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译是件麻烦、费心但挺有意义的事” ----王以铸 编者按：我国著名翻译家王以铸先生于2019年6月18日18点26分在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与世长辞，享年95岁。王以铸先生与上海书店出版社缘分颇深，翻译的多本书在本社出版。为缅怀先生，也为了表达后学对先生的钦佩之万一，我们节选了《古代东方史》和《古代罗马史》的后记部分，以此纪念远去的王以铸先生。 《古代东方史》重版后记 这个译本最初是1956年出版的，距今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五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瞬，但对个人来说却是人的一生的主要部分，所以，孔子称五十为知命之年；在中国历史上，活到六十岁已经算是高龄，而能活到七十岁则被认为是不寻常的高龄，孟子就认为对七十岁的人要优待，应当让他们衣帛食肉。老杜也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诗句，可见盛唐时情况也还是这样。包括老杜在内的许多有成就的人，远者如诸葛亮、王羲之、韩愈，近者如詹天佑、孙文、鲁迅，甚至都没有活到六十岁。不过时代在进步，医疗水平在提高，今天发达国家的人们平均寿命普遍提高，七十八十的老人已属常见。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干扰，我国在延长寿命这方面的成绩仍十分可观。就我个人来说，我出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属于建国时初入社会的青年一代。我们这代人的少年时期是在敌人的铁蹄下度过的，解放后又经历了极“左”的各次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特别是遭受过政治运动的伤害或凌辱。好在这一场延续多年的噩梦终于结束。时不待人，我们这一代存活下来的都已进入耄耋之年，能为祖国再做一点事情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而使我感到宽慰的则是，曾经憧憬的社会正在逐步变成现实。 翻译《古代东方史》的过程对我来说曾是一段愉快的回忆，因为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年，能在文化建设的战线上切切实实地做一些添砖加瓦的工作是有一种充实的幸福感的。当时知道我正在进行这项工作的一些前辈学者都十分关心此事，并不断给予鼓励。由于教学上的急需而此书又不能提前出版，当时的高教部曾把译稿的前半部借去油印若干册，交付各高校作为交流讲义。此书正式出版后到1963年第三次印刷时累计已经印了18000多册，但经过灭绝文化的十年浩劫，这个译本除了侥幸入藏各图书馆而得以保存下来外，留在私人手里的估计不会很多了。作为译者，我本人手里也还只有一册。多年来我留心在旧书店中访求，也极少见之，可见图书保存流传之不易。这次重印可以说是为此书续命，使它仍然能在古典史的学习与研究方面发挥一些作用。 原书初版于1948年，我于1949年在哈尔滨购得此书。大体上浏览一遍之后，感到此书的写法不完全同于一般西方的古代东方史，里面有不少新的东西。就在这之后的1951年，根据当时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此书被授予当年度斯大林奖的一等奖，可见当时苏联对这一学术著作的重视。1953年我在北京又读到了此书增补修订的第二版，第二版补充了不少材料，特别是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两章。当时苏联还处于二战后的恢复和重建时期，领导苏联战胜法西斯德国的斯大林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声望如日中天，成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当然领袖。在这样的背景上，此书之获奖对作者来说应当是值得大书特书之事。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第二版的序言中对获奖之事一字未提，更不用说那些感恩戴德的套话了。 平心而论，直到今天《古代东方史》仍然是一部极有参考价值的作品。它没有空洞的教条，没有趋时的套话，它提供的都是基本上可靠的材料和知识。在西方史学的传统中，古代史通常分成古代东方、希腊和罗马三块，而以作为西方文化源流的希腊、罗马为主，古代东方只不过是西方古典文化的源流和铺垫，而且重点又只是放在西亚和北非(地中海东部)这一地区上。现在作者增加了印度和中国部分的比重就比先前更进了一步，也更符合于古代东方历史的实际。 限于条件，这次重印时我只是把全书通读一遍，作了文字方面的少许改动。1956年版译本的大量插图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只好割爱了。对于《古代中国》一章里的引文，译者尽量还原为原来的文字，但对于引文的解释原则上我尊重本书作者的理解。