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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史研究的新趋向及其前瞻 1.世界史研究的新趋向 自1949年到2019年，世界史学科经历了70年的发展，走过了从起步到繁荣之路。当下的世界史研究，可谓是数量成果丰硕，质量日渐精进，观点百花齐放，队伍人才济济，展望前景，更是大有可为。 在世界史研究的发展历程中，具体研究的进展可谓不胜枚举。但如果就对世界历史演进的整体认知而言，在社会形态演进论的范式之外，不能不提到的是1980年代以后提出并得到呼应的现代化论和文明论的研究范式。 罗荣渠提出了世界史演进中“一元多线”发展的现代化演进论。他着重生产力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认为原始生产力、农业生产力、工业生产力是3种不同性质、不同形态的社会生产力。在相同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其发展道路可以有多种模式，社会形态也可以表现为多样性。他以生产力为标准，将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原始农业文明、古典农业文明、原始工业文明、发达工业文明4个不同阶段，从而在一元化的生产力基础上，勾画出多线发展的世界史框架，并以现代化为中心，解释人类历史尤其是现代世界的变化与发展。罗荣渠的现代化论，自有其出发点及解释路径，但历史发展能否以一元的（尽管是多线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去统领和解释，亦有各种不同看法。至少，用现代化论处理前现代史的演进时，还是有相对困难之处。而且，仅仅以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去解释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似亦有简单处，尤其是在晚近科技文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 罗荣渠之后，钱乘旦亦明确提出，“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代表作为其主编的10卷本《世界现代化历程》（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该书将现代化发展论落实到具体研究中，以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为例，讨论了现代化的作用和影响，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相关主题的研究。 文明发展论亦为对世界历史作总体解释的研究范式，马克垚主编的《世界文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可为其中的代表作之一。马克垚认为，“文明是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史也就是世界通史。过去的世界通史强调的是短时段的东西，政治事件，伟大人物，后来又加上了经济形势、文化情况等比较稳定的东西。文明史不同于世界史，就是它所研究的单位是各个文明，是在历史长河中各文明的流动、发展、变化。把文明作为研究单位，我们就要区别不同的文明，要划分文明的不同类型”。将文明发展论用于诠释历史演进自亦有其出发点和可取性，但若将全部的历史演进都纳入文明谱系中，亦非易事。就历史的演进发展而论，社会形态论或可包容现代化论和文明论，但后两者未必全能包容社会形态的演进。如何看待历史演进发展的基本脉络，还值得研究者的深入思考。 进入21世纪以来，专题史研究中的生态环境史为学界所关注，出版了若干种研究论著，如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徐再荣《全球环境问题与国际回应》（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年）、包茂宏《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傅成双《自然的边疆：北美西部开发中人与环境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高国荣《美国环境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肖晓丹《欧洲城市环境史学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等。生态环境问题于1960年代在欧美发端，后为学界所关注，渐成新的研究主题。1978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在粗放生产条件下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亦随之产生，从而也引起中国学界的关注。对生态环境主题的研究和讨论，体现了历史研究和现实发展的互动关系，对1980年代以后世界史学界提出的整体世界史、现代化问题、文明史论，都或多或少有所回应，从而是个可以纽结多重角度去探究的主题，并且可以反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目前仍在不断发展中。 国际冷战史是1990年代以后在世界史学界得到关注和发展的又一研究主题。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过去以美苏对峙为中心的冷战落幕，冷战史研究随之在美国兴起，并迅速发展为国际性学科。冷战史研究的应运而生，除了学术研究而外，也有争夺冷战解释话语权的含意在内。作为苏联解体后的继承者，俄罗斯学者在这方面显然处于下风，大量冷战史料包括俄罗斯方面的史料都收藏在美国，从而也使美国学者在冷战史研究及其阐释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者的介入，对于国际冷战史研究话语权的争夺具有积极的意义。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为主导，在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中国和东欧国家关系、中朝关系、中越关系、中美关系、中国和西方关系等方面，有了不少成果，并且编辑出版了《国际冷战史研究》集刊。冷战史研究具有较为鲜明的中国特色，即以冷战时期的中国与冷战相关国关系为中心，着重运用档案文献史料，讨论历史过程，得出研究结论，并且是目前中国世界史研究中真正能够与外国学者平等对话的领域之一。不足之处在于，对冷战的主体国——美国和苏联及其他相关国的研究还不够，有待今后的不断推进。 