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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个体怎样面对历史语境中的“尊严与安全”为视角，来论述且比较学界先贤的生命样式，这当然不是学术思想史的常规框架所能涵盖，相反，它是从心灵深处去昭示诸贤的当代学思轨迹为何大相径庭的底蕴。 为何让陈寅恪、冯友兰、钱锺书入选“人物表”？其缘由，当不仅是这三学贤在1949年前皆具清华背景，也不仅因为这清华三贤在当代无疑是从文、史、哲去专攻中华学术的巨子（其间，钱擅中国文学，陈擅中国史学，冯擅中国哲学），更重要的是这清华三贤在同一历史戏台，将各自的生命样式（活法）皆演绎到了极致。这就不仅会让后学看得精微入戏，同时也不免颤慄入心。 一、史述背景：“四个面向” 鉴于清华三贤皆以1949年为其历史人生的同一拐点，故在正文展开前，不妨对当年清华学者所须回应的“四个面向”有个概观。 面向一，“登堂入室”: 这以1949年前追随中共的左翼学者为代表，比如吴晗。中共在未打过长江、直捣总统府之前，解放区已有人去清华园找吴晗谈（吴是民盟北平主要负责人），期盼他快亮出自己的政治立场。吴是历史学家，他说你们打到了南京再来找我。很快百万雄师就过大江了，他就旗帜鲜明地站到红色营垒。他后来成了中共接管清华大学的军代表。再后来晋升北京市副市长，主管文教。这叫“登堂入室”。 吴晗读清华历史系是在1920年代末，本科毕业留校执教充其量只能当到讲师，因为他没有出洋留学的履历，没有镀过金。他后来调云南大学，是因为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承诺他晋升副教授乃至教授。他调云南大学是在1937年前，卢沟桥事变还未爆发，清华还没有南迁到昆明与北大、南开共建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的旧址而今仍在云南大学的校园。抗战胜利后，清华、北大复员京城，那是在1946年。1948年底，吴代表新政权去接管清华，从冯友兰的手里接过了校办的钥匙。冯与吴本是师生辈，都隶属清华文学院，吴读本科时，冯是文学院院长。1949年后就不一样了。 面向二，“改换门庭”: 谁“改换门庭”？着眼于清华，冯友兰要“改换门庭”。冯是1928年罗家伦主掌清华后，被罗从燕京聘请到清华。冯又是当年蒋介石很喜欢的学者兼蒋的家庭教师。在1942-44年间，冯为蒋的青年军官团专程开课，每次上课蒋都亲自宴请且合影留念，蒋坐在太师椅上，冯站在旁边。那年冯母逝世，蒋颇体恤，当晚还写了一个匾赠冯。冯在1940年代很得宠。 蒋总统侍卫室在那年头还搞过一次全国学术评奖，只设一个一等奖，金额一万银元。后来评出两个一等奖，金岳霖《论道》也评为一等奖，侍卫室坚执只设一个一等奖，非冯莫属。冯知道这是蒋公的面子。蒋还希望冯能出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冯不敢接受，他怕当了中委以后他在清华就没办法过安稳日子了。因为冯是罗家伦带去的。罗后来在清华待不下去（1930年后离开），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整个清华园反对罗把国民党党化教育引进校园。与此同时，当年清华园的左翼学生也把冯看成是灌输党化教育的一个教授，尽管其专业是中国哲学思想史。所以冯1949年前就处在这个位置：一是蒋最喜欢的教授；二是他又想在清华扮演青年导师。当然他更想当帝王师。这是他一辈子挥不去的圣人情结。 故1949年蒋被赶到一群海岛上去后，冯说：“花落春仍在”。蒋作为前朝名花虽然凋落，但冯在大陆继续想当帝王师的那个春梦依旧未改。若不“改换门庭”，也就不合冯的内心逻辑。 面向三，“背井离乡”: 梅贻琦是清华校史上的伟大校长。清华作为一所国立大学，其资历不算老，1928年才挂国立牌子。比1898年奠基的北大晚了三十年。比1896年成立的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晚了三十二年。1902年开办清华学堂，本是清廷用庚子赔款办的一所留美学生的预备学校。1924年清华设国学研究院揽天下英才，那是想为自己日后升格为国立大学作学术铺垫。