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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师赠我的新作《明史》（为与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相区别，以下简称“彭著《明史》”），摆在案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近日将此书细细阅读一遍，萌生出一些不成熟的心得和想法，记录在此，供师友们批判。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非针对彭著《明史》一书的专业书评（此项工作非我所能胜任），仅就书中某些内容展开讨论。随兴所至，哪里感兴趣就说哪儿。很不全面，也难免偏颇。  彭勇《明史》，人民出版社，2019 首先需要表彰的是，此书确实是一本物美价廉、性价比很高的著作。全书正文380余页、39万字，全彩印刷，还附有大量插图。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全书共有130余幅（包括照片、地图、传世绘画、书影等）插图，平均每3页就有一幅。本书虽定位为教材，但在通行的大陆史学教材中，能够配以大量插图者仍不多见。考虑到制作印刷成本，大量教材无图，似乎已成为习惯。即使是专业性的学术著作，也很少见到插图。 如新近出版付马所著《丝绸之路上的西州回鹘王朝：9—13世纪中亚东部历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本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但翻遍全书，竟然连一幅插图都找不到，可以说这是该书最大的败笔——没有之一。因为该书涉及到大量东部天山地区的历史地理问题，如无插图，即使是像我这样长期关注该议题的人来说，读之尚且觉得头痛，何况其他？事实上，这一课题研究的最大难处，就在于人名地名冗长难记，而很多地名至今搞不清具体位置。如无插图，凭空让读者在头脑中生成一幅纵跨天山南北、绵延数千里的新疆及中亚地图，恐怕是高估了读者的想象力。 付马《丝绸之路上的西州回鹘王朝：9—13世纪中亚东部历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由是观之，具有如此丰富内容、图文并茂的著作，在纸张价格蹭蹭上涨的年代，定价却只有70元RMB，就谈得上是“非常良心”了。 既然本书的定位是“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专业读本”（彭著《明史》“后记”，以下引自该书者，均只注明章节），这样性价比较高的著作，对于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的学生一党来说，不啻是一大福音。即便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本书虽具有一定的研究性，绝非像《明朝那些事儿》那样轻松易读，但在写作风格上已趋于通俗流畅，辅之以精美的插图——捧读此书，不需正襟危坐，即置于桌案，赏心把玩，亦可得无限乐趣。 其次简要介绍一下本书的结构。全书正文，除“概说”外，共分十章，另有“参考书目”“大事记”与“后记”。其中“概说”部分，已有10页之多，不妨视作一章。 “概说”主要对明史分期及其特征、明时期的中国与世界两部分内容进行概述，大体上展现出明朝的基本史实与特征，其中也贯穿了对明朝的历史评价。 全书正文基本按照时间线索叙述有明一朝的主要事件。第一至四章分别叙述明朝开国到明中期的历史；第五、六、七章分别穿插讲述明朝的民族和外交关系、社会经济的新发展以及思想文化的新变化；第八章仍回到政治史的叙述脉络上来，讲述晚明政局；第九章则专辟一章，讲述明清易代的必然、可能与不确定性；第十章独辟蹊径，专门介绍明史研究的主要史料。 彭著《明史》前八章遵循了一般断代史著作的通行写法和体例。需要单独予以揭示的，则是第九章和第十章。 明清易代确实是明清史研究中非常瞩目的一个话题。但一般而言，多注重叙述和讨论明末农民起义、满人的兴起与后金-清入主中原以及南明政权与抗清斗争等议题[如大陆学者编纂的、较为有名的断代明史著作，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明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南炳文、汤纲《明史》（中华断代史系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皆是作此安排]。像彭著《明史》这样单独将明清易代列为一章，专就明清易代的必然、可能与不确定性加以讨论者，却并不多见。 这当然是作者的创造，亦与作者此前与陈梧桐合著的《明史十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增订版，中华书局，2016，本文使用后者）一书有着继承关系（参看《明史十讲》第十讲“谁主沉浮：明清易代的必然与偶然”）。不过由于《明史十讲》为二人合著，文字统筹又由陈梧桐负责，因此《明史十讲》中不少章节的观点，未必完全与彭著《明史》一致。关于这一点，如果是熟知两代学者治学背景以及语言风格差异的读者，相信是不难看出的。因此，如果要了解作者对于明清易代的论说，彭著《明史》比《明史十讲》显然更具有参考价值。 陈梧桐、彭勇《明史十讲》，中华书局，2016 随着近年来大陆民族问题的凸显，关于明清易代的问题沾染上了更多的民族色彩。同情明朝者，往往被视为“皇汉”；赞扬清朝者，则被目为“汉奸”。近年来有一种观点值得注意，有不少学者认为，明朝皇帝多殆政，专制、黑暗几乎成为明朝的代名词；而继之而起的大清，各个皇帝都是勤政爱民、睿智圣明，一片“盛世气象”。再加上近年民族史料的大量发现与运用，清朝俨然成了一个远超前代、囊括内地与边疆的“伟大帝国”。大清，好像不应该亡。 