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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比较方法研究中西中古赋税问题，分为总论、分论两部分，总论探讨赋税理论；分论探讨赋税制度。在尽量占有原始资料和掌握个案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探讨了以下问题：赋税基本理论的概念，中西中古赋税基本理论的异同，税权的归属与行使，赋税的征收、支出与管理，主税项的演变和转换，税收组织，赋税结构，特色税项与税法，商税和关税的质量及其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中西中古赋税史的演化路线，等等。是国内学界少有的将中国和西欧税制结合起来研究的著作，创建了完整的税收理论体系。 马克垚：《中西中古税制比较研究》序 顾銮斋的《中西中古税制比较研究》即将出版，我有义务为他写几句话，表示推荐和祝贺。 第一，赋税研究虽然不少，但把中国和西欧结合起来做比较研究还不多，因为这样难度相当大。但顾銮斋还是不畏险阻，砥砺前行，经近２０年之努力，做出了可喜的成绩。不惟如此，顾銮斋的税制比较研究，更上升到理论的层面，根据中国和西欧的税收制度实际，创建了完整的税收理论体系，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创新了。这种发前人之所未发的工作，需要相当的理论勇气和实事求是、综合分析的逻辑力量，应予以充分的肯定。 第二，顾銮斋的税收制度理论，按我的了解，是一个相当宏大的理论，它分为基本理论和专项理论两种，赋税基本理论在西欧古代比较明显，表现为"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共同同意"等，而古代中国缺乏这样明确的理论，作者将其概括为宗法君主论、家天下和"王土王臣说"；专项理论中西方也不相同，中国正税的征收，多采"量入制出"，而正税之外的征收则采"量出制入"；西方则"量出制入"还主要限于实践领域，没有文字的概括，所以表现为赋税基本理论和专项理论二位一体。顾认为，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帝国，而且是家天下，天下之人、天下之财，都是属于天子的，也就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基本理论就暗含着天子可以随意征税的信息，而且纳税人也认为事情本该如此；西方的"共同利益"是指王国内居于社会上层的各群体、各个体利益的一致性。共同利益是国王征税的工具，也是国民抗税的武器，如果所征的税不能证明是为王国的共同利益，就要受到反对。共同利益还必须成为共同需要，才可以征税。而共同需要一般就是如战争等紧急状态，使征税成为不得不进行的理由。有了共同需要，还须"共同同意"，即王国内社会上层群体一致同意，方才可以征税，这在西方赋税基本理论中处于最高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即征税必须取得臣民同意。所以如此，是因为文化传统就不相同，中国从尧、舜、禹的禅位传说开始，就显示出历史的专断性质，以后历经夏、商、周以至秦汉帝国，更建立了宗法君主制、家天下、王土王臣说，这既是立国行政的基本理论，也是历代王朝聚敛课征的赋税基本理论，这种基本理论导致君主对赋税征收的随意性，缺乏监督制衡机制，缺乏法律约束。而西欧文化由古典文化、日耳曼文化、基督教文化三种文化组成，三种文化都富含民主精神，协商、同意的原则在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宗教等领域无不存在，到１３世纪，就由法学家、神学家、思想家们提炼和概括而成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共同同意的基本理论。 第三，顾銮斋本书，更对古代中西赋税体系，根据比较详尽的史料，进行了讨论和辨析，其中不乏亮点：他对赋税制度如何制定，如何征税，主要内容等都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是赋税财政大权由国君独揽。包括赋税建制，赋税征免，税项立废，税额增减等，无不由君主决定。他还对中国古代赋税发展的过程进行了实际的说明，指出中国的税制有变化而无变革，即只有量的变化而无实质上的变革。西欧则是征税要经过协商和议决的过程，国君要征税，需要取得纳税人的同意，所以首先就得协商，协商形成一定组织，产生了贵族会议，以后更发展成为国会和三级会议等，进而产生了英国的议会，取得了制税权，总观西欧，中世纪是税制形成的关键时期，如纳税人、议会、分权、制衡、协商式税制等，都是中世纪形成的。 顾銮斋具体分析了中西税收项目历史上的发展变化，中国的赋税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春秋战国至南北朝，这时人头税占据税收总额的绝大部分；第二阶段从隋唐租庸调制到明末一条鞭法的颁行，这时大量削减人头税，加大土地税征收；第三阶段从明末一条鞭法的推广到清代摊丁入亩的实施，最终确立了土地税独大的地位。在这些转换的过程中，有关官吏也进行深入的讨论、争论，最后经皇帝决定，颁布施行。除了人头税、土地税外，中国历史上工商税也占有相当的比重。因为中国古代工商业不断发展，到了宋代，一度工商税在整个税收中超过５０％，反映了工商业的发达。但由于中国古代王朝都实行重本抑末、重农抑商政策，妨碍了工商业的发展，所以工商税不能成为主要税目。西方，以英国为例，本来是以土地税为主的，后来又开征人头税，这些都遇到困难，而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英国的主要税收就转变成了工商税。顾还从所有制方面分析了中西赋税不同的原因和影响。本来中国和西欧古代都存在土地国有制的法律形态，所以当时存在的土地私有制都是一种低度私有，税地应该是当时的正常形态，可是中国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税地与税人具有可能性和必然性。而西欧因为动产税与工商税成为税收的主体，这种收入在人民心目中作为私有财产的观念清晰而牢固，所以影响了赋税理论的制定与实行。 本书还对中西赋税的管理、审计、收支进行了比较研究。中国采取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分开管理的办法，机构完备，门类齐全，分工细密。把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分开管理，可以保证国家有需要的用度，而且也可以限制帝室财政对国家财政的侵占。历史上时常发生帝室费用不足因而侵占国家财政经费的事，当然如果国家财用不足而情况又十分紧急，也会把帝室经费拨付国库使用。中国的财政审计制度分为两条线索，一条是由行政组织行使审计权力，一条是由监察机关行使审计权力。审计制度最终形成了独立而单一的组织，技术进步，权力集中，审计方法严密有效，保证了皇帝对财政的控制。西欧也存在着国王审计和议会审计两种办法，但不像中国那样完善。关于赋税的征收和开支方面，本书也对中国和西欧分门别类地做了介绍，其特点是中国的收支大体都由皇帝专断，西方则协商的内容比较多。 本书也有一些可补充之处，如历史上无论中国和西方，都存在着岁用不足的问题，而且越来越严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是因为统治者穷奢极欲、诛求无厌，还是因为军事开支不断增加？各国又采取了哪些办法解决这一问题？这就涉及整个国家组织、社会结构的内在因素了，希望作者在以后的著作中关注、研究这一问题，求得解决。 总之，本书是一本经过仔细研究、精心构建而形成的著作，在我国的赋税史研究上可以说开创了新局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当然，新思想、新理论，是需要经过读者、同行的审视和考验的，你的理论是否正确，你的史料是否充分，是否准确，留待大家研究。希望通过时间的考验，使这一著作更为完善，使我国的赋税研究更有进步，则幸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