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史记》述秦史多次提及“秦记”，“秦记”是特指一部史著，还是泛指秦国的历史记注的总称，史学界有不同意见，但《史记》记载秦史时，大量使用“初”字句式表示事件初次发生或者制度的初创，所记秦史以外的部分在表示相同意义时，却很少用到这种句式，这为认识“秦记”的属性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通过对比发现，“秦记”并不是特指某种秦国国家史书，而是司马迁对他所见秦国几种历史记录的一个统称。秦设有多系统史官，且留有互不交涉、形式有异的历史记录。司马迁著《史记》有着“疑则传疑”的原则，在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刻意保存不同史料间叙述矛盾之处，也是“秦记”非特指一部秦史著述的证明。后世史家可能对残存秦国历史记录有过整理，编纂成《秦纪》，但至迟至班固时期就已经散佚。 关键词：秦史；秦记；史记；初； 《史记》述秦史多次提及“秦记”，而“秦记”一名也屡见于秦汉文献，究竟是特指一部史著，还是泛指秦国的历史记注材料的总称，由于史料不足，史学界尚未形成统一认识。然而，“秦记”所记为秦国历史这是公认的。本文即在此基础上，探讨“秦记”的记事特征、流传下限以及成书问题，希望能够推进对秦国历史记事的研究。 一、从《史记》记秦事多用“初”说起 有秦一代文献流传至今者极少，以致了解秦史，于传世文献，除司马迁《史记》外，几别无依凭。然读《史记》相关秦史部分，有一以往研究者未曾注意的叙述方式颇令人困惑：即为何其中常见一种“‘初’+谓语+（宾语）”构成的句式，而这种句式于《史记》他处则不常见用？此问题的解决，庶几可以为我们认识“秦记”的属性提供一丝线索。 按《史记》集中记载秦事者计有《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等。其中《秦本纪》“‘初’+谓语+（宾语）”构成的句式凡19见，具体如下： 秦文公十年，初为鄜畤。 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 秦武公十年，伐刲、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二十年，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 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二年，初伏，以狗御蛊。 厉共公二十一年，初县频阳。 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 孝公十四年，初为赋。 惠文君十二年，初腊。 武王二年，初置丞相。 昭襄王三十五年，置南阳郡。五十年，初作河桥。五十二年，周初亡。 庄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三年，初置太原郡。 秦王政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 《秦始皇本纪》正文及附录此句式凡9见，计如下： 秦王政五年，初置东郡。十六年，初令男子书年。 襄公……初为西畤。 德公……初伏，以御蛊。 宣公……初志闰月。 简公……其七年，百姓初带剑。 献公立七年，初行为市。 惠文王立二年，初行钱。 昭襄王立四年，初为田开阡陌。 《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记秦事，使用此句式凡16见，详如下： 襄公八年，初立西畤，祠白帝。 武公二十年，初以人从死。 德公二年，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门。 灵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 简公六年，初令吏带剑。七年，初租禾。 献公六年，初县蒲、蓝田、善明氏。 孝公十二年，初聚小邑为三十一县，令。十三年，初为县，有秩史。十四年，初为赋。 惠文君十二年，初腊。 武王二年，初置丞相。 庄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三年，初置太原郡。 秦王政五年，初置东郡。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立为皇帝。  《史记·秦本纪》书影 除上述外，《史记》另有两处“初”字句，也与秦国史事有关。一是《卫世家》“秦初置东郡，更徙卫野王县”。