对古代艺术进行解释的，这种偏见在美国社会根深蒂固。文章最后还对该著作的出版提出了质疑：“当人们看到这样一本来自以科学调查而著名的颇具公信力的大学的著作时，一定想知道，这么低俗的一本书怎么可能会获得学校的认可！”与其说此书是一本学术著作，还不如说是政治演说。 比尔兹利的研究其实就是对白人优越主义论赤裸裸的呐喊，尽管《黑人历史杂志》的文章对它进行了言辞犀利的批评，但仍然无法驱散当时西方社会盛行的种族主义思潮对该主题研究笼罩的阴霾，“客观的”历史研究只能成为当代人社会需求的一种叙事借口。 这一时期也有学者对古希腊罗马黑人艺术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一些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希腊罗马社会是没有后来意义上的对黑人的偏见的。这些学者的观点在今天看来要相对客观公正得多，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评价并不是关于黑人的专门研究，只是在其他主题研究中的“顺便提及”。在那个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的时代里，这些呼吁无异于不合“时代潮流”的小杂音，不可能改变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更不可能扭转民众的世俗偏见。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雷纳克、比尔兹利等学者明显歪曲历史事实的观点，在当时居然受到了学术界几乎一致的好评，这与其说是一种学术接受，不如说是对当时盛行的种族主义的呼应。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在西方的黑色形象研究中，黑色是与以下特征相联系的：忧郁、悲哀、暗黑、恐惧、死亡、恐怖、惊悚、邪恶、丧事、污秽、覆灭，相反地，白色则具有以下特征：胜利、光明、圣洁、高兴、纯洁、再生、幸福、欢乐、和平、温柔、精美等。这种黑人及黑色形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于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研究中，正是研究者力图表达的叙事诉求，是对当时种族主义社会思潮的积极响应。 二、 研究的反向极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社会及全世界开始深刻地反思纳粹行径及种族主义。20世纪60年代，英国、美国、联邦德国、法国等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其斗争范围十分广泛，反对种族主义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如要求恋爱超越种族界限等。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黑人“自由民权运动”不仅对美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给美国及西方学术界也带来了深刻变化。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学术界对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研究也朝着与此前相反的方向发展。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法国学者多米尼克·施伦贝谢（Dominique Schlumberger）就开始收集包括埃塞俄比亚人在内的黑人艺术品。美国黑人“自由民权运动”期间，多米尼克夫妇希望通过黑人艺术品的出版来作为反对种族主义的武器，但该项工作直到1976年才由宾德曼等人主编出版。多米尼克认为，艺术作品能揭示超越传统的种族隔阂和社会臆想的所有民族之间的共同人性。长期以来，西方艺术家已经通过各种方式把黑人形象包括在西方艺术之中了，这些艺术形象的美性与范畴对于美国人和非裔美国人都能成为自豪与自我尊重之源，同时还能促进人们对白种人社会中的黑人的宽容与理解。换句话说，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艺术都可以作为对抗种族主义的一种武器。西方伟大艺术作品中的黑人形象可以为过去打开一扇窗户，欧洲人与非洲人之间的“兄弟友谊盛开的理想”，指的是非洲黑人奴隶卖往欧洲和新大陆之前的事，指的是种族奴隶制度和种族隔离不再是他们之间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不再是黑人在西方文化中“被认为”和“被代表”。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多米尼克本人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而涉足对古代黑人艺术的研究，但她的工作明显是针对当时西方社会中盛行的种族主义思潮，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反对种族主义思潮的学术烙印。 