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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我与《新中国出土墓志》项目组同仁赴洛阳公干,时任洛阳市政协副秘书长的王木铎先生承担部分行程的接待工作,这是我们的初次相识。在木铎先生的办公室小憩时,木铎先生拿出他收集多年的洛阳出土陶文资料请我鉴赏。我把玩良久,啧啧称奇。木铎先生见状,即以将来的付梓撰序事见托。我当时事务不多,便想也没想答应了。 陶文首次发现,是在清同治十一年(1872),发现者为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迨至民初,寻陶之风遍及东周七国故地,虽皆有出土,但仍以齐鲁最盛。而齐鲁陶文的价值,也颇受学术界的重视。王国维先生曾据齐国陶文,探讨古人以事纪年。张政烺先生曾据田氏陶文,探讨齐国人名、职官及地理。类似例证甚多,无须赘举。 至于洛阳陶文,受重视程度,恐怕远逊齐鲁陶文。首先,未见专属洛阳的“藏陶”类著录图书。譬如洛阳东汉刑徒墓地出土陶砖,罗振玉没有收入《东都冢墓遗文》《芒洛冢墓遗文》,而误收入《恒农砖录》《恒农冢墓遗文》。其次,砖石类著录图书也很少为洛阳单辟类目。譬如端方所辑《匋斋臧石记》《匋斋臧甎记》,收罗宏富,陶文资料虽然不少,但并未按出土地归类,能从题目看出系洛阳出土,如“汉雒阳完城旦残瓦”者,可以说甚少;能从内容看出系洛阳出土,如“谢欢同葬砖”末记“洛阳县故人谢欢同铭”者,似乎亦不多。洛阳作为历史名都和文化名城,似乎不应受到这样的待遇。幸而,该书弥补了这一缺憾! 该书按朝代分为夏商陶文、西周陶文、战国陶文、汉代陶文、曹魏西晋陶文、北魏北齐陶文、隋代陶文、唐代陶文、五代宋代陶文、金代元代陶文十章。所收陶文,包括各种陶制品的刻文拓本(不收墨、朱、粉书),共四百余件,均出自现在的洛阳市行政所辖县区以及传统的河洛地区,其中东汉、西晋、北魏、唐代最多,显示了洛阳作为东汉、西晋、北魏的国都和唐代的东都,物质文化之昌盛。可以认为,该书不仅对于陶文研究,而且对于历史和文化研究,也都有着重要价值。现将我个人有兴趣者摘要如下: 第一章是夏商陶文,指的是1960年至1964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所以称为夏商,是因为年代属夏属商还有争论。该书所收二里头刻画符号拓本13件,从形态和风格看,早于殷墟甲骨文,但又与殷墟甲骨文存在某种关联,属于商汤至太戊都西亳时故物应无疑问。其中有一件鹿角拓本 (见图一) ,发掘简报用铅字造型,形状变异为(见图二),看不出是鹿角;相关研究用的倒是拓本,可惜将拓本放倒了(见图三),导致与殷墟甲骨文和商周金文相同或相近的字进行比较,所比的字与鹿角没有关系。就此而言,该书所收原始拓本,显然更能展现二里头陶文的原貌。此外,说该陶文刻画的是鹿角,也是有根据的。这只需要与殷墟甲骨文“鹿”字头顶上的角,如“ (见图四)”(《合集》28327)、“ (见图五) ”(《合集》33367),比较一下就清楚了。 图一 第二章是西周陶文,最末是2002年洛阳西周墓出土的数字簋。该数字簋上刻画的并非只是数字,还刻画了田猎图画。据清理简报和相关研究:这座西周墓属西周晚期,具有殷遗民墓葬的明显特征。这已经很有意思。更有意思的是,刻画的五组数字:一一八九一八、八一八一八六、六一八一八九、一八一八一一、一一一八八一,属于筮数易卦,按照阳奇阴偶解读,分别是《周易》六十四卦中的巽(巽下巽上 (见图六) )、蹇(艮下坎上(见图七) )、既济(离下坎上 (见图八))、睽(兑下离上 (见图九))、无妄(震下干上 (见图十))五卦,卦象与图画内容亦相契合。这自然没有问题。值得一提的是,现在能够轻易破译这种数字符号,也就是后来所谓的“数字卦”,完全得益于张政烺先生的创造性发明。 实际上,早在北宋重和元年(1118年),安州(今湖北孝感)出土的西周中方鼎铭文之末就出现过两组这种符号,然而宋人不识,后人亦长期目为“奇字”。