一是《魏公子列传》“秦闻公子死，使蒙骜攻魏，拔二十城，初置东郡”。这样合计起来，《史记》中共有46处“初”字句式与秦史有关。 按“初”虽依不同语境而有形、名、副、动等不同词性和词义，但最主要仍是与“始”互训作“凡始之称”，即表示事物的开始或第一次出现。《史记》述秦史主要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秦事之外，《史记》在记先秦其他诸侯国史事中，也有6处使用，分别是：《十二诸侯年表·鲁表》记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六国年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分记赵魏韩三家“初为侯”；《六国年表·赵表》记赵武灵王八年“初胡服”；《齐太公世家》记载，齐顷公十一年，“晋初置六卿。”相较而言，要比述秦事时的使用少得多。 “初”句式在《史记》汉史的记述中，使用最多的是《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表示郡国初置，如初置鲁国、初置常山国等。除此之外，仅有“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帝初幸甘泉”，“初作长安城”，“初置南陵”，“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等5处。这样，若将汉史以前的“初”字句式，与汉史的“初”字句式比较，则后者不及前者的一半。这也就是说，倘若不计“初置郡国”这种形式的话，《史记》记载汉史与记载汉以前史事使用的“初”字句式之比是5：52，可以说记载汉史时使用该句式次数之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史记》所记汉以前的史事中，“初”字句，在有关秦国的记事中占了绝大多数。也由此推知，在表示事件“初始”“初创”义时使用“初”字，应该不是司马迁的写作习惯。因为在《史记》中，除了秦史外，其他绝大部分行文，在表示“初始”义时，司马迁更常用“始”字。例如“晋始作三行”、“晋始作六军”、“始都咸阳”、“始作长安城西北方”、“始广诸宫室”、“上始郊见雍五帝”、“上始郊见渭阳五帝”、“南夷始置邮亭”、“始用兵车”、“始厚葬”、“始立后土祠汾阴脽上”、“天子始巡郡县”、“始令吏得入谷补官”等等。“始”虽与“初”互训，但当一个句式在一部史书中如此集中地使用于某一部分时，其背后的史实仍值得我们思考。 何以一书中会有如此明显差别？于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以“初”字句式记述历史，尤其是记述具有创始意义的事件或者制度，本是秦国史官特有的记事体例，表明秦国的史官非常重视事件初始发生的时间定位。臆司马迁撰《史记》采用秦史料时，因意义并无区别，也就很自然地将“初”字句式的材料，直接移录至己文中。而在表述非秦国史事时，其文字或司马迁自撰，或另采自它源史料，没了统一规定下的“初”字句式体例，司马迁也就较随意地用“始”等自己习惯的句式表示与“初”相同的意义了。或惟如此，才可解释为什么司马迁叙述秦事时，如此规律统一地使用“初”字句式了。 二、司马迁撰秦史有多种史源 根据上文可知，《史记》中与秦国有关的“初”字句式的叙事方式，基本上出自《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附录秦世系等四处，且各部分之间也存在差异。于是，在推定《史记》中与秦史相关的“初”字句式多为秦国旧有的历史记录之后，我们很自然会追问：上述“初”字句式所引出的秦史内容，是否就是《六国年表序》太史公自称所读之“秦记”？ 按司马迁《六国年表序》起首即以“太史公读《秦记》”揭其所论，其后又云：“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于此可以断定，司马迁撰《六国年表·秦表》时参考了“秦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上述所谓“因《秦记》”外，司马迁还说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这也就是说，因战国各国史书仅有“秦记”保存了下来，那么《秦本纪》远比《秦表》丰富的材料，包括大量带“初”字句式的材料，也只能是源于“秦记”。但是揆之《史记》，其事实远非如此简单。 首先我们考察一下《六国年表·秦表》与《秦本纪》中有关战国的记事，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看看二者取材是否同源。