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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以中亚马尔吉亚那和巴克特里亚地区为重点,兼及索格底亚那地区,对这一地理范围内发现的从青铜时代到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主要城址进行了初步考察,勾勒出中亚早期城址形制演变的阶段性特征。 本文“中亚”的地理范围主要集中于马尔吉亚那(Margiana)、巴克特里亚(Bactria)地区,兼及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区。这一区域是中亚绿洲文明的发源地带,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城市文化。本文拟对从青铜时代到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代表性城址进行考察,讨论其形制特点和演变过程。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学术界对于史前时期设防聚落的功能、性质等研究并不均衡,认识参差不齐、差异较大,因而本文使用“城址”一词来限定讨论材料的范围,指的是在考古学上能够观察到有墙体环绕的聚落遗址,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存在差别。 一、青铜时代的原始城市 中亚地区最早的类似城市形态的遗址出现于青铜时代早期的土库曼斯坦南部科佩特塔格山麓地带,大约相当于公元前三千纪下半叶。典型遗址以阿尔丁特佩(Altyn tepe)、纳马兹加特佩(Namazga tepe)遗址为代表,均为平面呈圆形的大型聚落,二者分别占地26公顷和70公顷,聚落内部已经发展出较为复杂的结构,有了不同的功能分区,被称为原始城市(proto-urban)。这些原始城市的出现是植根于本地的农业灌溉经济基础上、适应社会组织结构自然发展分化的结果。以阿尔丁遗址(见图一)为例,该遗址可分为神庙区、贵族居住区、平民居住区、不同的手工业生产生活区、农业区等,表明该遗址已经出现了不同社会阶层和人群集团的差别,成为一个复杂的社会有机体,而不再仅仅是一个大型农业生产中心,但尚未进入城邦国家的阶段。遗址不同区域修筑有防御墙,并以矩形塔加固,南部第8、11号发掘区还修筑有高大的塔门(见图二),门道比遗址内部街道更宽,一方面具有防御功能,另一方面表明已出现能够组织较大规模人力的上层人群。宗教建筑群集中在遗址的东南部,规模不小,由此推测这里的神权与世俗权力可能相互有所牵制。 至青铜时代中期,阿姆河上游地区出现了高度发达、独具特色的文化,其分布范围东到阿姆河南北、塔吉克斯坦南部、阿富汗北部的巴克特里亚绿洲、西到土库曼斯坦南部的马尔吉亚那绿洲,因此学术界称之为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那文化联合体,简称BMAC,又称阿姆河文明(Oxus Civilization),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200～前1800年。相较于青铜时代早期,这一时期的灌溉农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绿洲规模和面积大幅增加、种植多种农作物,同时维持着一定的畜牧业,并与周边的伊朗高原、印度河流域甚至两河流域、欧亚草原都维持着广泛的联系。在物质文化上,该文明表现为高质量的轮制陶器、几何纹及动物纹青铜印章、小型滑石人像与石柱等,在聚落形态上则以设防聚落(fortified settlement)为突出特色。 穆尔加布河三角洲的马尔吉亚那地区,由数个次级绿洲组成,每个绿洲上都发现了大量BMAC遗存,遗址十分密集。根据陶片的分布范围判断,这些遗址的规模主要在5～15公顷之间,其中最大的是古诺尔特佩(Gonur tepe)遗址,达到了40公顷。 古诺尔特佩由南北两个土丘组成,两丘均有城墙环绕,内部建筑的性质功能存在差别,表现出较为复杂的社会结构。北丘(见图三)占地约15公顷,从内到外共三重城墙:内城每边约长120米,墙上开有三角形射击孔,四边和转角处均有方形瞭望塔,墙内修出连接各塔的走廊;中墙亦有方塔,内、中两重墙之间密集地修建了各种宗教性建筑;中、外墙之间的建筑集中在南北两处,北部为生活区,南部有水塘、高等级墓地和另两座神庙;最外层城墙大体呈椭圆形,防御性略弱,仅有拱壁而没有修建方塔。