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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遵宪所著《朝鲜策略》并非如中外史家所褒奖的那样完美，而是存在着逻辑上的严重缺陷，将臆想中的“俄国威胁论”当成了现实中的“俄国威胁”， 将一种潜在的、可能的变量，视为一种业已发生、存在的事实。这种以臆想抑或推演代替现实的论证方式明显带有牵强附会的意味，叠加了极强的主观意志，纯粹是为现实目的服务的“先入为主”之见，究其实不过是为了配合清政府调整对朝鲜政策的应景之作。立论的先天不足或缺陷，必然影响到黄遵宪所提方案的严谨性、准确性，其“结日本”抵御俄国的主张，明显存在着战略上的误判，对其个人尤其是其《朝鲜策略》的历史地位与价值必须重新评判。 关键词：《朝鲜策略》；黄遵宪；何如璋；“俄国威胁论” 黄遵宪所著《朝鲜策略》自问世至今，广受中外史家褒奖。日本人称之为“影响深远之书” [①]，朝鲜“国王高宗以及为数不多的政府首脑对此文的主张产生共鸣”[②]，是“东亚国际关系史上一部划时代的文件，决定了近代国际关系历史的一部命运性的著述”。[③]中国学者则称其为近代中国“颇有建树的外交家”。[④]几乎所有的论著都从正面表述《朝鲜策略》的远见卓识，称赞黄遵宪敏锐练达的外交才干。[⑤]其实，这些观点的论述都存在着不够全面和深入的缺憾。尤其是对作为黄遵宪《朝鲜策略》立论的前提即“俄国威胁论”形成的背景和过程，都缺乏必要的历史性考察。笔者认为，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中把“俄国威胁论”当成了现实中的“俄国威胁”，将一种潜在的、可能的变量，视为一种业已发生、存在的事实，其策论带有极强的功利性。本文将从“俄国威胁论”的真伪、“俄国威胁论”的由来、朝鲜对“俄国威胁论”的回应等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还原于历史的真相，为重新诠释和解读《朝鲜策略》提供史实依据，进而对黄遵宪的历史功绩和地位做出更客观、真实的评述。 一、《朝鲜策略》的撰写背景与中心观点 《朝鲜策略》约成书于1880年6—7月间。[⑥]该书写于清政府调整对朝政策的大背景之下。19世纪70年代，日、英、法、美、德等域内域外国家纷纷插足朝鲜半岛，清政府在无力驱逐的前提下，决计在朝鲜推行“以夷制夷”策略，引进欧美国家，借用西洋，遏制东洋，以图实现“保藩固边”的双重战略。1879年8月21日，清朝光绪帝发布密谕，指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借用与朝鲜重臣李裕元的私人关系，劝说朝鲜放弃闭关锁国政策，与欧美国家立约通商。[⑦]与此同时，因1876年《江华条约》签订后，朝日两国交往频繁，时有使臣往来，全面负责清政府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又电令驻日公使何如璋介入其中，从国内、国外两条途径对朝鲜展开劝说、游说。现存史料没有发现总理衙门下达给何如璋的相关记载，但何如璋的信函却证实确有其事。1880年11月18日，何如璋向总理衙门汇报了撰写《朝鲜策略》的原委，其中提到：“先是朝鲜金使之将来，如璋欲劝令外交，荷承总署【总理衙门的别称——引者注】指示。”[⑧] 1880年5月21日、6月7日、6月11日、6月29日，何如璋在致总理衙门信函中所禀报、论述的问题，都佐证了他在遵从总理衙门的指示，按照清政府调整后的对朝政策开展工作。[⑨]仔细比对则会发现，这四封信函所表述的有关俄国调兵、欲侵吞朝鲜等观点，都与此后的《朝鲜策略》主旨相一致。换言之，正是这四封信函搭建了《朝鲜策略》的基本框架，《朝鲜策略》就是在这四封信函的基础上凝练而成。 在此，就涉及到一个谁是《朝鲜策略》的作者问题。现存史料显示，《朝鲜策略》应当是何如璋与黄遵宪的合著。何、黄两人对此均有过说明。1880年9月6日，清朝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在东京对朝鲜修信使金宏集说：“仆平素与何公使商略贵国急务，非一朝一夕，今辄以其意见书之于策，凡数千言。知阁下行期逼促，恐一二见面，不达其意，故迩来费数日之力草，虽谨冒渎尊严上呈。”[⑩] 11月18日，驻日公使何如璋致函总理衙门称：乘朝鲜修信使东来之机，“因命参赞黄遵宪作一朝鲜策略，设为问答论难之辞”，“即今笔记中所谓册子是也”。[11]据此可知，何如璋、黄遵宪早就开始留心朝鲜问题，并在与金宏集交谈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若干相对成熟的意见。《朝鲜策略》是何如璋、黄遵宪集体讨论的结晶，黄遵宪是执笔人，何如璋是其中心观点的提供者。至于《朝鲜策略》仅署以“广东黄遵宪私撰”一事，何如璋在给总理衙门的信函中也作了说明，“中有如璋碍难尽言者”道出了事实的原委。何如璋深谙，驻日公使是朝廷的命官，清政府的官方代表，外交官的言论稍有不慎，就会引起国际外交上的纠葛。再加上，当时清政府对朝鲜奉行“内政外交向不过问”的既定国策，署有何如璋的名字，很可能招致朝鲜政府的反感甚至是抵触，反而不利于对朝鲜开国的劝说、游说。这就是世人谈及《朝鲜策略》，言必称黄遵宪而遗忘何如璋的原因所在。 《朝鲜策略》的面世，始于1880年9月。同年8月11日，朝鲜修信使金宏集奉命前来东京，交涉日本公使驻留汉城、朝日之间关税征收及仁川开港等问题。这就为何如璋劝说朝鲜开国通商提供了一个契机。从8月20日到9月6日，何如璋、黄遵宪与金宏集先后有过6次交谈。交谈中，何如璋、黄遵宪剖析了闭关锁国政策的虚妄性，诠释了改革开放的必要性，指出了朝鲜面临的空前危险，认为“方今大势，实为四千年来之所未有，尧舜禹汤之所未及料。执古人之方，以药今日之疾，未见其可”，倘若试图以闭关锁国来抵御列强的侵袭，是既不可能，也不现实，长此以往，只会使国家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黄遵宪说：“今地球之上，无论大小国以百数，无一国能闭关绝人者。朝鲜一国，今日锁国港，明日必开。明日锁港，后日必开。万不能闭关自守者必矣。万一不幸，俄师一来，力不能敌，则诚恐国非己有。”[12]“今日之急务，在力图自强而已。”此番高论可谓是如雷贯耳，金宏集直言“自强二字，至矣，尽矣，敢不敬服！”[13]遗憾的是，由于语言交流上的困难，中朝使臣之间的交谈只能通过“笔谈”来进行，这就限制了交流的广度与深度。为了全面、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何如璋遂指派黄遵宪利用数天的时间，将早已写好的《朝鲜策略》誊抄了一份，于9月6日交给了金宏集。10月2日，金宏集将《朝鲜策略》呈送国王。从此以后，《朝鲜策略》才为世人所知。 《朝鲜策略》区区六千余字，核心观点是：为免遭俄国的蚕食鲸吞，朝鲜必须“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图自强”。否则，就有灭顶之灾。在《朝鲜策略》的开端，黄遵宪充分展现了其汪洋恣肆的想像力，用典雅流畅、质朴易懂的语言，讲述了朝鲜面临的俄国威胁：“地球之大，有莫大之国焉，曰俄罗斯。其幅员之广，跨有三洲，陆军精兵百余万，海军巨舰二百余艘。顾以立国在北，天寒地瘠，故狡然思启其封疆，以利社稷。自先世彼得王以来，新拓疆土，既逾十倍。至于今王，更有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其在中亚细亚、回鹘诸部，蚕食殆尽。天下皆知其志之不小，往往合纵以相拒。土耳其一国，俄久欲并之，以英法合力维持，俄卒不得逞其志……俄既不能西略，仍幡然变计，欲肆其东封。十余年来，得桦太洲于日本，得黑龙江之东于中国。又屯戍图们江口，踞高屋建瓴之势。其经之营之，不遗余力者，欲得志于亚细亚耳。朝鲜一土，实居亚细亚要冲，为形胜之所必争。朝鲜危，则中东之势日亟。俄欲略地，必自朝鲜始矣。”[14]黄遵宪寥寥数笔，将俄国描绘成了一个侵略成性的凶神恶煞，并用勿庸置疑的语言指出，朝鲜将是俄国吞并东亚的首选目标。 既然何如璋、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中信誓旦旦地宣讲“俄国威胁论”，后世治史者不禁要问，何、黄倡言“俄国威胁论”的依据何在？ 二、《朝鲜策略》所提“俄国威胁论”的由来 揆诸史实可以发现，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俄国威胁论”在清政府的决策层可谓是甚嚣尘上。为了收复被俄国抢占的伊犁地区，清政府先后两次派使赴俄交涉。1879年10月2日，崇厚与俄国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又称“崇约”），中国虽然收回了伊犁九城，但以南、以西的大片领土却划归俄国。中国朝野舆论大哗。1880年2月，清政府遂命驻英、法公使曾纪泽赴俄交涉改约事宜。俄国除在谈判桌前蛮横拒绝外，还向远东地区调派舰队，扬言要向中国开战。严峻的现实与惨痛的历史记忆，引发了清政府对俄国威胁的新警觉，自然也会影响到何如璋、黄遵宪对俄国威胁、远东局势走向的判断与思考。而其言论、观点也就助推了“俄国威胁论”的发酵与扩散。1880年5月21日，何如璋致函总理衙门，汇集各方面的情报来源，对其“俄国威胁论”的由来做了集中阐述。 其一，英国外交官观点的影响。英国渲染“俄国威胁论”，既有全球战略上的考量，又有在远东地区防范、抵御俄国南下的现实需要。从19世纪50年代起，英国的全球战略步入了收缩阶段，俄国却在欧亚四处扩张。