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构建新时代中国灾害学理论体系，是建设高效科学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的必要途径。只有对中国灾害学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客观评判，才能明晰中国灾害学理论体系的源流、成就和特征，进而规划出中国灾害学继续前进的道路。是故有必要继续动员和整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力量，系统搜集与整理海内外中国灾害研究丰富的文献和口述资料，全面回顾和总结中国灾害学各领域的进展和特色，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提炼理论精华，正视差距不足，在深入的灾害学习中继续推进中国灾害学理论体系建设。 [关键词] 灾害学习；中国灾害学；减灾战略；灾害文化 一、从“饥荒之国”到“大国减灾”：成长中的中国灾害学 中国自古迄今都是一个自然灾害极为严重的国家，素以“饥荒之国”“灾害之国”闻名于世。自然灾害对中国社会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给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演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烙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自然灾害连绵不断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持续应对严重自然灾害频繁挑战的历史。中华文明就是在这样一种受灾与求生、挑战与应战的悖论式演化过程中创生、延续、繁荣和发展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屡屡开展重大抗灾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有效地应对历次重大自然灾害，既有力地保障了绝大多数人民的生命安全，又从根本上改善了人民生产生活条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入21世纪，尤其是十八大之后，中共中央从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对国家防灾减灾救灾事业提出新的要求，这就是：“总结经验，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2018年10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又进一步强调：“要建立高效科学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提高全社会自然灾害防治能力”。 实际上，这样一种防灾减灾战略的重大转变，也是中国政府响应联合国于20世纪80年代末发起的减轻自然灾害与可持续发展国际战略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要完成这种战略转变，成功地把自然灾害对人类的挑战转化为人类有效的应战，进而维护和促进社会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其中一个关键的中介环节就是如何从过去与现实的灾害事件和灾害体验当中，总结经验教训，增强风险意识和防灾意识，也就是向灾害学习的过程。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灾害学界就已经把“灾害学习”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或范畴提出来，并从政策制定、人类行为、危机管理或组织学习等不同的角度各自展开研究；最近十年来，有学者试图把这些相对分散的研究整合起来，把灾害学习看成一个融知识获取、知识转换以及知识吸收、知识创造为一体的完整过程，灾害学习的目标与其说是某种灾前社会的重建，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再调整或社会规范、社会实践的创生。与此相应，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也逐渐意识到，要提高全社会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必须注重提高人的灾害学习和适应能力，尤其是“从历史记忆、在地经验、传统文化和其他灾害经验中获得灾害治理启发”，进而通过灾害学习，“影响社会与政府的灾害认知、价值判断以及行为规范，以期对未来的灾害应对提供相关有益经验”，“达成组织与个人价值与理念上的转变”。也有的把灾害学习视为灾害现场体验或模拟现场体验，把它当作一种新的灾害教育或环境教育手段。但这些学者，尤其是将这一概念引进中国的国内学者，主要是从灾害文化或组织管理的角度进行阐释的，把灾害问责作为灾害学习的基本方式；而在具体的论证过程之中，更多借鉴的也是来自国外的案例，相对忽略中国自身的传统和经验。