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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向荣的新时期中国史学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新中国史学发展迎来了巨大机遇。新时期的中国历史学，与改革同行，与开放同步，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史学园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首先，史学研究被高度重视，重大项目接续实施。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历史并采取有力措施推动史学发展。恢复高考、恢复研究生招生、建立学位制度，以及从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设置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11”工程大学、“985”工程大学、“2011协同创新”计划，都十分有利于新时期史学研究人才队伍建设，而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的召开、中国史学会的恢复活动，以及一大批历史研究机构和高校史学教育教学机构的设立，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三个一级学科的设置，都极大地促进了新时期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创新发展。国家社科基金每年数以百计的史学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等相继启动与实施，对历史学相关领域的研究更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研究领域不断拓宽。无论是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还是考古学、史学理论等研究领域，都产生了大批代表性学术成果。以中国通史为例，就有范文澜、蔡美彪的十卷本《中国通史》、郭沫若曾任主编后由编写组完成的七卷本《中国史稿》、白寿彝总主编的十二卷本《中国通史》、林甘泉等主编的九卷本《中国经济通史》、龚书铎总主编的八卷本《中国社会通史》、张晋藩总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法制通史》、白钢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以及郑师渠总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化通史》，等等。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史、环境史、文化史、区域史、边疆史、妇女史等一大批新兴学科新领域被开拓，为助力改革开放提供了学理支撑和史学支持。以社会史为例，涌现一批通论、断代、区域性的社会史著述，在婚姻家庭、家族宗族研究上取得长足进展，士大夫、商人等社会群体的研究丰富多彩，城市、乡村的研究别开生面，民间信仰的研究精彩纷呈，从而以“血肉”的历史充实了“骨架”的历史，人类历史以富含变化的方式向人们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宏大场景，史学家笔下的社会生活，更丰富、更全面、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最后，新的史学研究方法被引进，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突破。改革开放后，我国历史研究工作者与国际史学界有了更广泛的接触和交流，诸多西方史学理论名著被译介到国内，实证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兰克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西方历史哲学学派纷至沓来，比较史学、精神分析、心理分析、口述史、生态—环境史、历史人类学、计量史学接踵而至，全球史、新文化史、叙述的历史哲学等方兴未艾。这些西方史学流派和研究方法的引入，对开阔中国史学家的眼界，开展更为丰富多彩的史学研究，得出新的历史认识客观上有所帮助。正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中国史学家将中国史学优良传统与西方史学优秀成果相结合，创造性地展开对重大问题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认识。例如，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上，中国考古学界和史学界达成“多元起源，中原核心，一体结构”的共识，改变了过去单一中心论的传统认识，证明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史前基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拓宽了人们的学术视野，丰富、深化了人们对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社会文化等问题的认识；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史问题上，中国史学家已经认识到，质疑“西欧中心论”或者“西方中心论”，是质疑西欧或者西方作为观察世界历史发展的中心的观点，不是否定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某一个时期，西欧或者西方曾经起过重要作用，是质疑这种观点下，无视世界历史的其他地区如广大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各国人民推动历史发展、创造历史契机的主动能力和实践等等。 当然，也要看到，中国史学进步的道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这一时期的中国史学，也存在着“淡化理论”“远离现实”“非意识形态化”等倾向，特别是对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念、史学思潮的盲目推崇和教条化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了当代中国史学的健康发展。在一段时期内，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史学某些学科领域被边缘化，史学研究碎片化、表面化、片面化甚嚣尘上，导致历史虚无主义乘虚而入，对史学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