按照常识推断，《六国年表·秦表》与《秦本纪》相关战国的记事，如果都脱胎于一份史料的话，那么两者之间必然不存在矛盾。然而比较的结果显示，二者记事有较大不同： 首先，《秦本纪》所记四位秦君在位年数与《秦表》明显不同，其中《秦表》记灵公在位十年，《秦本纪》记灵公在位十三年；《秦表》记简公在位十五年，《秦本纪》记简公在位十六年；《秦表》记献公在位二十三年，《秦本纪》记献公在位二十四年；《秦表》记庄襄王在位三年，而《秦本纪》记庄襄王在位四年。除此之外，《秦表》记为“出公”，而《秦本纪》却记作“出子”。 其次，同一事件，两者所记或时间不同，或详略、表述不同。兹选取部分列表如下：   第三，《秦本纪》战国记事要比《秦表》丰富，但也有些较为重要的事件，仅仅在《秦表》中出现，而《秦本纪》战国记事却不载。此外，在牵扯到灾异时，《秦表》所记，大多远比《秦本纪》丰富且详细，但也存在一些《秦本纪》详于《秦表》的情况。 通过上述对比，尽管我们依然无法完全肯定二者出自不同史料，但至少可以肯定，司马迁在编纂秦史时，见到过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秦史记录，以致出现上述差异。 与《六国年表·秦表》不同，《十二诸侯年表》所记秦事与《秦本纪》所记几乎相同。不仅秦君在位年数、君主名号，两者几无差异，而且《年表》所记大事，在《秦本纪》中也都能找到，且更为详细。因此藤田胜久曾推测，《十二诸侯年表》所记秦事材料，大致不出《秦本纪》所用材料。二者比较，《十二诸侯年表》所记大事，基本上没有溢出《秦本纪》范围，一些虽稍有差异，也多是采自《左传》的结果，这也就意味着，《十二诸侯年表》所用秦史史料与《秦本纪》同源。 今传《史记》中几篇多采“初”字句式叙事方式的材料中，问题较多的是《秦始皇本纪》附录的秦世系。 关于《秦始皇本纪》附录文字，究竟是在何时被收入《史记》，今已不可得知。至于“附录”材料是否属于司马迁所见之“秦记”，学界自古则有不同观点。其中肯定者，如唐张守节、司马贞，南宋吕祖谦等，皆以附录文字出自司马迁所见之《秦记》，然诸人皆无详细论证。至近代，有金德建据“附录”秦世系所记年数与《秦表》相合而推断：“《始皇本纪》后面的这篇附录既然能够符合《六国年表》中的《秦年表》，便也可以断定它实际就是《秦记》的节要梗概无疑。”在金氏之前，孙德谦和王国维也持此种观点，只是没有金氏论述细密。此外，清代梁玉绳肯定“附录”史料出自《秦记》，乃东汉人附加，非司马迁亲为，并引《史诠》及《丹铅录》称：“（《史记》）古本自‘襄公立’以下低两字别于正文，今本平头刻，殊失其旧矣。而《索隐》以为马迁重列，则误也。” 在否认“附录”为司马迁所撰的论述中，日本学者栗原朋信的考辨最细。栗原朋信认为《秦始皇本纪》附载的记事不会是司马迁看到的“秦记”。从“附录”所记之事的性质看，其或许源自不同系统的“秦记”。此后，日本藤田胜久又进一步论证说：“《史记》卷六的《秦始皇本纪》的末尾附载了秦世系资料。这批资料记录了君主名称、享国（在位）年数、生子、都邑、特殊大事等，可以说是一种秦国世系资料。与《史记·秦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相比，除了若干不同之处，秦君的世系大致上是一致的。不过看其他记载方式，《史记·秦本纪》写为‘A生B’、‘A卒，子B立’、‘几年A卒’等，秦世系则写为‘A享国年，葬地，生B’，这表明他们不是同一个资料。而且这批世系资料对秦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大事完全没有记载。与《史记》相比记载少得多。根据这一分析可以推测，它虽然是秦国的世系资料，但不是司马迁所利用的《秦记》，是后世附加的资料。”“但其可信度很高，是在考察“秦记”的性质时可供比较的珍贵资料。”此外，近来还有李开元将“附录”直接称作《别本秦世系》、李零将这部分认为是别本《秦记》，显然也属于不同意“附录”材料出自司马迁所读之“秦记”的学术阵营。 那么应该怎样认识《秦始皇本纪》“附录”的材料所自呢？通过史文的比较，我们发现有二点证据可以用来说明这个问题：其一，比较“附录”的文字，可知其有着不同于《秦本纪》和《六国年表·秦表》的史料来源；其二，比较《史记》史文，可见“附录”所记秦史事具有相当的可靠性。 关于第一点，我们认为，如果先不讨论《秦始皇本纪》附录秦世系是否“秦记”的问题，仅辨正“附录”的文字是否与《秦本纪》《秦表》同源的话，答案则是显而易见的，即“附录”显然是别有史源。其理由至少有四点：其一是“附录”记载了一些《秦本纪》《年表》未记之事，如“宣公初志闰月”、“献公初行为市”、“献公为户籍相伍”、“孝公始都咸阳”、“惠文王初行钱”、“昭襄王初为田开阡陌”等等。此外还有惠文王至庄襄王的即位年龄，也是《秦本纪》和《秦表》未记的内容。