我们认为，应该从一个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灾害学习，这就是从灾害学习的主体来说，不仅要强调政府的作为，也要突出个体、社区和社会团体的自发、自觉的响应；从内容而言，不仅要关注对现实灾害直接的感官体验和经验总结，更要重视对古往今来一切灾害现象自觉的思考和研究；从目标而论，当然要注重文化的调整与转型，但同时也要突出其中最为核心的知识获取、知识转化和知识创新过程。或许更重要的是，相对于“灾害教育”或“环境教育”等概念，灾害学习这一范畴更好地体现了人对其自身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新的反思性的立场和态度，人类不再是所谓高高在上的“自然的主人”，而只是虔诚谦逊的“自然之子”，人类追求的也不再是所谓的征服自然、消灭灾害，而是从永恒不易的自然之变中学会尊重自然，学会与灾害共处。 就此而言，加强灾害学研究及其理论体系建设，无疑也是灾害学习的题中应有之意。而以此反观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同样也会看到中华民族对于自然灾害的挑战—应战过程，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灾害学习过程。姑且不论考古发掘中展现出来的史前时期诸多令人惊异的防灾减灾工程及其体现的减灾智慧，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即不乏积累、总结和提炼防灾、减灾、救灾经验的历史传统。现存林林总总、蔚为大观的各类荒政书，内容涵盖了有关救荒的理论、制度与实践各方面，涉及救灾活动的一系列环节，展现着先秦以来中国救荒思想的演变脉络，是几千年华夏文明累叠而成的智慧结晶。及至20世纪20年代，具有现代意义的灾害学研究开始在国内兴起，且呈现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协同并进的局面，涌现出竺可桢、邓拓、潘光旦、蒋杰等重要学者，产生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成果。这些研究，多积极吸收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优长，综合运用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多角度分析中国灾害的成因、规律及救灾度荒实践，甚而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和制度变迁进行了别具一格的探讨，展现出中国灾害学研究的宽广视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推动下，不同学科的灾害研究者赓续学术传统，聚焦国情民瘼，相继对中国历史上规模庞大的地震、气象、水文、疾疫等方面的史料进行系统整理，艰辛探索各类灾害成因、分布规律、预警技术和防治方法，即便在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下依然耕耘不辍，推动抗疟药物研发、气象预报、地震预测等工作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俨然开启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灾害学理论体系的端绪，也为中国防灾减灾事业、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安全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在气候变化研究领域，有竺可桢等对我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和气象灾害的长期探索，奠定了现代中国气候变化研究的基石，在其指导下编成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第一次勾勒出15世纪以来近500年间中国旱涝变化的特征和历年旱涝基本轮廓，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典范之作；在地震研究领域，众多学人努力揭示我国历史地震灾害演变发展规律及地震危险区空间分布轮廓，发现了地震等灾害的集中性群发现象，提出旱震关系原理，为国家经济建设规划、工业建设选址和工程抗震级别的确定提供了可靠依据，也为地震中长期预报等工作开辟了新路；在公共卫生和疫病防治领域，屠呦呦等对青蒿素的研发和运用，不仅造福国人，更泽及世界。 改革开放后，在诸多有识之士的协力推动下，灾害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概念被确定下来，具有中国特色的灾害学学科体系逐步形成。这一时期的灾害学研究，突出强调灾害的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呼吁开展多灾种多学科综合研究，打破了长期以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在灾害研究中各自发展、相互隔离的状态，逐渐形成了多学科会商和交流的新气象。