清华到1937年文理学科实力能与北大相媲美，这一中国高校史的奇迹是在梅贻琦任上实现的。但他1949年后还是跨过海峡到台湾办了一所新竹清华。北大当时也有人如傅斯年跨过海峡去主掌台湾大学。这叫“背井离乡”。 面向四，“梦里故园”: 这是说陈寅恪、钱锺书这样的纯粹学者，虽然身体进入了1949年，但他们对学术的理解、对自己该怎样过日子那份价值自期，显然还保留着1949年前已定型的样式或惯性。“梦里故园松菊在,无家犹复订归期”，这是钱锺书1953年写的一首旧体诗里的两句。意谓1949年前那个信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清华园对于后来的钱、陈来讲，虽已转为“梦里故园”（因为国史已另起一行），但“故园”在纯正学人心底仍留着其芬芳与坚贞：芬芳得像傲霜之菊，坚贞得像松柏经岁寒而不凋。这也就意味着，既然现实中已难觅这片水木清芬的精神家园（此即“无家”），这就更需自己能在内心时刻呼唤：“魂兮归来”。 闪现在陈寅恪旧体诗里的那个“梦里故园”，则是“一角红楼映碧流”，可惜已像陶渊明笔下的那条“春水桃花梦里船”再也回不了武陵源。 理解了陈、钱对“梦里故园”的刻骨缅怀，你就可能理解陈、钱在1949年后的生命样式选择，将与冯很不一样。 首先，冯在1949年前就不是纯粹学者，其名著《贞元六书》的核心著作是《新理学》。《新理学》是对他当年清华的一门选修课宋明理学的改版，抗战期间他为老蒋的青年军官团上课，其内容即以宋明理学为底本。在抗战期间讲宋明理学，当不无民族主义的情怀。当时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其当务之急，是让整个民族把人心凝聚在矢志抗战的中央政府的周围。在这个时候讲宋明理学，不无正当性。但对冯来说，其深层动机怕不仅是在鼓动万众一心筑起最后的长城（只做舆论的、民意的凝聚力工程），其终极目的，怕是想借此成为帝王师。成为帝王师才是他的内在追求。一个学者若想借学术成为帝王师，其学术就不可能纯粹。 什么是纯粹学者？只须看陈、钱在1949年前后的活法，也就一目了然。陈在其人生的最后二十年（1949-1969）活得那么坚挺，其根子，就在他1949年前已对其活法有了一个清澈、神圣得像宗教那样的承诺，此即1929年他在清华为王国维写的那个碑文：“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读书人若要追求真理，须摆脱功利之桎梏。所以他在1954年却聘中国科学院历史二所所长任命时，会说我对学术的理解、我对学人活法的理解，早已写在1929年碑文上了。陈在1929年撰此碑文，目标之一当是为王国维树立“文化神州”形象，然其现实动机却在反对当年罗家伦在清华搞“党化教育”。一个纯粹学者若要摆脱功利之桎梏，这就意味着不能在罗那个框架下做学术，这样学术就将做不纯粹。 二、陈寅恪：“平生所学供埋骨” 陈寅恪（1890-1969）就身世而言，曾甚显赫。祖父陈宝箴是晚清湖南巡抚，也是近代史上戊戍变法的一方重镇。康有为、梁启超曾结集其麾下。生父陈散原为晚清文坛盟主。陈却自期、自律一辈子当纯粹学人，即纯粹地被学术所化之人。这用他1929年的一句七言来说：“读书不肯为人忙”。这“人”可以解读为商人，也可解读为官场权威。 陈1949年前是中央研究院院士，老蒋有时想给院士们一点面子，请客吃饭。老蒋的面子当然很大，于是，院士们去？还是不去？这就成了一个耐人踌躇的“汉姆莱特”命题。 陈不给面子不宜，但又满肚子不情愿。他写过一句诗：“看花愁近最高楼”。“花”是喻指国家政权的领袖。领袖高踞于政治上层，故曰“最高楼”。陈在政治上从未看好蒋，然蒋在高楼宴请院士，于是他愈走近此楼，内心就愈纠结、忧愁。 这样你就可理解陈在1948年年底，为何会婉拒蒋的“抢运”计划（要把大陆尤其居住北平的优秀学者运到台湾去）。有好几次飞机就停在机场专门等候，陈就是不登机，后来他总算登机，是因为确信同机南下的是胡适，他认为胡虽是中研院院长，但还是有学人本色，故不妨暂且同行。飞机在南京着陆，两人便分道扬镳，胡到总统府与蒋会晤，陈转身抵沪，过几天又南下羊城，到岭南大学当教授去了。他选择了一个既非台北、亦非北京、却又与国共双方保持等距离的空间栖身，意味深长。 由此，你就可想象当陈在1954年，面对重任在肩的昔日门生汪篯、南下恳请先生应聘中科院历史二所所长一职时，陈将如何回应。