到19世纪70年代，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英国的全球影响力达到了顶峰，战略防守成为常态，俄国则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攻守转换折射出的是新老帝国主义之间的江山易代，制造、散布“俄国威胁论”便成为英国维护现有国际秩序、围堵遏制俄国扩张的折冲手段。[15]丑化俄国自然成为英国舆论的核心话题，“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俄国乃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国家，乃是暗中行动的鬼蜮魍魉”；“俄国变得像封豕长蛇一样，无法停止吞噬。人们怀疑，俄国就是包举囊括了五大洲，边远地方的疆吏仍会纯然由于习惯的缘故而开始互相火并”。[16]在这些字里行间的背后，渗透着英国对俄国挑战的厌恶、恐惧，流溢着英国对稳定现有国际秩序的焦虑与渴望。现存史料显示，英国在东亚地区渲染“俄国威胁论”是从日本开始的，经由阿礼国[17]、巴夏礼[18]两任驻日公使的鼓躁完成的。阿礼国在任职期间，极力渲染俄国威胁的严重性。他认为，日本是维护英国远东战略的前哨阵地，俄国必起侵吞之念，“俄国为了获得在西方没有得到的不冻港，也为了在中美海上贸易中尝到甜头，在亚洲的东端，一定会推行入侵政策”，“如果其他欧洲诸国后退的话，在不远的将来日本一定会成为沙皇帝国的一部分，这几乎是可以肯定了”。[19]为此，“他曾经告诫英国政府，对于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入侵活动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具有领土野心的俄国，英国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态度”,“同时也不断地向幕末的官员宣传其主张”。正因为如此,日本史学家将阿礼国称为英国向日本渲染“俄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田村纪之说：“对日本宣传警戒俄国威胁的是英国外交官阿礼国。”[20]巴夏礼作为阿礼国的继任者，“忠实地执行了英国的基本方针，他是阿礼国路线的继承者” [21]，并且将“俄国威胁论”与朝鲜问题捆绑到了一起。1868年9月5日，巴夏礼在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预判俄国必定会侵占朝鲜的永兴湾。他说：“无论将来俄国是沿本国海岸线向朝鲜方面扩张，还是维持目前的俄朝边界线，恐怕都要根据永兴湾提供的‘自然方便条件’的程度而定。”“但是，俄国即使在朝鲜获得港口，如果不占有港口与永兴湾之间的朝鲜领土，该港口也难以保证永远为俄国拥有和占领。”[22] 前后23年在华任职的经历，使巴夏礼深悉，中朝宗藩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朝鲜问题的解决必须与中国联为一体。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英国欲把朝鲜打造成防御俄国的远东支点，几乎是不可想像的。尤其是在19世纪60年代单独对朝交涉失败后，英国吸取教训，实施迂回策略，借用中国为朝鲜宗主国的特殊身份，由中国出面，劝说朝鲜与欧美国家立约通商，构筑完整的御俄防线。而说服中国的理由依旧是“国威胁论”。早在1871年12月，时任中国海关总督的英国人赫德就从“俄国威胁论”的视角，评议美国侵朝失败的后果。他说：“如果美国在这件事上就此停步的话，朝鲜将会像一个长熟了的梨子，落到俄国的嘴巴里。”[23]此后，秉承政府的旨意，渲染“俄国威胁论”，敦促、游说中国加入围堵俄国的统一战线中去，成为英国驻外使节的使命所在。1880年初，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总理衙门建言，“中国的各个藩属小国的继续坚持闭关自守……不论对中国还是对它们本身，都是一种危险的根源”。[24]1880年5月21日，何如璋致函总理衙门称，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在会晤之时，直截了当地提出：“中国何不劝高丽与各国通商，既不能闭关，即多与一二国结好，亦有益无损，否则将为俄人所吞噬。”[25] 据此可知，英国外交官的渲染，助长了“俄国威胁论”的蔓延、发酵，使之 在东亚地区大行其道。何如璋、黄遵宪作为清政府的驻日外交官，平素与英国驻日公使多有接触，受其观点的影响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 其二，日本外务省官员的影响。“俄国威胁论”或“俄国警戒论”，在日本是一个历久日新的话题。从幕末起到明治初期，“俄国威胁论”始终是日本政界挥之不去的梦魇，如同游荡在日本上空的幽灵，钳制着日本的思想，操纵着日本的行动，甚至是把持着日本国家政策的整体走向。“俄国威胁论”在日本的出现，是由幕末时期日俄两国围绕北方蝦夷、桦太[26]领土归属问题而引起的。1861年3月，俄国海军占领对马岛事件的发生，使“俄国威胁论”达到了顶峰。在160多年的时间里，日俄争斗的基本态势是俄国强，日本弱；俄国进攻，日本防御。在19世纪60年代之前，日本渲染“俄国威胁论”带有明确的内向性，是对来自俄国现实威胁的真实反映。朝鲜人就曾说过：“日人畏俄如虎，虽与之通商，常存不虞之戒。”[27]“人每言露，皆比‘耽虎’”。[28]而明治维新后，在朝鲜问题上，日本渲染“俄国威胁论”则呈现出外向性特征，是对本国整体战略的遮掩，带有明显的欺骗性。无论是力主“征韩”的木户孝允[29]、宫本小一郎[30]、西乡隆盛[31]、榎本武扬[32]，还是反对“征韩”的大久保利通[33]，都深谙朝鲜对于日本开土拓疆、走出海岛、染指大陆的重要性，皆视朝鲜为日本国家的生命线、日本战略的延长线；同时，他们也深知，如果朝鲜一旦落入俄国的囊中，就等于关上了日本西进的大门，封死了日本通往亚洲大陆的命脉，日本将局促于海岛一隅，依旧品尝千年来与大陆隔绝的苦涩。此种局面一旦成为现实，日本“八纮一宇”的庞大国家战略将成为水中花镜中月。为防止噩梦成真，渲染“俄国威胁论”实属必然。1874年8月，曾任日本驻釜山领事的森山茂在与朝鲜官员的谈话中称：“俄国占领满洲之地，又沿鸭绿江逼近贵国国境，清国萎靡不振，无能为力救助贵国，吾国与贵国有同感之处。吾国亦与俄国边境比邻，不能不警戒防备。如果贵国被俄国人加害，我土亦不得安宁。”[34]这是目前看到的日本向朝鲜推销“俄国威胁论”，宣扬日朝一体、唇齿相依的最早记录。1876年6月，日本外务卿井上馨两次向朝鲜修信使金绮秀宣讲“俄国威胁论”。金绮秀记录道：“井上馨，春间来沁都之副官也，来访馆所，谓余曰：‘露西亚之有动兵之渐，吾于沁都，已有言之者，而我国之人，每往彼地，见其日造兵器，多积粮于黑龙岛，其意将何为？贵国须先事而备，缮器械，练兵卒，以为防御之策可也。’并再三表示：‘所以勤勤以此告贵国者，愿贵国先事而谋，俾无他日之侮也。幸先生归去必申勤致语于贵朝廷，无负此至意，区区之望也。’”当金绮秀登门拜访时，井上馨再次灌输“俄国威胁论”。对此，金绮秀有如下记述：“井上曰：‘日昨申告之事，公非有心人耶？露西亚之注心贵国，吾已言之缕缕，吾非疾风伤性之人，苟无所见，则何必不惮烦至此也。公之归去，须勿弁髦我言，力告于贵朝廷，早自为备可也’。仍出地球全图一轴曰：‘以此奉赠，携归去，时时观察一度，度各有程里，以此推一定之规，露西亚之距贵国几里，亦可知也。吾今奉使欧罗诸国去，六七年后方可归来，苟无所见，何苦为此缕缕之言也？公可谅此苦心也。’”[35] 据此可知，日本渲染“俄国威胁论”，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考虑；既是一种意义深远的国家战略，又是一种灵活机动的外交策略，是对国际、国内形势研判后的精明设计，是为了实现国家战略构想的一种需要[36]。作为驻日外交官，日本畏俄如虎的心结，自然会影响到何如璋、黄遵宪对俄国威胁的判断。1880年4月30日，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向何如璋大谈俄国威胁论，“寺岛云，去岁英法欲与俄立约，在图门江口通商，俄人拒之，其意可知。又言俄人屯兵图门江口，朝鲜流民归之者极众”。寺岛宣称日本与朝鲜缔结条约的目的，纯是借以自保，并为此建议“中国似宜遣使往驻朝鲜，属其及早筹维”。何如璋称“其言殊足动听”。[37]5月6日，寺岛宗则再次会晤何如璋，点评了英俄两国的区别，宣扬俄国对朝鲜、对东亚的威胁论，提醒中国应未雨绸缪，防范俄国，否则，亚洲局势堪忧。寺岛宗则称：“英如狐，俄如虎，一图利，一图土地，均宜防也。彼因言俄近在图门江口屯兵，垦辟日拓而南，朝鲜流民归之者约有二三万人，其用心殊不可测。我与朝鲜结约通商，亦愿藉此为自保之计，非别有所图也。中国似宜遣使往驻朝鲜，属其及早筹维，且思所以保护之，并时遣兵船游巡，以习水道为万一之备。否则朝鲜一失，亚洲之大局深为可忧。”[38]对俄国侵略有着切肤之痛的何如璋、黄遵宪对日本外务省官员的说教，自然会有一种认同感。相似的经历，共同的关注，引起了何、黄对“俄国威胁”的共鸣，在自觉与不自觉当中，充当了日本“俄国威胁论”的赞倡者、传播者。 其三，日本报纸新闻的报道。