这些研究或从天、地、生、人相互作用的地球系统出发，倡导“自然灾害综合研究”，或引进国外脆弱性、易损性、恢复力等灾害学理论，从致灾因子、承灾体、孕灾环境等学术概念出发，构建“区域灾害系统”研究框架，或引入风险科学、公共危机理论，倡导建设中国灾害风险科学，开展“综合风险防范”研究，努力把自然变化与政治变动、经济发展、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因素关联起来，展开分析；而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普及，灾害文献的信息化处理也蔚然成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新的学术背景和技术条件下正走向更宽广的合作舞台。当前，中国灾害学研究越来越广泛地被运用到地质学、气象学、气候学、天文学、生物学、化学、医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保险学以及地理学、生态学、工程学等诸多学科，产生了灾害动力学、灾害地理学、灾害经济学、灾害社会学、灾害人类学、灾害法学、灾害伦理学、灾害生态学、灾害史、地质灾害学、地貌灾害学、气象灾害学、生物灾害学、战争灾害学，和灾害预测学、灾害预防学、灾害危机管理学、灾害保险学、灾害医学、灾害心理学、灾害教育学等众多研究分支和研究路径，一个体系完备、规模宏大的中国灾害学理论体系正日渐成熟。 可以看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灾害学理论体系，以艰苦细致的灾害资料整理为基础，以灾害学概念的提出与丰富为标志，致力整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加强对灾害的系统认识和综合研究，呈现出资料整理与技术创新同步、理论建设与实证研究并举、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交融的发展态势，涌现出众多成就卓越的学者、研究团队和研究机构。中国防灾减灾救灾事业的重大成就，正是在长期的灾害学习，亦即持续的灾害学学科建设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灾害学研究的继续前进，也离不开更加深入有效的灾害学习。这需要学界密切关注和持续追踪国内外的前沿学术动态，需要深入总结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实践中积累的有益经验，也需要对中国灾害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全面、认真地回顾和分析，这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现实形势的迫切需要。只有全面厘清中国灾害学研究曲折成长的历程，才能更加客观地分析其学术特色和研究机制，凝练其中的问题意识、理论观点和主要方法，归纳其间的主要学术流派、研究路径，研判学科发展的趋势和走向，揭示灾害学理论与减灾实践的互动关系，进而在更加深入的灾害学习中推动灾害学研究的继续成长，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灾害学理论体系提出新的思路。 二、当代学界对中国灾害学各领域研究进展的动态追踪 应当看到，随着灾害学研究的快速推进，为各领域学术成果和研究进展所做的综述和总结可谓层出不穷。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有学者关心并追踪灾害学相关领域的前沿动态，对灾害综合研究、灾害管理理论，以及各灾种研究等方面的学术进展进行梳理、总结和反思。1989年，史培军等指出，灾害是自然系统与人类物质文化系统交互作用的产物，认为我国灾害研究虽然成绩可喜，但相较国外的研究情况，还是显得力量分散，与国际水平相差较远。同年，卢振恒提出要对灾害进行系统综合研究，加强各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和综合渗透。潘怀剑等则从灾害理学、灾害工学、灾害法学、灾害保障四个方面梳理了我国灾害学的发展情况，认为灾害研究应着眼于我国减灾事业和可持续发展。 大力倡导开展“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的马宗晋、高庆华等学者则十分重视对灾害综合研究进展的分析总结。2001年，高庆华、苏桂武指出，自然灾害综合研究已将灾害研究从单一灾种扩展到多灾种，主张开展灾害社会属性的探讨；2003年，高庆华等又在前文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自然灾害研究向系统科学方向发展，减灾向综合性、社会化方向发展”的大趋势。这些论述建立在灾害学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之上，是对学科发展的阶段性总结。