直到1950年河南安阳四盘磨出土商代卜骨,1956年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西周卜骨,又见到这种符号,才引起学人进一步思考。1956年,李学勤先生猜测恐与《周易》九六之数有关。1957年,唐兰先生指出应是由一、五、六、七、八等数字组成的已经遗失的古代少数民族文字。这些虽然都是极为重要的推进,但离事实真相还相差甚远。1974年,张政烺先生参加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整理,开始深入研究《周易》。1977年,陕西岐山凤雏村出土西周卜甲又见到这种符号。1978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在长春召开首届学术讨论会,张政烺先生应代表请求,做了《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简短发言,指出:凤雏村西周卜甲所见由特定数字构成的复合符号,就是“数字卦”。此说不仅解开了近千年的“奇字”谜团,同时为文王演八卦的传说提供了实证,受到与会者一致赞扬。此后,1980、1982、1984三年,张政烺先生连续发表了《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殷墟甲骨文所见的一种筮卦》《易辨——近几年来我用考古材料研究周易的综述》三篇内容相关的论文,根据当时他能见到的材料,将他的“数字卦”理论做了进一步的完善。详细情况参见前揭三文,这里无须赘述。总之,其说堪称开凿鸿蒙,振发聋聩。这里特别提出,是希望大家在解读“数字卦”时,不要忘记张政烺先生的卓越贡献! 这里补充一点。如前揭清理简报所说,这座西周墓属西周晚期,具有殷遗民墓葬的明显特征。1980年陕西扶风齐家村出土西周中期以后卜骨,其“数字卦”中首次出现“九”字。张政烺先生在《易辨——近几年来我用考古材料研究周易的综述》中说:“殷及周初的筮数中不见九字……从不见九字到出现九字,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过程,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从理论上很难解决,只有用历史解释,我推测是个民族化问题。上古时期,中国境域的东方人和西方人不同族,风俗习惯不一样。八卦是伏羲氏创造的,伏羲氏是东方人,数以八为纪,故所用数字止于八。流传到西方周人手里,行之日久,必然要民族化,西方人数以九为纪,九字遂进入筮数之中。”本数字簋所见筮数中亦有“九”字。该数字簋出土于西周晚期墓葬,该墓葬即使是在东方,但由于是在西周王室直接管辖的新都洛邑,筮数中有“九”字原本没有问题。成为问题的是,该数字簋出土于东方殷遗民的墓葬。前揭清理简报和相关研究均未就此问题做出解释。这是我们阅览该书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五章是曹魏、西晋陶文,我对其中曹魏南部君父女砖和西晋官奴婢砖较有兴趣。曹魏南部君父女砖五方,新安县出土,时间不详。包括南部君陵及其长女金璧、二女恶药、三女君寿四人。南部君陵的姓氏已不可考,但仕宦尚可探究。南部君陵砖记陵生平仅云:“君讳陵,字子皋,天水冀人也。以汉建安八年(203)春正月七日癸巳生,魏景初三年(239)夏五月十二日丙申遭疾而卒,年卅有七,冬十有二月葬于此土。……君在官,惠爱公平,吏民称述。”没说明在何官。其三女砖开头分别称“南部君长女”“南部君二女”“南部君三女”。长女砖记“太和三年(229)三月遭疠气夭折,时在京师”;二女砖记“(太和)五年(231)八月十九日遭疾夭折,时在都尉官舍”;三女砖记“青龙二年(234)七月十三日遭疾夭折,时在都尉官舍”。知南部君陵所任实为南部都尉,时间应在曹魏太和三年之后。南部都尉为西汉在边郡设置的军官,据《汉书·地理志》,当时全国仅会稽、牂柯、陇西、西河、乐浪五郡设有南部都尉。