1955年和1967年，塞内加尔学者迪奥普出版了针对具有种族主义偏见的欧洲中心论的《黑人民族与文化》（Nations Négres et Culture）和《黑人文明的先前性：神话还是历史真实？》（Antériorté Des Civilisations Négres: Mythe ou Vérité Historique?）两部著作，作者认为，人类历史与文明起源于非洲而非欧洲，古代埃及人的主体是黑种人，古埃及文明是黑人创造的，是它使整个世界得到了文明。但是遗憾的是，该著作发表后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美国出版商也没有人对它有兴趣，迪奥普本人除了在小范围内的黑人学者群体为人所知外，他的著作并没有给他带来应有的声誉。不过，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两本著作，使他和另一位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伊斯（W. E. B. DuBois）在1966年的塞内加尔的达喀尔举办的“世界黑人艺术节”（the World Festival of Negro Arts）上荣获了“20世纪对非洲人民最具影响力的作家”称号。1974年，两书内容经过重新整合，以《文明的非洲起源：神话还是事实》之名出版。该书通过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类学证据重新界定了古代埃及文明在非洲史和世界史中的地位。它特别强调，是非洲黑人创造和发展了早期埃及文明：“在非洲历史学家把非洲史与埃及史相联系之前，非洲的历史一直悬而未决，无法正确书写；特别是语言、制度等的研究就不可能得以正确对待。简言之，只要不给予古代埃及与黑人非洲的关系以合法地位，要构建非洲人文主义和非洲人文科学就不可能实现。逃避埃及问题的非洲历史学家既不适当也不客观，也不沉着镇定，只能是无知、胆小和神经质的”。很明显，作者探讨的主题是黑皮肤的埃及人如何创造了埃及文明，涉及埃塞俄比亚人的内容只是分散地贯穿在全书内容之中，其主要目的是要论证埃及文明的“南来说”性质，特别是要认识到埃塞俄比亚人是黑人这一重要内容，作者强调希罗多德和狄奥多罗斯等古典作家在报道埃塞俄比亚人时都强调他们的肤色是黑色的。迪奥普的观点对后来的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也成为与以种族主义为重要特征的欧洲中心论针锋相对的非洲中心论者的重要代表人物。 真正使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研究产生根本性转变的著名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斯诺登。他对该主题的研究长达50年，其代表作包括《古代的黑人：希腊罗马经历中的埃塞俄比亚人》（以下简称《古代的黑人》）《肤色偏见之前：古代的黑人观点》（以下简称《肤色偏见之前》）《古代希腊罗马黑人的图像学证据》，以及大量相关论文。在《古代的黑人》中，作者首先从古代文献和考古材料探讨了埃塞俄比亚人的身体特征，接着考察了希腊罗马人对埃塞俄比亚人的认识过程，然后考察了古典神话与艺术中的埃塞俄比亚人，以及所谓的异教时代希腊罗马人对埃塞俄比亚人的态度，最终得出结论认为，“证据中并没有表明古代希腊人或罗马人设有阻止社会融为一体的肤色障碍”。在《肤色偏见之前》一书中，作者明确写道：“本书的目标在于两个方面：通过图像史料和文字史料，一方面追溯从埃及到罗马时代被白人所认为的黑人形象，另一方面阐述这一时期对黑人态度的一些基本依据。”该书由相对独立又有机联系的四部分组成，主要考察了从埃及法老时代到公元6世纪整个埃及、西亚、希腊罗马世界对包括埃塞俄比亚人在内的非洲黑人的关系及态度；其资料不仅包括埃及文献、希腊罗马古典文献、基督教文献，还包括大量的铭文、考古材料。在书中，作者反复强调在古代社会中，根本不存在任何现代意义上的种族偏见。在《古代希腊罗马黑人的图像学证据》中，作者在逐一考察了197幅与黑人有关的艺术品后，特别强调：“没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喜剧和讽刺场景中描述黑人的古典艺术家们是由于肤色偏见的驱使才这样做的……正如在古典文献中一样，古代艺术中也没有证据能表明有关于黑人是丑陋的、驱邪的、滑稽的等模式化概念；相反，许多世纪以来，在广泛的艺术形式中，黑人都受到多样而经常性的同情化对待，这强烈地表明，古典艺术家们不仅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把黑人和其他各种族的人一起选为他们的艺术主题，而且表明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通常动机是出于美学考虑。希腊罗马艺术家在他们关于黑人艺术作品中的方法很明显是本着古典作家的精神的，这些古典作家在评论国内外的埃塞俄比亚人时毫不在意人类皮肤的颜色。”在其他大量论文中，斯诺登同样反复地强调希腊罗马社会根本不存在任何针对黑人的肤色偏见和种族歧视。纵观斯诺登对该主题的研究，其态度和观点都非常明确，似乎他的任务就是要对此前种族主义歪曲利用历史的论调进行有力回击。 