例如刘凤云就认为，“清王朝的建立是一种历史上的倒退，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致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结论，也并非建立在对清朝历史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最起码它忽略了清朝在康乾时期养育了3亿多人口的史实”（《观念与热点的转换：清前期政治史研究的道路与趋势》，《清史研究》2015年第2期，第49页）。 此话看似有理，实则胡扯。可以说是满嘴跑火车，令人喷饭。 正如彭著《明史》所说，一个政权到底是进步还是倒退，与养活了多少人口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要说养活人口，纳粹德国也是非常注重人口繁育的。纳粹党执政以后，通过意识形态铺天盖地的宣传，要求妇女们尽可能多地生育扩大人口数量，提倡3K主义，将妇女的活动严格限制在“Kind, Küche, Kirche”（儿童、厨房、教堂）之内。 结果当然令专制独裁者满意。1938年，纳粹德国人口上升到6850万；1939年，纳粹德国的出生率达到了20.4‰。 可是，我们能据此得出结论：纳粹德国是保障人权、推动历史进步的政权吗？难道因为纳粹德国养活了这么多人口，我们可以就此无视数千名妇女和男人死于纳粹德国的绝育手术，以及600多万犹太人、50万吉普赛人被纳粹德国政府屠杀的史实吗？ 再想一想，刘凤云的这番话，和我的国在面对西方人权质问时所说的话，难道不是出于同一种逻辑么？ 我的国用数据反驳西方国家对我们人权事业的污蔑 再有，清朝皇帝虽然各个勤政，可是君不见，越是勤政的皇帝，干起坏事来破坏力也越大么？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太平治世，无一不是皇帝“少折腾”的结果。中国的专制制度决定了，皇帝本事越大、越是勤劳、越是想法多，越是把国家搞得乱七八糟。正如那些在当代赞美秦始皇、汉武帝的人一样，假如让他们回到秦始皇、汉武帝的年代，估计他们也是要站出来造反的。 原因很简单，生活在这么爱折腾的皇帝治下，日子是没法过的。 然而，在当下的条件下，要否定清朝，要否定这些“奋发有为”的皇帝，多半是要遭批的。一方面，涉嫌破坏民族团结；另一方面，则涉嫌破坏国家统一。这可都是戴不得的政治帽子。 我的国发现，通过论证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特别是清王朝在边疆地区实行统治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可以作为论证自己拥有对边疆地区行使主权的历史依据。质言之，我的国的疆域，继承自民国；民国的疆域，继承自大清。既然大清对边疆各地区拥有主权，那么对边疆地区的主权，自然而然就应该由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继承。在这一叙事体系下，清帝的退位诏书，就拥有了无比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因为退位诏书明明白白写着：“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等于是把对汉地、满洲、蒙古、新疆、西藏诸地统治的合法性都让给了民国。 那么，我的国继承了民国，是不是也该继承民国对上述地区的主权呢？我的国认为，答案当然是不言自明的。不过这里面有个问题，上一个租客走了，把钥匙交给了现任租客，是不是等于现任租客就拥有了这栋房子各个单间的产权？ “新清史”学者与国内学者争论的关键之一即清朝是否为“同君联合体”国家，如果按照“新清史”学者的看法，清朝是一个“同君联合体”国家，那么帝国解体之后，原先留在帝国内的各大族群，就有权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中央政权不具备对边疆各地区的主权诉求。但我的国偏偏就很伟大很独特，创造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西方“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型范式完全不符 也需要注意，至少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上述继承的观念，我的国可没这么想过，也是不怎么承认的。那个时候，我们是要“革命”的。革命，就是不承认我们是继承前朝的，我们是自成一家的。当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渐渐退下神坛，我的国发现：自己对边疆地区统治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怎样才能消弭这种危机呢？诉诸历史，就是承认民国的法统地位，以及大力赞扬清王朝开疆拓土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们特别喜欢谈“自古以来”的原因之一吧？ 彭著《明史》第十章，则是作者在此书编纂上的又一创新。如前所述，一般的断代史著作，很少就某一朝的史料进行专门阐述。如南炳文、汤纲《明史》一书，对此几乎没有涉及；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明代卷》则在“甲编 序说”中专列一章，讨论明史研究的文献资料。但由于《中国通史》本身卷帙浩繁，《明代卷》本身也是篇幅巨大，“序说”这一部分在全书中的分量实在是小而又小；而“序说”部分在《明代卷》又单独成编，因此在阅读使用时读者完全可以越过“序说”部分而直接进入正文。 彭著《明史》仍然将史料部分单独成章。但与白著《中国通史》不同的是，彭著《明史》将史料介绍置于书末。私以为，前后顺序的颠倒，对于读者来说效果会有些许差异。如果将史料置于书前，因史料介绍往往过于枯燥无聊，不易引起读者兴趣，往往径直越过，不加细读——但史料乃历史研究的基础，若史料不明，则史学研究无从谈起。况且，本书面向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而作，不讨论史料，则显得不够“专业”。