南丘规模小于北丘,共有内外两重城墙,墙上均修筑有圆形塔楼,内城可能是宫殿;内外墙之间有神庙、平民住宅等建筑。 古诺尔北丘表现出高度的规划性、设计性,三重城墙从内向外井然有序地分布,城内宫殿、宗教性建筑及各种生活设施等错落有致地共存为一体,显示出该文明的社会组织形式已经十分发达,很可能已经出现了国家这一级别的政治形态,同时神权也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与此一致的是,厚重的墙体和墙上大量密集的防御塔楼表现出强烈的军事色彩,邻近绿洲也大多建有多重墙垣的设防建筑,这一特点无疑与当地的绿洲灌溉农业经济和对水源的管理与争夺密切相关。 除古诺尔遗址外,马尔吉亚那地区邻近的凯莱利(Kelleli)、托格洛克(Togolok)、阿吉库伊(Adji Kui)等绿洲都发现有设防聚落,规模均小于古诺尔。如托格洛克21号遗址和阿吉库伊9号遗址,平面呈长方形或平行四边形,形制特点与古诺尔十分相近,均从内向外分为2～3重墙垣。这些设防聚落,每一处可能代表着一个次一级的单元,功能较为单一。如阿吉库伊1号遗址和9号遗址就分别被发掘者认为是农业中心(farm)和大型驿站(caravanserai)。相较之下,古诺尔不仅规模面积最大,而且平面布局复杂,城内包括多种类型和性质的建筑以及蓄水池等设施,承担着多样化的社会功能,显然是高一级别的管理中心,凌驾于次级遗址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古诺尔南丘(见图四)与北丘两座遗址、托格洛克21号遗址(见图五)、阿吉库伊9号遗址(见图六)的多重城墙中,均以内城城墙最厚,墙体上均加筑有方塔或圆塔,显然表明内城等级较高,可能是该遗址的高等级居民区或管理机构所在。古诺尔北丘的发掘者直接将其称之为“宫殿”。还有研究者将阿吉库伊9号遗址的内城与中亚地区历史时期流行的“卡拉(Qala/Kala)”联系起来,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初期形态,并且可能是当地中世纪政治经济制度中的封建领主形式的萌芽。 巴克特里亚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存又被称为“萨帕利(Sapalli)文化”,年代约在公元前二千纪前期,遗址形态亦以设防聚落为特征,以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萨帕利遗址(见图七)为典型代表。该遗址总占地面积约4公顷,中部有一座82米见方的城堡,无疑是当地的权力中心所在。遗址最外围由数个长条形房间环绕一周,每个房间内侧建有通道通向内城。这种在城堡外侧布置的长条形房间无疑是为了军事防御,在功能上与厚重的城墙相似。马尔吉亚那绿洲的凯莱利4号遗址(见图八)、阿吉库伊9号遗址均在遗址最外侧以两道墙垣构筑长廊,长廊内又隔成若干个房间,与萨帕利遗址结构相似。这种做法在阿富汗北部的达希利(Dashly)3号遗址也能见到。 达希利遗址(见图九)位于阿富汗朱兹詹(Jowzjan)省阿姆河南岸,范围很大,在100平方公里内分布着41处遗址,年代上至青铜时代、下到贵霜时期。其中1号和3号遗址属于青铜时代,大约相当于公元前三千纪晚期到二千纪中叶,均为设防聚落,而3号遗址的两座大型建筑又尤为特别。一座略呈长方形,建筑范围长88米、宽84米,中间由长廊围成长38米、宽40米的内庭;内庭中有几组房间,四边外又各建一组平面呈T和L形的长廊,平面构成一个复杂的几何图形,无疑是一次性规划建成的;外墙还装饰有壁柱;发掘者认为其性质是宫殿。另一座建筑平面呈圆形,直径40米,外围为两道墙垣组成的长廊、并隔出大小不同的空间,墙外加筑9座方塔。墙内有若干房间,但不见生活用品,有些房间建有火坛,一些火坛还建在砖砌高台上,有些甚至保留着火烧灰烬。圆形建筑之外呈放射状密集地分布着大量居址,有道路与其联通。这些居址中还修有两道圆形围墙,与中心建筑形成同心圆,整个建筑群之外又有方形围墙与壕沟环绕。发掘者认为中心的圆形建筑是一座火神庙,周围居民由宗教权力管理和统领。这两座建筑的平面形制十分奇特,尤其是方形宫殿的T形走廊十分狭窄、几乎无法通过,而且几乎没有出土物和使用痕迹,发掘者将它们与当地出土的一些几何形青铜印章联系起来,认为它们可能都具有宗教上的象征意义。 到了青铜时代晚期,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阿姆河文明发生了较大变化,前一阶段的原始城市中心有缩小的趋势甚至被放弃,大型设防聚落和建筑几乎消失不见,长距离贸易也显著衰落。至此,中亚这一波原始城市的兴建运动逐渐落下帷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