这一时期在涉及古代埃塞俄比亚人的研究中最为极端的著作是贝尔纳于1987年出版的《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该书认为，被后世学者所推崇的古希腊文明，只不过是古代闪米特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包括埃塞俄比亚文明）的衍生品，古埃及文明是黑人创造的原生文明，象征古希腊智慧的雅典娜女神本身就是一个从古埃及来的、肤色黝黑的非洲神祇。古希腊人对自己史前史解释的“古代模式”，在近代被“罪恶”和“错误”的“雅利安模式”取代，因为“雅利安模式使希腊历史以及希腊与埃及和利凡特地区的关系符合19世纪的世界观，特别是符合系统化的种族主义”。如果贝尔纳的研究成立，那么，不仅种族主义的理论基础被摧毁，而且整个欧洲史前文明都被彻底颠覆，这也是它饱受争议的重要原因。 自18世纪末，不管是带有明显反对种族主义色彩的民族正名研究，还是其他的严肃研究，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埃塞俄比亚人问题并没有在西方主流学术界得到积极的回应，更没有对欧洲中心论和种族主义思潮的根本性转变产生实质性影响，它们似乎完全淹没在学术研究的历史长河中。相反，19世纪末以来，对于黑人艺术的明显歪曲历史的研究反而在西方学术界广受欢迎。特别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比尔兹利的著作出版以来，他所主张的黑人在古代社会就是地位低下者并成为艺术作品的典型负面形象题材的观点一直在学术界流毒深远，而这种流毒又与现代西方种族主义相唱和，长期以来成为认识古代希腊罗马世界黑人地位的主流观点。虽然在此过程中不断有学者表示异议甚至激烈反对，但直到20世纪后半期，学术界还没有从根本上对它进行系统批判。虽然有迪奥普等为代表的非洲中心主义者的主张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他并不是古代希腊罗马社会中的埃塞俄比亚人的专门研究者。正是斯诺登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之前的主流观点，他的成就也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认可。哥伦比亚大学古典史教授哈里斯（William Harris）称斯诺登是“第一位以严肃方法书写古代黑人历史的人。”剑桥大学杰出的古典学者芬利（M.I.Finley）也对他的研究给予充分肯定：“《古代的黑人》一书写得有点言过其实，但它在这一长期被忽视的领域中确实是有价值的。”斯诺登的著作也成为后来研究者绕不开的参考书，他本人也因为在这一领域的杰出成就而于2003年获得美国国家人文奖章。贝尔纳的著作虽然在批判种族主义方面走得更远，却滑向了令人严重质疑的反向极端。 这一时期的研究对此前在种族主义思潮笼罩下的研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反思，在观点上是对此前研究的极度反动，即不仅严厉批判种族主义主导下、为现代种族主义寻找古代依据的谬论，而且系统、客观地分析了希腊罗马世界中黑人的真实地位，其结论是希腊罗马社会中根本不存在任何现代意义上的种族主义，甚至还有溢美之嫌。这在斯诺登那里体现得尤其明显。事实上，迪奥普和斯诺登的研究本身就带有明确目的性，而这种目的性是在反对种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进行的，其研究也处处体现出对当代种族主义思潮的严厉批判。正是这种目的性，使得他们（特别是斯诺登）的研究又走向了反向极端，反而体现出“当代种族主义心态”，即“含蓄地把古代希腊罗马人的思维习惯与那时具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色彩的普遍制度相类比，把现代观念当作古代世界社会心理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说，正是20世纪中后期的反对种族主义思潮促使了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研究走向了此前的反向极端，这种极端反而使其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当代种族主义心态”的烙印。 三、 研究的多元化 20世纪末以来，随着西方社会对种族主义越来越唾弃，学术界对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研究虽然仍绕不开古代希腊罗马社会是否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这一问题，但其研究却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研究方法与视角的多元化。汤普逊运用迈克尔·班顿（Michael Banton）等人的现代社会学理论对罗马的种族与种族关系进行考察，从罗马社会与文化的视角，打开了罗马人对黑人态度研究的新维度。