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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一方面日本当局对思想言论的控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反战的左翼作家自不待言，连奉行自由主义的作家，因其作品内容背离当局国策，也在被警告和禁发之列；另一方面由日本内阁情报部组织作家，开展了一系列配合日本军部全面侵华政策的创作活动。一时间称颂战争、鼓吹国家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报告文学充斥书刊报纸，“国策”驱使之下的“国策文学”成了侵华战争时期最主要的文学形态，拿笔杆当枪杆的“笔杆部队”应运而生，成为侵略战争的代言人和吹鼓手。 关 键 词：侵华战争 “笔杆部队” “国策文学” Japanese Aggression on China “Spin Doctors Force” “National Policy Literature” 一、“卢沟桥事变”前的思想言论控制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其后建立了伪满洲国，扶植傀儡政权。由于国际社会对伪满政府的合法性不予承认，1933年日本宣布退出国联，俨然变成了世界孤儿，在军国主义道路上一意孤行，且愈行愈远。1936年2月26日发生了由日本军队内部的派系斗争引起的“二·二六”事件。1936年2月26日，在日本陆军中深受北一辉①法西斯思想影响的皇道派青年军官纠集大约一千五百名官兵发动政变，高呼“昭和维新”“尊皇讨奸”等口号占领首相官邸，杀死了内府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以及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人，并向陆军大臣提出了“兵谏”，要求成立“军管政府”，实行表面由天皇亲政、实则由军部掌控的独裁专制。这场军事政变在三天后以失败告终。虽然兵谏未遂，但是导致当时的冈田内阁集体辞职。冈田内阁是退役海军大将冈田启介组阁的内阁政府，一贯被军部和右翼势力诟病为以官僚和政党为核心的弱势内阁。但即便是如此“弱势内阁”也曾经在军部的压力之下，做出了一系列穷兵黩武的决策。1934年，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英、美、法、日、意五个战胜国缔结的《伦敦海军条约》，1935年同意日军入侵中国华北。“二·二六”事件后重组的新内阁的总理广田弘毅曾任冈田内阁的外交大臣，其主政的新内阁很快向军部妥协，接受了军部的扩充军备、安插军部要员入主内阁等要求，把日本定位为“广义的国防国家”，将“准战时体制”作为制定国策的标准，并于1936年5月29日公布了《思想犯保护观察法》，11月20日开始实施，将所谓的“思想犯”置于公权力的监视之下。根据这个法案，日本全国共设置了22个思想保护观察所。在《保护观察所指南》上，关于设置观察所的目的，有如下文字解释： 该所为使违反治安维持法者(受到缓期起诉之处分或者被宣判缓期执行以及刑满或假释者)不再犯罪，在观察其思想及行为的同时，以多种措施辅导其今后能顺利适应社会生活，培养其优秀品质，使其将来于社会有益。② 如此，国家公权力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达到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地步，日本正式开启了军国主义国家体制的建设之路。新内阁成为军部和右翼联手的军部内阁，日本在这个以法西斯军阀为核心的新内阁的带领下，加紧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 二、笔杆部队的诞生 1937年7月7日，日军蓄意制造卢沟桥事变，借机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当局对思想言论的控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反战的左翼作家自不待言，连奉行自由主义的作家，因其作品内容背离当局国策，也在被警告和禁发之列。