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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诗的起源研究：80年代的史诗研究 “文革”期间，中国各民族史诗的搜集工作停滞了。“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高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工作方向。在这种文艺政策和思想潮流的推动下，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工作很快得到了恢复和重视，中国各民族史诗的搜集整理迎来了新的契机，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取得了许多可喜成绩。与此相应，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美学观的理论框架下，中国各民族史诗的研究也逐步展开，其中对史诗起源的讨论较为热烈。 对《格萨尔》的产生年代，徐国琼于1959年在《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推测格萨尔生于1060年，格萨尔故事产生于11世纪，而后在1980年重申了这个观点。健白平措和何天慧将《格萨尔》产生时间拉到13世纪，毛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采用了这个观点。这样《格萨尔》产生于宋元时期便成为讨论《格萨尔》产生年代的一种主要观点。黄文焕提出了《格萨尔》产生年代的“吐蕃时期说”。他认为，《格萨尔》是以吐蕃时代的历史人物为原型创作出来的，描述的战争是吐蕃时代曾经切实发生过的战争，其最初创作者是吐蕃时代的人。黄文焕的观点太过于将《格萨尔》比附史实，响应者不是很多，招致的批评不少。王沂暖提出《格萨尔》产生年代的“明清时期说”。《格萨尔》的篇幅巨大，分部本众多，不是一个世纪所能完成的，也不是一个说唱艺人所能完成，而是经历数个世纪和数代说唱艺人逐渐完成的。基于此，王沂暖将《格萨尔》产生年代推定在15世纪以后，认为它一直处在动态发展中。 《格萨尔》的产生、流传、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着自身特有的内在规律。“吐蕃时期说”“宋元时期说”“明清时期说”对《格萨尔》产生年代给出了各自的解答，但都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都很难说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有争议的学术话题。随后几年，学界对《格萨尔》在漫长的不断积累过程中逐步发展的观点达成了共识，有意识地将《格萨尔》放在其自身的历史、地理以及口头传统的语域里讨论其形成过程。 对《江格尔》的产生年代，国内学人的见解各异。阿尔丁夫提出《江格尔》产生于13世纪以前的观点。《江格尔》没有反映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的历史事实，没有反映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西征的历史事实，也没有提及蒙古汗国建立的万、千、百、十户制度。据此，阿尔丁夫推定《江格尔》的产生和基本形成年代不可能晚于13世纪初，即不晚于1206年。齐木道吉等编著的《蒙古族文学简史》采纳这种观点。色道尔吉也推测《江格尔》产生于四部卫拉特中的土尔扈特部，然后流传于国内外蒙古族民众聚居地。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江格尔》产生于13世纪以后。宝音和西格在《关于史诗<江格尔>创作于何时何地的问题》里提出《江格尔》产生于卫拉特蒙古部落迁徙到新疆阿尔泰山建立四卫拉特联盟时期，即脱欢和也先统治的15世纪。仁钦道尔吉主张《江格尔》产生于13世纪以后。他从文化渊源、社会原型、词汇和地名、卫拉特人的迁徙史、宗教形态、流传情况等方面综合阐发，指出《江格尔》形成为长篇英雄史诗的上限是15世纪30年代早期四卫拉特联盟建立以后，下限是17世纪20年代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部众西迁以前，在这200年内《江格尔》的主要部分业已形成。