拜伦则通过梳理希腊罗马时期文献中关于种族政治的修辞学分类，来阐明早期作家们在种族政治修辞学方面使用埃及人/埃及、埃塞俄比亚人/埃塞俄比亚、黑人/黑性这些术语的含义。作者认为，古代作家通过种族政治修辞学概念提供的积极的和贬损的描述而塑造了更大的文化系统。比尔则认为，早期基督教文献从文化上运用人类差别的有效理解形成了我们所说的一种宗教传统，并把基督教性（Christianness）的各种独特形式描绘成具有普世性和权威性的形式；而我们则根据诸如族群性、种族及宗教这些现代概念对这种理解进行分析。作者虽然并不否认这些主张在作为迎合基督教本质或稳定性的一种方式的重要性，但认为这并不能真正理解基督教在对待包括埃塞俄比亚人在内的其他民族的态度，因此，她从“固定性/变移性”（fixity/fluidity）标准，而非诸如宗教与公民权之类的文化标准对基督教针对黑人的种族偏见进行考察。所有这些研究的方法或视角都颇具新意，充分体现出学术界摆脱种族主义思潮的束缚后，在研究方法与视角方面呈现的多元化特征。 第二，观点的多元化。在历经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种族主义诠释和20世纪中后期的极度反动后，20世纪末以来的研究在观点上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例如，胡德认为，基督教在阐述其普世主义的欧洲中心论时，具有明显的种族主义倾向，而这种倾向又成为西方文化的传统，并成为欧美现代种族主义的渊源，今天蔓延欧洲和美国的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正是对基督教关于黑人与黑性解释的发展。艾萨克则提出了“原种族主义”（proto-racism）说，即尽管一般认为种族主义是近代才发展起来的，但它的原型在希腊和罗马思想中却很盛行。后来，他又出版专著《古代种族主义的发明》，对该说进行了更广泛、更深入的探讨，认为种族主义并不是从无法追忆的远古时代就存在的，它是在希腊城邦背景下被“发明”的，只是这些发明在近代被科学化、模式化、制度化，从而取得了“合法”地位。2009年出版的《种族主义在西方的起源》是2005年12月在特拉维夫大学召开的“公元1700年前西方文明中的种族主义”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会议论文集。该会议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艾萨克的《古代种族主义的发明》所讨论的古代种族主义问题这一“学术热点”而展开的。大卫·戈尔登贝格认为希腊罗马社会没有所谓的种族主义或原种族主义，丹尼丝·K.比尔则认为早期基督教教父们的解释是带有种族主义性质的，至少带有“种族推论”（ethnic reasoning）性质。1991年和2006年分别出版的贝尔纳的《黑色雅典娜》第二、三卷虽然在观点上延续了第一卷，但其研究方法则分别转向了考古学和语言学，其惊世骇俗的观点不仅是对西方种族主义的挑战，更是对整个西方文化根基的颠覆，其观点之“新”，自不待言。这些观点充分展现了这一时期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多元化解读。 第三，考察埃塞俄比亚（人）的范围扩大，突出表现在关于希伯来圣经传统中对“古实（人）”的确定和亚述学者对楔形文献中关于“麦鲁哈”（me-luh-ha）的争论。希伯来圣经（基本相当于基督教《圣经·旧约》）中有三十多处提到“古实（人）”。自圣经七十子译本开始，“古实（人）”就被译为“埃塞俄比亚（人）”，这一传统经希腊化时代的悲剧家伊齐基尔（Ezekiel）、罗马帝国时代的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斯（Josephus）乃至中世纪的延续，学术界对其理解基本达成一致，即希伯来圣经传统中的“古实（人）”主要是指埃及南部的埃塞俄比亚（人）。上世纪末，有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其进一步加以肯定，认为历史上古实存在于现在的非洲是不容置疑的，甚至在今天还能在非洲找到众多的古实语群。在亚述学中，虽然学术界对楔形文献中的异域地名“麦鲁哈”早有关注，但由于原始材料的局限，一直存在争议。随着阿淑尔巴尼拔铭文的发现，其中明确说明马干即埃及，麦鲁哈即库什（即古实），也就是埃塞俄比亚，从而使这一国际性难题得以令人信服的解决。该问题的精确化，不仅使亚述学研究得以深化，也使研究古代埃塞俄比亚（人）的范围得以拓展。尽管这些研究似乎与“希腊罗马世界”关系的密切度并不高，但对于古代埃塞俄比亚（人）的研究却颇具意义，特别是它跳出了“欧洲中心论”的范围和视角，为观察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埃塞俄比亚人问题提供了一面可供参考的、颇具价值的镜子。 20世纪末以来，西方学术界对黑人的研究，无论是研究方法、视角，还是观点、研究范围，都在不断地更新，令人眼花缭乱，但其研究的主题却越来越“偏离”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古代埃塞俄比亚人，其“黑人”范围在不断地拓展，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 四、 争论的焦点 西方学术界对希腊罗马世界中埃塞俄比亚人的研究虽然源起于对黑人历史的正名，但它所引发的学术争论却越来越广泛。