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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风云激荡，然而，中西文化交流的潮流却未受到根本性的影响，并得以在此前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随着时间的推进，清代出现了励精图治的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康乾盛世逐渐孕育。康乾盛世的一个重要成果及观察指标就是在北京海淀地区诞生了举世闻名的三山五园，即畅春园、圆明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这其中，中西文化交流既是康乾盛世的一个推动力，也是三山五园兴起的重要外因。考察以圆明园为核心的三山五园兴起的中西互动背景，既是清史研究和三山五园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有助于审视和把握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利弊因素，并在此基础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一、康乾盛世孕育了圆明园康乾盛世直接孕育了圆明园，这从圆明园兴起的经济、文化、技艺条件，清帝对京西皇家园林规划设计的浓厚兴趣和亲身参与，以及清帝对工程建设的高度重视即可看出。有了康乾盛世的优越背景，圆明园的兴起才真正具备了天时、地利和人和。 圆明园崛起之时，正值“康乾盛世”经济繁荣时期。社会安定，经济稳定发展，国家逐步富足强盛，具备了充裕的建设资金。“以鼎盛时期的乾隆中期为例，国库存银常年保持在六七千万两之间，最多达8000万两”，经济积累雄厚，遂开始有针对性的免除钱粮，乾隆朝，先后四次普免全国钱粮，约达1亿2000万两。康乾年间，清代综合国力显示着泱泱大国之姿。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总份额中，占到了将近三分之一。据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中的统计数字，嘉庆二十五年（1820）中国的GDP总量为199212（百万美元），是当时西方最发达国家英国GDP总量34829的5.72倍，居世界之首。盛世君主乾隆认为：“泉货本流通之物，财散民聚，……与其聚之于上，毋宁散之于下。”正由于有雄厚的财力保障，乾隆才得以大肆兴建园林工程，并不惜工本，不吝耗费，务求质量精益求精，坚实美观。圆明园是强大经济实力在文化艺术上的体现。嘉庆之后，圆明园建设的相对收缩与衰退，某种程度上也是综合国力下降的反映。 康雍乾时期，清代文化在众多领域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成果，充实了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宝库。诗词、散文、小说、戏曲等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在研究古代典籍方面更是达到了繁荣的高峰，尤其在考据学上大家辈出，成绩斐然。清代在瓷器、书法、绘画等艺术领域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清朝统治者汇集众多专家、学者编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文化典籍，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康熙、雍正时期成书的《古今图书集成》，10000卷，5000册。乾隆时期编订的《四库全书》，3457部，79070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献总汇，反映了当时的文化隆盛局面。繁荣兴旺的清代文化，以及中国几千年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在清代的集大成发展，为圆明园的兴建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设计和创意源泉。 