仁钦道尔吉还否定《江格尔》“乌孙起源说”，批评刘岚山在没有掌握任何材料的情况下，仅根据色道尔吉《江格尔》汉译本中的“昆莫”便推断《江格尔》有乌孙历史的影子的做法，驳斥了格日勒扎布通过字形、字音、字义把《江格尔》与乌孙族历史联系起来的假设，认为刘岚山的观点“忽视蒙古族本身的历史和文化发展，忽视中央亚细亚地区整个蒙古和突厥英雄史诗的发展规律，企图把《江格尔》同现有卫拉特人和蒙古民族分开。”同时，仁钦道尔吉反对那种把四卫拉特人和蒙古民族分开而否认新疆卫拉特人对《江格尔》的创作权的观点，进而否定《江格尔》产生于13世纪以前的观点。 对《玛纳斯》产生年代的讨论也是众说纷纭。陶阳的成吉思汗时代形成说阐述了《玛纳斯》消化和吸收了成吉思汗时代前后柯尔克孜族的历史事实。胡振华认为《玛纳斯》大约于10—12世纪形成。张宏超的10-16世纪形成说认为《玛纳斯》产生于柯尔克孜人迁徙到天山地区以后，下限是柯尔克孜人伊斯兰化之前，即形成年代不会超过16世纪。这个学术论争还持续到90年代，白多明和张永海的辽代形成说指出《玛纳斯》大约产生于11世纪，史诗中的“北京”即契丹首都临潢。郎樱依据居素普·玛玛依和艾什玛特的《玛纳斯》唱本内容，结合柯尔克孜族的历史发展情况，推断《玛纳斯》第一部基本形成于13-16世纪，而《玛纳斯》的其他七部基本形成于16-18世纪。 这些对史诗生成年代的讨论大多从各自民族的历史、史诗的基本内容等诸多方面推断史诗的产生年代。孰是孰非，一时之间，难以给出一个定论，而在接下来的90年代，乃至21世纪初期，对史诗生成年代的讨论逐渐转向对史诗生成过程的讨论，侧重考察史诗形成、发展与演变具有的内在规律，如巴•布林贝赫的《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仁钦道尔吉的《蒙古英雄史诗源流》和陈岗龙的《蟒古思故事论》。 在80年代的史诗研究过程中，格萨尔其人也成为当时学术论争的焦点。较早对格萨尔其人展开历史研究的中国学人应该是任乃强。参证《宋史·吐蕃传》、西夏史等典籍的记载，任乃强推定格萨尔是林葱土司的先祖，也即唃厮罗。1979年，王沂暖肯定格萨尔是一个历史人物，批评了格萨尔的关羽说和外借说，对任乃强提出的格萨尔是唃厮罗的观点进行了论证和阐发。1982年，开斗山和丹珠昂奔对格萨尔其人的“历史人物说”、“外族说”和“先有模特儿，后成文学形象说”进行了述评，将《格萨尔》内容与史料互相参证，倾向支持格萨尔是唃厮罗的观点，但没有对唃厮罗是否为林葱土司的祖先给予学术论证。上官剑璧提出格萨尔是林葱士司祖先的观点，根据《格萨尔》的内容和流传区域以及藏文典籍等多方面的资料论证了格萨尔与林国的关系。随后，王沂暖支持了上官剑璧的说法，认为格萨尔应该是林国的首领。1984年，吴均否定岭•格萨尔是唃厮罗的观点，提出格萨尔是以林葱地方的首领为模特儿发展而来的观点。 格萨尔是藏族民众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将他与藏族历史上的人物过分比附是不科学的，不能将他与藏族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等同起来，他应该是一个综合了藏族历史上诸多英雄人物特征的典型人物。对格萨尔其人的探讨，应该将历史研究和文学艺术形象的创作规律结合起来。 另外，20世纪80年代，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内容与形式的对立统一出发，结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依据文学具体形象地反映社会生活的观念，宝音和西格的《谈史诗江格尔中的洪格尔娶亲》、色道尔吉的《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王沂暖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索代的《试谈格萨尔王传的社会内容》、刘发俊的《论史诗玛纳斯》、周作秋的《论壮族的创世史诗布洛陀》等许多研究成果对中国各民族史诗展开美学分析，阐释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挖掘其社会文化内涵。这一时期，中国学人还拓宽了国际学界的史诗概念，提出“创世史诗”的史诗类型，丰富了世界史诗的宝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