1880年前后，日本对俄国向远东地区调派军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朝日新闻》、《东京横滨每日新闻》、《大阪日报》、《读卖新闻》等主要报纸均进行了连续报道。而这些新闻报道都成为何如璋渲染“俄国威胁论”，凝练《朝鲜策略》核心观点的主要证据。1880年5月21日，何如璋以日本的新闻报道为依据，向总理衙门禀报俄国在东北地区调兵遣将，意欲对中国开战。他说：“近又据新闻纸言，俄人在黑龙江一带缮甲完郭，计增马队四千五百人，又增步兵三千人，增炮兵六百人，水兵二千人，兵船四艘”。[39]6月7日，何如璋再次依据日本的新闻报道，渲染“俄国威胁论”，提醒驻新疆清军万不可轻举妄动，贻俄国开战之把柄。他说：“新闻纸称俄国兵船在中国海者甚多，虑其乘我不备，仓卒开衅，似亦为近来盟约之国所无，惟暂时曾袭侯方在启程，新疆一带两军相望，亟应严饬士卒毋许滋事，以贻口实，乃为稳著耳。”[40]6月11日，何如璋仍以日本的新闻报道为依据，渲染俄国染指朝鲜。他说：“传闻俄国欲与朝鲜通商，在咸镜道开口，经已派使前往，方在议论间，未知果否。”[41]6月29日，何如璋继续援引日本的新闻报道，渲染俄国向伊犁、黑龙江大举增兵，欲图在西北、东北两线对中国发动战争。他在致总理衙门的信函中称：“新闻云：俄国政府议于黑龙江伊犁两处各增兵一万二千人。又云，俄国于乌拉山（在伊犁之西北，俄京之东），修缮道路，豫防他日开战便于转运云。”[42]据此可知，作为构成何如璋、黄遵宪《朝鲜策略》主体观点的这四封信函，都深受日本新闻报道的影响，都将新闻报道的内容当成了真实存在的事实来看待。而这种对待新闻报道的态度是值得商榷的。现代报纸作为大众传播的主要载体，依靠专业化的媒介组织和先进的传播技术与产业化手段，具有大规模信息生产与传播的社会功能。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报纸就是他们掌握、了解信息的源头，至于信息的对错、有无，受众者是很少去探究的。只要产生了传播的效果，办报者的意图也就达到了。可以说，以《朝日新闻》为代表的日本报纸有关俄国兴师南下的报道，强烈刺激了受众的视觉、心理，渲染、营造了一个极具震撼力的社会舆论场，操纵了受众者的思想，甚至于支配了受众者的判断力。置身于此种氛围的何如璋自然也不例外。 其四，“兴亚思潮”的影响。关于“兴亚会”性质与地位的评价，因学术界已有广泛研究[43]，笔者在此无意赘言。不可否认的是，该会在1880年成立前后所宣扬的“同文同种”、“联合抗欧”的主张，形成了一股颇具影响力的思潮，赢得了众多中国人的赞赏。1870年日本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为游说中国与日本立约通商，声称：“英法美诸国，强逼我国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难独抗，于可允者允之，不可允者推拒之。惟念我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44]流露出明显的中日结盟，抗击欧美的意思。李鸿章出于“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的考虑，力主“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45]1876年1月24日，李鸿章向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再提中日联合，共同抵御欧美的设想。他说：“我们东方诸国，中国最大，日本次之，其余各小国均须同心和气，挽回局面，方敌得欧罗巴住。”[46]并以此劝告日本放弃侵朝行动，“高丽与日本同在亚细亚洲”，“我们一洲自生疑衅，岂不被欧罗巴笑话？”[47]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终其一生来看，李鸿章的防日远胜于联日，他在此时的话语，更多是一种外交谈判中的权宜之计。时任香港《循环日报》主笔的王韬也是一位“联亚防俄”思想的鼓吹者、宣传者。1879年3月，王韬应邀访日，与日本学界、政界多有接触[48]，回港后，仅在1880年的《循环日报》上，就发表了《论御俄》（1880年4月17日）、《再论御俄》（1880年4月19日）、《论俄人备豫启衅》（1880年6月1日）等有关防俄拒俄的论文34篇。[49]何如璋、黄遵宪则凭借着驻日使领的特殊身份，一方面与国内保持着密切联系，洞悉国内舆论的动向，交换对时局的看法。1880年2月3日，何如璋致信王韬：“日本似不足患，然兄弟之国，急难至此，将何以同御外侮？虎狼之秦，眈眈逐逐，彼其志曷尝须臾忘东土哉！祸患之来，不知所届，同抱杞忧，吾辈未知何日乃得高枕而卧也！”[50]清楚地表达了“联日抗俄”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凭借着深厚的文化素养，与日本友人吟咏唱和，纵论时势，提倡中日朝三国联盟，共同对付亚洲最危险的敌人——沙俄。黄遵宪的诗《陆军官学校开校礼成赋呈有栖川炽仁亲王》就清晰地表达了此期中国驻日使领的外交思想。诗中写道：“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譬若辅车依，譬若犄角立。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同类争奋兴，外侮自潜慝。解甲歌太平，传之千万亿。”[51]当1880年3月，“兴亚会”成立时，何如璋、黄遵宪加入其中也就再自然不过了。就连第二任驻日公使黎庶昌也是“兴亚会”中的一员。[52]因而，何如璋、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中极力渲染“俄国威胁论”、鼓吹中日朝联盟也就完全合乎逻辑。郑海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称赞“黄遵宪是近代中国第一位从亚洲全局角度提出中日朝三国联盟以拒俄主张的人”。[53] 其五，个人的主观判断。何如璋依据英国外交官、日本外交大臣的观点，日本报纸新闻的报道，完成了自己的判断并推演出了俄国侵略朝鲜的行动路线。他认为，“合一切传闻之词，情形当属实也。窃以为高丽之患不在日本而在俄罗斯”。“俄人虎狼之心，固天下万国所共知者”，“俄之经营东土，非伊朝夕”，“俄人所属海口，冬阻于冰，欲于高丽各口肆鲸吞”。倘若战争一开，“俄用兵必先高丽，直趋咸镜道”。强弱相较，立判胜败。“高丽若亡，蛇蝎之患，近在心腹，中国岂有安时？”为朝鲜计，更为中国东北安全计，何如璋强烈呼吁，“我东三省之应如何设法筹划屯守，绸缪未雨，宜急图之”。[54] 总之，何如璋“俄国威胁论”的思想来源，既有对俄国侵略成性历史的追溯，又有对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持“支持”立场的英国外交官的善意提醒，更有日本报纸言之凿凿的新闻报道，可以说兼具了历史与现实，权威与共识，因而，对推高国内的“俄国威胁论”发挥了催化、发酵的作用。应该说，1880年5月21日致总理衙门函，是何如璋众多畅谈“俄国威胁论”的通信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份。它也就成为评判何如璋“俄国威胁论”的最权威依据。 三、《朝鲜策略》所提“俄国威胁论”的真伪 何如璋、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中的叙事逻辑显示，朝鲜之所以要践行“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图自强”四大举措，是因为朝鲜面临着俄国严峻的现实威胁这一大前提，即文中所言：“朝鲜今日之急务，莫急于防俄”。[55]换言之，“俄国威胁”这一前提，是何如璋、黄遵宪《朝鲜策略》叙事的基石，立论的发韧点。事实上，何如璋、黄遵宪正是沿着这一预设逻辑，全面阐释了有关朝鲜问题的外交战略构想。 事实果如何如璋、黄遵宪所言，俄国已挥师东进，剑指东亚，志取朝鲜吗？笔者参阅现有研究成果，依据包括俄罗斯档案在内的史料，认为何如璋、黄遵宪所论存有夸大其词，危言耸听之嫌，并不符合历史实情。 美国学者安德鲁·马洛泽莫夫所撰《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年》[56]是学界公认的探讨、研究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俄国远东政策的史学名著。该书在充分占有俄国档案的基础上，用翔实的史料，全面、系统论述了俄国此期的远东政策。据此可知，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俄国虽然“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 [57]，由于受制于恶劣的环境，漫长的冬季，落后的交通设施，尽管采取了诸如鼓励移民，屯田拓殖等措施，对远东地区的经略却鲜有成绩。“从1860年到1885年的这段时期里，俄国的主要兴趣在于西方、近东和中亚细亚。俄国在远东……没有力量采取进取的政策。……因此，……二十五年来在远东并未取得什么重要的成就”。“在这二十五年里，最能说明俄国忽视其东亚政策的例子，是它对朝鲜的态度。从1860年以后，俄国和朝鲜就是邻邦，但直到1884年俄国从来没有试图使朝鲜对俄国的贸易开放，也从没有试图签订一些使已有的贸易合法化的条约”。[58]尽管1884年7月7日，俄国在美英法德等国业已缔结条约的基础上，签订了《俄朝修好通商条约》，就其实质而言，其象征意义大小实际价值。