中国古典园林的长期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至明清时期，营造艺术已经十分成熟，明代造园家计成的《园冶》将历代园林创作实践予以深入总结，并上升为系统的造园理论，为后世的园林建造提供了理论框架以及可供模仿的范本。清代的造园艺术水平更是达到炉火纯青的水准，当时的园林建筑使用统一的工料定额和工程做法，所变化的只是外形和环境。清廷设工部营缮司和内务府营造司专管建筑工程，颁行了《工程做法》、《圆明园内工则例》等专业技术条例，总结了一套设计、施工、布局、装饰的系统经验。一批优秀的造园艺术家和五行八作的能工巧匠，以精湛的建筑技艺，供奉内廷，如历代相传的“样式雷”世家就长期参与主持皇家园林的设计建设。在当时建筑营造商业化的社会条件下，乾隆考虑到利用国库存银兴土木，办木料，发工钱，使之回流社会，增加流通的必要性，这类似于政府通过加大基础建设投入来拉动经济发展。这样，皇家工程不再由宫廷内务府的匠人全部承揽，而是改由样式房设计，算房作出经费预算，户部或内务府出资向社会招商，如此则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汇集最优秀的设计和建设人才，使圆明园的建设可以集聚多方技艺和智慧。 清代皇家造园高潮，恰逢励精图治的康雍乾三帝时期，他们多才多艺，热爱园林而又颇富见解，对当时皇家园林的建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养吉斋丛录》卷十八所载：“宇内山林，无此奇丽，宇内亭园，无此宏旷。先后布置，皆由圣心指点而成”。即以乾隆为例，他是一位汉文化素养很高，又喜爱游山玩水的风流帝王，还是个园林迷。虽是满族人，但具有相当高的传统文化修养和艺术鉴赏力。他能写诗、填词、作文、绘画，书法也有一定的水平。艺术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而融合的。对园林艺术创作来说，古典文艺方面的修养，是非常必要的。作为盛世君王，乾隆自谓“园林之乐、不能忘怀”，凡重要的园林建设，他都亲自过问，对某些规划设计，甚至直接参予其事。乾隆对造园艺术颇有造诣，甚至有不少很有价值的见解和独到的思想。如他认为园林中的最高境界是“物有天然之趣，人忘城市之怀”。在谈到“借鉴”时，乾隆很精辟地概括说：“略仿其意，就天然之势，不舍己之所长”。这种“仿”就是不求形似，要表现出对象的本质特征和内在精神，言下之意，“借鉴”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但前提是必须在造园的客观条件基础上进行。再如，雍正曾提出“水长则补山，无水尽凿池”的山水兼顾的造园指导思想，乾隆在此基础上，又提出“水盈未必精巧，全在妙思经理”的理水标准，应使水体根据不同需要呈现出千回百转，千姿百态的意境。 康乾盛世时期建设的第一座大型皇家宫苑是畅春园。清初，由于形势的局限，清帝只是将明代留下的南苑、三海、景山等园林略加修整，将就使用。康熙时，开始着手园林建设。先是建成南苑行宫，后又在香山和玉泉山建立行宫，并就明代清华园故址建设“畅春园”。畅春园建成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位于今北京大学西门外。面积约60公顷，布局分中、东、西三路，有景点数十处。畅春园建成后，康熙将其作为避喧听政之所，每年大部分时间居住于此，逐渐形成园居理政的惯例。自是而后，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相继经营，海淀附近，名园并起，形成了著名的“三山五园”。三山五园西以香山静宜园为中心形成小西山东麓的风景区，东面为平原内的圆明、畅春等人工山水园林，两者之间是玉泉山静明园和万寿山清漪园。静宜园的宫廷区、玉泉山的主峰和清漪园的宫廷区三者之间构成一条东西向的中轴线，再往东延伸交汇于圆明园与畅春园之间的南北轴线的中心点。这个轴线系统把三山五园之间20平方公里的园林环境串联成一个有机整体。各园之间互为借景，彼此成景，和谐统一。清帝长期在此园居理政，文武大臣为上朝方便，纷纷在京西修建或租赁宅园。于是，“凡二十余里，举目园林，飞阁流檐，玉泉之水一泓东下，望西山青葱之气，绵连隐于烟云树梢之间”。加之阡陌的水田，乡野的村景和宛若江南的环境，最终成就了这一带楼馆相叠，绿树掩映，百里浮青，金碧相望的浩瀚景色，真正成为园林荟萃之地。圆明园是这众多园林中最为出类拔萃的一座。 二、中西互动视野下的圆明园长久以来，圆明园在国人心中更多的认为是“国耻”的象征，说到了圆明园人们就容易联想到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圆明园大劫难”，好像它注定要与仇恨相联系。