200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高庆华等主编出版《中国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的进展》，从灾情调查、灾害评估、灾害区划、灾害经济、灾害社会、灾害预测、灾害预防、灾害应急、抗灾救灾、灾后重建、灾害信息、减灾示范、灾害保险、成灾机理、减灾对策等方面对灾害综合研究情况做了全面回顾。次年，马宗晋、高庆华又进一步指出，灾害研究的内容已涉及灾害社会学、灾害经济学、灾害评估学、灾害保障学、灾害医学、灾害交通、矿山灾害、灾害区划、灾害预测等，基本形成了灾害科学体系。此外，在对灾害系统研究的回顾中，自然科学界对于灾害链领域的研究进展也给予了较大关注。1997年，耿庆国回顾了运用灾害群发理论与灾害链效应进行重大自然灾害预报预测的工作进展。在此基础上，聂高众等进一步指出多灾种相关性研究取得的进展与存在的不足，认为地热等地下能量同旱、涝、震灾害之间可能存在着内在联系。2016年，哈斯等在回顾中外学界有关灾害链的研究后认为，灾害链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随着技术的进步，对灾害链及断链的研究将更加深入。 学界对有关脆弱性、恢复力、韧性、易损性、适应性等理论研究进展的回顾，同样抱有浓厚兴趣。脆弱性是开展灾害系统研究时运用的重要概念。史培军较早地将脆弱性理论引入我国灾害研究领域，十数年间引起诸多相关学科学者的广泛应用和争鸣，形成了有关环境脆弱性、气候变化脆弱性、城市灾害脆弱性等问题的数篇综述性文章。2016年，冯倩倩、刘德林回顾了脆弱性研究中几种主要的理论模型，总结了基于孕灾环境、致灾因子、承灾体三个视角的脆弱性研究情况，认为脆弱性评价体系中各指标因子权重的科学性、合理性值得商榷，指标之间的耦合作用难以体现，在他们看来，自然灾害的周期性特征和孕灾环境、致灾因子、承灾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脆弱性评价应是一个连续、螺旋上升、循环闭合的动态评价过程。恢复力研究的进展情况在2006年即有讨论，刘婧等综述了20世纪70年代以降恢复力概念进入灾害研究的过程，认为彼时国内对恢复力的研究还只是刚刚起步。但是到了2018年，据刘孝富等人的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恢复力已被广泛运用于生态学、经济学等学科。由此他们指出，如何进一步探索灾害驱动下的生态恢复力定义，建立灾害生态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以及构建生态恢复力“绝对值”评价方法，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此外，郭跃于2005年评述了易损性研究进展，贾慧聪等介绍了适应性研究进展。有关韧性的研究综述则集中在对城市韧性的探讨上。 灾害管理方面的相关论题亦是自然科学界回顾总结既往研究成果时的重点问题。1996年，郑远长在回顾学界有关灾害管理的研究时指出，灾害管理是一门将灾害研究成果应用在防灾减灾领域的应用科学，国内当时对灾害管理的一些课题的研究已经进入国际先进行列。此后，李保俊等梳理和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学界在单项灾害研究、区域综合灾害研究以及灾害理论、减灾对策、灾害保险等方面的研究成果。2018年，周利敏对20世纪国际灾害管理理论做了回顾，梳理了灾害管理的几次重要理念转变。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对风险管理、防灾减灾、灾后恢复及相关技术研究进展的总结，亦不乏其人，内容涉及各类灾害风险防范与评估、各类灾害减灾工作，以及城市避难场所、灾害舆情、灾后护理、生态修复、各类防灾减灾技术等领域的研究进展。 应当看到，中国灾害学研究始终是在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共同开拓中完成的，所谓“自然灾害综合研究”亦应有人文社会科学的一席之地。然而，上述论著所涉基本议题和主要理论，更多是自然科学内部的技术进步与方法更新，虽然其中多少会提到应该重视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也会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努力，但总体而言对同时期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情况关注不足，对于灾害研究界付出持续努力的史料整理等工作更是很少提及，难以承载越来越丰富的灾害研究内容。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关灾害的研究成果虽不胜枚举，但总结性论著却较为稀缺。1985年，宋守全、陈英方介绍了国内地震社会学研究情况；1999年，顾建华等承续宋文，对地震社会学在我国的研究情况及其基本概念、主要论题、代表论著、研究团队、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向做了全面评述。但是自此以后，有关地震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评介便难觅其踪。