驻日公使黎庶昌的奏报当是对俄国缔结俄朝通商条约心态的最好揭示。1883年黎庶昌致函总理衙门称，8月16日，日本外务大书记官田边太一来访，谈及与俄国驻华公使交谈的一段往事。当时，朝美条约已经缔结，田边质问：“俄与朝鲜相邻，固宜及早结约，而被美著祖鞭，似不得策。渠微哂，徐曰：‘壤虽相接，国小民贫，无有贸易之利，何必结约？且我方与中国争伊犁，事渐有貌，未知将来能如今日否？不如舍朝鲜以为后图。’”[59]此段史料表明，俄国的对朝政策并没有由此引发根本性的变化。 此后发生的两次“朝俄密约事件”和“巨文岛事件”，也佐证了“俄国对朝鲜的政策仍然不是积极的，而且几乎是毫无关心的”。[60] 1884年12月14日，时任朝鲜政府外交顾问的德国人穆麟德秉承国王李熙的旨意，利用赴日本谈判之际，私会俄国驻日公使达维多夫，提请把朝鲜置于“俄国保护国”的地位，并派遣士兵保护国王，回报的条件是朝鲜租借给俄国一个不冻港作为军港。[61]外交大臣吉尔斯闻讯后，对此事作出了风险评估，认为俄国若接受朝鲜的请求，“既要和中国发生冲突，也会激化和日本的关系，这要求我们很努力，并要做出一定的牺牲，而这些付出大概勉强同我们获得的有限的好处相抵消”。[62]后在清政府的高压下，第一次“朝俄密约”无疾而终。1886年7月，“朝俄密约事件”再度上演。朝鲜国王李熙为实现“背华自立”的夙愿，遣人与俄国勾结，求请保护。8月5日，近臣闵泳翊拜访俄国驻朝公使韦贝，声称“只有俄国能把朝鲜从绝境中解放出来”。韦贝对此表示拒绝，并认为，如果俄国答应朝鲜的请求，“中国会利用俄国在乌苏里江地区军事力量的虚弱，吞并朝鲜”。[63]最终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草草收场。1887年4月，在由英国挑起的“巨文岛事件”中，俄国虽多有抗议，但终因军力不济，被迫妥协。1886年10月25日，俄国驻华公使拉德仁与李鸿章达成口头协议：中俄两国约明不改变朝鲜现状；如果英国撤离巨文岛，俄国将不在任何情形下占领朝鲜的领土。[64]由此可见，无论是“朝俄密约事件”，还是“巨文岛事件”，俄国都是作为被动一方介入朝鲜半岛事务的，既缺乏介入的动力，也无介入的目标，只要外界稍加干预，它都会主动后撤。 无独有偶，现存的官方档案和决策者的回忆，也证实了此期的俄国并无侵吞朝鲜的计划。1888年5月8日，俄国在圣彼得堡举行会议，专门商讨朝鲜问题。会议围绕着三个议题展开：（一）俄国占领朝鲜是否合适及可能发生何种后果？（二）朝鲜方面是否会威胁我们的安全？（三）我们应采取那（哪）一些措施去反对中国人对朝鲜的计谋？经广泛讨论，会议形成如下决议：“朝鲜之占领不仅不会给我们任何益处，而且一定会引起非常不愉快的后果。朝鲜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所以它不能成为我国有利的商业市场，尤其因为我国在太平洋方面的本国领土缺乏工业”。“朝鲜位于满洲边境，在相当情况中它可成为我国重要的战略据点，但此一战略据点由于防卫的不便及困难，所以此种意义也就消失。朝鲜离我们有足够武力的中心太远，阿穆尔军区的资源亦有限，所以我国土地的任何扩张，尤其在我们必需保卫朝鲜三面环海的漫长海岸线时，会成我们的负担。最后，朝鲜之占领不仅会破坏我国与中国的关系，还会破坏我国与英国的关系，因为英国也在觊觎上述国家”。[65]俄国参谋本部官员维别尔中校的意见是：“在战略上‘我们可以完全不管朝鲜。如果满洲发生军事行动，朝鲜这个侧翼是安全的。作为盟国，它没有什么用处；作为敌人，它没有什么力量。’”[66]据此可知，时至1888年5月，在俄国政府的心目中，朝鲜形同“鸡肋”，并不具有现实的战略价值。俄国的对朝政策表现为徘徊、观望，维持现状，并不具有攻击性、侵略性。财政部长维特的回忆也佐证了俄国对朝鲜问题的漠视。他在点评19世纪90年代初的俄国远东政策时说：“实在地讲，当时很少有人对中国、朝鲜、日本的地理状况以及这些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新任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对远东事务也毫不了解。……他的知识只相当于一个低年级中学生的水平。”“他熟悉西方的所有情况，但对远东却没有丝毫兴趣，因而关于远东他也就一无所知。”[67] 已有的研究成果与国家档案、政策决策者的回忆均已清楚地显示，截止到19世纪80年代末，俄国还没有形成一个清晰、明确的远东政策，更无蚕食鲸吞朝鲜的行动方案。这也反证了何如璋、黄遵宪写于1880年六、七月份的《朝鲜策略》所提俄国威胁，并无事实作为依据，而是用一种近乎想象的方式演绎了一个令人恐惧的“俄国威胁论”，将“俄国威胁论”当成了现实中的“俄国威胁”。这种以臆想抑或推演代替现实的论证方式明显带有牵强附会的意味，叠加了极强的主观意志，纯粹是为了达到某种现实目的而“先入为主”地主观发挥。时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对此曾有过清楚的交待。1881年12月7日，何如璋致总理衙门函中说，劝告朝鲜开国通商本是清政府1879年确立的既定方针，“先是朝鲜金使之将来，……因于其来也，危词异语，面为开导，渠颇觉悟。复虑言语未通，不能尽意，中亦有如璋碍难尽言者，因命参赞黄遵宪作一朝鲜策略，设为问答论难之辞，先告以防俄”。[68]据此可知，何如璋、黄遵宪作《朝鲜策略》是奉总理衙门之命而行事，朝鲜修信使金宏集一行来到东京，为其“欲劝令外交”提供了契机。为了完成使命，何如璋先是对金宏集耳提面命，循循善诱，后又考虑到语言不通、笔谈难尽其意，遂命黄遵宪用中朝两国官员都能读懂的中文写成《朝鲜策略》一文，强化宣传鼓动效果。在这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与金宏集的当面笔谈，还是《朝鲜策略》中的遣词造句，何如璋、黄遵宪均使用了“危词异语”。这四个字清楚地表明，何如璋、黄遵宪为了贯彻落实清政府的既定国策，劝导朝鲜开国通商，实现“防俄”战略，怀着强烈的主观动机，不惜夸大敌情，故作惊人之语，以期收到振聋发聩的效果。据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何迟至1888年在俄国尚无明确的远东政策，更无具体的侵朝计划的背景下，何如璋、黄遵宪就于1880年明确提出极具现实迫切性的“俄国威胁”的缘由了。显然，何、黄二人将有可能要发生的“俄国威胁论”当成了现实中的“俄国威胁”，并将这种不具有确定性的“可能”当作《朝鲜策略》的立论基础。因而，完全可以说，何如璋、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中故意偷换概念，虚张声势。《朝鲜策略》中的“俄国威胁论”只是一个虚假的命题。 四、朝鲜对“俄国威胁论”的回应 朝鲜感知“俄国威胁论”是由中国、日本传递、灌输的。尽管初期曾有过迟疑，但在中日两国的反复游说下，“俄国威胁论”终成朝鲜王朝的集体意识，朝鲜王朝最终加入到了“俄国威胁论”的大合唱中去。 朝鲜感知“俄国威胁论”始于李鸿章与李裕元的通信。1876年1月9日，奉使来华的朝鲜重臣李裕元通过永平知府游智开致函李鸿章，“道其仰慕”之情，咨询治国之道。1月10日，李鸿章在回函中，“远引汉唐故事，近论洋日情实”，纵论天下大势，剖析朝鲜的现实与出路，“略书外交策旨”。李裕元连称：“大抵俄洋事状、日本情形，若非下布之纤悉，漠然尚在暗室中矣”。[69]此后，两人书信往来不断，“间岁每一通函，于备俄人、应付日本之方，常为道及”。[70]朝鲜王朝由此获悉“俄国威胁论”。1879年8月，清政府确立劝告朝鲜与欧美各国立约通商，实施以夷制夷策略之后，向朝鲜王朝渲染“俄国威胁论”就由李鸿章个人的行为，变成了国家的大政。担负劝说使命的李鸿章在与李裕元的通信中，以俄国攻打土耳其为例，大谈日本、俄国对朝鲜的严重威胁，指陈朝鲜面临着重蹈琉球灭绝之危险，游说朝鲜引进西洋各国，形成制衡态势，防止日俄吞噬，并乐观地认为，只要朝鲜“先与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窥伺，而俄亦必随即讲和通好矣”[71]，制日御俄之策，莫善于此。遗憾的是，李鸿章的游说效果并不显著。朝鲜王朝虽然知晓了“俄国威胁论”存在，但却拒绝采纳、实施清政府制定的“以夷制夷”策略。1881年3月1日。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报告称：“现其君相虽幡然变计，有联络外邦之意，国人议论分歧，尚难遽决。”[72] 金宏集的日本之行和《朝鲜策略》的带入，成为朝鲜王朝接受“俄国威胁论”，并改变国策的开始。1880年8月11日，朝鲜修信使金宏集一行到达东京。日本外务省大辅上野景范、驻朝公使花房义质直言俄国将由朝鲜入侵中国，渲染“俄国威胁论”。[73]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参赞黄遵宪则先后6次与金弘集会晤、笔谈，纵论天下大势。9月6日，黄遵宪将《朝鲜策略》交与金宏集，“先告以防俄，而防俄在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 9月6日，金宏集回国前，“如璋复执其手告之曰：‘今俄海军卿率兵船十五艘屯泊珲春，若天寒南下来劫盟约，未便抗拒，虑遭翦灭。’”[74]大谈“俄国威胁论”，恳请金宏集归国后，务必上呈国王，依计施行。[75]10月2日，金宏集将《朝鲜策略》上交国王，汇报了在日本的见闻。10月11日，朝鲜国王李熙召开御前会议，集中讨论《朝鲜策略》。