日本内阁情报部组织作家奔赴各个战场，开展了一系列迎合日本军部全面侵华政策的创作活动。一时间称颂战争、鼓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报告文学充斥纸面，“国策”驱使之下的“国策文学”成了侵华战争时期最主要的文学形态，拿笔杆当枪杆的“笔杆部队”应运而生。 “笔杆部队”的诞生始于卢沟桥事变的转年。其实早在七七事变初始，日本各大报社以及知名杂志社和出版社就受日本政府之托，为了将海外战场的“大东亚圣战”的战况第一时间在国内报道，已经把作家作为特派员派遣到各个战场。1937年7月13日，时任首相近卫文麿召集《中央公论》《改造》《日本评论》和《文艺春秋》等知名刊物的代表，提出了希望各杂志社支持国策的要求。 率先派作家出征的报纸是《东京日日新闻》，8月3日即在报纸上宣布“本报特派员—大众文坛巨匠吉川英治昨夕乘机抵达天津”。吉川8月5日即发回了题为《在天津》的报道。杂志方面首当其冲的是《主妇之友》。该杂志派遣了女作家吉屋信子作为“主妇之友皇军慰问特派员”，在8月25日飞抵天津，9月回国后再次奔赴上海。《主妇之友》先后在10月号和11月号上，连续两期刊载了她的《走过华北的战灾现场》和《战火中上海的决死之行》。随后，《中央公论》派遣了尾崎士郎、石川达三、林房雄和金子光晴，《文艺春秋》派遣了岸田国士、小林秀雄和佐藤春夫。林芙美子(《妇人之友》)、榊山润(《日本评论》)、三好达治、立野信之(《改造》)等作家也都是曾经的各大刊物特派员。 文坛整体对当局的惟命是从，其背后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原因。其中，战争伊始媒体间对“独家新闻”“头条新闻”的争夺战，是助推文学与这场战争苟合的催化剂。本来，以报纸为例，从大正到昭和初期，受大正时期民主主义思潮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军缩趋势的影响，新闻媒体的态势是与当局相对立的，秉承客观姿态，对军部一直持批判态度。然而，“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后，媒体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为了抢发头条或所谓独家报道，开始与军部协作。军部坐视这种变化并巧妙加以利用，乐于为新闻媒体的采访提供便利，递出了怀柔的橄榄枝。军部与媒体由对立到合作，直至最终成为支配与从属的关系。作家石川达三曾经这样回顾战争期间的媒体： 报社在这期间(战争期间)丑态尽显。作为大资本企业，日本的各大报社把正确报道事实的义务、正当批判的责任连同言论自由的原则，全都抛在一边，对政府军队有求必应，完全成了丑陋的走狗。 报社为了想方设法存活，在国民面前放弃了本应严守的使命，表现得像娼妇一样毫无节操。报社被军部的发言人紧紧攥在双手中，听命于军部，任其肆意刊载军部的宣传报道。 如果有记者拒绝这种充满虚饰的报道，很快就会被要求调离岗位，更有甚者，会被一纸征兵令分配到外地部队。大报社的干部们对军部的这种蛮横霸道违心地言听计从，如此一来报纸便一直充斥着军部那些浅薄的自我宣传式的战争消息。③ 在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高压下，石川达三本人遭遇了“笔祸事件”。石川是第一届芥川奖得主，1938年年初，他作为《中央公论》杂志社的特派员赴南京采访，创作了小说《活着的士兵》，暴露了侵华日军的暴虐行径。虽然在这部极具报告文学特征的作品的后记中，作者强调这只是一部小说，并在发表时做了大量的删节，但仍然被当局以违反新闻法、诽谤皇军、扰乱军心为由，在《中央公论》上刊载的当天即遭到禁发，石川本人和相关编辑以及发行人也因这篇作品获罪，石川被判监禁四个月、缓刑三年。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相继侵占了华北、攻陷了南京，并意图逼近武汉，全面展开侵华战争。日本军部企图通过武汉会战占领整个大陆，因此在作战前便开始了从兵力增设到舆论造势的自上而下的准备。不仅投入的兵力多达30万人，内阁还为了配合宣传，于1938年4月颁布《国家总动员法》，日本内阁情报部开始大规模组织派遣作家奔赴战地。其潜在目的是上述石川达三的“笔祸事件”后，内阁想完全控制言论，亲自培植御用文人。显在目的则是为配合战争宣传、鼓舞士气。 