2011年后，卢阳旭对西方灾后恢复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作了综述，周利敏结合西方灾害社会学的研究进展对国内研究情况做了比较，另有一些关于灾害与贫困、灾害与社区等问题的社会学研究综述。灾害经济学方面，张显东等曾于20世纪90年代末就西方灾害经济学研究进展及理论模型作了评述。其后，唐彦东、于汐梳理了国内自于光远以来灾害经济学的进展情况。灾害人类学、灾害地理学方面的研究回顾相对较少。李永祥介绍了灾害人类学的学科背景、研究论题和进展中国灾害人类学的研究状况，以及地震、干旱、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进展。文连阳介绍了灾害地理学的研究情况。 从数量上看，有关灾害史的研究综述篇目较多，所涉时段、地域、灾种也较广泛。然而，这些研究选取论题各不相同，所涉内容也不免交叉重复、各有缺漏，客观上并不能完整勾勒出灾害史研究的学术脉络。另外，有关灾害文学、灾害记忆、灾害文化等方面的研究状况，近几年也有数篇文章做了总结评析。同样，总体上看，由于作者学科背景、问题意识、关注重点各有异趣，论述程度的深浅、所涉内容的详略也不尽相同，故此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上述综述性文章多是对既往研究成果的简单举要，缺乏必要的理论概括和综合分析，而对脆弱性、韧性、适应性等理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运用与研究进展，虽有学者进行了总结，但与自然科学相关领域的研究相比，尚难形成对接和整合，也就难以反映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灾害研究的全貌。 需要注意的是，不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者在综述国内灾害学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时，总是对国外学界相关领域的研究情况，以及国外前沿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在国内的传播和运用进展投入极大关注，并自觉将国内进展情况与国外进行比较，注意分析自身存在的不足与努力的方向。相形之下，国内学界对海外有关中国灾害学研究进展的介绍、评述关注不多，对中国学者在海外发表的灾害学研究论著、学术观点重视不够，海外学界对此更是漠然视之。这表明，如何进一步加强国内外中国灾害学研究的交流互鉴，推动中国灾害学理论与方法“走出去”，增强中国灾害学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影响力，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另外，灾害学理论体系建设离不开对不同灾种的全面认知。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起即十分注意梳理和回顾干旱、洪涝、地震等不同灾害的研究进展。在气象灾害中，研究者对干旱、洪涝灾害研究进展的总结十分细致，内容涵盖了灾害成因、灾情评估、风险管理、防治技术等各方面。有关霜雹、低温、冰雪、风害等灾害的研究进展，亦多有文章进行梳理总结。而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近年也有学者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做了回顾。在海洋灾害中，2010年前，学界普遍对赤潮研究进展关注较多；2010年后，有关台风、风暴潮的研究进展的讨论增多。在地质灾害中，有关地震、泥石流、滑坡、火山爆发等方面研究进展的专题性概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即已出现，2000年后，有关多种地质灾害的综合预警、防治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开始引起注意，研究的综合性得到加强。另外，有关瘟疫、火灾、生物灾害、水土流失、荒漠化等灾害的研究进展，亦有数篇文章进行了分析。总体而言，有关各灾种研究进展的评述，多出自自然科学领域学者之手，所提及内容亦与自然科学界倡导的灾害综合研究密切相关，人文社会科学在有关问题上基本处于缺位和失语状态。就各灾种研究的权重而言，水旱灾害、地质灾害依然是学者关心的重点，相关综述性文章不仅数量大，而且涉及的内容广、跨越的时段长；其他灾害，如荒漠化、水土流失的研究状况，所涉文章较少，且多系泛泛之论，反映出学界对各灾种研究的回顾与总结中的不平衡。 以上大致梳理了目前学界对中国灾害学各领域学术进展的研究情况。可以看到，目前对中国灾害学研究的回顾总结，包纳了灾害研究的诸学科，涵盖了灾害研究的各方面，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灾害研究领域的新成果、新变化，较为细致地总结了灾害研究在相关领域、相关问题上的研究状况，对相应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各界灾害学习的深入开展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但与我国复杂的成灾环境、曲折的救灾历史以及宏富的灾害学理论体系相比，这些研究尚缺乏分量、难成体系，难以反映中国灾害学研究的总体进展，亦不能适应灾害学习的基本要求。