对于我国古籍中的某些文字，且不说《书经》、《诗经》、《楚辞》那样的经典，就是家喻户晓的《论语》、《孟子》，也远不是每句话、每个词都有同样的理解的。 译文误漏和不妥之处仍望读者不吝指正。 译者2006.12.14 我有责任翻译好的东西 王以铸致力于外国经典的翻译，曾将多种外文作品翻译成中文。学者刘小枫认为：“王以铸先生翻译西方典籍一生辛劳不辍，从1950年代出版的希罗多德《历史》，到199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的撒路斯提乌斯、塔西佗等大家的古典名著，贡献卓著，却不像善为别人作序的老辈学人那样为后学所知，如今虽年近 90，据说还在翻译西塞罗书简——埋头苦干的老人家，了不起！” 《古代罗马史》重版后记 我们先前介绍过来的罗马史，大多是在世界史的范围之内；间或有一些我们自己编译的罗马史，但内容也不见得比通史里的罗马部分丰富。一个不懂外文的人，要更多得到一些关于古代罗马的知识(罗马法或许可以说是一个例外)，那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对于想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的一般读者，以及对于想进一步学习世界史的青年来说，这样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型的罗马史教本是有一定用处的。 再说一下译名的问题。关于译名，和在我所译的“古代东方史”一书中的情况一样，除了一般已通行者之外，仍然是以“名从主人”为原则。书中每一个专名(人、地名)绝大多数我都是从它们的原文译出的，虽然，由于手边参考书的不足，个别查不到的只得暂时从俄文转译。此外，某些名词，如imperator之一概译为“元首”(不译为皇帝)，praetor之译为“行政长官”(过去有人译为大法官)，c1ientis之译为“食客”等等，则都是经过考虑并和某些位同志商量后才确定下来的。这样译的理由因为牵涉的问题较广，我不打算在这里说了。书中古典作品的引文，我虽大都和原文核对过，但引文的译文却仍以俄译为准，因为原文有版本的不同，而我自己手头所有的版本却往往只是一种，在文意有出入时，不足据以对俄译引文的个别这样的地方作出较全面的判断，因此我还是保存俄译的原样了。 我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或翻译家，而只是历史学和语言学的一个普通爱好者，在这方面兼作一些介绍工作罢了。各方面能力的限制使这个译本比读者所期望的一定要差得多，我希望读者给我帮助和指正。 译者1957年5月，北京。 20世纪50年代，王以铸夫妇合影（图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重版的话 这部《古代罗马史》从初版到这次重印中间相隔几乎半个世纪了。半个世纪在历史上不过是转眼之间的事，正如东坡所说，“自其变者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这是对自然界说的，更何况对过眼云烟的人事。回想当年，我的孩子大的不过两三岁，小的甚至还没有出生，而重印的今天，连他们的孩子也都成了北大的学生。抚今追昔，能不感慨系之。 本书初版于上个世纪的1957年，修订重印一直是我的心愿。平心而论，这是一部没有什么水分的、很有价值的史书，尤其在今天国人重返西方古典的途中，重温“古代罗马史”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这次重印除了调整一些译名之外，在通读中对个别地方也作了一些改动。例如sella curulis，当时根据拉丁语解出译成“象牙圆椅”，以为既是专门为高级官吏所用，当属我国的交椅一类。后来看到有关图录，才知道它是和我国马扎类似的凳子，估计是可以折叠和随身携带的，所以这次改为“象牙座凳”，因为我国的椅子是有靠背的。类似问题，不一一而足。 如发现问题，望读者指正。 译者2006年7月30日 《古代罗马史》和《古代东方史》都是王以铸先生在1950年代完成并出版的大部头译著，作者也都是俄国古典学的佼佼者。如今填补西方古典学这个大空白，我们正需要这样的译著，却没法找到……幸而王老健在，赶紧重印。(刘小枫：《接触西方古典文明的“二渠道”》) 王以铸先生小传 王以铸（1923-2019），名嘉隽，天津市人，原籍浙江余姚。幼时受过经史、文字训诂方面的教育，后就学于天津南开中学、新学书院、北京大学。建国前在天津编过期刊并在母校南开中学任教。建国后主要从事编辑工作兼作一些文史方面的研究、翻译工作。曾任人民出版社编审、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 专业是古希腊-罗马的历史、文学（特别是罗马史），此外对英、德、法、日、俄等古典文学作品都比较喜欢；在我国古典诗歌方面，风骚汉魏以下对陶渊明、王维、孟浩然、杜甫都作过一些研究。唐以后诗人中最喜欢吴梅村、龚定盦。业余爱好京剧，宗余派，能戏十余出。 已出版的译著有《希罗多德：历史》、《塔西佗：编年史》、《古代东方史》、《古代罗马史》、《歌德席勒叙事谣曲选 》、《罗马皇帝尼禄》、《论希罗多德》、诗稿《读诗札记》等数十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