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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后期，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由于战乱等因素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连接阿拉伯、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不过明朝前期，中国与中亚帖木儿朝互遣使臣、进行绢马交易等往来频繁，仍可看到中西陆路交通的繁荣畅通景象。永乐年间，陈诚五次奉使西域，编纂《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绘制以明朝版图为中心，包括东起日本、朝鲜，西达欧洲、非洲，南括爪哇、印度，北至蒙古各部的世界地图《大明混一图》（1389），足见明朝在元代开拓基础上继续对外交往的意图。设立四夷馆，专门培养多语种译字生，也是继承元朝传统的表现。从代宗朱祁钰于1453年写给波斯拉尔城首领咩里儿吉的汉蒙合璧文书看，蒙古文作为一种外交用语的传统持续了近百年。但因漠北的鞑靼和卫拉特部的强盛以及中亚西亚政局的不稳定，整个欧亚出现了转向海路贸易的倾向，明朝则注重防御，使中原与西方的陆路交通逐渐被冷落。仁宣以降，更是实施内缩防御政策，传统的陆路丝绸之路实际处于停滞状态。明朝中后期出现的西域交通图《蒙古山水地图》《西域土地人物图》（1524—1542）等，其范围仍到撒马尔罕和哈烈一带，对陆路丝绸之路的开拓与认识显然没有比明初期有更新的进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丝绸之路完全中断。 蒙古诸部落扮演连接者角色 由于明朝闭关锁国，消极对待传统的中西陆路交往，丝绸之路的经营更多落在了周边的游牧民族身上。所谓的鞑靼，即北方蒙古各部，在明朝的打击封锁以及与卫拉特的对立中艰难维持其北方政权，直至16世纪顺义王俺答汗强起。俺答汗将阿尔泰山一带的卫拉特蒙古纳入其万户体制之内，其征服波及中亚托克马克地区，打通了北方草原与西域通道；进而迫使明朝开放宣府、甘肃的十几处关市，实现通贡互市，张家口、板升（今呼和浩特）等城市因此而发展起来。 俺答汗还打通了蒙古地区通过西藏至南亚的通道。16世纪后半叶，他致力于同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联合，恢复了元代以来消沉的蒙古地区与西藏地区以及南亚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使草原丝路、西域丝路、南亚通道连接起来。正是俺答汗与格鲁派的联合，使藏传佛教迅速在蒙古地区传播开来，伴随而来的是与西藏地区以及南亚的经济、宗教、文化联系，打破了明朝对蒙古地区的经济、文化封锁，对蒙古民族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与丝绸之路关系密切的另一个游牧势力是被明朝汉文史料称作“瓦剌”的卫拉特蒙古部落。元朝被推翻后，卫拉特迅速崛起，在与东蒙古抗衡中不断壮大，形成“四卫拉特”部落联合体。15世纪中期至17世纪末，蒙古高原西部和中亚七河流域都在其影响或控制之下，它甚至还侵入中亚花剌子模地区，遭到昔班汗国的抗击。17世纪中叶，其中的土尔扈特部迁移至伏尔加河流域，占据古代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西段的欧亚交汇处，被称作卡尔梅克人，成为欧亚大陆间的连接者。而和硕特部落移居青藏高原，借助内地贸易、技术和北方游牧民族商贸经济的支撑，打造出以格鲁派为核心的全新的藏传佛教文化和高原经济交流中心，不仅加强了与内地的互市贸易关系，还通过与西域通道和草原丝路的连接，将其影响扩大到东北的蒙古地区、西部的准噶尔地区甚至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地区。特别是通过1642年至1675年和硕特联军的五次抗击布鲁克巴（不丹）入侵战役和1681年远征阿里及征服拉达克战役，有效阻止了外部势力入侵，保障了西藏地区与南亚和中亚的经济文化通道的畅通，更是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概而言之，在明朝中后期陆路中西交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下，蒙古诸部扮演了丝绸之路的连接者角色，通过开辟关市、游牧迁徙、开拓新领域等，使西域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南亚通道连接在一起，为清代中西交通发展打下了基础。 