王国维先生谓会稽南部都尉应为东部都尉之误,如果属实,则西汉全国实际仅四郡设有南部都尉。南部君陵砖记陵为天水冀人,又记其祖父曾任“张掖大守”,伯父曾任“金城大守”,父亲曾任“西海大守”,均在陇右河西,故陵所任应为陇西郡南部都尉。关于陇西郡南部都尉,《后汉书》的《顺帝纪》《马援附子防传》《西羌传》颇多记载,无须赘述。而《三国志》对陇西郡南部都尉却无一字提及。就此而言,此南部君父女砖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西晋官奴婢砖十九方,2008年夏洛阳北邙山出土。包括官属晋、虏、羌、鲜卑等汉族和少数民族奴婢二十余人,死亡时间均在泰始(265～274)年间。我们知道,西晋亡于匈奴、鲜卑、羌、氐、羯等所谓“五胡”。这些官奴婢砖中,至少见有羌、鲜卑二胡,其价值之重要自不待言。因而在该书之前,相关研究实际早已开始。只是非常可惜,这些研究都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我曾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习惯称东北的鲜卑为“鲜卑”,称西北的鲜卑为“虏”。《晋书·武帝纪》咸宁四年(278)六月条云:“凉州刺史杨欣与虏若罗拔能等战于武威,败绩,死之。”若罗拔能为西北鲜卑酋长树机能的部下,即被称为“虏”。同纪咸宁元年(275)二月条云:“叛虏树机能送质请降。”又咸宁三年(277)三月条云:“平虏护军文淑讨叛虏树机能等,并破之。”树机能本人也被称为“虏”。因此,关于这些官奴婢砖,还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第六章是北魏、北齐陶文,其中北魏鄯月光墓铭砖值得一说。该墓铭砖释文仅4行35字,全文如下:“大魏正始二年岁次乙酉十一月戊辰朔廿七日甲午,前部王故车伯生息妻鄯月光墓铭。”我们知道,车师前国被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灭亡,是在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不久,其王车伊洛即率家族投降了北魏,应该到达了平城,并在此定居。此后,据《魏书·车伊洛传》,仅知车伊洛于兴安二年(453)卒,子歇袭爵;歇于延兴三年(471)卒,子伯主袭爵。此后无闻。而据该墓铭砖,不仅知道《魏书·车伊洛传》所见车伯主实际应为车伯生之误,还知道车伯生有子媳,家族应随孝文帝迁居洛阳,且最终死葬洛阳。该墓铭砖对于高昌史研究、西域史研究、中西交通史研究,价值之大可以想见。 第八章是唐代陶文,值得关注的材料不少,其中1971年隋唐含嘉仓遗址出土的刻铭砖十四块,有咸亨五年、圣历二年等纪年,为高宗、武后时旧物,对于确定唐代含嘉仓的性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譬如张弓先生就曾据此论定含嘉仓不是转运仓,从职掌看应等同于太仓。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这十四块刻铭砖,发掘简报只公布了八块刻铭砖,相关研究也只引用了十三块刻铭砖,都不及该书收集完整。这也是该书优于其他著录类图书的地方。 洛阳是文物大省河南下面的文物大市。洛阳市的文物工作者,对本地文物有着很深的感情,同时也为整理这些文物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该书就是这些有益工作中的一项。就此而言,我们应该向该书的作者致敬,向王木铎与王沛贤父女、俞凉亘先生致敬!希望他们为整理洛阳文物做更多的工作,作出更大的贡献! (《洛阳陶文》,王沛、俞凉亘、王木铎编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定价580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