其二是“附录”部分的历代秦君享国年数、首都、葬地、生子等，与《秦本纪》《秦表》所记相比，更加详细。其三是“附录”部分记有“文公生静公”，“静公不享国而死，生宪公”等事，而《秦本纪》的记载则是：“文公太子卒，赐谥为竫公。竫公之长子为太子，……文公卒，竫公子立，是为宁公。”其四是从记载方式上看，《史记·秦本纪》的世系形式写为“A生B”、“A卒，子B立”、“几年A卒”等，“附录”秦世系则写为“A享国年，葬地，生B”，也表明他们不是来自同一个资料。 关于第二点，即“附录”所记秦史可信的问题。具体证据也有二点：第一点，“附录”所记的秦君纪年与《年表》仅差一年，昭襄王以后的秦君在位年数则与《编年记》一致。因此，从年数上讲，“附录”所记要比《秦本纪》更准确。第二点，“附录”所记静公、宪公的谥号与《秦本纪》《秦表》不同，但1978年陕西宝鸡出土的秦武公时代的秦公钟镈的铭文已证明“附录”所记正确。因该铭文在追述秦先君谱系时称：“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烈烈昭文公、静公、宪公，不坠于上，昭合皇天，以虩事蛮方。”与“附录”一致，而不同于《秦本纪》和《秦表》的记载。 以上两点分析说明，“附录”与《秦本纪》《秦表》记载源于不同史源，且十分可信。同时也证明了藤田胜久所认为的《秦始皇本纪》“附录”部分，是出自司马迁未见或未利用的一份秦史材料的观点。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附录”的秦史记录也不是完本，仅仅是被后人用来补充《史记》秦史的材料。 结合上节所考之涉及“初”字句的秦史记录，其《十二诸侯年表》与《秦本纪》所记相同，所参考的秦史材料亦多相同。而《秦本纪》与《六国年表·秦表》则多有抵牾之处，可见司马迁在编纂这一部分历史时，至少参考了两份秦史记录。《秦始皇本纪》附录秦世系，则是司马迁未曾利用的一种秦史记录。于是我们亦可以循此对司马迁所说的“秦记”作进一步思考。  藤田胜久：《〈史记〉战国史料研究》 三、“秦记”非特称乃泛指秦历史记录 若讨论“秦记”的属性，就必须先对《史记》中最早出现的“秦记”进行分析。按《史记》中“秦记”二字出现凡四次。第一次在《秦始皇本纪》李斯所曰：“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后三处则皆见于《六国年表》序文，迻录如下： 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 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 关于“秦记”的属性，前人的理解之间差异很大。其中《秦始皇本纪》中出现的“秦记”，《史记》校点本仅于“秦”字侧加竖线，表示泛指秦国历史记录之义。显然，校点者不认为这里的“秦记”与《六国年表》中的“秦记”相同，因为后者是被点校者施以书名号表示特定书籍的。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秦始皇本纪》中提到的“秦记”是部特定史著，在引用《史记》此段文字时即不以点校本为准而施之以书名号。 除《秦始皇本纪》中出现的“秦记”外，关于《六国年表》中出现的“秦记”的属性，学界的意见也不尽相同。其中唐司马贞肯定地说，《秦记》“即秦国之史记也。”金德建亦称：“《秦记》是西周末年至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史官们所纪载下来的一部史籍。”王子今也认为：“现在已知秦国官修史书，是所谓《秦记》。”这部分学者基本上认同《六国年表》所说的“秦记”是特指秦国官修的一部史书。 较早对“秦记”特指一部史著表示怀疑的是宋元之际的马端临。他在《文献通考》中曾怀疑道：“今下令焚《诗》《书》而曰‘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则《秦誓》《秦风》亦‘秦记’也，独非《诗》《书》乎。”似乎认为“秦记”应是指秦国的历史文献，并非特指一部史著。但马端临毕竟只是隐约怀疑而非肯定。到了近代就不同了，先是日本学者栗原朋信对“秦记”的性质明确表示怀疑并作出论证。其后是藤田胜久，通过分析《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附录秦世系、《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等篇章，明确指出：“‘秦记’不是一种贯通秦史且性质统一的资料，而是一种资料群，这些资料的性质根据时代背景而有变化。这些资料是秦侯以后一直可以看到的世系资料，文公以后秦国内部祭祀、讨伐为主要内容的‘史’记录，献公、孝公、惠文王以后的大事记形式的记录。”支持这种观点的还有李开元等。 