由于研究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所受当时的社会思潮影响各异、研究的主要目的不同、对文献及材料的理解的不同、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以及研究手段的差异等原因，学术界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较大分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逐渐形成了一些争论焦点。 （一）古代希腊罗马社会是否存在对黑人的种族主义歧视或偏见 希腊罗马社会的黑人研究是在种族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兴起的，深受种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在种族主义“科学理论”的笼罩下，最初的研究结论是黑人的低下地位、负面形象在希腊罗马时期早已存在，后来只是延续了这种西方文化传统。换句话说，对黑人的种族主义歧视在西方古代社会就已经存在且根深蒂固。如前述的雷纳克、比尔兹利等人都持这种观点。直到20世纪70年代，仍然有学者在强调古代社会对黑人肤色的偏见：“毫无疑问，尤维纳尔对外人具有强烈的偏见……黑人受到憎恨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由于他们的身体受到了尤维纳尔的鄙视。” 后来，虽然这些观点遭到了主流学术观点的抛弃，但它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直到今天，仍然有古典学者认为古代社会存在对包括黑人在内的种族主义歧视。2007年，著名古典学者哈里斯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评价斯诺登时说：“斯诺登的真正目的是想在古代寻找到一个没有灾难的世界，而这种灾难一直痛苦地缠绕着整个美国历史。他把证据追溯得太远了，以至于不能在理想的前现代、前中世纪时代找到。毫无疑问，在古代社会确实有那么一些种族主义，但他在研究时把它降低到了最低点……一定程度上说，他是对的。”虽然哈里斯说得很委婉，但可以看出他在这一问题上仍然承认希腊罗马社会存在对包括黑人在内的种族主义歧视。由此看来，学术界并没有彻底“消灭”希腊罗马社会存在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歧视的观点，这也促使我们从另一方面进行反思：希腊罗马社会是否真的就没有今天意义上的种族主义歧视？ 真正对希腊罗马社会具有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的观点进行系统批判的是斯诺登。他一方面严厉地批判此前盛行的希腊罗马社会具有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论调，特别是比尔兹利的观点，“她的研究在今天的研究看来还暴露了不少严重的缺陷：（1）没有把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与他们的非洲背景相联系；（2）缺乏对相关实录证据和图像学证据的重要性的鉴别；（3）以一位古典作家的几行描述或最多以少量的文本为基础就对希腊罗马的实际做出泛泛的、一般性的概括，没有考虑到古代世界的整体黑人形象；（4）有种带着现代种族观念阅读古代文献的趋势，以及一定要找到本不存在的肤色偏见的趋势；（5）没有利用社会科学中关于肤色偏见起源与本质的重要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他在自己的著述中，反复地强调自己的观点：希腊罗马社会根本就不存在种族和肤色的偏见，更没有今天意义的种族主义，那些认为古代社会就已经存在种族主义的观点，完全是现代西方人根据自己的种族主义宣传需要而杜撰出来的。作者通过对古典文献及考古材料中与黑人相关的术语及其所描述的身体特征的考察和总结，发现古代社会的“黑人”与种族主义者所指代的黑人并不一致。作者通过对希腊罗马人与埃塞俄比亚人的接触和认识、希腊罗马社会中的埃塞俄比亚士兵、古典神话中对埃塞俄比亚人的描述、希腊罗马社会公共空间中埃塞俄比亚人的地位、基督教世界对埃塞俄比亚人的态度等的系统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是：“证据中并没有表明古代希腊人或罗马人设有阻止社会融为一体的肤色障碍”，斯诺登还严厉地指出：“黑人与白人的关系在20世纪仍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古代埃塞俄比亚人的经历对这一重大问题不无意义。”在《肤色偏见之前》中，作者反复地强调在古代社会中，根本不存在任何现代意义上的种族偏见。在其论文中也反复强调这一观点：“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种族偏见的责任不应该由希腊人和罗马人来承担！” 汤普逊在斯诺登的基础上继续对罗马社会的黑人进行研究，但他的角度则完全不同。