具体表现在，其一，相关回顾和总结多集中在水、旱灾害，对其他灾种研究情况的关注度低，相关梳理也显得零散、单薄，而且，由于这些文章在创作时缺乏必要的统筹和相对统一的标准，写作背景不一，成于数人之手，水平难免参差，内容亦有重复，不足以反映相关领域研究的全貌；其二，上述成果多见对既往研究的铺陈罗列，少见对理论方法的总结提升，谈研究结论多，讲研究过程、研究方法少，缺乏对相关问题源流与发展的全面追溯，未能系统总结相关理论、概念、方法、模型之间的相互关联，亦未能体现灾害学科研机制的发展变化，无法反映相关学者、科研机构、研究团队筚路蓝缕的探索历程，难以揭示中国灾害学的研究机制和特色；其三，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在总结各自研究成果时，依然是囿于学科之界的各说各话，未能关注到两大学科间的相互关联和影响，更遑论提及两者的交互合作，没有提炼出学科整合的有效方法；其四，如前所述，中国灾害研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已取得丰硕成果，一些有关灾害的观念、认知和研究方法，甚或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历史时期，但目前对中国灾害学研究的梳理分析却甚少注意到这条前后相续的历史线索，甚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灾害研究情况也仅是作为叙述背景一带而过，如此“厚今薄古”，难以呈现中国灾害学的完整学术脉络。而且，中国的灾害研究从来就与防灾减灾救灾实践有密切关联，而当前对中国灾害研究的关注多集中于学理层面，鲜有对相关灾害学理论、方法、技术的应用情况和社会接受情况的探讨，亦缺乏对丰富的群众性、地方性防灾减灾救灾实践的系统论述。 三、集成创新：中国灾害研究七十年(1949—2019年)回顾与反思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系统回顾中国灾害学的研究历程，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灾害研究的崎岖之径，对其进行全面的考察、细致的梳理、批判性的分析以及理论上的总结与升华，无疑是在开展一场严肃认真的灾害学习，势必成为推进中国灾害学理论体系建设至关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大体而言，至少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研究，以期搭建中国灾害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其一，通过对灾害综合研究，以及灾害动力学、灾害地理学、灾害经济学、灾害社会学、灾害人类学、灾害法学、灾害伦理学、灾害生态学、灾害史，地质灾害学、地貌灾害学、气象灾害学、生物灾害学、战争灾害学，和灾害预测学、灾害预防学、灾害危机管理学、灾害保险学、灾害医学、灾害心理学等各领域不同时期的进展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综合分析灾害学理论体系的建设情况和发展趋向，再现灾害学学科的成长过程，探索灾害研究机制的动力与特点，总结、反思灾害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其二，全面回顾灾害管理(灾害治理)方面的研究进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风险管理、应急管理、防灾减灾、灾后恢复、防灾技术等方面的研究情况进行综合性的总结；其三，系统梳理天文灾害、气象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环境灾害、公共卫生与公共安全事故(主要集中于瘟疫、火灾等与自然因素关联较大的领域)等方面的研究进展，掌握各灾种研究的发展历程，科学评判这些领域在中国灾害学理论体系中所处位置和研究现状。 当然，上述研究并不是对中国灾害学主要理论观点和研究结论“开中药铺”式的罗列、铺陈，亦非把前人的工作组合成零散的“拼盘”。这样的工作既与当前我国灾害学理论体系的内容、规模、理论深度不相匹配，亦远远落后于新时代建设高效科学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的现实需要，更不是在当前进行灾害学习时应有的态度。只有把中国灾害学学科体系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对象，融文献整理、口述访谈、学术研究、政策建议等工作为一体，对其理论建设和实证研究进行系统回顾和扎实梳理，才能更加清晰、准确地勾勒出中国灾害学理论体系的总体面貌和基本构架，挖掘学科体系背后的思想源流、研究实践，全方位呈现学科体系的形成过程及学术机制，爬梳学科体系中主要学人、研究团队及其流派分布、学术理念，疏通学科脉络，在对各类理论观点、技术发明和实证研究的批判性分析中，充分反思和正确评判学科建设的主要成就和现存问题，最终为建设更具学术品质和现实意义的中国特色灾害学理论体系提供镜鉴。 