陈当然不屑讳言，我到北京能按我对学术的那份理解来做学术吗？我当二所所长，我能支配研究所做纯粹学术吗？每周政治学习能不做吗？他要让毛泽东、刘少奇出示证明来承诺。汪篯还执言陈去，陈就把脸拉下来了，我对学术的理解早就写在1929年清华碑上了，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那时我就不认同罗家伦的这个框架，今天你不要再把我送回这框架去。汪篯你不要再劝我了，我的弟子不仅要学我的知识，还要传承我对学术的那份承诺，否则，就不配是我的学生。 在1953年《对科学院的答复》里，他说得很清楚，他所以不去北京并不是对新政权怎么了，也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怎么了，他早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宣统三年即1911年），他仅仅是说学术就是学术，假如要做得纯粹，没有独立自由，便做不到。这就是说1949年前他是学术逸民，1949年后成了学术遗民，他要用余生去践履1929年写的这一碑文。 从1954到1964年他做了什么？他研究了两个女子：写弹词《再生缘》的陈瑞生，与著名的柳如是。为什么写这两个女人？陈认为中华民族的国魂若想免于沉沦，那么“自由”“独立”这两个词就极重要。谁能在人格上把“独立”“自由”呈现得很独特？在他眼中，陈端生是一个，柳如是是另一个。虽然这两个人，一是弱女子，一是风尘女子，在诸多士大夫看来一点都不起眼，甚至觉得她们卑微乃至卑贱。但在陈的笔下，若民族文化谱系还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因子的话，这对因子是在这两个女人身上保存得最凄美、最有传奇色彩，也最值得这位大历史学家用整整十年的时间为她俩树传立碑。 当他用这种“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来面对1949年后的文化空间变异时，不难想象他与时势的关系难免紧张。这在他的旧体诗流露得很明显：“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意谓我平生所积累的学问不可能再传给学生了，还能派什么用场呢？来掩埋我的遗骨吧。他有绝望感。他要写旧体诗表达出来。旧体诗相对于新诗而言，总不免艰涩，不能轻易地让人读懂，但诗人知道他在表达什么。他忧心他晚年写的诗，假如很左的人读懂了，是想砍他脑袋的。所以这是一种决绝的态度，不怕“逆之者亡”。那个“之”，指时势。他知道那个历史态势，与其活法的价值反差已悬殊得不可兼容，但他仍想无畏无悔地恪守其角色自期来过日子，而不管这选择可能带来什么后果。 他还有两句诗也很著名：“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诗人的意思是说，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一身铁骨，肩负着自我期待走到了今天；环顾四周，又有谁能像我这样，把自我生命意志坚持到最后一刻，直到生命的晚霞消失呢？所以他不怕“逆之者亡”，为了他内心太阳般神圣的尊严，他不在乎肉身的安全。壮烈的圣者往往早逝。他死于“文革”时的1969年，享年八十。他生于1890年，比王国维小十三岁。 1927年王国维的遗嘱曾提到两个人的名字：一是陈寅恪，一是吴宓，希望由这两人来收拾其留下的图书。其实陈是在精神上自期为王国维后的“文化神州”第二。若很仔细地研读1927年陈给王国维写的挽诗，不难发现陈清醒地看到王国维曾肩负两副担子：一是学术“文化神州”，一是伦理“文化神州”。对前者，陈很愿继承；对后者，陈则疏离。因为《白虎通》所定义的伦理“文化神州”的第一要义是君臣之序（含“君辱臣死”），这是陈不接纳的。 这般匆匆史述陈的一生，可鉴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1929年前他已是纯粹学者，已在强调士之读书，其心志须脱政治功利之束缚，故在1949年后还想这么活。1949年前他这么活无大碍，因为当时政要能尊重学术、怀柔学者，所以他是逸民活得很潇洒很孤傲，清华园更是他实现学人梦想的美好空间。