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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地图学史》翻译工程”顺利完成，推动中国地图学史研究走向国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和云南大学主办，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承办的地图学史前沿论坛暨“《地图学史》翻译工程”国际研讨会于8月23—27日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 本次会议主要涉及三个主题：古代地图和地图学史的研究；地图与文化交流以及地图、历史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古代地图以及地图学史研究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孙靖国对明代边防、海防图绘制技术的传统以及绘制者群体进行了梳理，认为明代围绕专门的机构、群体和个人，产生了若干地图绘制的“小传统”，往往在其部门内运行并传承，并在某些感兴趣的人之间流传。多伦多大学的冯令晏探讨了中国古代不同知识框架对唐代黄河源头文献记载的影响，以及这些知识框架和文献在现存宋代地图上的反映。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李鹏通过考察晚清地图出版业兴起的历史过程，分析地图编辑、出版发行与经营流通的特点，认为在社会维新、救亡图存的背景下，伴随西方新式印刷技术的传播，以武昌、上海等地为中心，各类地图出版机构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地图出版业初步形成；同时，地图市场的主体也从官方向民间转换，由西方印刷技术、专业出版机构催生的新式地图出版物，推动了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的转型，深深嵌入社会文化变迁脉络之中。 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研究者，普遍开始将地图作为史料来运用，从对地图本身的分析入手，试图对地图绘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及历史现象进行分析。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安杰洛·卡塔内奥（Angelo Cattaneo）提出，对文本、形式、图像和故事进行重新解读和加工，是人类接受、创造并赋予世界以意义的基本机制，由此才能打破并跨越文化、语言、地理和时间的界限，超越媒介，从而改造、丢弃旧符号，创造新符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李孝聪介绍了历代与长城有关的地图，展现了各种文化、传统和目的对绘制长城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D. 马克斯·穆尔曼（D. Max Moerman）从分析日本现存最早的一幅14世纪的世界地图入手，认为该地图完全是基于《大唐西域记》绘制而成的，记录着玄奘前往中亚和天竺的路线。不过，从18世纪起，受中国和欧洲世界观的影响，这幅世界地图不断被改绘。他据此就日本人对佛教及其地位的理解，分析了玄奘朝圣之行及相关记录的历史意义。俄亥俄州立大学卡尔·惠廷顿（Karl Whittington）通过人体地图讨论了中世纪以来欧洲文化中人体与大地之间的类比关系，并从哲学层面对其形成过程进行了探讨。现代人通常主要将地图作为一种“科学”用途的“科学”产品，但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本杰明·施密特（Benjamin Schmidt）认为，地图绘制不仅是数学实践，而且是审美实践，大量地图展示着空间的戏剧化、舞台化和装饰性，地图绘制是地理科学和装饰艺术的融合。 学术反思是学术发展的动力。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王献华、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成一农均认为，长期以来国内外古代地图的研究重点基本在于对地图和相关资料的整理、对地图本身发展脉络的梳理，不仅研究视角相对单一，而且以今释古的倾向非常明显，如用“科学”来解释古代地图。古地图研究的首要目的并不是为一般的“地图学”或者“地图学史”服务，而是必须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个方面，服务于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将它们放回原本的历史语境。这也是实现古地图史料价值的正确方式。 与会者还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地图学史》翻译工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探讨了今后在地图研究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可能性。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地图学史》是当前国际地图学史领域篇幅最为宏大的权威著作。学者们认为，该著作的翻译有助于促进国内学界对于世界地图学史、文化史、艺术史、文学史等领域的了解。 本次会议为推动中国地图学史研究走向国际化迈出了坚实一步。通过会议，中国学者更为深入地了解了国际地图学史研究的前沿和热点，中国学者的地图学史研究也给国外学者留下深刻印象。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