图理琛使团远赴欧洲 清朝前期，由于准噶尔部雄踞西部，控制着天山南北和七河流域，与清朝对峙，清朝迟迟不能打开东西陆路通道。不过，卫拉特诸部与清廷的互市贸易关系早在1641年和硕特部固始汗与关外的清政府建立联络就已开始，未曾断绝。所以，清朝前期与西方的联络，除了在华西方教会组织的活动外，主要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经西伯利亚通道得以实现的。这有两个直接原因，一是沙俄不断向东扩张。17世纪30年代开始，沙俄在较短时间内征服布里亚特蒙古地区和通古斯人区域，侵占中国东北地区，两国于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边界线后，由商队从事的中俄贸易逐渐发展起来，各自在黄金、毛皮交换茶叶的贸易中获得利润，中国的茶叶也成为俄罗斯人的生活必需品，以致这一官方贸易通道被学界称作茶叶之道。二是远徙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首领阿玉奇汗派遣信使，历尽千辛万苦向清朝“朝贡方物”，清廷“欲悉其要领”，促成图理琛和殷札纳使团远赴欧洲。 图理琛使团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奉命赴阿玉奇汗处，康熙五十四年返回京师。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派遣使臣远赴欧洲，加强了土尔扈特蒙古与清廷的关系，同时也使清政府充分掌握了草原丝路与新开辟的西伯利亚通道的具体状况，在丝绸之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图理琛将北京到伏尔加河流域的沿途所见所闻详细记录下来写成《异域录》，于雍正元年（1723）以满汉文刊印，后出现蒙古文译本，对于贝加尔湖地区的布里亚特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也产生了影响。他们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巡礼北京、五台山、塔尔寺、拉萨，甚至到印度等成为常态化，出现了一批蒙古文旅行记。 宗教因素与草原丝绸之路互动 草原丝绸之路与宗教间的相互作用不容忽视，它是明清时期东西交通的一大特点，如同汉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佛教传入内地一样，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藏传佛教传到了蒙古高原的各个角落以及贝加尔湖地区的布里亚特人和欧洲的卡尔梅克人中间，形成藏传佛教文化圈。松巴堪布益西班觉的《世界总论》（1777）和敏珠尔诺门罕旦增陈列的《世界广论》（1820）两部地理学著作，均为蒙古族高僧在藏传佛教文化中开辟的全新研究领域。后者将西藏地区、内地、蒙古地区以及非洲、阿拉伯、波斯、欧洲、北冰洋、南美、加勒比、古巴、波多黎各等纳入研究范围。它的诞生与各地的蒙古人信徒穿梭于丝绸之路的历史背景不无关系。 19世纪末，卡尔梅克人朝圣者巴嘉氏的行程路线及游记，反映出草原丝绸之路的艰辛以及对东西经济、文化、宗教交流的巨大作用。巴嘉氏一行于1891年6月自伏尔加河畔察里津（今伏尔加格勒）附近的萨列普塔启程，穿越西伯利亚，到达边境贸易城恰克图，经大库伦、定远营、青海塔尔寺，艰难跋涉至拉萨。回程经北京、天津、上海，在杭州搭乘俄罗斯“萨拉托夫”号轮船，经新加坡、科伦坡横渡印度洋进入红海、苏伊士运河出塞得港，经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进入地中海，在敖德萨入境俄罗斯，于1894年6月回到察里津。巴嘉氏用整整三年时间完成行程，再现了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通道以及人文交流，后写成《小杜尔伯特部巴嘉氏西藏行纪》一书，风靡一时。 丝绸之路连接着东西方文明，促进了人类文明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明清时期的丝绸之路已不再是古代丝绸之路那样单一的丝瓷商品贸易和有限的文化交流通道，而是更加多样化、现代化。而游牧民族尤其是蒙古游牧民族对丝绸之路的拓展和经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反映了游牧民族在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