但1949年后，学人能否这般活就不再让你个人说了算了。他却仍坚持这么活，这就将活得很艰难。所以他活成了一个血泪斑驳的遗民。 其二，把一个学者与一个纯粹学人相区分的界限在哪里？就看你这一辈子是否真把学术选择看成是生命格局的第一意义之所在，这叫“学术本位”。人生宛若大棋盘，选择学术作为一枚棋子，位置在哪，是车、马、炮，还是将、帅？放在将、帅的位置上，那就是“学术本位”，学人须为这“学术本位”抵押一切。所以，不论从学术成就还是从人格角度讲，陈确实是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纪念碑，首先是人格纪念碑。因为纵观人文学术百年，大陆还未见有人能像他活得这般纯粹与坚挺，其代价是付出生命。 三、冯友兰：“修辞立其伪” 冯友兰（1895-1990），享年九十五岁。1949年后冯扮演了什么角色？冯1949年前就不算纯粹学人，1949年后依旧不纯粹，其“改换门庭”，说白了，是想从蒋介石的帝王师转变为也能与毛泽东对话，让毛对他有所青睐。所以1949年11月他就向刚当共和国主席的毛写信，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写中哲史。 这里须澄清的是冯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严格地讲，不是马克思的理论原型。任何一个细读马克思理论经典的专家，皆不会粗糙地把斯大林所命名的“马列主义”无条件地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俄苏版“马列主义”与马克思原型版“马克思主义”，区别甚大。冯所谓“马克思主义”，其实是指当年苏联意识形态首席长官日丹诺夫领衔设定的理论模式，可被简述为一对正负△：正△是从政治“立场”的革命或进步，决定其哲学“方法”是唯物论，再决定其美学“观点”是现实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负△则从政治“立场”的没落和反动，导致其哲学“方法”的唯心论，再导致其美学“观点”的非现实主义乃至反现实主义。读懂了这一点，再去追溯当年“思想改造”运动中被迫低头的名家检讨比如朱光潜1956年《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你就洞若观火，这是在借日丹诺夫模式来自辱，且误会此模式即“马克思主义”。 事实上，冯也确乎是用日丹诺夫模式来改写其民国版史著。修订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卷问世于1962年，1964年毛泽东接见了他，1965年又与冯亲切握手，合影。按日丹诺夫模式的思维惯性，须将哲学史设定为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史。冯的路径也是把这模式套在先秦的思想家身上，给他们戴帽子：荀子基本上是唯物论，孟子是唯心论，孔子有唯物也有唯心等。这就显然不是“修辞立其诚”，而是“修辞立其伪”。记得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曾有言，唯心论-唯物论的对峙主要是在回答物质与精神谁是第一性这一基本命题时才有其意义。而涉及中国先秦儒学，无论是孔子、孟子、荀子，他们的思想聚焦，严格地讲，与其说是侧重于认识论，毋宁说是侧重于伦理学。认识论在列宁眼中是须回答物质-精神谁第一性，谁第二性。然先秦儒家的伦理学首先得关注人际教化，人怎么用主导型政伦宗法来处世、待人与律己。这与《唯批》语境的“唯物-唯心”，全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异质范畴。故冯用唯物、唯心帽子架在先秦儒家头上，实属张冠李戴。但冯就这么做了，因为他要走一条“顺之者昌”的路。这个“之”，与陈“逆之者亡”的“之”同义，皆指时势。区别是在，“顺之者昌”意谓时势吆喝什么，冯便兜售什么，想利益最大化，也最安全；“逆之者亡”则指不论时势怎样，只要不契合“独立”“自由”，陈皆特立独行，只讲尊严，不计安危。 其实毛泽东当初并不相信冯。