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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方桌上,摆放着周恩来在1955年4月万隆会议上发言的铅笔手稿,如不是王秋仲提醒,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件临摹复制件。 手稿(复制部分)1300多字,6页,中国国家博物馆文保院的手迹类文物复制性临摹师王秋仲和徒弟吕雪菲,用了近十天的时间复制临摹完成,书写风格、笔画轻重、字间行距,甚至原件书写时的修改之处,复制临摹出的作品与原件丝毫不差。 一张方桌,一摞纸,一盘墨,几支笔……很多手迹类革命文物的复制临摹在这里完成。对于王秋仲来说,这是他的一方天地。 怀敬畏心,让文物“活”起来 王秋仲是1975年到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工作的,一直从事革命文物文献修复复制,今年1月,被中国国家博物馆聘为终身研究馆员。这是王秋仲在国博的第45个年头了,他仍然工作不断,热情不减。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大量革命文物,其中包含著作手稿、信件、日记、电文、题词等等。 “这些手迹类文物,经过岁月的洗礼,有的文物原件的纸张早已泛黄发脆,为避免珍贵文物在长期陈列展示中受到损害,需要对原件进行复制,用复制件替代文物原件展出。”王秋仲说,“文物能够保存至今,十分不易,我们要带着敬畏之心,保护好,传承好,让文物‘活’起来。” 在王秋仲看来,手迹类文物的复制性临摹不论是从技术手法,还是从保护角度来讲,都是文物保护工作的延续,它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文物保护技艺。 “但复制不是复印,不能为了方便省事而凑合。”王秋仲强调。 博物馆中展出的复制件,必须要“真”,才有资格代替原件展出,这既是对文物的尊重,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观众的尊重。 “如何做到‘真’,就是文物复制要依照文物的体量、形制、质地、纹饰、文字、图案等历史信息,基本采取原技艺方法和工作流程,制作与文物相同制品。”王秋仲解释道,如原件是已经泛黄的纸,复制的用纸就需要先染色,然后再书写。如廖运周书丝绸彩旗的复制临摹,就要用丝绸。复制不是复印,有的博物馆直接用原件的复印件代替原件展出,复印件的质地、笔迹等都与原件有明显的差异。 另外,为弥补馆藏文物的不足,回馈文物捐赠单位或个人,进行馆际交流、扩大受众群体等,也需要文物的临摹复制件。 从毛笔手迹、钢笔手迹、铅笔手迹的临摹,到印刷类模糊件的描样以及手绘图案的复制临摹,从材料处理、辅助措施到摹写方法、修整方法……王秋仲用精湛的技艺,45年里复制性临摹了3000多种,5000多件作品。包括“中国革命史”“近代中国”“世纪伟人邓小平”“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等陈列展览部分文物文献的复制,为毛主席纪念堂、朱德纪念馆、刘少奇纪念馆、邓小平故居纪念馆、香港历史博物馆、中国航空博物馆等文博单位复制相关文物文献。 用匠心,传承革命精神 “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这是朱德在炮火纷飞的抗日战场上写下的一首脍炙人口的五言绝句《寄语蜀中父老》。王秋仲的临摹复制件真实再现了原件,笔法形神俱似。 面对不同的作品,如何对书写风格进行准确把握,并采用与之对应的笔法去完成,在复制中临摹无疑是最难的。 王秋仲认为,要完美地完成复制临摹,笔功是第一。要通过不断学习和临摹古人作品,完善对历代书风的全面把握和提高自身的全面修养,这样才能达到“形神兼备”。 王秋仲工作后,便开始学习书法临摹,并向陈大章、范曾、周士琦等前辈请教学习。多年的坚持不懈打下了厚实的书法功底,在临摹复制工作中对各种字体书写的用笔方法能迅速地参悟领会、灵活运用。 慢工出细活,匠心出精品。 朱德《寄蜀中父老》五言诗条幅原件、复制件对比图 要达到“形似”,需“从字看人”,透过笔法、笔势、笔意、墨法上的个性化特点,以及字体、流派、风格上的诸多讲究,对原迹书写者的传统书法修养形成初步印象和初步的适应。王秋仲详细地讲解道,朱德元帅的书法早年以柳公权书体为基,自20世纪60 年代起兼具黄庭坚书体特征,《寄语蜀中父老》字数虽然不多,但字字中宫紧结,四围开张,平正力满,笔墨苍涩;尤以浓黑的干笔锋为节奏,来平衡阔宕与飞扬的笔势仪态,使整个字面透露出一种从容稳健、郁勃奋进的精神气息。 再“从人看字”,要通过查阅相关资料,了解书写者书写时的处境和心境,才能在摹写中形成对应的可加以掌控的摹字技法或技巧。 “初观《寄语蜀中父老》,全篇37个字有17个字的笔画明显加长,这种处理使我在第一感觉上即同兰的意态联系起来:朱德或是在以字为兰,用兰的意蕴追溯以往的战斗生活,用兰的境界告慰家乡父老。”