具体而言，这样的工作，至少应该关注和坚持五个方面的结合： 一要坚持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灾害研究历来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共同耕耘的学术园地，凝结着数代学人的智慧和心血。对中国灾害研究的回顾总结，应该从问题意识出发，从灾害的自然与社会双重属性出发，从自然与社会交互作用的视角出发，努力打破学科畛域，全面整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克服“非自然化”与“非人文化”这两种各走极端的偏向，客观总结和评价学科建设中各主要流派及其学术贡献，推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灾害研究中开展更加深入的交流和对话。 二要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如前所述，中国的灾害研究，历来既重视历史经验，又关心现实问题，既有从现实问题出发，通过对文献的搜集、整理、爬梳，分析和处理历史问题的研究取向，又有从历史反观现实的研究思路。不过，在学科发展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重历史轻现实，或重现实轻历史的研究偏向。今后的研究应该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思路，特别要倡导运用历史眼光、历史思维看待和理解现实问题，历史不只是对过去的研究，还是对天地生人、古往今来一切变化的探讨，只有打通僵硬的古今界限，才能在对变化的追索中理解当下，找寻面向未来的可能道路。 三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灾害学学科的发展历来与防灾减灾救灾实践相辅相成。现实环境的变化不断给灾害研究提出新的要求，灾害研究中产生的学术成果，也需要在实践中被接受、被选择、被检验，最终在一系列融合与碰撞中转化为全社会防灾减灾救灾的实际能力。总结中国灾害研究的不平凡历程，不能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应该将理论建设和实证研究与中国历史上丰富的防灾减灾救灾实践，以及复杂的社会变迁、突出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注意分析各时期不同灾害研究理论、方法在社会各界的应用和接受情况，以及相关灾害管理理念、技术的实践情况，更加深入全面地看待理论与实践、学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四要坚持国际与国内相结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的灾害研究历来注重吸收和消化海外研究成果。深入推进灾害研究，有必要继续及时追踪和分析海外中国灾害研究情况，汇总海外学人有关中国灾害的研究成果，分析海外灾害学研究理念、方法的引进、传播情况。同时，要关注国内学者在海外发表的学术观点和论著，展现国内外学人之间、团队之间、机构之间、研究成果之间的交流互动，把中国灾害学理论体系放到更加清晰的时空坐标上加以审视和评价。 五要坚持文献考察与口述、访谈相结合。在中国灾害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诸多有着重要学术影响的学者，也涌现出一些杰出的党政干部、劳动模范和社会精英。他们有的已年届耄耋，但仍关心相关工作的进展，有的则依然活跃于中国乃至世界的灾害研究和防灾减灾救灾事业前沿。他们的理论观点、学术研究和实践成果，正是中国灾害研究的缩影。系统回顾灾害研究的历史进程，既要大力搜集整理和消化吸收中国灾害研究的各类文献，也要重视走访和求教灾害研究各领域的代表性学者、干部和群众，为中国灾害研究留下宝贵的口述资料。这既有利于研究者弄懂灾害研究和减灾实践领域的一些疑难问题，也能在文献资料之外增添更生动丰富的学术信息。 我们设想，循着这样的思路，目前对中国灾害学研究进展的全面回顾和总结至少可以在以下四方面展开。 一是对海内外灾害研究文献的全面整理和数字化。摸清目前灾害研究的“家底”，无疑是推进未来灾害研究各项工作的基础和支撑。当前，灾害学各领域均已积累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亟待进行一番全面细致的整理。此项工作不应以学科划线，不应设中西之别，不应有今昔之界，应完全从灾害学学科理论框架、问题意识和主要论题出发，以写作或刊布时间为序，按前文所述灾害理论与方法、灾害管理(灾害治理)、各灾种的框架，分门别类搜罗和整理民国以来中国灾害研究在各领域的学术成果。同时，还应注意对海外中国灾害研究成果，以及中国学者在海外创作和发表的灾害研究论著的引进和推广。在此过程中，尤其应注意对一些稀见、未刊、散佚的学术论著认真进行整理校核，对海外具有典范意义和启发作用的研究成果进行必要的翻译，并运用大数据技术，通过建设具有包容度和延展性的灾害研究文献数据库努力使之公之于众，全面呈现海内外中国灾害研究各领域的学术成果，推动学界掌握和跟进国际灾害研究前沿，吸收借鉴海内外优秀成果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学术理念和重要观点，使中国灾害研究在新时代找准“走出去”的着力点，在扎实掌握前人研究情况的基础上生发出新的问题意识，增强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影响力。 