至少在1948年前，冯与蒋介石的关系未见公开决裂，1949年后改天换地了，冯又想与时俱进，毛对冯持戒心实在正常。当时毛回函冯友兰说，你想改造思想是好的，但不要太急，慢慢来。其实是调侃。但冯为了1949年后还能当帝王师，便隐忍着，一直到1957年早春毛想用他。当时中共中央开宣传工作会议，邀请党外人士参会，毛把冯与自己安排在同一小组，坐在毛的身边，毛拉着冯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冯很开心。 1966年“文革”，冯在北大被打成“牛鬼蛇神”。谁知1971年，“文革”搞了五年，林彪的三叉戟飞机在天空爆炸，毛想“批林批孔”。毛是一个对政治策划极有灵感的奇才，似乎是嫌独自批亲密战友林彪太孤单，故一定要批林兼批孔。那么选谁来批孔呢？当年海内外公认的大陆学界第一号尊孔派是冯。毛批林，冯批孔，那就非常吸引眼球。这是“文革”大批判中的最佳男子双打（黄金搭档）。 为了让冯能体面出山，毛其实在1968年接见外宾时就说过一句有趣的话，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论者，只知道唯物论，对唯心论很不了解，“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如果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 有人把这信息传给北大的工人宣传队，工宣队当时由谢静宜负责，谢马上指令将冯放出“牛棚”。冯聪明至极，回到家即主动函谒领袖，领袖亦不时托人昭示权力的宽恕与宽宏。冯于1968年12月赋《蝶恋花》词贺领袖诞辰，又在1971年11月撰四万字长文《对于我过去的反动哲学体系的自我批评》，且在12月2日作组诗《韶山颂》三十三首托工宣队转呈领袖；半年后即1972年6月，领袖派谢静宜来代为致谢冯的献诗并致问候；冯又为此口占一曲：“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为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托谢转呈毛……于是冯就有了1973年10月的“梁效”顾问头衔，又有了冯1973年12月的两篇“批孔”文章，“据说毛主席当场就看，并且拿着笔，改了几个字，甚至还改了几个标点符号，后来就发表了……”堪称海内外一大奇观。 最发噱的是1975年，江青要带队到天津小靳庄去宣传“反击右倾翻案风”。冯年资甚高，当时已八十一岁，仍主动报名要参加。江说冯老年纪大，不要去了，太辛苦。冯说难得有向小靳庄贫下中农学习的机会，不能放弃。但刚到天津郊区冯就病倒。冯在病床上看到《人民日报》满满一版是小靳庄农民“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民谣，他很激动，农民的文化水平不高都能紧跟中央的战略步署，我更没理由不紧跟。于是他在病床上也一气写了三十首紧跟时势的旧体诗，也发在《人民日报》。冯紧跟“四人帮”未免跟得太紧。他当然不知毛会逝于1976年9月9日，也不知10月6日会“粉碎四人帮”。冯又被抓了。冯的老婆说，天快亮了，这老头子还在坑上撒了一泡尿。冯的本意是“顺之者昌”，但到头来，他的学术、人格、乃至留给这世界的口碑又是什么？不仅人格上没了光明正大，学术上也被扭曲得一塌糊涂。这是冯所选择的、迥异于陈寅恪的第二种活法。 四、钱锺书：“敢违流俗别蹊行” 陈因不惧“逆之者亡”而流芳百世，冯因梦幻“顺之者昌”而诟病千古，这对学贤活法的黑白反差，正巧印证了北岛1970年代的两句诗：“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钱锺书（1910-1998）在1949年后选择的第三种活法，拟为“八字方针”：“不顺不昌、不逆不亡”。这很有意思。简言之，钱是在追求有安全感的尊严，或曰是在不失尊严地维系安全。所以，钱不会悲壮得像陈最后当烈士，也不会像冯那样忍辱让渡人格尊严，最后下地狱。钱是在陈、冯人格对立的黑白之间，走出了一条灰色人生的智慧路。 鉴于海内外在评判学贤的人格底色时，大多囿于“非黑即白”的简单分野，所以尽管钱逝世已近二十年，但对钱这位大学问家是否还是思想家一案至今争议甚大，根子仍在吃不准其人格底色究竟如何。