如果换一个角度，圆明园或可看作是一个文化交流的象征。如果说，前一种角度说明了“落后导致挨打”的道理的话，后一个角度则说明了“开放才能发展，才能富强”的道理。圆明园是充分反映康乾盛世的一大杰作，它不仅是国家统一、强大和富裕的象征，也是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的产物。 圆明园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彼时，中西文化互动较为频繁。众多的西方传教士供职圆明园，从事各种艺术创作活动。这些来自西方不同国家的传教士，多是具有专业特长的文化技术人才。其中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等人负责设计督造西洋楼欧式园林，蒋友仁负责设计督造水法喷泉，汤执中负责主持绿化，欧洲建筑与造园艺术被引入中国皇家园林。皇帝在圆明园里接待外国使节，传教士在圆明园里教皇帝和皇子们学习科学，并在圆明园如意馆从事绘画创作。圆明园各处陈设有西洋仪器与工艺品，如西式钟表、天文地理仪器、铜版画，以及西式地毯等就很有代表性，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也得以把很多大型科学仪器安放在圆明园。中西文化在音乐、绘画、印刷、建筑、园艺、植物、天文地理、机械钟表等领域的交流成果，都在盛时圆明园有所体现。传教士为圆明园这座万园之园锦上添花的同时，也热情洋溢的向西方世界介绍以圆明园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园林及其辉煌成就，他们长期在园内工作，对圆明园的优美景致感同身受，在寄往欧洲的信件中，均对圆明园做了精彩的描述，他们甚至还将圆明园的图像资料带到欧洲，凡此都促使圆明园饮誉西方。 （1）东西方园林艺术的互动 由于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西方园林艺术对中国古典园林产生了一些影响。如圆明园的西洋楼景群，扬州何园的西洋楼，以及江南明清园林中常见的西洋镜、彩色玻璃、铸铁栏杆等，都是园主人出于猎奇和赶时髦而追求的异国情调。这些西洋因素给中国古典园林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圆明园的园林内涵和造园风格采用了不少西方元素，尤其西洋楼更是一区中西合壁式的园林，在这里，欧式建筑、喷泉、迷宫、雕塑、绿篱、水池等西方园林要素一应俱全，从平面布局到具体形象均接近于法国古典主义的“勒诺特”造园艺术风格。 在圆明园西洋楼兴起的同时，以圆明园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也在欧洲广为流传，圆明园的景色成为欧洲传教士书笺传播的中心。法国传教士王致诚称誉它为“人间天堂”，“造园艺术的典范”。参与过圆明园西洋楼设计的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在一封寄往欧洲的信中，热情洋溢地赞美了圆明园，他将圆明园与西方园林进行比较，对中国造园家处理水、石、花木的高超技巧赞不绝口。蒋友仁这样描述他的感受：“中国人十分成功地用艺术使自然完善。一个艺术家，只有在很好地模仿了自然而他的艺术毫不外露的时候，才受到称赞。……在中国花园里，眼光决不会疲劳。因为它几乎总是被限制在同视力范围相称的空间里。你看到了一个景，它的美丽打动你，使你迷醉；而走过几百步之后，又有新的景在你眼前呈现，又引起你新的赞赏。”（《传教士书简》）马嘎尔尼访华后，随员巴罗（John Barrow）在1804年出版的《中国游记》（Travels in China）中也记录了他对圆明园的看法：“我们的花园和中国花园十分相像，不过，我们擅长于改善自然，而他们擅长于征服自然，二者殊途同归。……他们把地面搞得起伏不平，垒起山丘，挖出沟谷，再加上几块石头，它使生硬的地方缓和些，使荒野的地方富有乐趣，用树林使单调沉闷的开阔地生动起来。……总体上说，主要的面貌是兴高采烈的，每个景色都气色明朗。为了使景色更有生气，就借助于建筑物；所有的建筑都是那一类的佼佼者，根据预定要求的效果，不是雅致简洁，就是堂皇华丽，间隔合宜，恰到好处地互相衬托。” 正是有了王致诚、蒋友仁等人的介绍，圆明园的盛名才远播海外，使方兴未艾的欧洲“中国热”更加高涨。中国造园艺术在西方形成热潮，冲击了欧洲古典式的、整齐的传统式样，促进自然式园林大为发展。