作家火野苇平的成功让军部看到了战地作品的影响力。火野1937年入伍，参加了徐州会战，并将这一段从军经历结集为《麦子与士兵》(1938)。该书采用日记体，记述日军士兵在无边无际的麦田里行军作战的生活全貌，通篇充满了对侵略军的敬意和怜惜之情。与其他作家站在旁观者立场不同，作者对作为这场侵略战争主体的暴虐的军人们的兽性熟视无睹，却信口雌黄他们身上所谓的人性；强调战争的残酷性，却避开这场战争的侵略性。《麦子与士兵》迎合了当时一般日本国民的心理，即急于了解为这场“圣战”出生入死的“皇军”在前线的生活。这部作品使火野成了民众拥戴的“民族英雄”、举国上下爱戴的宠儿。该作品还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同年，作者又以惊人之速度创作了《土与士兵》《花与士兵》，构成了“士兵三部曲”，成为总发行量超过三百万册的畅销书。火野也作为流行作家而风光一时。他的归国都成为当时的一大新闻。演讲、座谈、约稿，火野俨然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家，众人皆为之癫狂。 《麦子与士兵》的成功带来了所谓“战地小说”的热潮。“战地文学”巨大的影响力让当局看到了文人的可利用价值。1938年8月23日，内阁通过当时在文坛最具话语权的文艺家协会会长菊池宽召集作家召开“恳谈会”，动员作家参加武汉会战，并将随军见闻创作出来刊登在报刊杂志上。菊池宽、久米正雄、吉川英治、白井乔二、横光利一、片冈铁兵、尾崎士郎、佐藤春夫、小岛政二郎、吉屋信子、北村小松、丹羽文雄等12名作家参加了会议。第二天，各大报纸就刊登了内阁情报部将向武汉战场派遣作家的报道： 圣战已迎来一周年。当下，全日本的关注点都集中在武汉总攻上。文坛作家对引导后方国民思想起着重大作用，内阁情报部计划组织一流作家抓住这个把握时局的机会，随军参加武汉总攻。23日情报部组织知名文人从下午3点开始，在历时两个小时的座谈后，决定展开前所未有的文人战线总动员。④ 这次座谈会后，选定了吉川英治、岸田国士、滝井孝作、深田久弥、北村小松、杉山平助、林芙美子、久米正雄、白井乔二、浅野晃、小岛政二郎、佐藤惣之助、尾崎士郎、浜本浩、佐藤春夫、菊池宽、川口松太郎、丹羽文雄、吉屋信子、片冈铁兵、中谷孝雄、富泽有为男等22名作家作为干事组成“笔杆部队”。 在菊池宽的召集之下，作家们趋之若鹜，唯恐被淘汰出局。因为他们认为，一旦入选，“似乎就已经看到了一个作家的辉煌的未来一般”⑤，不幸被淘汰出局的广津和郎甚至发出这样的悲叹： 当被问到是否希望随军赴汉口战场时，我如身处梦境般地满心喜悦。因为这是意外的幸运。 然而看到选拔的结果，自己的名字不在其中，原来是一场空欢喜。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 不知是以怎样的标准选拔的，但当申请者众多而名额有限时，出现非幸运儿也是迫于无奈吧。今后每当读到来自汉口战场的报道，都会扼腕遗憾。 虽然有些窝囊，但我只能说些不服输的话。当选的令人羡慕的幸运的诸位同仁，好好干。⑥ 一时间文坛内外盛传文豪们各自庇护麾下同门，安插亲信加入“笔杆部队”。可见“笔杆部队”成了作家们赖以提高在文坛地位和知名度的光环。诗人北原白秋甚至对“笔杆部队”中只征用了一名诗人而感到愤慨： 诗歌本是文学的精髓，诗人应该成为新时代的先驱。特别是记纪万叶歌谣时代以来就立足于传统精神的日本诗歌领域，仅一人能够加入到这个伟大的壮举中，这是国民总动员之当下的严重问题。新诗、和歌、俳句整个诗歌领域应该派遣10人左右到第一线。⑦ 自1938年“笔杆部队”结成后，仅在当年12月份出版的各大杂志上刊登出来的来自中国战场的战地报告或从军记录就有33篇之多。当然此前以及其后，类似作品的问世也从未间断。虽然并非所有作品都出自“笔杆部队”作家之手， 然而“笔杆部队”作为这些战地文学的主力，其“高产”仍然令人瞩目。仅以作家尾崎士郎为例，《中央公论》《日本评论》《日出》《雄辩》等4个杂志仅在12月号这一期上，就分别刊登了他的《扬子江的秋天》《战影日记》《站在第一线》《遥远的战云》等4篇作品。紧接着尾崎在1月号的《文艺》、2月号的《中央公论》上又相继发表了《战场备忘录》《战影日记》。而在距此一年前，1937年发行的《中央公论》的10月号上，尾崎就率先发表了中日全面开战后的首篇战地报告文学《悲风千里》，在11月号的《妇人公论》上发表了《败兵的母亲》。1939年3月又将武汉会战的从军记录结集为《文学部队》，由新潮社出版。