会议上，朝鲜君臣对中日两国渲染“俄国威胁论”的动机提出了质疑，对“俄国威胁论”的真伪表示了怀疑。明朝万历年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给朝鲜造成了巨大灾难，朝鲜君臣对日本人存留着浓厚的提防心理，因而，对于日本人主动提及的防范俄国人的提议，朝鲜君臣上下抱有怀疑之心，并质疑其动机的纯洁性。“日本人之言，则似是渠之所畏在俄，而要朝鲜备之，其实非为朝鲜，而实为渠国也”。领议相李最应更是明确地称“日本真世仇之国也”。朝鲜国王也流露出对日本在《江华条约》之后在朝举动的警惕，称“俄罗斯则虽为虑，日本人则毕极尽之探矣”。[76]话虽如此，但当闻知“俄罗斯近颇强盛，中原亦不能制之矣”之时，自忖国力有限的朝鲜国王还是发出了“中国犹如此，况我国乎”的哀叹。领议政李最应、左议政金炳国等一批朝廷重臣则完全赞同何如璋、黄遵宪的观点。“领相曰：臣毕见之，而彼人之诸条论辨，相符我之心算，不可一见而束之阁者也”。[77]从此以后，重视并接受《朝鲜策略》所提包括“俄国威胁论”在内的建议也就成为必然。 多管齐下的游说、劝导，终于获得了成效。1881年2月18日，朝鲜委员李容肃赴天津面见李鸿章，禀报朝鲜政府近况。在所呈递的朝鲜政府节略中称：“大人（李鸿章——引者注）前后书教，无非为敝邦指示迷昧，俾知宇内大势，窃不胜感激无涯。而敝邦壤僻人拙，常多歧贰之论，曩者信使之回，获见何侍讲笔谈，黄参赞策略，节节竅要，于是乎廷议回悟，大臣有奏于前席，信使寄书于何公，可见二三廷臣之协赞，而犹有持论之不合者矣。”[78]此段史料表明，经过清廷各方面游说、劝导，朝鲜政府内部已经发生分化，赞同与欧美国家立约通商者有之，反对者有亦有之。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朝鲜国王李熙在领议相李最应的辅佐下，表现出了少有的果敢与勇气，检讨盲目排外国策的失误，将本不是敌国、仇国的美国视为敌人，将美国主动求好结约的动机视为不轨，致使朝美结怨，树立新敌，表示愿意与美国缔结友好条约，允许西学在朝鲜传播；严惩以兵曹正郎刘元植、岭南儒生李晚孙、江原道疏首洪在鹤为首的顽固保守势力，强力支持改革派；选派金允植、李容肃、卞元圭等人前往天津，与李鸿章洽商与美国通商事宜。[79]1882年5月22日，《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朝鲜策略》得到了朝鲜王朝的贯彻执行。《朝鲜策略》成为了朝鲜改革开放的加速器。 回顾朝鲜王朝采纳《朝鲜策略》的历程，可以看出：中日两国尤其是李鸿章、何如璋、黄遵宪等人渲染的“俄国威胁论”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前所论，当时俄国并没有明显的侵略朝鲜举动，朝鲜也没有感受到来自俄国侵吞的危险。因此，所谓的俄国“威胁论”与俄国“侵朝行动”是两回事。但是，中日两国都把俄国威胁论当成了俄国的侵朝行动，把可能要发生的，当成了即将要发生的看待，夸大了俄国因素，诱导朝鲜接受基于本国利益考虑的战略计划。1881年3月1日，李鸿章向总理衙门递交的报告，典型体现了对朝政策的利己性。他认为，“该国（朝鲜——引者注）军额极虚，饷力极绌，诚虑无以自立，而所据形势实为我东三省屏蔽，关系甚重”。“自应乘机开诚晓谕，冀可破其成见，固我藩篱”。[80]在此，李鸿章是沿着这样一种逻辑基线思考问题的：朝鲜是中国东三省的重要屏蔽，如果一旦失守，东三省将直接暴露在列强的攻击之下，为确保东三省安全，就需要朝鲜紧密配合，调整国家战略，与欧美国家立约通商，借用列强之间的矛盾，遏制日俄的侵吞。明显可以看出，李鸿章是将中国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作为思考、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虽也有考虑朝鲜国家安全利益的因素，但与中国国家利益相比，朝鲜利益只能退居次席。名为朝鲜，实为中国。中国如此，日本亦无例外。 在此，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为何朝鲜政府最终相信、接受了中日两国的建议，同意在防范俄国侵吞的大前提下，改变既定国策，与欧美各国立约通商呢？ 一是见识短浅所致。在前近代时期，朝鲜偏居东亚一隅，因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给外界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后被西洋人赐予一顶“隐士之国”[81]的桂冠，暗含守旧、孤立等贬意。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了朝鲜上下对世界大势茫然无知。在其已知的世界里，中国、日本就是天下，东亚地区的交往准则就是天下万国的相处之道。至于其他，既非它所愿想，又非它所能思，只要各安天命，守疆保民，就算履行了王朝的职责。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理应在自愿的前提下进行，只要所提要求超出了容许的范围，己方有权终止，拒绝接触。殊不知，随着新航路的开通，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82]可悲的是，朝鲜王朝不思时代之巨变，墨守陈规，抱残守缺，当“数千年未遇之强敌”不请自至之时，表现出的只能是惊愕、困惑和忿怒。1867年2月1日，在向清政府递交的咨文中，国王李熙清晰地表述了朝鲜王朝的立国之道，谴责英法两国的蛮横行径，力持拒绝通商、传教的合理性。咨文写道：“敝邦与英法两国本不交涉，何有失和？通商传教则以邦禁而拒绝之，教士则以异国莠民变服诳惑而斥除之而已。凡天下各国相与征战，必先详究情实，明执衅端，始可兴兵，而今法人瞰我未备，闯入江华府，焚毁全城，剽攘财货，即一劫掠残暴之寇也。通商者果如是乎？传教者果如是乎？”[83]此段史料典型彰显了朝鲜王朝错愕的复杂心态，披露了朝鲜王朝应对时势变迁的严重滞后性。可以说，一个无近代国际常识的国家或民族是缺少思辨能力的，是最容易盲目相信外人尤其是其信赖依靠的国家（清朝中国）的说教的。在中日两个近邻用同一个问题，三番五次地劝说、诱导下，朝鲜自然也就失去了应有的判断力，不可避免地信以为真了，践行了“三人成虎效应”。 二是“依附理论”所导致。历史事实揭示，依附强者是朝鲜立国的原则；长期依附，成为朝鲜的民族属性、思维模式。在文明相对封闭状态之下，中国身居东亚文明核心，成为文化或文明的输出国，其创造的汉语书写、典章制度，成为包括朝鲜在内的周边国家模仿、效法的对象。久而久之，这些国家对中国产生了事实上的依附感。明清鼎革之后，朝鲜将清朝中国当作靠山，清朝旨令，视为圣旨，“天朝上国”几乎成为无所不能，无所不有的代名词，听从中国指令，成为朝鲜的惯性，久而久之养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现象，遇事难有真正的判断。重要的是，朝鲜在19世纪60年代后，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敌人，它所能做到的只能是从旧有的治国宝库中寻求应对之方，但效果不佳，时常上演武力，造成重大损失。此后发生的与法国、美国等国的纷争，由于清朝中国的介入，化干戈为玉帛，避免了事态的激化，事实上就让朝鲜王朝意识到自己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看不清这个世界，找不到灵活自如的应对方案，听信清朝中国就更加坚定。金允植在1879年前后的陈述，典型体现了朝鲜官员对世界大势的认识与对中国的依重心理。他说：“我国素无他交，惟北事中国，东通日本而已。”安南、缅甸、琉球亡国，就是因为“此三国不愿广交，专仗一国以为可恃。事久变生，渐加侵凌，国势积弱，无以制之，他国则素不立约以局外处之，不敢过问，孤立无援，遂值【致】倾覆”。“中国鉴于此三国之祸，为我国深忧之”。“北洋大臣李少荃中堂鸿章屡致书于橘山及山响相公，开陈利害，劝与各国修好。不然则将为狎邻所制，悔之无及矣”。[84] 再有，保守固执与盲目轻信常常联系在一起。朝鲜是保守固执的，数百年来恪守宋明理学，高举“小中华”旗号，以中华文化的真正传人自居，蜇居东亚一隅，自成一体，但在与欧美国家的数次较量中，朝鲜这个“隐士之国”均铩羽而归。受挫后的朝鲜，只能是更加顽固地据守传统阵地，紧捧祖宗衣钵，表现出极端化的排外言行，以“守经为正理，斥和为清议”，叫嚣“与其通洋而存，不如绝洋而亡”，宣称“不必讲武，恐滋事也；闭境自守，无如我何？”[85]但这种固守与其说是信仰上忠于传统，倒不如说是现实中的自保自救之策。其实，剥去这层貌似坚硬的外壳，里面存留的却是脆弱的本质，在貌似自信的外表下，掩藏着一颗自卑的心。当为其所信赖的国家（清朝中国）反复游说之下，日本以现实的强盛示范之下，依附者心态便展现无遗，听从强者的安排、决定也就成为必然。 五、结语：在臆想与真实之间 钩稽《朝鲜策略》出台的前后背景，可以清楚地看到，何如璋、黄遵宪打着为朝鲜谋生存的旗号，精心为之设计了一套突出重围的锦囊妙计。然而，就其成色而言，却是在臆想与真实之间。心理学原理揭示，恐惧畏怯乃人之天性，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说教、布道者为让受众信从，正是利用了人性的这一先天弱点，首先营造一个令人恐怖的场景，随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最后实现初衷，完美收场。