英国建筑师威廉·钱伯斯认为中国杰出的园林布局所表现的意味是“英国长期追求而没有达到的”，“从大自然中收集最赏心悦目的东西，组成一个最动人的总体”。1772年，他在《东方园林论》中着重介绍了中国造园艺术，并极力提倡在英国风景式园林中吸取中国趣味的创作。他在伦敦主持设计的丘园（Kew garden），就运用了一些中国园林的手法，其中以中国塔一景最为有名。一时间，在英国掀起了仿效中国园林池、泉、桥、洞、假山、幽林等自然式布局风格的高潮。法国人称之为“中国式园林”，或称“英中式园林”。“英中式园林”传入法国后，成为当时造园的主流并得到了极端的发展。受英国和法国仿效中国园林之风的影响，“英中式园林”在欧洲风靡一时，当时欧洲各国都建造了不少中国风格的园林。“中国式园林”在整个欧洲的影响之大，以致使当时德国的美学教授赫什菲尔德（Christian Cajus Lorenz Hirschfeld）在其著作《造园学》一书中发出如此的怨言：“现在人建造花园，不是依照他自己的想法，或者根据先前的比较高雅的趣味，而只问是不是中国式的、英中式的。”甚至，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卢梭死后还要求把他这个“属于自然和真实的人”埋藏在中国式的自然风致园林中。 （2）中西合璧的“西洋楼式”建筑 西洋楼被称为“东方凡尔赛宫”，是欧洲园林艺术第一次传入中国的较为系统的作品，也是欧洲与中国两大建筑体系融汇交流的创新之举。西洋楼在建筑形式和材料选用上，有欧洲的拱券、彩色玻璃和铁花大门，也有中国的重檐屋顶、五彩琉璃和砖雕花饰。建筑的体形及立面上的柱式、檐口基座、门窗等均采用欧式建筑作法，但细部雕饰掺杂了不少中国式纹样。其主体建筑多采用大理石雕花券柱，但又加盖了中式的重檐琉璃瓦屋顶，并在抹灰的墙面上使用了中国的彩色琉璃浮雕装饰。 西洋楼建筑的主体风格为巴洛克式，巴洛克建筑是17～18世纪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特点是外形自由，追求动态，喜好富丽的装饰、雕刻和强烈的色彩，常采用穿插的曲面和椭圆形空间。巴洛克风格在反对僵化的古典形式，追求自由奔放的格调和表达世俗情趣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城市广场、园林艺术等领域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一度在欧洲广泛流行。西洋楼“建筑物上的相关带饰及门窗，其造型包括了圆形、半圆形、椭圆形、正方形、长方形和三角形等各种图形，但其间也有许多部分，是由曲线或折线所共同组成。柱顶、柱身、柱础及门楣各处的小单元上，满布各式各样精美的雕镂，其上石雕厚度起伏达二十公分；或于屋顶、垂脊、门廊和墙面上，镶嵌五色琉璃番草、宝塔及珍禽异兽。这些装饰造成凹下深陷的线条，无形中使得建筑的各个角落和面与面的结合处，展现出一种流动感，而非比例精确的‘平面连续’”。从西洋楼圆头发券的窗子，柱头雕花的柱子，彩色的玻璃，蚌壳卷草的雕刻和西式石柱、栏干、花盆、墩子等各种缀饰，都能够看到巴洛克风格的元素。西洋楼是巴洛克建筑风格早期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载体，它的建成，也促使了“西洋楼式”建筑潮流在国内的发生。所谓的“西洋楼式”是指中国工匠和营造者对圆明园西洋楼建筑进行模仿和发挥，并掺杂进北京传统建筑装饰的样式，以颐和园清晏舫、中海海晏堂、前门大栅栏商业店铺“门面建筑”为代表。 随着西方“中国园林热”旋风的推波助澜，中式建筑也开始赢得极大关注，并陆续出现在欧洲的园林中。王致诚在寄往法国的信中说：“（圆明园）所有建筑物的正面都有柱子，其柱子与有窗户的柱子间是门廊。这些都是木质材料的，上面都绘有描金彩画。屋顶分别盖着不同颜色的琉璃瓦，并与红、黄、蓝、绿、紫各种颜色建筑相互交织，拼接成令人赏心悦目的颜色变化。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只有一层高，离平地高度从2英尺至8英尺不等。您拾级而上到达这些建筑物时，不是踏在一般的石阶上，而是踏在一种粗糙的石头上，给您一种混然天成、走进大自然的感觉。”这封信到达欧洲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法国、英国和德国都曾发表过，使得中式建筑在欧洲备受瞩目。 （3）融合中西的新画风 供奉清宫如意馆的西方传教士画家如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等人接受了中国绘画的审美观念，以西方画法为主，并参用中国传统绘画技法，融合了中国水墨画与散点透视的技法，以精细逼真的艺术效果，加强绘画的写实性，努力追求神形俱精，通过透视和明暗画法的变通，适应了清宫色彩华贵、风格典雅、意境含蓄的需要，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以往的宫廷绘画，又不同于当时的文人绘画和民间绘画的新风格。他们不仅创造了这种中西合璧的新画风，而且还培养了不少中国徒弟，因而受到几代清帝的认可和器重。在传教士画家的影响下，当时宫廷画家中有不少人如焦秉贞、冷枚、丁观鹏等人，也纷纷参酌西法，注重凹凸阴暗和透视技法的光影效果，笔法也更为写实，他们立足于传统画法基础上“取西法而变通之”的画风同样得到了皇帝的欣赏，使宫廷洋画风很快繁荣起来，在乾隆年间达到了鼎盛。伴随着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在清帝的授意下，传教士画家和宫廷本土画家为了弘扬清帝国的“文治武功”，给帝王后妃“写真传影”，采用中西审美趣味相折衷的创新画法，对中国工笔画与西方古典写实主义的结合进行了艺术上的探索和尝试，留下大量纪实性的绘画，使当时的宫廷绘画走上了中西融合之路，取得了杰出的艺术成就。 郎世宁、蒋友仁、王致诚、艾启蒙等传教士不仅实地参与了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和工程督造，并有机会在较长的时间里住在这座东方名园内，他们为装饰圆明园亭台楼阁绘画了大量作品，其中既有欧洲风格的油画，也有以欧洲焦点透视法在平面上表现深远效果的“线法画”。受“海西法”影响的新型建筑画在清宫也开始盛行，当时称为线法画，即采用西洋绘画中的焦点透视法，以扩大建筑物在画面中的空间感和纵深感，力求达到“画宫室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的立体效果。西洋楼的线法墙、线法桥都采用了“线法画”画法进行布景和装饰。《西洋楼铜版图》也引进了西方的铜版画制作技术，这套铜版画是传教士画家和中国画家的集体之作，郎世宁、王致诚、满族画师伊兰泰等都参加了创作。从中，可以看到郎世宁等宫廷画家在建筑绘画上的高超造诣，这套完全西式的铜版组画也成为清代宫廷建筑绘画全新技法的代表作。 （4）近代科技因子的融入 圆明园不仅是一颗耀眼的文化艺术明珠，而且也蕴含着众多的科技内涵，是艺术和科学相得益彰的文明成果。 西洋楼喷泉机关是由法国传教士蒋友仁设计的，蒋友仁具备数学和水力学知识，其设计的喷泉机关兼具趣味性和科学性，使得科学和艺术在水法景观中得以有机结合。海晏堂十二生肖喷泉，构思独特，设计巧妙，并将喷泉和十二生肖计时方法结合起来。喷水池正中是一个高约二米、用三块巨石雕成的蛤蜊，远远望去象一朵盛开的莲花。两旁八字形的石台上，各有六个人身兽头的铜铸小动物，即中国传统的十二生肖，每个动物就是一个喷泉机关，每到一个时辰，相应动物口中就喷水两小时。如子时是鼠喷水，丑时则换作牛喷水。十二个动物轮流值班，定时喷水，构成了连续不断的喷水时钟。正午时，十二个动物同时喷射泉水。只要看看当时由哪个动物喷水，就知道是什么时辰了。这组新奇绝妙的喷泉景观，蕴含精深的科技因素，被称为“水力钟”。谐奇趣西洋水法于乾隆十六年建造完竣时，其提水机械，是用3匹骡子拉动水车往楼上提水。乾隆二十四年前后，海晏堂喷泉工程建成时，蒋友仁设计的提水机械，是由14名园户专职“蹬攀水车”提水上楼，后来，这两处的水车轮盘不时损坏，铜管也汲水不顺，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改为人力，即改安辘轳用大罐打水上楼。蒋友仁去世后，喷泉里的蓄水机关就渐渐报废了。每逢皇帝驾临都要由太监提水上楼，机械动能须换成人工动能，可见当时中国对西方科技并不重视，只是猎奇的欣赏，而没有真正注重消化和创新。 欧洲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法国传教士汪达洪是乾隆后期备受信赖的御用技师。在一封寄往欧洲的信中，他写道：“去年我到北京以后就被皇帝召去维修钟表，更确切地说我是作为机械师被召去的。事实上，皇帝不仅需要我们维修钟表，还需要维修一些有趣的机械。杨自新教士给皇帝制造了一只狮子和一只老虎，这两只机器动物都会单独走30～40步，可是我进宫前杨自新教士就死了。我奉命造两个捧着花瓶会走路的机器人。我已经为此工作了8个月，还需要一年时间完成。”乾隆三十四年四月初一日太监胡世杰传旨：“谐奇趣殿内自行人一件著汪达洪收拾。”