其中收录了《废墟与炮烟》《站在第一线》《战场杂感》《野战护士》《战场笔记》等作品。 三、文坛大家的指挥棒 被诟病一手操控笔杆部队人选的菊池宽在日本文坛，与其小说家和剧作家的身份相比，他的商业头脑和经营组织才干更为彰显。他于1920年和1921年相继创办了剧作家协会和小说家协会。1923年自费创刊杂志《文艺春秋》，取得巨大的成功，开始逐步迈入实业家行列。他还积极进行确立创作者的著作权、提高作家稿酬等保障作家权益的一系列活动，在文坛上树立了极高的威望。1926年他将日本剧作家协会和小说家协会合并，设立了日本文艺家协会，成为第一任会长。1935年，为纪念旧友芥川龙之介和直木三十五，同时设立了延续至今的极具权威性的文坛大奖——芥川奖和直木奖。在日本，菊池宽素来被称为“昭和文坛的泰斗”“昭和现代主义的引领人”。这与他对文坛的上述贡献密不可分。早在战前，菊池就表现出对政治的浓厚兴趣。1928年参加第十六届众议院议员竞选，在东京虽然受社会民众党推举成为候选人，但参选失败。1937年，终于如愿以偿当选东京市会议员。侵华战争开始后，菊池更是以极大热情参与其中，与军部唱和相应，亦步亦趋。俨然成为当局手中的指挥棒。 在文坛指挥棒的指挥下，作家们陆续加入“笔杆部队”，成了侵略战争的代言人。当时的“笔杆部队”还按兵种分为了陆军班、海军班等，《战线》(林芙美子)、《海战》(丹羽文雄)、《海军》(岩田丰雄即狮子文六))等大量讴歌大东亚战争、颂扬侵华士兵的昧心之作都出自“笔杆部队”之手。菊池宽本人也“临危受命”，亲自披挂上阵。1939年，按照军部的指示，菊池宽为“国民英雄”西住小次郎树碑立传，开始创作《昭和的军神西住坦克队长传》。西住小次郎1934年6月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九·一八”事变时，作为陆军步兵少尉从军，后转入坦克部队任陆军中尉。淞沪战役时当上坦克部队第五大队第二中队的坦克小队长，总计参加战斗34次，参加过淞沪战役、攻陷南京战，多次负重伤，最终死于1938年的徐州会战(在下坦克侦查时被流弹打中)，死后被追认为陆军步兵大尉。一个24岁正值韶华、被军国主义蒙昧的年轻生命在侵略战场上阵亡，死前仍叨念“天皇陛下万岁”，可悲可叹。 1938年11月，西住的上司陆军坦克部队大佐细见惟雄在千叶陆军坦克学校的演讲中对其称赞有加，媒体也随之喧嚣，西住随即被奉为军神。次年3月，陆军报道部称西住为“完美的典型军人”“惊天地泣鬼神的铁牛队长”，加以大肆表彰，授其四等功金鹰勋章和五等旭日勋章。西住是自日俄战争以来，第一个被军部正式封为“军神”的军人，由此成为家喻户晓的国民英雄。当时，以西住小次郎为主题的文学充斥纸面，部分是面向国民学校的学生以及儿童。例如，据统计，小说家富田常雄的《军神西住坦克队长》在文部省推荐的39本儿童读物中，按读者数量排序，位列第二。与一般儿童读物《桃太郎》《金太郎》同样受到孩童的喜爱。而以成人读者为对象的则当属菊池宽创作的《昭和的军神西住坦克队长传》最具影响力，也同样作为文部省的推荐读物，在《东京日日新闻》和《大阪每日新闻》上的连载获取了极大的阅读量，单行本发行后即刻成为畅销书。甚至在转年还被松竹电影公司搬上了银幕，由三四十年代的当红小生上原谦饰演西住小次郎，主题歌《西住坦克队长之歌》也由诗人北原白秋作词。如此过硬的制作班底，让这部电影先声夺人，轰动一时。为实地拍摄，影片的外景地选在中国。片中军歌嘹亮，整部电影充满了煽动的氛围。无论是在菊池宽的《昭和的军神西住坦克队长传》里，还是在后来的电影中，西住都被塑造成一名为天皇效命的忠勇无二的神一般的英雄。⑧ 菊池宽的《昭和的军神西住坦克队长传》从1939年3月7日开始在《东京日日新闻》和《大阪每日新闻》上连载，共计127回，9月发行了单行本。该书扉页上的西住照片是以西住本人的亲书笔迹为背景的，“……驱逐抗日……去彰显大和男子的气概吧……”⑨为了创作，菊池亲往中国进行实地调查采访。作品中记录了他对西住在部队中的故旧和生活中的旧识的访谈，还摘录了西住本人的手记以及来往信件。为使作品读来逼真，对前线战斗场面的描写，菊池也竭尽其想象之所能。 约五十名敌军跳出战壕，向坦克迎面突击而来。西住大尉(实为死后追认，其时为中尉)一声令下“踏平敌军”，率先全速突入敌军阵营当中。此时的西住坦克着实如号令所示一举将敌军践踏在了坦克轮下。敌军有的被碾压在履带下，有的被击倒，即刻乱了方寸，溃不成军，落荒而逃。⑩ 在鼓舞侵略军士气，煽动国民拥护军国主义国策上，《昭和的军神西住坦克队长传》没有辜负军部的期许。