概括说，围绕着“秦记”属性质认识，存在两种对立的意见：一是认为《秦记》就是秦国一部系统性史书，一是认为“或许‘秦记’指的并不是经过某种编纂而形成的书籍，只是‘秦国的记录’”。比较两种意见，我们更认同第二种意见。因为第一种观点存在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即“秦记”若是一部系统的秦史记录，那为什么《史记》在记载不与其他国家相涉的秦史事时，会有如此之多的抵牾。相反，如果按第二种意见，将“秦记”视为秦国历史记录的总称，对于《史记》秦史的抵牾也就有了相对合理的解释。因为司马迁撰《史记》本来就有一个“疑则传疑”的原则，通常在遇到不同史料记载冲突抵牾时，并不轻易改动史料，而是保留不同史料记载的矛盾。这个原则虽然有时会使一些史事的叙述在不同篇章间存在矛盾，一定程度影响到整体叙述的统一性和连贯性，但这也确实是司马迁“盖其慎也”，为古今中外许多史家激赏的科学态度。 论证“秦记”是泛指秦国的历史记录而非特指一部名《秦记》的史著，除了正面比较《史记》各部史实叙述是否存在抵牾矛盾外，还可循着史官制度的途径迂回考查秦国是否存在不同的史官体系，迂回证明秦存在有多种历史记录的可能性。 就制度层面讲，先秦诸侯国皆设众多史官，且随史学文化的发展，至春秋之时，“历史记载的内容和形式出现多方面发展的倾向”，这是学界的共识，秦国自然也不例外。有关秦的史官制度，史籍并无明确记载。《史记》只称秦于文公十三年（前753）“初有史以纪事”，并记载当时有史敦为秦文公解梦。缪公初立时，曾经病卧五日不寐，寐即梦上帝命之平晋乱之事，此遂为“史书而记藏之府”。当然关于此时之“史”的设置详情及“史”的记事形式，史籍并没有具体的记载，但我们从相关史籍中透露的点滴消息，仍能拼凑出一些大致面目。其中明确者，如《史记·张丞相列传》称：“张丞相苍者，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集解》引如淳曰：“方，版也，谓书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苍为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书。”又《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秦、赵渑池会盟，有“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的记载。可知秦曾仿周制设柱下史，以御史为长官，“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或记王言行，或“明习天下图书计籍，主郡上计”。又有佐史。《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王政十一年“（王）翦将十八日，军归斗食以下”，《集解》引《汉书·百官表》曰“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乃佐史似掌军中文书之吏。又有太史令，属奉常。《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奉常，秦官……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秦太史见载者有胡母敬，曾撰《博学》七章，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又有内史。《史记·秦本纪》有“（秦）缪公退而问内史”的记载；《秦始皇本纪》有秦王政九年车裂内史肆和“十七年，内史腾攻韩”的记载。当然，这里面的内史，从记载的情况看，其职责已从掌书王命转向或参谋机要，或派出参掌军政之职了，但从一、设置之初衷乃效仿周王室而为，二、宗周内史乃掌郊祀而秦始“作西畴用事上帝”是在秦襄公“始封诸侯”之时，两点来看，掌祭祀的内史之设，很可能也是在襄公时期，即较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还要早。而若从秦始有确切君王在位年数始于秦侯时期这点推断，则秦有专门“记载统治者的世系和昭穆关系的”“世”类史书的时间，可能会更早。司马迁所谓秦文王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或特指专门的成体系、成规模的史著，而秦亦因此“民多化之”——秦文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不管如何认识秦“初有史以纪事”，上述事实表明，秦大致从秦侯时开始仿宗周设置史官，从简单记述世系到后来逐渐完备成不同的史官系统，各自承担着互不统属的历史记录，其结果是留下了多种不同的秦史记录，而这点也是有事实支持的，至少《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奏事》二十篇，注称“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即记言之史籍。