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镜作为使用时间最长的铜器之一,从齐家文化到清代的发展演变序列有基本清晰的脉络。在安徽省馆藏文物鉴定工作中,笔者曾发现有几枚铜镜虽然时代较为明确,但从避讳、区域地理沿革的角度仍可以详加考究,有助于对铜镜更进一步的精确断代,有利于更深入的学习研究,选取两枚撰文如下。 建元元年铭八卦葵形镜 建元元年铭八卦葵形镜(图1)是安徽望江县文物管理所在文物普查中征集到的,通过调查得知其较为确切的出土地点在该县团山乡同心村,由群众从地下挖掘而出。只是在具体出土年份上历次发表有1983年、1976年两种不同的说法。 (图1) 该镜为八瓣葵形八卦铭文镜,有篆书铭文三圈。镜圆钮,纽外一圈八卦图案,其外三圈篆书铭文:内圈“建元元年五月五日广陵泰守河南侯造”,中圈“花开鹤舞,月满鸿骞,龙门动色,人玉与言”,以弦纹为界,外圈铭文为“洗持以照,华容散影,时开凤盘,花不藉龙,扬光出淮”。直径21.5厘米。断裂成五块,黑漆古带绿锈。 从该镜铜质、形制及铭文风格看应为唐代时期的铜镜。八卦纹饰的铜镜流行于中晚唐时期,带圈带铭文装饰风格的唐镜于盛唐时期已消失,唐德宗以后至晚唐、五代时期才又多了起来。馆藏单位在一开始发表时即定为唐镜,认为年款是寄托款,后来仅按照镜铭中出现的建元年号将其定为南朝齐高帝建元元年公元479年。该镜形制、铭文、铜质与南北朝时铜镜差别较大,张清文《望江县藏八卦铭文镜时代重考》一文中已有详细论述,该文运用史学方法,通过避讳与史料考证该镜内圈铭文“广陵泰守”当为“广陵太守”,“泰”字当为“太”的避讳字。南唐第二任皇帝李璟皇后钟氏,其父名太章,因此南唐避偏讳“太”字。“建元元年”则反映了北周与南唐淮南交兵的事实。公元958年南唐一年中用了三个年号,正月改元中兴、三月又改元交泰,同时南唐在对北周的作战中失利,包括广陵在内的淮南各州县均被割让给北周。五月李璟下令去帝号,称国主,去交泰年号而改奉北周显德年号。据此,张清文指出该镜铸造时间应为南唐交泰元年(公元958年)五月端午,因年号更迭,采用了“建元”这个普适的年号,这是南唐北周短兵相接,混乱史实的反映,体现了扬州端午铸镜的风俗在五代的延续。概括而言就是因这一年南唐兵败于北周,江北土地尽割让给北周,广陵所属地区产生年号的变更,因此铸镜者用普适的年号建元。 这一论述跳出类型学的思路,从更为宏观且有据可循的历史事实入手,是非常接近事实的一条途径。这段特殊历史时期能解释建元元年,只是尚有矛盾之处。其一,李璟皇后钟氏,父之名太章,在不同的史书中记载不同。据《历代避讳字汇典》辑录,《新五代史·南唐世家》《宋史·世家一》《十国春秋》卷一〇本传并作“泰章”,马令、陆游《南唐书》中则作“太章”,此处的泰守是否避偏讳抑或通假仍然值得研究。其二这段历史时期并不存在“广陵太守”。据《广陵区志》,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分江都县地置江阳县,现广陵属扬州治下江都、江阳两县。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扬州为广陵郡。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改广陵郡为扬州。昭宗天复二年(公元902年),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在扬州受封吴王,改扬州为江都府。至此,现广陵区都分属于江都、江阳两县。南唐昇元元年(公元937年)以扬州为东都,改江都府为扬州,改江阳县为广陵县。后周改江都府仍为扬州。太守应为郡或州一级的长官,县级区划的长官不应称为太守。隋唐时期是去除南北朝时混乱的行政区划三级制的时期,故州郡迭较为频繁,太守为郡守的尊称。隋改郡为州,州的长官为刺史,隋炀帝改州为郡。