从这种意义上说，何如璋、黄遵宪堪称心理学大师，《朝鲜策略》当属活用心理学原理的上乘之作。当朝鲜以“内政外交向来自主”为依据拒绝执行清政府的“以夷制夷”策略时，远在日本的何如璋、黄遵宪与国内的李鸿章等人遥相呼应，上演了一出纵横捭阖的精彩外交游说戏，“俄国威胁论”和《朝鲜策略》分别是这出戏的由噱头和剧本。单从文本本身而论，《朝鲜策略》无可挑剔：立论明确，说理透彻，逻辑清晰，语言典雅，堪称佳作。然而，该文毕竟是一篇以国际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时务策，真实客观理应是第一位的。倘若失去本真，以臆想代替真实，用臆想遮盖真实，无论文本构思如何巧妙，设计多么合理，都会给人一种缘木求鱼、南辕北辙之感。如果作者明知如此，却又强行为之，硬性兜售，那就只能有一种解释——别有用心！前述研究运用中、日、韩、俄、英等多国史料，从正反两个方面，立体性地考证、辨析了“俄国威胁论”的真伪问题，显示了何如璋、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中，将推测、预判当成事实，以臆想取代真实，言之凿凿地把本不存在或有可能发生的“俄国威胁论”当成了业已发生的俄国威胁来讲，可谓是用心良苦。 概而言之，中日英三国组成的合唱团，在朝鲜问题上，齐唱“俄国威胁论”，其实各有算计，都把己国的利益放在了首位，皆将对方当成遏制沙俄南下的阻击力量，争取己国在朝鲜和远东地区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各怀鬼胎的“同盟”，注定是松散的、短命的，甚至于是向反面转化的。对中国而言，渲染了多年的“俄国威胁论”始终是一种说教，反倒是一起高喊“俄国威胁论”的日本变成了一种真实的威胁，并最终将中国驱逐出朝鲜。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中日英三国在共演“俄国威胁论”大合唱的时候，都打着“为了朝鲜”的旗号，牢牢占据着道义高地，而事实上却恰恰相反。朝鲜只是三国整体战略棋盘上的一粒棋子，至于如何安放，是确保，还是放弃，全凭三国对棋局形势的判断。棋子只有工具功能，鲜有战略价值，至于充当了“弃子”的棋子，命运就更加悲惨。“俄国威胁论”下的朝鲜大致如此。 立论的先天不足或缺陷，必然会影响到何如璋、黄遵宪所提方案的严谨性、准确性，譬如何、黄所提“结日本”一事。史料证明，朝鲜王朝对何、黄所提救亡图存策略大部分是接受的，唯独对此条最初是反对、排斥的。金允植对“亲中国”、“联美国”大加赞赏，对“结日本”则闭口不提，认为“其策有联美、亲中国二者为最要”。[86] 在此且不说《朝鲜策略》存在整体布局上的缺陷，“其中提出的‘中、日、韩、美’四国联合论，并没有考虑日本与美国能得到什么利益”，[87]注定了这种单向度的外交策略难有成效。 单从民族感情上讲，让朝鲜与“真世仇”的日本结盟，确是勉为其难。如果从清政府的对日政策来说，何、黄所提此条的问题就更大了。从19世纪70年代起，清政府及主持晚清外交的李鸿章就感受到了来自日本的潜在危险，称“日本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久大患”[88]，防范日本成为国家的外交中心。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推行“以夷制夷”策略的根本性原因，就是基于《江华条约》签订后，日本在朝势力大增的现实考虑。因此，防止日本对朝鲜的侵吞，自然成为清政府“以夷制夷”策略的重中之重。从这个角度上看，何、黄在《朝鲜策略》中所提出的劝告朝鲜“今日之急务，莫急于防俄，防俄之策如之何，曰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89]的外交构想，与清政府的整体国家外交战略是有相抵触之处的，背离了清政府调整对朝战略的初衷，表明何如璋、黄遵宪还是一个从传统向近代转化的封建官员，尚未完成从翰林侍讲、举人到外交官的角色转换，由于缺乏系统的外交从业者的培养与训练，厘清不了政府决策与个人观点之间的主从关系，带有浓厚的犯颜直谏的士大夫情结。 1882年9月8日，状元张謇就对何、黄的《朝鲜策略》尤其是“结日本”一策提出了质疑，称“曾览悉，大意固好。亦闻其人有志于时务者，其素行不知耳。结日本云云，以其身在该国，议论虽不能不如此，亦有未可尽信者。贵国交邻之道，如事鬼神，可敬而不可亲也，但不激变生事可矣。”[90]据此可知，何、黄“结日本”抵御俄国的主张，明显存在着战略上的误判，对其个人尤其是其《朝鲜策略》的历史地位与价值必须重新评判，因为仅就对日本国家本质的认识程度而言，何、黄显然还无法达到李鸿章的认识高度。遗憾的是，各有考量的中、日、英等国，在“俄国威胁论”大幕下，利用了朝鲜王朝的愚昧、盲从，将存在着结构性矛盾的《朝鲜策略》推广到了朝鲜半岛，使本已波谲云诡的东亚局势更加扑朔迷离。 注释： ＊本成果系2013年山东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从闭关到开放：朝士视察团研究”（项目编号：13BLBSJ02）的阶段性成果，并获得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的资助。 [①] 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册，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10页。 [②] 冈本隆司著：《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黄荣光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45页。另外，日本学界对《朝鲜策略》的研究始于明治时期，代表性成果有：星野良吉編≪日韓紛議政略纂論≫，甘泉堂等明治15年8月（1882年）；増子喜一郎：≪対清新政策 ≫，哲学書院 明治28年.2月（1895年）；劉雨珍：≪黄遵憲研究≫神戸大学1997年博士论文；原田環：《朝鮮の開国と近代化》，広島大学1994年博士论文；姜範錫：《黄遵憲『朝鮮策略』の行間を読む--グレート・ゲーム下の"ロシアの脅威"を中心に》，大阪市立大学法学会编《法学雑誌》42(4)，東京：有斐閣1996年3月版，第739—772頁；原田環：《清における朝鮮の開国近代化論--「朝鮮策略」と「主持朝鮮外交議」》，広島史学研究会编《史学研究》 (通号 203)，1993年第12期第26—41页；姜東局：《中国的世界秩序の変容と言説--『朝鮮策略』の「親中国」をめぐる議論を中心に》，《思想 》(944)，東京：岩波書店2002年12月版，第92—109頁；薄培林：《晩清中國官僚的中日韓聯合論--《朝鮮策略》中的"結日本"策》，関西大学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センター 編《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5），2010年2 月出版，第461—473頁；《朝鲜策略》是清政府对朝政策改变的标志，是日本学界的主要观点；校对《朝鲜策略》的不同版本，是日本学界的学术贡献。 [③]平野健一郎：《黄遵憲「朝鮮策略」異本校合--近代初頭東アジア国際政治における三つの文化の交錯について》，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国際政治と文化研究)（通号 129)，東京：有斐閣 (発売)2002年2月版，第11—28頁。 [④] 夏衍：《从〈忠臣藏〉想起黄遵宪》，《世界知识》，1979年第4期，第7页。 [⑤] 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黄升任：《黄遵宪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魏明枢：《论黄遵宪的〈朝鲜策略〉》，《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5月。 [⑥] 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第33页。 [⑦] 《密劝朝鲜通商西国折》（清光绪五年七月十四日），戴逸、顾廷龙主编《李鸿章全集》（8），《奏议八》，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34页。 [⑧] 《出使大臣何如璋等函》（清光绪六年十月十六日），郭廷以、李育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版，第2卷，第438页。 [⑨] 《出使大臣何如璋函》（清光绪六年四月十三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03—405页；《日本大臣何如璋函》（清光绪六年四月三十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06—411页；《出使大臣何如璋函》（清光绪六年五月初四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11—412页；《出使大臣何如璋函》（清光绪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12—414页。 [⑩] 国史编纂委员会编：《修信使日记》，第2卷，汉城，探求堂1971年版，第181页。 [11] 《出使大臣何如璋致函总理衙门》（清光绪七年十月十六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38页。 [12] 吴振清等编校：《黄遵宪集》（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9页。 [13] 国史编纂委员会编：《修信使日记》，第2卷，汉城：探求堂1971年版，第173页。 [14] 吴振清等编校整理：《黄遵宪集》（下），第393页。 [15] 张礼恒：《“俄国威胁论”与19世纪80年代英国远东政策》，《历史教堂》2016年，第11期。 [16] 季南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年》，许步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88页。 [17] 阿礼国（Sir Rutherford Aicock Kcb），生于1890年5月，病逝于1897年11月2日，英国医生、外交官，曾任英国驻清朝领事。1858年12月21日任英国首任驻日本总领事，1859年11月升任英国驻日全权公使。写有多种关于日本的著述，其中《大君之都》介绍了开国后日本幕末的社会、政情，是研究开国后日本社会、外交政策、日英关系的权威史料。 [18] 巴夏礼（Sir Harry Smith Parkes），生于1828年2月24日，病逝于1885年3月22日，英国外交官，1865—1883年担任英国驻日公使。任期期间，向英国外交部、家人朋友撰写了大量公文、书信，后由其部属整理并出版《巴夏礼传——驻扎日本的日子》。该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19] オールコック：《大君の都》（下），山口光朔訳，東京：岩波書店，1962年，第98頁。 [20] 田村紀之：《近代朝鮮と明治日本——19世紀末の人物群像》，神奈川：現代图書2012年，第211頁。 [21] 田村紀之：《近代朝鮮と明治日本——19世紀末の人物群像》，現代图書，2012年，第212頁。 [22] 岡義武：《黎明期の明治日本》，東京：未来社，1964年，第150頁。 [23]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张汇文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24] 季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年》，许步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7—78页。 [25]《出使大臣何如璋致总理衙门函》（清光绪六年四月十三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03页。 [26]桦太岛，即库页岛，原为中国领土，1858年、1860年俄国通过《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了包括库页岛在内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27]赵准永：《闻见事件》，许东贤编：《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首尔：韩国国学资料院2001年版，第2篇，第12卷，第598页。 [28]沈相学：《日本闻见事件草》，许东贤编：《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首尔：韩国国学资料院2001年版，第2篇，第12卷，第226页。 [29] 1869年9月25日，木户孝允在《朝鮮国一件伺書》中，认为“眼下包括俄国在内，其他列强都将朝鲜视为口中之肉，垂涎不已。为此，我皇朝应以公法维持，承匡救扶绥之任，除此之外，别无他策可选。若皇朝将其搁置度外，那么，俄狼等强国必定乘机吞噬而来，此为皇朝永世之大害，燃眉之急也。”——《大日本外交文書》第2卷第2册，東京：日本国際協会，1936年版，第856頁。 [30] 1869年9月25日，时任日本外务省权少丞的宫本小一郎在《朝鮮論》中表示：“与朝鲜交际虽无益处，但不能搁置不顾。如搁置不顾，俄必将其蚕食，此为日本最极之害也。故我国帮助朝鲜就是爱护朝鲜，爱护朝鲜就是爱护日本。”——《大日本外交文書》第2卷第2册，東京：日本国際協会，1936年版，第863頁。 [31] 1874年1月，西乡隆盛宣称：“俄国今日内来袭必定无疑，到那时，小队长要身先士卒，率领同志勇敢作战，当今政府更要觉醒。我定要出征征讨俄兵。”——安岡昭男：《明治前期大陸政策史の研究》，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98年版，第64頁。 [32]1875年1月，榎本武扬向日本政府递交桦太、朝鲜问题意见书，内称：“俄国虽然对朝鲜已有野心，但鉴于其地理位置以及内政外交缓急事务，目前尚无见到其对朝鲜出手。在此问题上，我国必须先于俄国行动。若不然，万一俄国像攻占我对马之地一样攻占朝鲜某地的话，那时我国的海防将失其攻效。”——《大日本外交文書》第8卷，東京：日本国際協会，1936年版，第174頁。 [33] 1873年10月，大久保利通在《意見七ヶ書》中，反对“征韓”。他认为：“俄国在北方占地囤兵，有紧逼桦太，一举南征之势。不仅如此，如今彼我之间亦有不快之事，彼我之关系可谓让人忧虑。如果此时与朝鲜操戈动武，如同鹬蚌相争，俄国坐收渔翁之利，此点尤为注意。为防止俄国，我国也不能与朝鲜操戈。”——《大久保利通文書》第5卷，東京大学出版会，1968年版，第63頁。 [34] 《大日本外交文書》第3卷，東京：日本国際協会，1936年版，第149頁。 [35] 金绮秀：《日东记游》，《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5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72页。 [36] 日本在此问题上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专家的成果中: 岡義武：《黎明期の明治日本》，東京：未来社1964年3月版；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1853—1972》，第一册，東京：每日新聞社1974年版；《千島・樺太交换条約》，《国際政治》日本外交史，東京：每日新聞社1955年版；安岡昭男：《明治前期大陸政策史の研究》，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98年3月版；《明治初期の対露警戒論に関する一考察——朝鮮半島をめぐって》，《法政史学》第13号，法政大学史学会，1960年；山室信一：《日俄戦争の世紀——連鎖視点から見る日本と世界》，東京：岩波書店2005年7月版；池井優：《日本外交史概説》，東京：慶応通信1973年增補版；増田毅：《幕末期の英国人》，神户大学研究双書刊行会編，有斐閣1970年版；田村紀之：《近代朝鮮と明治日本——19世紀末の人物群像》，東京：現代図書2012年版；佐野真由子：《オールコックの江戸——初代英国公使が見た幕末日本》，東京：中公新書2003年版。 [37]《出使大臣何如璋致总理衙门函》（清光绪六年四月十三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04页。 [38]《出使大臣何如璋与日本国外务省卿寺岛宗则问答节略》（清光绪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05页。 [39]《出使大臣何如璋致总理衙门函》（清光绪六年四月十三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03页。 [40] 《日本大臣何如璋函》（清光绪六年四月三十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07页. [41] 《出使日本国大臣何如璋函》（清光绪六年五月初四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11页。 [42] 《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函》（清光绪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12页。 [43] 戚其章：《近代日本的兴亚主义思潮与兴亚会》，《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的回应》，《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 [44]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1页。 [45]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第35页。 [46]《李鸿章与森有礼晤谈节略》（清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283页。 [47]《李鸿章与森有礼晤谈节略》（清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287页。 [48] 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陈尚凡、任光亮点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9] 西里喜行：《王韬和循环日报》，《东洋史研究》第43卷，第3号。 [50] 南开大学图书馆藏：《何如璋信函》。 [51]吴振清等编校整理：《黄遵宪集》上卷，第130页。 [52] 1882年9月16日，中国第二任驻日公使黎庶昌致函总理衙门，介绍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榎本武扬时说：“榎本系海军中将，在东京创立兴亚会，意在联络东方之国，以兴起亚细洲为名。子峨（何如璋，字子峨——引者注）星使与庶昌俱入会中。”——《出使日本国大臣黎庶昌致函总理衙门》（清光绪八年八月初五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898页。 [53] 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第58页。 [54]《出使大臣何如璋致总理衙门函》（清光绪六年四月十三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03—404页。 [55] 吴振清等编校整理《黄遵宪集》（下），第394页。 [56] 安德鲁·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年》，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57] 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恩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卷，第37页。 [58] 安德鲁·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年》，第16—17页。 [59]《照录与田边太一问答节略》（清光绪八月十四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1201—1202页。 [60] 安德鲁·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年》，第19页。 [61] 孙启瑞：《清末（18831886）中韩俄关系——兼论穆麟德主倡的韩俄密商》，《食货月刊》1972年第5期。 [62]СM.: ПаК ь. Д. РоССНл Н КореЯ, моСКьа: ИВ РАН，2004，С.150.转引自潘晓伟：《俄国与朝鲜关系问题研究：1860—1910》，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1页。 [63] AB∏PN, ф.《Япоиский стол》，о.493,1885—1887 гг. д.1,л.109—111. 转引自潘晓伟：《俄国与朝鲜关系问题研究：1860—1910》，第89页。 [64]《附 译俄使续交改订照会内三条》（清光绪十二年九月初九日），《李鸿章全集》（34），《信函六），第96页。 [65] 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30—131页。 [66] 安德鲁·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年》，第19页。 [67] 谢·尤·维特著：《维特档案——访问记 笔记》第1卷（上），李晶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14页。 [68]《出使大臣何如璋致函总理衙门》（清光绪七年十月十六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38页。 [69] 王彦威纂、王亮辑：《直督李鸿章遵旨函劝朝鲜与各国立约通商折》（清光绪五年七月十六日），《清季外交史料》（一），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6卷，第13页。 [70] 薛福成：《庸庵文别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71] 王彦威、王亮纂辑：《李鸿章覆李裕元书》（清光绪五年七月初九日），《清季外交史料》（一）第16卷，第15—16页。 [72] 《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清光绪七年二月初三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81页。 [73]藤竹晓編《李朝実録》第54册《高宗实録》第17卷，東京：学習院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刊行1999年版，第22—23頁。 [74] 《出使大臣何如璋致函总理衙门》（清光绪六年十月十六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38页。 [75] 《修信使日记》（二卷），第189页。 [76] 《李朝実録》第54册《高宗实録》第17卷，第24—25页。 [77] 《李朝実録》第54册《高宗实録》第17卷，第24頁。 [78] 《朝鲜中枢府知事李容肃带呈节略》（清光绪六年十月二十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62—463页。 [79] 王彦威、王亮纂辑：《直督李鸿章奏请朝鲜陪臣金允植密陈该国王议商外交情形相机开导折》（清光绪七年十二月初四日），《清季外交史料》（一），第26卷，第16—18页页。 [80]《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清光绪七年二月初三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81页。 [81]第一个使用“隐士之国”表征朝鲜的，是美国人威廉·埃利奥特格里菲斯（1843—1928）。此人身兼多种角色，既是教师、牧师、作家，又是日本学和东洋学学者。1871年来到日本，执教于福井与东京。1875年回国，致力于著书立说，介绍日本和朝鲜。1876年在美国发行《The Mikado's Empire》。该书分为两部，第一部是日本通史，第二部是个人游记。1882年由Kessinger Publishing出版社发行了《Corea The Hermit Nation》，中文名字《朝鲜：隐士之国》。该书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先后在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出版发行，到1911年先后再版9次。 [82]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页。 [83] 《朝鲜国王为覆陈致》（清同治六年正月三十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3页。 [84] 《燕行录全集·天津谈草》（93），第206—208页。 [85] 《谨将朝鲜陪臣金允植投递密书照抄恭呈御览》（清光绪七年十二月初四日），《清季外交史料》（一），第26卷，第16页。 [86] 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天津谈草》（93），第208页。 [87] 薄培林：《晩清中國官僚的中日韓聯合論--《朝鮮策略》中的"結日本"策》，関西大学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センター 編《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5），2010年2 月出版，第468頁。 [8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台湾） 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影印本），第10页。 [89]《出使大臣何如璋致函总理衙门》（清光绪六年十月十六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38页。 [90]金昌熙：《东庙迎接录》，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 [ 作者张礼恒，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山东 252059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