他通过对罗马社会等级和层次的考察，运用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相关理论，把黑人纳入不同的社会语境和社会层次中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罗马）社会的结构并没有内在的‘黑人作为黑人’（blacks qua blacks）的偏见。”如果一定有，那也仅仅是个体之间的体貌特征区别而已，并不存在社会性的肤色和种族偏见。康纳在谈到后人对希腊罗马世界中黑人的研究时也说：“那（即认为古代社会存在种族主义偏见）是古典学术史中卑劣的一页”，“我们发现在古典历史的研究中的偏执迹象一直在现代学者中存在，而不是在他们研究的古代论题中存在。” 自18世纪末以来，西方学术界涉及希腊罗马社会对待黑人的观点不断地变化，其争论的焦点也不再局限于对待黑人这一主题上，而是在围绕着这一问题不断地扩大和深化，但无论怎样，希腊罗马社会中的黑人地位问题始终是相关问题争论的基础之一。 （二）基督教文化中的黑人地位到底如何？ 一般认为，西方文化的源头是“两希”，即希腊罗马文化传统和犹太（希伯来）—基督传统，因此，在研究希腊罗马社会中黑人的地位时，除希腊罗马古典时代，另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就是基督教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研究，除了笼统地说以埃塞俄比亚人为代表的黑人在古代社会地位低下之外，专门探讨基督教对黑人态度的著述并没有出现。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以斯诺登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从《圣经》到教父著作都不存在对黑人的任何偏见。他主要从基督教的信仰和皈依两个方面考察了基督教对埃塞俄比亚人的态度。在信仰方面，通过教父们对《圣经》的阐释入手，分析了著名的奥利金（Origen）、保罗、阿塔纳修（Athanasius）、西里尔（Cyril）、杰罗姆（Jerome）、奥古斯丁（Augustine）等人的论述，得出结论认为，早期基督教在对待埃塞俄比亚人问题上不仅在情感方面，而且在语言和形象方面都延续着希腊罗马古典传统，他们在对待埃塞俄比亚人问题上与其他民族（如西徐亚人、波斯人等）一样，没有任何差别，把所有民族都作为上帝的选民对象，肤色从来没有变成埃塞俄比亚人成为基督教徒的障碍，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人类的同一种类。在皈依方面，埃塞俄比亚太监腓立比的受洗、摩西的经历、年轻的埃塞俄比亚奴隶皈依基督、阿克苏姆王国及努比亚王国皈依基督等，都说明了基督教世界本身就没有区分任何人种，埃塞俄比亚人也不例外，因此在基督教社会里根本不存在什么种族主义。在其他相关论文中，他又反复地强调这一观点。约翰逊则从希腊认同、希伯来圣经对埃塞俄比亚人的描述以及基督教思想家的诠释中寻找基督教对埃塞俄比亚人的认同。他认为，晚期古代基督教文献中的埃塞俄比亚人的负面形象是由奥利金确立的，而尤西比乌斯则对奥利金的负面解释进行了调和与折中，他把一切都纳入他的宗教优越主义和世界历史解释模式之中，在此之下的埃塞俄比亚人则标志着福音教义和基督教生活方式的迅速扩张，“离人类最远”的地球边缘的埃塞俄比亚人扮演了一种强有力的比喻功能，这种比喻为灵魂或教会的观念化运用做了充分的准备。 但是，也有学者对此持完全相反的看法。就在斯诺登极力主张基督教世界不存在对黑人的种族主义偏见的同时，就有人提出了质疑，认为即使基督教宣称的“黑色坏”（black-bad）、“白色好”（white-good）这种对等用法对于肤色没有任何意义，但“在早期基督教著作中，反复地强调身体的黑色与精神的白色之间的区别，也难免给人一种很不舒服的鸡皮疙瘩之感”。此后，学术界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几乎一致认为早期基督教是含有包括对黑人在内的种族主义歧视的。很多学者认为，早期基督教的普世主义形式其实是对古代希腊罗马异教传统的继承和发挥，至少在某些形式上是如此，尤其表现在基督徒对待其内部个体的外在差别上。比尔从不同的角度对早期基督教对黑人的偏见进行了系统考察，如她在《为什么是这个新种族》一书中，从“固定性/变移性”标准，而非其他诸如宗教与公民权之类的文化标准，对基督教的黑人种族偏见进行考察。她认为，由于种族主义采取一种固定化宣称形式，因此时常遗忘了，作为最初正统主义者的爱任纽（Irenaeus）、查士丁（Justin）、克莱门（Clement）等早期基督教护教士们，为了拯救的需要而对基督教本质提出了要求，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通过对基督教的选择性（变移性）解释而取得一种获得性特征，而基督教对黑人的种族偏见也正是在这种变移性解释中逐渐体现出来的。在《早期基督教的普世主义与现代种族主义》中，比尔进一步阐述了她的观点，认为基督教普世主义的积极方面并不构成基督教的全面画卷，早期基督教普世主义的各种形式接受了古代负面观点，这种负面遗产至少在论证自身需要时对普世主义下的个体差异进行过推理演变，因此，作者从“种族推论”的角度考察这些差异与近代种族主义的关系，认为罗马帝国和晚期古代的基督教关于人类差别的意识形态结构是与中世纪及近代相共鸣的。