唐初设州,玄宗时复州为郡,复刺史为太守。肃宗再复唐初旧制。当然,一直到宋代,刺史都可以称太守,但是综合广陵郡与太守的历史可以看出,这枚广陵太守的镜子不可能在五代时期,因为这段时期并没有置广陵太守一职,广陵为县。设置广陵郡,具有广陵太守的应在肃宗乾元元年(758年)之前。当然广陵改为扬州前后,广陵太守仍旧可以自称。终此一人之世,后面的应该不会再这样称呼了。镜子的形制、艺术风格与盛唐时期天宝年间的镜子也不相符合,这枚铜镜铸造应在唐玄宗之后,可至唐肃宗乾元元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那么该镜较为确切的铸造时间当在唐肃宗至唐德宗之间。“建元元年”可以认为是这其中某一改元时期的代称,具体是哪一年并不好确定。 葵形湖州铭镜 葵形湖州铭镜(图2)安徽博物院所藏湖州镜一枚,八瓣葵形,平顶小圆钮,长方边框内两行楷书:“湖州仪凤桥石家,真正一色青铜镜。” (图2) 避讳在我国是一项源远流长的习俗,它从周代开始,至宋代时已相当完善,被正式写入法令,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民间避讳之风盛行,出现了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现象。 宋太祖赵匡胤,祖追尊翼祖简恭皇帝名敬。据《历代避讳字汇典》151页录:“宋时避嫌名‘镜’。(1)以‘鉴’代‘镜’。〈品物〉《梦溪笔谈》卷一九云‘古人铸鉴,鉴大则平,鉴小则凸’……又‘古鉴’‘透光鉴’等,‘鉴’并镜之避讳改用字。(2)以‘照’代‘镜’。录县名、书名改‘镜’为‘照’。”虽未录品名,但宋代铜镜自称为照子是共识的。 安徽博物院馆藏的这件铜镜与此避讳相悖,这在宋代铜镜中是非常少见的,四川井研县金井坪南宋中期墓葬所出亚字形镜,镜铭为“湖州仪凤桥真正石家青铜镜”同此例。 湖州镜在宋代非常流行,湖州石家是有名的铸镜作坊,其生产过程应该很成熟,不会出现避讳这样低级的错误,并且全国如此大量的石家镜,这种情形并不多见,应是在某段时期避嫌名并不严格避讳所致。 对于祖先之庙讳,宋朝经历了“祧庙”不讳与避讳两个阶段。天子按礼有七庙,其中供奉太祖、太宗等祖先神位,除了太祖、太宗之神位不迁外,其余先帝按时间顺序年代较远的祖先神位可以迁出庙中,另行供奉。被迁出神庙的祖先,其名讳可以不需要再回避。哲宗初年翼祖皇帝赵敬的神位迁出,其名不再回避,即不列入官讳之列,徽宗崇宁四年又将翼祖神位迁回。高宗绍兴三十二年,再次“祧迁”,规定从此其名“依礼不讳”。光宗时规定“犯祧庙正讳者,并合改易。”避嫌名改镜为照也应受这些规定的约束,宽松时不会严格避讳,大量流通的镜子上才会出现,严格时肯定不会使用。但南宋高宗时期不讳敬,光宗时犯正讳并合改易。故镜子的避嫌名在整个南宋时期并不是严格要求的。洛阳手表厂出土六瓣葵形镜,镜铭为“湖州仪凤桥石家真正一色青铜铸”与该镜在形制和铭文内容上非常接近,其墓葬为南宋墓。四川井研县金井坪所出亚字形镜,镜铭为“湖州仪凤桥真正石家青铜镜”,墓葬为南宋中期墓葬,可证。安徽博物院另有残破缺失的执镜一枚,铭文区域尚完好无损,其长方框内双行铭文内容为:“湖州石念二叔 男念七郎镜”(图3),当与前述葵形镜情形相类,为“敬”字避讳宽松时期的南宋时期的执镜。 (图3) 整个南宋时期仍然显见镜为照,直接称呼为镜的毕竟占少数。这应当是民间自觉避讳,并且已经约定俗成的名称。如果出现镜字,在这种宽松的情形下也不会太追究,出于便宜从事的角度与心理。 罗振玉评价铜镜“刻画之精巧,文字之瑰奇,辞旨之温雅,一器而三善备焉,莫镜若也”,这从鉴赏层面,针对铜镜的造型铸造艺术,书法、文学艺术做出的精当之评价,而以小窥大,更是铜镜研究的魅力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