王秋仲说,“从这一角度看,这幅字是朱德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居敬律己的道德境界的真实写照。当我带着这样的理解和敬意去临摹时,很自然地就把认知感受同操作的轻重、快慢、虚实等,结合在一种表现意识上唯恐不及的驱动中,这样摹出的效果自然是最好的。情感因素与手上的功夫结合,是最好的技巧运用形式,往往可使墨像上的繁简险夷得到更准确的表现,做到形神兼备。” “在主动临摹的过程中,有一个笔画没有写好,就要重新写。完成一幅成功的复制件,少则需要几天的时间,多则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在一些人看来,临摹复制是冷寂枯燥的。王秋仲觉得是乐趣无限的。“从字看人”“从人看字”,不同的时空切换中,让王秋仲有机会看到了不同的人生。 “我是读着革命的回忆录长大的,后来参军,20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通过对革命文物临摹复制,逐渐加深了对党的认识。每次对革命文物的临摹都更深地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而串起来的故事,勾勒出了新中国成立不平凡的历程。” 王秋仲说,因纸质文物原件展出受限,临摹复制件是讲述革命故事,传播革命精神的不可或缺的载体。“我从来没有低估临摹复制工作的意义。” 守初心,择一事终一生 让王秋仲欣慰的是,2014年退休后,接受中国国家博物馆返聘,收吕雪菲为徒,传承手迹类文物复制性临摹技术。 吕雪菲是一位80后女孩,8年前从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专业硕士毕业后,进入中国国家博物馆文保院工作。她的生活对很多离开手机活不了的年轻人来说很难想象,隔绝浮世喧嚣,安静地从事毛笔、硬笔等手迹类文物的复制临摹。在方桌上,她心无旁骛地工作着,笔的软硬、纸的薄厚、墨的浓淡,笔势关系、笔力虚实等尽在她的把握之中。 在王秋仲眼里,吕雪菲是可遇不可求的好徒弟,她具备一名优秀的手迹类文物复制性临摹师的所有特质。“她从小研习书法,笔功扎实,勤奋好学,细致耐心,求真务实,更重要的是她特别喜欢这份工作。” 作为手迹类文物复制性临摹技术传承的“独苗”,王秋仲希望吕雪菲能够尽快地成长起来。 吕雪菲也从来没让师傅失望过,勤学苦练,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探索,复制临摹的作品已经达到王秋仲“免检”的标准了。 孙中山《博爱》原件、复制件对比图 至今,吕雪菲共临摹手迹类文物100余种,130多件,200余页,共计8万余字,包括毛泽东信札(墨迹)、孙中山博爱横幅(墨迹)、邓颖超书信(钢笔)、朱德四尺条幅(墨迹)、胡适科学概论讲义(钢笔)、陈独秀行书对联(墨迹)、鲁迅手稿(墨迹)、烈士王器民遗书(墨迹)等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手迹类文物。 时间从指间流走,精神在笔下留传。 “‘为求主义实现而奋斗,为谋民众利益而牺牲’,‘革命分子如无肯牺牲,革命是没有成功的日子。我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而牺牲,我的目的达到了。’这是王器民烈士《狱中给妻子的信》,这是一封遗书。在反复的临摹中,我深刻理解了王器民的处境和心情,他坚守革命信仰和革命理想,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无私奉献,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对妻子的交代和诀别,让人泪目。” 吕雪菲满怀感触地说,遗书的复制件通过展出,能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感受到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我们的临摹复制工作就更有意义。 文物临摹复制后,复制品与原件会一并交还,不同的是复制件背面会盖上“复制”字样的章,以区分原件,复制过程中的残次品也会销毁,不能留存。 复制品在博物馆、纪念馆、档案馆等单位或展出或存档,却很少有人知道复制师的名字;复制师把时间、精力、笔法都投入到了临摹复制技艺中,却很难成为自成一派的书法家。 “复制不是创作,复制品里看不到自己,是因为早已把自己融入了其中。” 王秋仲说,虽然有时感觉自己两手空空,但45年来从来没想过要放弃或改行。择一事,终一生。“看不见手艺,但能看得见传承,这是奉献,也是收获。” “希望我以后也能带徒弟,坚守初心,传承手艺,传承精神。”展望未来,吕雪菲笑着说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