二是对口述资料的积累和整理。中国的灾害学研究不仅浸透着诸多学者的心血，也离不开广大干部群众的热情参与和无私奉献。一部中国灾害学的发展史，也是中国社会各界积极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实践，贡献各自智慧和汗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学界在学术研究和成果转化中碰撞出了众多真知灼见、妙思诤言，广大干部群众也总结出了无数质朴的灾害管理经验。这些内容，有的因种种原因未能形成文字、公之于世，有的则尚未引起有关方面重视，没有经过学理分析和总结提炼，未能发挥出其应有的理论和应用价值，殊为憾事。因此，在重视对文字性论著进行整理的同时，应该重视口述资料的挖掘、积累和整理，并使这些录音、录像、照片、笔录等资料与各类研究文献相应补充、相得益彰，更完整地挖掘和展现学科与学人的成长过程及研究机制，也为中国灾害研究的学术园地留下前辈鲜活的思想火花，为关心国家防灾减灾救灾事业和灾害学理论体系建设的社会公众提供更加简明和生动的学术资源。 三是就中国灾害研究各领域进展情况开展深入的学术研究。这项工作并非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简单重复，而是依托文献整理和口述访谈获得的学术资源和学术信息，深入分析中国灾害学学科体系的形成过程与研究机制，全面总结中国灾害研究在理论与方法，灾害管理，天文灾害、气象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环境灾害、公共卫生及公共安全事故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对一些重大理论观点和方法进行批判性的考辨和提炼，对为中国灾害研究和防灾减灾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重要人物、机构、团体、刊物等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和反思，以期进一步凝练中国灾害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在扎实的学术基础上搭建起中国特色灾害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总结灾害研究各领域、各机构、各学人在此框架中的地位和作用，探寻继续开展多学科合作的可能路径；同时，通过对古今中外灾害研究学术成果的排比、对照和互参，找准中国灾害研究的时空定位，明确中国灾害学理论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特色和贡献，进而推动学界沿着中国灾害学的学术脉络和发展道路开辟新的研究局面。 四是政策建议和学术普及。回顾和总结中国灾害学研究进展，是为了在灾害学习中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灾害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归根结底是要服务于建设高效科学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因此，应该更加注重学术研究的政策效应和社会影响。这就需要在上述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提纲挈领地总结中国灾害研究的成就和经验，科学研判中国灾害学理论体系的特色和缺憾，对继续开展有关研究提出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以助力有关方面更好地规划中国特色灾害学理论体系的发展道路，也为社会公众了解我国灾害研究基本情况、开展更加有效的灾害学习、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供参考，提高学术研究的应用价值。 总之，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灾害学理论体系，是推动高效科学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的必要途径。然而启来路必得鉴往者，不对中国灾害学研究的学术历程进行系统梳理和客观评判，就无法明晰中国灾害学理论体系的源流、成就和特征，无法开展更具针对性、更有效率的灾害学习，更无法规划出中国灾害学继续前进的道路。因此，有必要继续动员和整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力量，系统搜集与整理海内外中国灾害研究丰富的文献和口述资料，全面回顾和总结中国灾害学各研究领域的进展和特色，提炼理论精华，正视差距不足，在灾害学习中推进新时代中国灾害学理论体系建设。 （因技术原因，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