这些都可能是《史记》秦史部分的史料来源，即皆可能是“秦记”——秦国的历史记录。表明“秦记”不是特指一部秦史还有一个证明，就是《汉书·艺文志》在著录《奏事》的同时，于所谓《秦记》却无只言片语言及，唐修《隋书·经籍志》亦未著录。 当然也有学者，如金德建、马非百等认定《秦记》在魏晋时尚流传于世。金先生称：“挚虞、常璩都是晋时候的人，都曾经看见过《秦记》，这说明《秦记》这部史籍到魏、晋时候还是保存的。”马先生称：“《秦记》一书，不仅为《史记》之所自出，且其本书，直至魏晋时，犹未废也。”按金、马二先生引用的证据都有《太平御览》卷六八引挚虞《决疑录要注》：“世祖武皇帝因会问侍臣曰：‘旄头之义何谓耶？’侍中彭权对曰：‘《秦记》云：国有奇怪，触山截水，无不崩溃，唯畏旄头。故使虎士服之，卫至尊也。’中书令张华曰：‘有是言而事不经。臣以为壮士之怒，发踊冲冠，义取于此也。’” 对于金、马二先生对《秦记》的论证，有学者，如倪晋波，明确反对，而证据则基于对挚虞材料的质疑。按关于挚虞所引，《宋书》亦有类似记载，且录有徐爰评论，曰“彭、张之说，各有意义，无所承据。”反对者即据此认为：“徐爰明白地指出彭推所言的秦国怪兽故事‘无所乘据’，就是说，它并不是来自《秦记》。”并通过樊绰《蛮书》引《秦纪》之语，与《史记集解》引徐广注相同，且徐广并未言其说出自《秦纪》为据，论证说：“以此观之，挚虞《决疑要注》所谓‘《秦记》’云云，很可能也是据前人之言附会而成的。” 挚虞引《秦记》所云怪诞之事是否真的“无所乘据”，是否“是据前人之言附会而成”？我们认为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按樊绰为唐懿宗时人，所著《蛮书》曾说：“按《秦纪》，始皇十八年，巴郡出大人，长二十五丈，一夫两妻，号曰左右也。”而《史记》“秦始皇本纪十八年”条下《集解》引徐广注亦有“巴郡出大人，长二十五丈六尺”之说。说明挚虞所引并非无据。至于沈约《宋书》，乃在徐爰撰宋史基础上编纂而成。且挚虞生活年代要早徐爰近百年，故用徐爰之语否定挚虞，显然不太有说服力。至于张华所谓“有是语而事不经”，仅仅否定彭权所引《秦记》内容“不经”，并未否定“有是语”。而《蛮书》所引，也较徐广所述多“一夫两妻，号曰左右也”等语，显然并非直接引自徐广，或另有所本。况且王子今先生通过对秦纪事的分析，亦认为秦人记事有语颇“不经”的文化现象。此证说明，倪晋波先生所驳魏晋时有《秦记》流传的论证并不那么有力。 魏晋时提及《秦记》的，除了《决疑要注》外，还有《胡综别传》也讲到了《秦记》。《太平广记》卷一九七《博物一》引《胡综别传》称：“胡综博物多识。吴孙权时犹掘地得铜匣长二尺七寸，以琉璃为盖，雕镂其上。得一白玉如意，所执处皆刻龙虎及蝉形，时莫能识其所由者。权以综多悉往事，使人问之。综云：‘昔秦始皇东游，以金陵有天子气，乃改县名，并掘凿江湖，平诸山阜，处处辄埋宝物以当王土之气，事见于《秦记》。此盖是乎？’众人咸叹其洽闻而怅然自失。” 魏晋时如此多的著述皆提到《秦记》，而我们前面通过对《史记》所述秦事的考证，并以《汉书·艺文志》未著录《秦记》为辅证，确切地论证了所谓“秦记”并不是特指一部史著，而应是泛指秦国的历史记录，于是这样便有一个如何解释魏晋人所说的《秦记》的问题。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班固以后，汉及魏晋人确实曾裒辑秦国史料辑集为书，名曰“《秦记》”，而其中的一些故事，因各种原因又被收入一些魏晋著作，胡综等三人所称引的“《秦记》”或即从这些著作转引而来。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即统称为“秦记”的秦国历史记录其实是残缺不全的。首先，秦仲以后，献公以前，仅记有穆公、康公二君之名。其次，《秦本纪》记载有宁公即位年龄，再次出现秦君即位年龄的是秦孝公。《秦始皇本纪》附录秦世系将《秦本纪》未录的惠文王至庄襄王的即位年龄，采用“生××年而立”的形式，都进行了记载。然而，宁公以后，孝公以前的，也并没有记载。这两点说明，秦国历史记录，或许确实因为秦末战乱，毁掉了一部分。抑或也是司马迁称所谓“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的缘由？  因排版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