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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旧铜鼓的重现与新铜鼓的意义建构 如今，城寨村只有陆家拥有铜鼓。过去，城寨村的八个家族都有各自的铜鼓，1953年的一场大火把六家的铜鼓毁于一旦，只有张家和陆家的铜鼓幸存。“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的时候，张家的铜鼓不幸被毁，得以幸存的只有陆家的铜鼓。按彝族白倮人的传统，如果葬礼中没有铜鼓，逝者的魂魄就不能到阴间，阳间也会因此而不得安宁。经寨老商议，本属于陆家自用的铜鼓成为城寨村几个家族共有的公器，陆家只是负责“保管”。由此逐渐衍生了“请鼓”“祭鼓”“还鼓”的礼仪。这样，在特定历史时期，陆家的铜鼓由具有家族神圣性的器物变成了具有村寨神圣性的器物。在2006年铜鼓舞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之前，这唯一的一对铜鼓能够满足村寨的需要。 自2006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非遗制度以来，无论是实施之初的无以借鉴，还是实施过程中的逐步调适，总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些原本存留在民间、乡间不为人所知的传统文化事项因为各级非遗代表作的申报和命名而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关注。最为重要的是，这些行动都在一定程度上使文化持有者更有自信，从而自发地参与到保护和传承工作中去。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城寨村文山壮族、彝族铜鼓舞于2006年5月成功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城寨村村民陆孝宗于2007年6月、2008年2月被分别命名为云南省非遗传承人和国家级非遗项目铜鼓舞（文山壮族、彝族铜鼓舞）代表性传承人。铜鼓舞能够成功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一方面反映了其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反映了铜鼓舞传承状态确实令人担忧。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家民族政策的逐步落实，民族传统文化得到重视。城寨村唯一的一对鼓也从土里挖了出来，相应的仪式随之逐步恢复。城寨村的彝族白倮人对于国家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这一做法心存感恩，因而，当国家需要他们取出神圣的铜鼓出去表演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乐意的。在村民心目中，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1984年老山战役开始后他们去参加军民联欢，另外一次则是1986年参加文山州少数民族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但是在获得荣誉的同时，铜鼓舞的神圣性也开始出现问题。当铜鼓舞的娱乐性内容增多以后，村民开始担心它的神圣性会受到影响，因而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方式，舞是可以跳的，但是用的乐器则是用铓来代替鼓。 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短暂复兴之后，铜鼓舞很快呈现出式微景象。随着中国市场化不断发展，农民工开始不断进城，交通的日益便利使得文山州逐渐成为向沿海城市输出农村劳动力的主要区域之一。从1992年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了城寨村，成为众多打工大军中的一员。和许多现代乡村一样，除了春节和“荞菜节”这些重要的节日期间，村落里只能看到留守老人和小孩。长久以来最大限度依赖集体的生计方式被改变，集体意识的消散也不可避免，依赖于集体意识而具有神圣性的文化事项因此式微，传承也便成了问题。 然而，在2006年铜鼓舞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之后，随着一系列措施的实施，铜鼓和铜鼓舞又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诸如“云南民族特色村”“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各种建设项目先后在城寨村实施。“麻栗坡县城寨民族特色旅游村建设项目”更是整合了传统村落建设资金、民族跨越式发展资金、省旅游特色村建设资金、省级重点村建设资金、传统村落环境综合治理资金，在城寨村中实施了非干栏式房屋还原改造成干栏式建筑，民居室内线路改造，消防水池、观景凉亭、旅游厕所、村内路灯、环村块石道路修建等。改造村落环境是为了提升村民的生活水平，发展乡村文化旨在吸引更多的人来城寨村旅游，从而发展区域经济。但是，这类“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模式，由于缺乏深刻的内容嵌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非遗项目保护和传承的问题。 从国家级非遗的命名开始，彝族白倮人所拥有的这一文化事项的价值在国家平台上得到肯定的同时，他们也因为铜鼓舞一时声名鹊起，不得不去参加更多的具有表演性质的展演。然而展演的娱乐性必然会消解铜鼓及铜鼓舞的神圣性。2013年，传承人陆孝宗向政府提出需要一面新的铜鼓。当地政府对民间文化的支持也并不是从这时才开始，1991年，政府就曾给富宁县孟梅村赠送一对铜鼓，这对铜鼓在孟梅村逐渐成了具有神圣性的鼓，当地百姓对政府的这一行动充满感激。此前，孟梅村用铜鼓时，总是要来城寨村借。陆孝宗之所以提出申请，并不是担心铜鼓的神圣性被破坏，而是因为原来那对鼓太旧了，担心敲坏以后下一代就没有可用的鼓了。政府相关部门专门派人带陆孝宗去了广西，按照老鼓的式样定做了一对铜鼓，这对铜鼓依旧由陆孝宗家保管。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现在铜鼓制作工艺水平真的下降了，村民认为新鼓不如老鼓好，声音不够洪亮。他们觉得这对新铜鼓在音调上很难区分公母，妨碍舞蹈的节律。因此，无论是葬礼还是求雨的集体性仪式，为了保证仪式的顺利进行，他们还是坚持用破损的老鼓。 新鼓与老鼓在形制上是相似的，作为铜鼓，在村民看来也是有一定的神圣性的。从被送到城寨村那天开始，新鼓就和老鼓放在一起，由陆家保管，而且在城寨村范围内也不是任何时间都可以拿来敲，同样必须遵守彝族白倮人的传统。借新鼓和还新鼓的时候也要举行一些相应的仪式。借鼓仪式是不可少的，新鼓还回来后，也要如同老鼓一样，依循传统，放在一楼，三天之后才能抬到二楼，和老鼓放在第一根中柱的旁边。在村民的观念里，举行仪式之后，鼓是不能直接进入人的世界的。当然，新鼓的仪式要简单得多。但无论如何，仪式的举行表明了村民在接受政府赠送的铜鼓时，就已开始赋予这对新铜鼓以一定的神圣性。 村民对有关鼓的禁忌的遵守表明新鼓的文化意义已经在村寨中生成。2017年5月，云南省非遗保护中心为完成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需要记录击鼓的手法及与之配合的铜鼓舞的所有舞蹈动作，但因为必须在合适的时间才能“动鼓”，所以传承人只能告知口传谱，而不能击鼓示范。恰逢“荞菜节”，为了配合政府组织的展演活动，新鼓被抬到铜鼓广场，悬挂在榔树上。展演活动结束，摄制组决定在取下铜鼓之前，请求传承人将每套鼓点一一做示范，传承人同意了。录制过程中，专家认为鼓点如果不配合现场舞者的动作，不但节奏、韵律不清晰，也会给后期的视频教学带来麻烦，希望重新录制，传承人委婉地拒绝了。此时，新寨有一户人家正在办丧事，传承人当时听到“萨拉”响，说明亡者的女儿女婿已经在去上祭的路上，按村民的规矩就不能再敲铜鼓，即便是新鼓也是如此，甚至接近鼓都会带来不祥。 现在，新鼓已经不仅仅是政府赠予的一个普通乐器，其在被彝族白倮人接受的过程中，作为具有文化意义的鼓，其神圣性的逐渐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新鼓的神圣性是老鼓神圣性的投射。接受新鼓之后，村里发生过两个老人在同一天先后去世的事情，新鼓被借去在葬礼上使用，这件事情明显地表明，新鼓在村寨生活中已经完成了文化神圣性的建构。新铜鼓是政府给予村民的实体，而村民在实践中赋予这个实体以文化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