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十五日郎中德魁等面奉御旨：“西洋楼所有活动陈设年久俱动转不灵，西洋人汪达洪陆续持来收拾，妥协安设。”乾隆三十五年，英使威廉生贡一机器人，能书“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八字；乾隆五十年，汪达洪加以改造，使能写满蒙字。 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并为乾隆带来大批寿礼。其中的大件礼品仪器，安设在正大光明殿，以备乾隆观览。最初有八件礼品安在正大光明殿东半部，即天文地理音乐大表（天体运行仪）、天球图、地球图、地球运转全架、指引月球盈亏仪、测看天气晴阴表、玻璃镶金大彩灯一对。后来又在该殿内陈设了另外几件礼品，有探测仪、聚火镜、健身器各一件，西瓜炮两门、铜炮六门、转椅一对、四轮独辕车两辆、西洋船模型一具。乾隆御览后，这些物品即被奉旨摆放于圆明园、宫中及“三山”各处。长春园澹怀堂内展陈天球仪、地球仪各一件。最重要的一架天文仪器——天文地理大表即天体运行仪，则移至西洋楼远瀛观展陈，该仪器体量巨大：周围约一丈，高一丈五尺，前后用了18天时间才完成安装。《停滞的帝国》一书对这架仪器作了细致描述：“它代表宇宙，而地球只是其中的一点。这是天文学和机械学最佳结合的产品。该仪器准确模仿地球的各种运动，月球绕地球的运行；从仪器上还可看到太阳的轨道，带四颗卫星的木星，带光圈及卫星的土星等。这架天体运行仪最后还能模拟各天体的蚀、合和冲。它指出人们观察时的确切月、周、日、时和分。该仪器是欧洲最精美的，它所设计的天体运行情况可适用一千年。”这些仪器可谓是西方高科技成果在中国的一次集中展示，马嘎尔尼骄傲的宣称：“集此种种精美可观之物品于一处，恐地球虽大，更无第二处足与此中国圆明园之宝殿比也。”遗憾的是，尽管乾隆也指示令在京的西洋传教士及内务府造办处相关人员学习这些仪器安装、拆卸之法，但是他本人对这些机械则嗤之以鼻，认为是奇技淫巧，并没能组织力量来研究其中的科学原理和创新精神。 三、中西互动的歧路康熙朝，康熙经常在畅春园接见外国使节。圆明园和畅春园一以贯之，在清帝国处理民族关系及对外交往活动中，圆明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舞台，也是清帝怀柔远人的一个“联谊平台”。如每年正月十五、十九日，即上元日和燕九日，凡在圆明园参加皇家宴赏的外藩王公和各国来使，都被特允在山高水长看完火戏之后，随皇帝一起到同乐园观戏并参加宴会。清帝也经常特允一些外藩王公和外国使臣同观福海斗龙舟，这被视为殊荣，如乾隆十八年端午日，乾隆特允葡萄牙使臣观看了龙舟竞渡。观赏西洋水法，亦是清帝礼遇外藩王公和外国使臣的惯常之举，如乾隆十八年四月，葡萄牙使臣巴哲格来京，该月初九日和十六日皇帝在山高水长和长春园内两次宴赏，并赐观谐奇趣水法。乾隆五十八年（1793）七月英使马嘎尔尼，乾隆六十年正月荷兰使臣德胜，都先后在西洋楼瞻仰过水法。 明末清初直至康乾盛世，中西文化交流一直在较为稳定的规模和稳固的渠道下持续开展着，双方也都因此获益良多。遗憾的是，出于多种因素，这种积极的交流互动，终没能得到长久保持和健康发展，乾隆以后，中西外交博弈和利益冲突逐渐开始占据上风。这从当时的东方大国中国和欧洲强国英国的接触过程中可窥一斑，这其中与圆明园大有关联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访华就是两个极具代表性的外交事件。 （1）马嘎尔尼使团访华 追溯中英关系史，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无疑是最具影响的外交事件之一。英国国王以给乾隆祝寿为名向中国派出了马嘎尔尼率领的庞大使团，于1793 年7月底到达天津大沽口外。使团正使马嘎尔尼是英国著名外交家，曾任驻俄国公使及英国殖民地马德拉斯总督；副使斯当东是医学和法学双料博士。使团人员多达近百人，包括外交官，青年贵族、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士兵和仆役。算上水手则有近700人。光是上船登记就花了几天的时间。马嘎尔尼对礼品的挑选也十分精心，包括天体运行仪、地球仪、先进的枪炮、利剑、望远镜、军舰模型等，这些几乎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产品。马嘎尔尼使团抵京时，乾隆已先期去承德避暑。英使的礼物原拟尽送避暑山庄，后因英使提出所带礼物高大精密，需要一个月之久才能安装完毕。