对这样一部谄媚之作，评论家小林秀雄在1939年8月发表在《文艺春秋》上的题为《疑惑》的文章中，做出了如下评价： 我最近喜欢读菊池宽先生的《昭和的军神西住坦克队长传》。这是一部纯粹而真实的佳作。我问了身边的友人，竟然无人阅读过。大概知识阶层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读过吧。这是不难理解的。大概西住坦克队长的思想之传统令知识阶层无法接受吧，这是何等薄弱的精神啊。……传统依然健在，并且已经乘上了坦克这种集新科学之精粹于一体的兵器。(11) 评论家和小说家已然沆瀣一气，唱和自如，配合得天衣无缝。 1940年，在菊池宽的提案下，由菊池领导的文艺家协会发起“文艺大后方运动”，即文学者组织起来到全国各地进行巡回演讲，在“国家处于非常时期，文学工作者应该参与到国民精神总动员中来”的国策指引下，配合军部宣讲战争，为教化国民支持战争而鞍前马后。据剧作家岸田国士的文章记载，作家演讲团于1940年5月7日到13日，在东海道近畿地区的八大城市举办宣讲大会，并计划将此运动推广到全国各地。演讲团成员包括岸田国士、久米正雄、横光利一、中野实、林芙美子、吉川英治、小林秀雄、川端康成、阿部知二、石川达三、大佛次郎以及菊池宽。“在国难当头之际，唤起民众应有的觉悟”是演讲团的任务之所在。所到之处无不“盛况空前”。同时，演讲团还一路慰问在陆海军医院中疗养的伤兵。 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1942年6月，在网罗整个文坛的“日本文学报国会”成立后，“文艺大后方运动”被并入全国性的文学报国运动。 菊池宽为悼念战死海外的日本海军，1942年10月8日就在报纸上发表了题为“四勇士尽忠赞——此谓武士道之大义”的文章。(12)文章发表的时空背景是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1942年5月31日至6月1日，日本海军3艘特殊潜航艇袭击了澳大利亚的悉尼湾，4名战死的潜航艇士兵的遗骸即将被送还日本本土，在横滨入港。菊池宽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即刻写下了以上文章，在肯定德国纳粹精神之崇高的同时，认为“日本精神”更胜前者一筹，甚至还搬出希特勒对日本精神的褒扬。 德国的完胜缘于其背后的三个理由。第一，作为一个国防国家的完备体制。第二，重工业的发达。最后一点就是纳粹精神的优秀。我将纳粹精神和日本精神进行两相比较，认为日本精神更优于纳粹精神。希特勒先生也曾在这一点上崇尚日本精神，他说“日本精神即武士道”。虽然日本精神被如此定义稍嫌简单，但是我认为武士道确实占了日本精神之七、八成。特别是明治以来我国在所有战争中取得的赫赫战绩，皆因武士道之精神已融入军人之精神中，澳洲的为政者将勇士的遗骨正式送返日本，也是为我悉尼湾攻击战中潜航艇勇士的武士道精神所感动，是感喟武士道精神的结果。日本武士道精神甚至感染了敌国……(13) 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赞叹道：“持续坚持为国牺牲的决心需要坚定的信念和非凡的勇气，对此不胜敬仰。”作为文坛大佬，作者的言论具有不可忽视的导向作用，他的立场对作家们的影响不可估量。当时菊池宽还作为国策电影公司的总经理，适时决定将悉尼湾攻击战搬上银幕，甚至亲自创作了脚本。自战争初始，在他的引领下，大小文人竞相拿出作品以示效忠。 将文学与社会接轨，促成作家经济的成熟，通过文学作品的舞台化和银幕化使文学日趋活性化、大众化，即实现文学的社会化一直是菊池宽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菊池宽对“文学的社会化”所做出的贡献。这一贡献曾使菊池宽在文坛的威望如日中天。然而，战争中处于非常态的所谓“文学的社会化”，实则为文学的政治化与军事化，对文学的社会化的曲解最终使菊池宽引领战时日本文坛走上了不归路。 四、女作家的“奉献” 在这场战争狂潮中，不仅男性作家，女性作家在“笔杆部队”中更是“大放异彩”。吉屋信子、林芙美子、佐多稻子、真杉静枝、丰田正子等都曾是笔杆部队的一员。特别是吉屋信子和林芙美子被称为笔杆部队中的“万绿丛中两点红”。 以《流浪记》等作品蜚声文坛的林芙美子在战争期间的创作，与其他国策文学的内容大同小异，大多对侵略军士兵满怀同情和赞美，鼓舞士气，宣扬战争美学。