虽然拜伦在其著作中声明，她并不是要考察或解释古代基督教作家们在他们的著作中是怎样盗用与埃及人、埃塞俄比亚人和黑人相关的各种离题的希腊罗马策略，只是为了找出希腊罗马文献中与它们相关的不同修辞学术语分类并分析其原因，以及离析出古代基督教文献中修辞学的可能功能，“我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分析早期基督教文献中关于种族和肤色区别的用语在不同的基督教社区中是怎样形成某些观念和价值的。”但作者离析出的这些术语分类和她的“语言”本身却非常明确地体现出了作者的态度：古代基督教社会是存在主流社会对黑人的种族与肤色偏见的。“没有任何文献能够说明一切，但所有的文献都表明，在早期基督教的世界形成（world-making）中存在着一致的模式，这种模式是以在埃及人/埃及、埃塞俄比亚人/埃塞俄比亚、黑人/黑性那里得到见证的、区别各种极端形式作为假设前提的。”更有学者认为，基督教本身就存在着对黑人的偏见。让·德维斯在《基督教与黑人》中考察了公元5—9世纪的基督教社会，认为西方文明与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一样，至少部分地继承了古代文明遗产，但这一时期的欧洲却没有像后两者那样把这种遗产很好地加以运用，它在对待非洲及非洲人时，认为黑人是罪恶的代表，暗示着上帝是白人，同时把黑人作为平等人类的拯救对象这些看法，是有意无意地在物质和文化上疏远非洲及非洲人，并由此产生了对非洲黑人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这种基督教社会中对黑人的偏见始于教会史学家比德（Bede），在此后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从这些争论中可以看出，关于基督教世界对包括埃塞俄比亚人在内的黑人的态度的争论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达成学术共识。 五、 结语 一般认为，现代种族主义思潮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但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理论却是在18世纪中期逐步形成的，它是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伴生物，并且是为了维系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的合理性而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的。因为只有证明非洲人是劣等种族，命中注定要做欧洲人的奴隶，才能解释继续进行黑奴买卖与维系美洲殖民地奴隶制是合法的。这种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理论一旦运用到古典史学的研究中，就成为种族主义理论寻找理论渊源的工具。学术界对于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埃塞俄比亚人的关注开始于18世纪末并非偶然。在对整个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问题的研究中，西方种族主义思潮都与它如影随形、相互作用，生动地演绎出时代的社会思潮与史学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也为我们解读一个世纪以来西方社会思潮与史学研究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视角。 克罗齐认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他强调历史的“当代性”。这一著名思想同样适用于希腊罗马世界的黑人研究。纵观该主题的研究，无不体现出它在不同时期对那个时代的种族主义思潮做出回应的当代性特征。严格说来，这一主题既不属于西方古代史研究的宏大叙事，也不属于史学界的重大热点问题，甚至对该主题的最初关注也并非源于对该问题的史学旨趣，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作为研究者所处时代的种族主义思潮或反对种族主义思潮的证据而出现的。对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的最初研究与其说是出于学术需要，还不如说是出于反对种族主义目的，或出于为当时的种族主义理论摇旗呐喊的目的。前者如沃尔尼和黑伦对古代黑人问题的研究，后者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雷纳克、比尔兹利等人的“研究”。前者的命运是其研究结论被淹没在西方种族主义思潮的洪流之中，对种族主义的批判和对欧洲中心论的鞭笞并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在西方社会也没有激起任何涟漪，但它反映的“当代性”特征却是对那个时代盛行的种族主义思潮的强烈反对。