反之，如果将史料置于书末，则在前文的叙述中，已经就某些方面的史料以实例形式做了叙述（如作者带头点校的《四镇三关志》），在读者头脑中已经形成印象，后续再加以较为系统化的阐述，会减少一些突兀之感，也容易让读者能够“读得进去”。 （明）刘效祖撰，彭勇、崔继来校注《四镇三关志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 从作者对明史研究史料的介绍来看，这一部分明显是作者计划中《明史史料学》一书的雏形。说来也奇怪，向来注重史料学的中国大陆，竟然没有一套像样的史料学专著。除黄永年《唐史史料学》、冯尔康《清史史料学》以外，其余断代几乎都没有成系统的断代史料学著作。无怪乎有些学生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往往不知道从何下手。自然，我也十分期待作者的《明史史料学》一书能够早日撰成出版，嘉惠学林。 本书既然定位于专业读本，自然要体现出一定的专业性。而这种专业性，又是基于作者长期的学术研究而来的。 如第二章“永乐朝的开拓进取”，第一节讨论建文帝的下落，书中列举了十种说法。除引用传世文献《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等书的记载以外，还广泛利用了民间家谱、族谱、遗址和传说等材料。其中不少材料，应当来自2015年第十六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建文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学者讨论与分享。这些非常鲜活的材料，尽管真假众说纷纭，难以论定，但相比其他著作“定于一说”的叙述，本书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更为开放的态度。 当然，本质上我认为，由于缺少直接确切的记载，建文帝下落这一历史疑问将成为永久的历史之谜。 有趣的是，专业学者往往对此类历史之谜没有多大的兴趣，反倒是一般读者以及地方上的研究者，对此类问题兴致不减。彭著《明史》所列建文帝下落的十种说法，绝大部分来自于民间传说等材料，如同山西洪洞大槐树的传说一样，流传各地。实话实说，这些传说多半不靠谱，捕风捉影，没有什么可靠的依据。但传说本身所反映的历史情境以及历史心态，倒是很值得学者研究。 常有人问我：历史研究用的那些材料，有多少是真的？如果都是假的，那研究出来的结果也是假的，做历史研究还有什么用？ 我回答说，学历史的人往往不会去关注这个问题，或者说，历史学人关注的问题已经超越了真伪这个阶段。史料肯定要考证是否为“真”，但“假”的材料也不代表它没有价值。我们应该关心的是：它是怎么造假的？造假的背后，要反映出什么问题？假材料里，有没有“真”的部分？如果有，怎么鉴别？ 又比如彭著《明史》第二章讨论“文化郑和”的内容，明显是自作者《从“文献郑和”到“文化郑和”——近十年国内外郑和研究评述》（《世界大变迁视角下的明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6月）脱胎而来的。第五章论述明代疆域以及卫所制度的部分，则是基于作者常年研究卫所制度的成果而成的。这些部分读起来都颇有新意，明显感觉到作者在这方面研究颇有心得。在通俗化论说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作者近三十年的研究功力。 郑和下西洋路线图 然而，对于郑和下西洋这件事，我以为评价不宜、也不能太高。中国传统的“朝贡体系”，本质上就是个“烧钱”的玩意儿。林梅村早在《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一书中就有如下表述： 汉代西域都护郭舜注意到，有些打着“西域使者”旗号造访长安的西域胡人根本不是什么外交使节，而是些唯利是图的西域商胡。他们发现汉朝帝王并不真正需要外来物品，而是要营造一种四方来贡的热闹场面，常对四方来客厚加赏赐，其利往往数倍于贡物。结果假借使者名义来长安的西域商胡与日俱增。 这种砸钱买面子的事儿，中国历朝历代都没少干过。 （美）柏桦《烧钱：中国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质精神》，袁剑、刘玺鸿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 隋炀帝杨广喜欢搞大排场，裴矩就组织高昌、伊吾等西域27国的首领在甘肃一带觐见皇帝，营造出“万国来朝”的意淫场景。 这还没完。大业六年（610），隋炀帝巡幸东都洛阳，裴矩担任总导演，亲自策划了一场“大隋西域诸国元首峰会”。裴矩把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都召集到东都进行大戏表演，还组织人民群众穿上节日盛装，随意观看，一派承平海内之象。 不仅如此，裴矩还下令洛阳城内饭店酒馆都开门营业，迎接各国贵宾，而且吃饭通通不要钱。（《隋书·裴矩传》：“征四方奇技异艺，陈于端门街，衣锦绮、珥金翠者以十数万。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阁而纵观焉。皆被服鲜丽，终月乃罢。又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 我不明白，这种劳民伤财、厚往薄来的“隋炀帝遗风”，历史上不知凡几，到今天也还“余音未绝”，怎么还成了“文化盛事”了呢？ 更不要老拿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多少年这种陈词老调来为郑和开脱了。比别人早了几百年下海，怎么最后还技不如人，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了呢？比起吹嘘郑和下西洋如何如何伟大，这些惨痛的教训，难道不才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么？ 2019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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