1938年林芙美子作为陆军班的随军记者跟随长江北岸部队向汉口进发，开始了她的《战线》和《北岸部队》之旅。1938年11月30日的《东京朝日新闻》还专门对此进行了报道。 林芙美子女士作为唯一一个日本女性进入汉口。……经历了跟随快速部队的冒死行军。全军将士难以置信，一个日本女性竟然来到了战场。 林女士能走过荒凉的武汉平原堪称战场的奇迹。 在井上友一郎的《从军日记》中，作者记述了在军部的报道部偶遇一个“随军女诗人”，被指就是女作家林芙美子： 虽然称不上漂亮，但那张涂着腮红、画着浓眉的脸上洋溢着兴奋，“不管怎样，因为我是个女人，到了前线，至少可以让士兵开心吧”，她带着无来由的一种幽默在说笑。但是这是多么可悲的幽默啊。我打了个寒战，发出长叹，不由地在心中默念“都是滑稽而拙劣的演技”。她身穿男人式的咔叽色的制服，腿上打着结实的皮绑腿，——而且，这个人的体内是中空的。(14) 也许就在现在，她正得意又有些不安地走在汉口的街道上，在士兵们的注视之下。(15) 这段描写逼真地刻画了身心全副武装的林芙美子在这场报国运动中迫不及待争做急先锋的模样。为抢到第一手素材，林芙美子远离其他“笔杆部队”成员，单独随部队最先到达汉口战场。1938年9月19日至10月28日期间跟随汉口总攻部队的随军记录，成为日后被称为“以女性的灵魂捕捉战场上的人类情感”之大作《北岸部队》。林芙美子在这部作品中，绘声绘色地将杀戮的场景描写得充满了悲壮之美。还作有诗歌《我喜欢士兵》，对“忠烈义勇”的“皇军”的誉美之词溢于纸面，竭力表现出对时局的迎合。 在性别的自我意识过剩上，吉屋信子和林芙美子别无二致。“虽说我们是脆弱的女性，但是我们要以笔杆代替利剑来爱国。”吉屋强调她的报告是用女人的眼睛在观察、用女人的心来感触之所得。 如前所述，战争爆发伊始，吉屋信子就作为“主妇之友皇军慰问特派员”被杂志《主妇之友》派往中国，卢沟桥事变后，8月25日至9月1日奔赴华北(天津、通州、北京)，9月22日至10月3日再赴上海，两次中国之行，分别发表了《走过华北的战灾现场》和《战火中上海的决死之行》。与林芙美子作品中充斥的对士兵的“挚爱”不同，吉屋信子的文章更多的是宣扬“大东亚共荣”，鼓动日本妇女支持战争。 完全彻底扑灭抗日细菌。为了重新打下日中两国永久共存共荣的基础，皇军在华北华南的山野河川浴血奋战，献出了男儿的生命和全部。想到此，我越发感觉日本女性如果有机会，要发动中国女性扭转抗日局势，我们没有理由不这样做。(16) 作为《主妇之友》的签约作家，在卢沟桥事变当年发行的《主妇之友》11月号上，吉屋还撰文发起“给皇军的慰问信”的募集： 这次亲临华北和上海，替喜爱《主妇之友》的读者们慰问皇军而归。我深知在前方的将士，为后方女性朝夕惦念战场上我军的辛劳，向神祈祷他们的健康而感到欢欣。 啊，后方女性的善良之心!这才是从祖国送往前线的无形的慰问之花。如果每一位读者，都给身在华北、上海前线的勇士们写上一句或两句发自内心的感谢之语，即便您不能亲临战场，也能够慰问皇军。(17) 在吉屋信子描写中国的文字中，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侵略者的优越感也代表了战争期间赴中国大陆的日本文人的普遍心态。作品中频频出现的“不洁”“无知”之类的蔑视性词语显现出了作者作为侵略者占领目标之后的一种自上而下的俯视感： 在市区转了一圈，过了外白渡桥，就是法兰西租界。前来避难的支那民众有一百二十万人之多，其中五十万是既无家可归又没有钱的贫民。因此，据说如果日本人不小心误入其中，便会遭殃。(18) 完全无视了眼前的“避难”场景与侵略战争之间的必然联系。 描写黄包车夫的一段文字，更凸显了作者站在侵略者立场上的扭曲的自我认知： 那辆黄包车的车夫见我们是日本人，似乎开始嘟嘟囔囔说着什么。不管他在说什么，因为听不懂中国话，所以也不生气。不过，却令人不快。他们的眼神明显透着反感。我们加快了脚步，眼前一辆黄包车跑过，在车身的后面，用红色的油漆写着粗体字“打倒东洋鬼子”。只把日本人称为东洋人，难道中国人以为自己住在西洋吗。所以刚才的黄包车背面的红漆字的意思就是日本人是东洋的鬼。我在看到那文字的一刹那，面颊发僵，苦笑不出来。于是，我们这些东洋鬼子快速乘车朝外白渡桥的回程方向驶去。待恢复和平后，我再来上海吧。而且，我下决心要叫住那辆黄包车，坐上去，让他把打倒东洋鬼子的油漆文字改写成亲爱的东洋女神之类。