乾隆下令择其轻巧易于安装者送到热河，高大不易安装者，则“就近送京，以省劳费”，并决定将留京之“八件贡品，于正大光明殿及长春园澹怀堂各分设四件”，以便让匠人在那里安装，待祝寿毕，再回銮观览。最初有8件礼品安在正大光明殿东半部，后又在该殿内陈设了另外几件礼品。 马嘎尔尼于8月21日下午到达圆明园，并被安排居住于附近的宏雅园。乾隆因英使是为自己祝寿，下旨予以优待，但仍将之视为“贡使”，要求英使在觐见时务必要行三跪九叩大礼。经过一系列交涉，乾隆于9月14日在避暑山庄接见了马嘎尔尼，但至于是否行过三跪九叩之礼则因双方记载严重背离，不得确切而知。乾隆于9月30日回到北京，不久，在圆明园观看了礼物。在他眼中，这些精密的仪器仅为“效法天地转运，测量日月星辰度数，在西洋为上等器物，要亦不过张大其词而已。现今内府所制作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10月3日，马嘎尔尼提出了几项乾隆无法接受的要求，导致乾隆极为不快，遂下令让英国使团从速撤离，并任命钦差大臣专门护送英国使团起程离京。在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乾隆声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天朝不宝远物，不贵奇巧”，其夜郎自大的态度显而易见。由于一方是咄咄逼人的欲求，一方是天朝上国的傲慢，马嘎尔尼使华注定是不会取得成效的。马嘎尔尼使团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双方接触的氛围还是温和的，并为以后的进一步沟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马嘎尔尼尽管为圆明园的辉煌所震惊，但他也意味深长地指出：“大清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150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 （2）阿美士德使团访华 “英国使臣，尤其18世纪末马嘎尔尼等，访华相继失败，并未使英吉利人打消对华通商的顽念。”继马嘎尔尼之后，英国政府又派遣以阿美士德为首的共600余人的使团，带着曾由马嘎尔尼提出的那些外交、商务要求，于1816年又再次到达中国。 阿美士德使团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闰六月初六抵达天津大沽口。嘉庆和其父乾隆一样，把使团看成是向中国“进贡”的，因此，使团刚到天津，觐见皇帝的礼节又成了争执的焦点。嘉庆在上谕中说：“务将该贡使等礼节调习娴熟，方可令其入觐”，嘉庆还派理藩院尚书和世泰、礼部尚书穆克登额前往通州迎接，劝说阿美士德在觐见时行三跪九叩之礼。阿美士德拒绝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只同意跪单膝，脱帽鞠躬。和世泰等负责接待的大臣不敢将英国使节的态度如实禀报嘉庆，企图含糊了事，且谎称英使已同意行跪拜礼并进行了练习，嘉庆闻知十分高兴，准备于七月初七在圆明园接见英国使节，并下令做好在正大光明殿赐宴，在同乐园观戏等相关准备。不料届期阿美士德到达圆明园大宫门外，拒绝入内行礼。这时的王公大臣都已穿戴齐全，集合等候，嘉庆也准备御殿受礼。但门外为三跪九叩首引起的争执还没有解决。和世泰等极为狼狈，坚持要立即引领阿美士德入园朝见，甚至连拖带推。阿美士德以身体极度疲惫，礼服亦未准备，没有携带国书为理由，拂袖而去。清廷官员向嘉庆谎称阿美士德突然得病，不能觐见。嘉庆改令副使觐见，但副使亦不肯入园。官员们这时再也无法掩盖真相，嘉庆十分懊恼，下令将负责接待的和世泰等人“交部严加议处”。嘉庆怒斥：“中国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严词责令即日遣送英国使团。嘉庆致书英国国王说：“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增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也。”阿美士德使团访华是一次完全失败的事件，徒增了双方的恶感，这对中英双方而言都是一种悲剧性的结局。此后，两国关系基本就是对抗取代了沟通。阿美士德也一针见血地认识到：“中国在表面强大的背后是泥足巨人，很软弱”。这些都为以后的中西冲突和战争埋下了伏笔。 *本文选自《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