也因此，若花大力气能证明钱不仅是学术家，并且也是卓越的、别具慧眼的思想家，其人格底色究竟如何，也就水落石出了。 说钱是大学问家，全世界都认同。说钱还是当代中国思想绕不过的重镇，很多人反对。“反对派”中有李泽厚，王元化。李是感动了八十年代中国的思想家，王是能感动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的人物。这对思想家都不承认钱也是思想家。但这两位尊者认真读过钱著《宋诗选注》吗？还有钱1972-1975年写的《管锥编》四卷，李、王用心读过吗？ 从李、王对钱的言说里看不出他们认真读过这两种钱著。若没认真读过，便轻言钱不是思想家，那将经不住证伪。也许有人会说你怎么看出《宋诗选注》有深刻思想？为什么诸多人看不出来？是的，钱有很深刻的思想，且深刻到一般人粗看看不出来，因为其思想不是用常规的学思语式表达的。所以， 钱的思想堪称“暗思想”，暗得像宇宙空间的“暗物质”一样。新世纪以降，最令世界级天文学家、宇宙物理学家动心的一个词就是“暗物质”。凭直觉，他们猜测宇宙空间肯定存在着巨量的，不能用现代物理学的知识和数学模型去描述的物质存在。宇宙空间里能用数模与现代物理学说清楚的物质只有5%。还有95%你不能否认其存在，但又看不见它。就像清风迎面吹来你觉得凉爽，但你说不清风怎样走到了你的身边。你感觉到它的存在，却描述不出它的踪迹。那些不能用现代物理学知识和数模来描述的物质，就被命名为“暗物质”。钱的思想也是这样，他有思想，但很暗，暗得诸多人看不见，故称“暗思想”。当然这是喻指。因为你若真花大力气钻到字里行间去，还是可以有所领悟。 钱著《宋诗选注》有何“暗思想”？其“暗思想”的要点在于，用“微判断”“隐理据”“侧阐释”这三种晦涩的语式辞别苏联模式（其哲学符号是反映论）对中国学术的思维垄断。 苏联模式对中国学术的思维垄断或“方法论殖民”，从1949-1978年前曾荒诞到这一程度：即一个学者若不用反映论去阐释美与文学，他不免被出局。高尔泰就是这样，1956年他才19岁写了一篇文章《论美》，未用反映论来论证美的客观性（是用诗性语言来描述审美经验，没区分“美”与“美感”界限何在），结果1957年被打成右派。这便证明在当时，是否臣服苏联模式对中国学术的方法论垄断，这已不是一个思维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偏偏钱在1955-1957年写《宋诗选注》时，并没把反映论当做方法论来尊奉，却未影响此书在1958年问世，这又是怎么回事？这就涉及到钱的“暗思想”的一个表达式，即“微判断”。“微判断”不是廻避或悬置判断，而是不明确地对结论说“是”或“不”，虽其行文本身已在默默地呈示“是”或“不”。一切皆在无言中。钱就是用“微判断”语式，预设了四个逻辑台阶来且辞且别反映论，辞别了反映论后诸多人仍看不出来。 台阶一，钱不否认宋诗确有不少写宋代历史的作品。比如两种：一是写民间疾苦，二是写边境战争导致朝廷收税太厉害，使草根雪上加霜，苦兮兮的。似乎很给反映论面子。因为粗看宋诗就是对宋代社会现实的形象再现，这很合乎反映论的路子。 台阶二，钱又把话说了回来，真正写得好的宋诗并非是“押韵的文件”。这就是说，一首诗写得好不好，与此诗所蕴涵的史实元素能否在朝廷文件找到对应，彼此间没有关系。假如以为一首诗做得好，根子是在“信而有征”，即它所蕴涵的史实元素能在朝廷文件找到对应，那么，又该怎么理解雕塑作品呢？雕塑家的人体艺术造型所以吸引眼球，无非是体态要么柔美，要么健美，健美得像大卫，柔美得像维纳斯。若硬要用“反映”角度来看作品那就麻烦了，因为反映须讲透过现象看本质。一个肢体为何能柔美或健美如此？它在生理力学上是靠骨骼支撑的。于是，比起肢体这一现象，骨骼才是本质，但人靠日常视觉是看不到骨骼的，只有借X光可以窥测。所以，若硬说只有反映现实的本质才是好诗，其荒唐也就不亚于用X光来看古希腊雕塑。钱这么说，其实质，是在方法论层面质疑用反映论来指导文学研究无甚正当性。 台阶三，钱说范成大写过一首诗叫《州桥》，熟识宋代建筑史的人都知道范诗人的这座“州桥”纯属虚拟，但此诗表达了沦陷区百姓渴望朝廷收复河山的焦虑。显然，这座被爱国激情酝酿出来的“州桥”，并没因其非现实而有损诗的优秀。所以，诗写得好不好，与它是否反映现实无关，而只与它能否把情思艺术地诉诸意象有关。这在实际上，是把反映论作为文学研究的权威方法论的理由全戳破了。 