(19) 侵华战争全面展开以来，日本当局对内对外都鼓吹战争的目的在于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是为了打破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支配，实现亚洲的民族独立，谋求共存共荣。而所谓的“亚洲新秩序”实质上是日本企图对中国及周边国家实施新的殖民统治，即强制推行“皇民化”政策。深受当局大东亚共荣思想之毒害的吉屋信子对于把“救中国百姓于水火的皇军”视为“东洋鬼子”，自然大惑不解。 继华北和上海之后，作为海军班成员的吉屋信子又去了伪满洲等地，成为战时女作家的“楷模”。 女作家成为笔杆部队中的一道“特殊风景线”。她们的作品吸引了大量的女性读者，在鼓动后方妇女协助“圣战”上，发挥了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 五、日本文学报国会的成立 其时文坛上鼓吹战争之风潮日劲，各类“振兴文学”组织林立，在政府的直接和间接参与下，半官半民的文学团体也应运而生。“农民文学恳谈会”“大陆开拓文艺恳谈会”“少年文学恳谈会”“海洋文学协会”“经国文艺会”“国防文艺联盟”“日本文学者会”等等，不一而足。1942年5月，在内阁情报局的指导下，成立了“日本文学报国会”，将以上各组织团体合并其中，也包括1926年就已成立的日本作家的核心组织“日本文艺家协会”，因此可以说日本文学报国会把当时的所有作家都悉数纳入其中。“日本文学报国会”是以“按照国家需要，充分领会国策，致力于国策的宣传普及并协助推行实践”为目的的社团法人组织，这个组织将作家们牢牢地绑在了侵略战争的战车上。德富苏峰任会长，久米正雄任事务局长，会刊为《报国文学》。除了中里介山和内田百间两位小说家拒绝入会之外，连曾经的无产阶级作家在一片“报国”之声的鼓噪之下也未能幸免，宫本百合子、藏原惟人、中野重治等无产阶级文学的领军人物都位居其中，甚至中野重治还曾忧虑自己作为红色作家的过往是否会影响其入会。日本文学报国会还在全国各地巡回举办了“文艺报国运动演讲会”，鼓动全民参战。由该组织牵头还先后三次召开了“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均以“实现大东亚战争最终目标”为方针，探讨“共荣圈内文学者的协作方法”，“树立大东亚精神，通过文学取得思想文化之融合，从而协助完成大东亚圣战”。 三次会议均自称为“大东亚文学者决战会议”，不仅召集了日本作家，还搜罗了所谓处于“大东亚共荣圈”内的其他国家的亲日文人，最终参会的“满蒙华”代表中，就有中国大陆柳雨生这样的鼓吹中日亲善，宣扬大东亚共存共荣思想的作家，也有上海沦陷后的落水文人陶亢德等。二人在战后均以叛国罪获刑。而1944年11月12日至14日召开的第三次大会，会址竟然选在了曾被日军血洗的南京，除了汪伪政府的要员参会外，以“大东亚文化建设”为宗旨的大会宣言分别由中国大陆女作家梅娘和战时一跃成名的明星作家火野苇平宣读。 至此，日本军部已经通过日本文学报国会的建立完全占领了日本文坛，不仅如此，还意图支配在日本侵略军铁蹄之下的中国文坛，培植汉奸文人。 六、结语 侵华战争时期，在日本当局的管控之下，曾经多姿多彩的日本文坛已成为“报国一色”的宣传阵地。日军在各个战场上的节节败退，预示着军国主义者已走向了穷途末路。与此同时军部更是加紧了对国内言论思想的控制，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文学作品和新闻舆论只被允许夸大或虚报战果，减少或隐瞒不报败退的事实。1942年，杂志《改造》因刊登了一篇名为《世界史的动向和日本》的论文被陆军宣传部疑似宣传共产主义，而遭遇禁发令，论文的作者细川嘉六也被逮捕。作者在论文中指出日本追求的“东亚新秩序”的建设，不能沿用以往的殖民地支配政策，主张应该学习苏联的新的民族政策，支持民族的自由与独立。受该事件的牵连，细川还被怀疑密谋重组共产党。从1943年到1945年的两年间，中央公论社和改造社的数十名相关编辑、记者被逮捕，两名主编被特高警察拷打致死，另外两名也惨死狱中，其他人也都被定罪。《改造》的总编辑大森直道也被迫引咎辞职。这就是有名的“横滨事件”。1944年，在军部的“劝告”下，《改造》和《中央公论》同时废刊。战争末期，军部的监视，加之物资的匮乏，一时间名副其实地洛阳纸贵，连纸张都不能满足出版的需求了。杂志报刊不仅从页数上被一再要求缩减，很多有影响的文学杂志也被勒令或自动停刊、废刊。在战时纸张匮乏的情形下，经内阁情报部认定，凡是未能执行“国策”的出版社、杂志社，政府限制甚至中断了纸张的供给。 