后者的“研究”并不是基于黑人的真实历史客观地得出结论，而是用种族主义理论去套出自己所需要的观点，但它却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和普遍欢迎，究其原因，则是它完全迎合了当时欧洲中心论和种族主义的需求，因此，尽管它与历史事实不相符，但仍得到了种族主义这一“当代性”社会思潮的广泛认可。正如《黑人历史杂志》在批评比尔兹利时所说的那样，其结论明显源于偏见颇深的作者在对待与非洲血统相关的任何事情时都采用的一种不幸方式，作者是带着种族偏见对古代艺术进行解释的。它反映出的历史的“当代性”就是那个时代弥漫整个西方社会的种族主义思潮。 20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国家学生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在美国黑人“自由民权运动”的推动下，关于该主题的研究抛弃了此前流行的主流观点，走向了反向极端。这不仅是该主题研究的自然延伸，更是对那个时代社会思潮的积极回应。这从多米尼克对《西方艺术中的黑人形象》的酝酿、发起、完成都可以看出。她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希望通过历史研究来反击现实中的种族主义社会思潮。在迪奥普那里，其研究主旨直指那个时代的欧洲中心论和种族主义。斯诺登关于这一主题的每部专著和论文都旗帜鲜明地指向当代种族主义思潮，并把它推向了极致。此后，无论是汤普逊还是艾萨克、比尔等学者在讨论这一问题时，都绕不开种族与种族主义这些“当代性”社会思潮。 20世纪末至今，西方种族主义（至少在形式上）已被学术界抛弃，关于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问题的研究也进入了科学化研究、客观化评价时期，无论在研究方法与视角上，还是在观点上，都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但它们始终绕不开对种族主义问题的关切。2008年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后，更推动了学术界对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研究。与之相关的研究主题也在不断拓展，这与其说是对古代希腊罗马史研究的拓展，不如说它是对当下美国现实问题的反思，是史学研究对社会思潮的如影随形。 相对于现代西方种族主义这样宏大的研究主题，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埃塞俄比亚人研究在西方古代史上算不上重大主题，似乎显得微不足道。正如殖民学者所宣称的那样，非洲根本没有可以书写的历史：“自有历史以来，阿非利加洲本部，对于世界各部，始终没有任何联系，始终是在闭关之中。”“它不属于世界历史的部分；它没有动作或者发展可以表现。”即使西方学者不得不面对与自己关系非常密切的非洲历史时，也往往以一种歪曲的方式加以削足适履式的对待。这样，西方学者在其历史编纂过程中，制造了一种“人为的尴尬”：古代埃及人是白种人、非洲没有自己的历史。一定程度上讲，这种历史编纂本身就不是真正的科学编纂，而是为种族主义寻找古代渊源和依据，是种族主义深刻影响下的历史研究，反映出种族主义对史学研究的重要影响。反过来，作为“微不足道”的研究主题的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埃塞俄比亚人研究，它的演变过程对唾弃西方种族主义思潮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对种族主义的反对和抗争，对非洲历史的正名逐渐成为反对者的有力武器，而包括埃塞俄比亚人在内的古代黑人的历史正好成为这种有力武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研究目的也直指当时弥漫西方的种族主义思潮。因此，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埃塞俄比亚人研究充分体现出史学研究对种族主义社会思潮的逆向影响。 作为宏大社会思潮的种族主义与作为微观具体的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埃塞俄比亚人的史学研究，正是由于前者对后者的巨大影响和后者对前者的逆向影响，二者如影随形、相互作用，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史学研究的变化，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社会思潮的发展方向，从而生动地演绎出社会思潮与史学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文作者冯定雄，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8年第5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