台阶四，钱调侃说，你们不是强调宋诗要反映现实吗？偏偏宋代有很多现实，宋诗一点都不反映，比如“水浒”。宋诗对后来被写入章回小说的著名的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一点都没留下痕迹。还有宋诗与宋词相比，宋词更关注士大夫日常私人的微妙感情。在这方面，宋诗又为何远不如宋词呢？所以简单地用反映论去强制界定文学对现实的绝对依赖，这在学理上是粗糙的。钱说到这里就不再说了。反映论作为文学研究方法论的那个权威，已被解构。 但钱这篇一万八千字的《宋诗选注》序论，却郑重地从头到底九次用了“反映”一词，但实际上又在解构反映论的方法论权威，这就不免蹊跷。若体悟得更细深些，你又会发现钱写这个序论近乎在演古彩戏法，身披大红长袍，长袍上绣满了“反映”这个关键词，但从长袍下变出来的结果，却不是反映论，而是与他1948年出版的《谈艺录》相通的“形式本位”论。这就是说，钱根本不愿走宋诗怎么反映宋代现实这个路子，他更愿走宋诗所以成为宋诗（不同于唐诗）那个艺术演化谱系的路子。 什么叫“微判断”？这就是。钱不愿在方法论层面认同反映论，这是其文化立场，但他又不把这立场兜底托出，而是尽可能低调地弱化，弱到人家不能一眼看出其立场。或者说，钱对反映论自有其立场，他内心是在说“不”，但他不把“不”字说得让大家都听见。这就势必将他对苏联模式的独立思考弄“暗”。故说钱的学术有“暗思想”。 将钱锺书学案的思想弄“暗”，除“微判断”外，还有两种表达式是“隐理据”与“侧阐释”。对此有兴趣者，可参阅《反映论与钱钟书<宋诗选注>——辞别苏联模式的第三种方式》一文。 应该说，若在正常语境，一个学者研究文史是否将反映论作为方法论来恪守，这纯属学者的自由选择，谁也无权干涉。但在特殊语境，当学者不能不奉反映论为权威方法（否则，可能惹政治嫌疑）时，钱不仅不尊反映论为宋诗研究的方法论，而且还忍不住用“微判断”“隐理据”“侧阐释”来戏弄反映论，这串“暗思想”戏法若被揭发，后果不堪设想。实际上，当钱在《宋诗选注》这般“自作聪明”，“别出心裁”，其内心也挺复杂。要点有三。 第一，他觉得很好玩，不这么玩一下，会让自己憋气，无计表达自己作为学者的尊严，故他会吟诵：“且借馀明邻壁凿，敢违流俗别蹊行”，不无得意。 第二，嗣后他又不免紧张乃至忧惧，因为《宋诗选注》脱稿于1957年，那年风云最诡异，他担心若有人看破其“暗思想”（戏弄反映论），恐惹大祸。无怪杨绛后来说钱在这几年极不安：“心自摇摇车兀兀，三年五度过卢沟”。 第三，1958年《宋诗选注》果然挨批，但只批钱的形式主义（学术问题），谁也没说他戏弄反映论（政治问题）。于是钱又暗自拍额不已：“雪老霜新惯自支，岁寒粲粲见冰姿。暗香疏影无穷意，桃李漫山总不知”。庆幸《宋诗选注》有惊无险地玩了一大把心跳。 所以把《宋诗选注》的“暗思想”现象讲得这般细，是因为不这么讲，怕无计解释钱在1972-1975年写《管锥编》四卷本时，又为何会拈出一个有涉“学者在历史绝境如何有尊严地言说，同时不无安全”的伦理链。无须说，这个由“为何说”“怎么说”“说何果”三段合成，由“圣人不仁”→“贵身尚誉”→“不安于陋”→“发愤著书”→“屈以求伸”→“无言之言”→“鳖咳”→“待熟”→“不怪所怪”→“大音希声”十个环节依次衔接、一脉相承的伦理链，不仅是对1955-1957年《宋诗选注》的“暗思想”写作的自我辩护，同时对大陆语境的国魂新一轮觉醒的启迪，怎么估计恐皆不为过。问题是《管锥编》的这条伦理链也属“暗思想”，若后学不耗苦功，未必能看明白。 现在可以作小结了：即钱锺书肯定不是陈寅恪，陈为了尊严是不考虑安全的。同理，钱也不是冯友兰，冯为了当帝王师（安全或利益最大化），是连尊严都可扔掉的。钱既没像陈那样不惧“逆之者亡”，也没像冯那样梦想“顺之者昌”，钱是在尝试第三种活法：既不顺故未昌，又不逆也未亡。总之，钱是在追求有安全感的尊严，或钱在顾及安全感时能以尊严为底线。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为2017年7月20日在华东师范大学ECNU-UBC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知识分子高级研修班上的讲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