作家作为个体，随着这场侵略战争的浊浪跌宕沉浮。有些作家遵从内心，或选择沉默，置身世外；或转向古典研究，远离时局；而更多的作家则被这场巨大的战争狂潮所裹挟。其中既有为军国主义冲锋陷阵的时代“弄潮儿”，也不乏为生计所迫的妥协者，从文坛大家到名不见经传的文学新人都未能独善其身。 至此日本近代以来树立起的文学独立精神已被摧毁殆尽，文学开始失去了自身应具备的独立性，成为政治的“御用”品，作家成了政治宣传的傀儡。 在笔杆部队诞生之初，日本陆军情报官，负责控制战时言论的核心人物铃木库三大佐曾经对从军的报国作家们如此期冀： 从军后，即使没有马上完成任务也无妨。我们不打算催促各位。从军的意义会体现在诸位作家的作品中，必定会有助于未来的情操陶冶。(20) 前述内阁情报书记官川面隆三在安慰作家们“并不会因为各位去了战地，就要求大家马上做什么、写什么”之后，话锋一转，提出的是对“笔杆部队”的“文学”的展望： 即便在未来的几十年之后，诸位今日赴战地的效果在文学上能有所体现也是可以的。(21) “笔杆部队”的作品因其文学性的欠缺，毫无文学价值可言，更无陶冶情操之功。笔杆部队的行径也成为近代日本文学史上难以抹去的污点。作为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御用文学，他们对战争的颂扬和记录反证了这场战争的侵略本质。 注释： ①北一辉是日本法西斯理论的鼻祖之一，在日本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者。着有《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等。主张以天皇为核心的军事集权统治，鼓吹国家改造，叫嚣对外侵略。因“二·二六”事件被对立派处以死刑。 ②荻野富士夫：《解说：治安维持法成立·〈改正〉史》，东京：新日本出版社1996年版，第507页。 ③石川达三：《经验小说论》，东京：《文艺春秋》1970年5月号，第31-32页。 ④都筑久义：《战时体制下的文学者》，东京：笠间书院1976年版，第54页。 ⑤都筑久义：《战时体制下的文学者》，第55页。 ⑥都筑久义：《战时体制下的文学者》，第56-57页。 ⑦都筑久义：《战时体制下的文学者》，第59页。 ⑧司马辽太郎在战后的一篇随笔《军神·西住坦克队长》中有另一种分析，他认为西住在当时之所以被奉为“军神”，是因为他是开坦克的，军部希望通过宣传西住，给外界造成日本拥有强大的装甲部队的假象。同时也指出，明治以来每逢大战，军部必制造军神，将其头像挂于阵前，以激发国民斗志。司马辽太郎还指出，在西住小次郎之后，引发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的“偷袭珍珠港”一战中，九个战死的特攻队员也被军部封为了军神。 ⑨yurihajime：《战争的青春》，东京：日本图书中心1978年版，第23页。 ⑩yurihajime：《战争的青春》，第23页。 (11)yurihajime：《战争的青春》，第22页。 (12)田村惠子：《战争的遗物及移动的附加物：日军特殊潜艇攻击悉尼湾之后》，《人文学报》2012年3月号，第33页。 (13)澳日研究课题主页：http://ajrp.awm.gov.au/AJRP/AJRP2.nsf/pages/NT0000518A?openDocument。 (14)荒井登美世：《从军记的研究》，《大谷大学研究年报》53号，2001年3月，第22页。 (15)荒井登美世：《从军记的研究》，《大谷大学研究年报》53号，第23页。 (16)长谷川启：《战时下的女性文学1》，东京：yumani书房2002年版，第184页。 (17)徐青：《作为媒介的女性》，《爱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纪要》第133号，第170-171页。 (18)长谷川启：《战时下的女性文学1》，第178页。 (19)长谷川启：《战时下的女性文学1》，第181页。 (20)《汉口从军对随军作家的期待》，《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9月3日。 (21)《笔杆向汉口前线进击菊池、久米、吉屋等作家被先头排遣》，《都新闻》1938年8月2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