全球史是近些年来引起世界史研究者关注的主题。16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和世界交融的日渐发展，全球各国都无可挽回地被卷入一体化浪潮中，气候、环境、疫病、毒品等方面的问题更是超越了国家限界，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书写显露其局限性。全球史的兴起正是以这样的大环境为背景，其中的一些代表作，如威廉·麦克尼尔的《全球史》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都已被翻译出版。中国学者也开始从全球史的角度进行世界史研究，如于沛主编了《全球化与全球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首都师范大学编辑出版了《全球史评论》集刊。 全球史处理的主题，包括贸易、迁徙、战争、文化、技术、生态、环境、疾病等，多为跨民族、跨国家的范畴，将人类历史从静态的、分隔的、孤立的发展，转变为动态的、联系的、互动的过程，也就是“从欧洲和西方跳出，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全球化使国家利益开始突破本土地理疆界向全球拓展”，从而使全球史研究具有合理的出发点。但是，全球化本质上仍以西方价值观为导向。因此，全球史也很难摆脱西方话语体系，他们的研究“虽然会更加客观一些，但是实际上非常明显，这依然是以西方为中心”，而且，“这种经过掩饰的西方中心论并不是绝无仅有的”。因此，有论者认为，我们应该警惕全球史“扬弃民族国家历史的立场有可能被某些意识形态所利用，为否定民族国家的当代合理性提供历史学依据” 2.世界史研究的中国论题 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就其学术实践和人文关怀而言，本质还在于使中国人对世界史的连续性、多样性、复杂性有全面的、深入的、正确的认知，从而建立通达、包容、积极的世界史观，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的发展进步。因此，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确立中国论题，提出中国看法，诚为中国学者不能不考虑的根本问题。这绝不是将世界史的事实，扭曲为中国式的解读，而是由中国学者的主体性出发，以世界性的观照，提出自己对世界史的独创看法。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在世界各国的世界史研究中，让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占有一席之地，也才能真正发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功用，无论是其经世济用，也无论是其学理探究，还是其人文情怀，莫不如此。 对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而言，自始即存的大问题，就是如何破解“欧洲中心论”。因为工业革命的发生，现代化最早完成于欧洲，而随着全球交融的扩展，现代世界也是以欧洲为中心构建的，所以，世界史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于欧洲，其阐释权也被欧洲学者所垄断，形成世界史言说中的“欧洲中心论”。这是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自始便不能不面对的事实。早在1928年，雷海宗在评论威尔斯（时译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时便明确提出，这是一部“专门发挥某种史观的书”，“在他的脑海里，‘历史’一个名词就代表‘西洋史’，而他的历史观也就是他以西洋史为根据所推演出来的一个历史观”。所以，雷海宗认为，“我们中国人学习世界历史，则必须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这样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纠正过去把‘世界史’看成是‘西洋史’的错误看法”。 雷海宗的看法，代表了中国世界史研究者的批判意识和主体性认知，破解“欧洲中心论”也成为中国世界史研究贯穿始终的论题之一。因为“不能指望西方人替我们破除其西方中心论，因为西方中心论是他们历史视野的局限，只有我们进行积极主动的历史解释，参与历史话语之间的对话和讨论，才能逐步冲淡西方历史学家的西方中心论色彩”。 1960年代，吴于廑提出了对“欧洲中心论”的系统批评。他认为，“欧洲中心论是以欧洲为世界历史发展中心的。他们用欧洲的价值观念衡量世界……这在西方史学中成了根深蒂固的、不可移易的思想”。他还提出，“我们反对的是只见中心，蔑视、歧视和鄙视其余，却并不因此就主张把中心和周围平列，贬损中心的实际意义”。在吴于廑看来，破解之道就在于体现世界历史的一致性，说明世界历史由闭塞的、非整体的发展达到整体性的发展，能够正确地解决这两个问题，就可以体现世界观点。 1980年代，在改革开放时代更广阔的背景下，吴于廑对“欧洲中心论”又做出了总结性回应，提出了“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历史观，这是基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论述并且对全球史观有所回应而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论断。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吴于廑认为，纵向看，世界历史“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表现为不同民族和国家历史演变的多样性和世界历史的统一性；横向看，世界历史“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它们共同的基础和最终的推动力量是物质生产的进步。因此，“既然历史在不断的纵向和横向发展中已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那么，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 吴于廑的“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历史观，既是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也回应了世界史的国际研究前沿如全球史论述，代表了中国学者提出世界史研究的中国论题并以中国学者的主体性而发声的新高度。但是，如何在这个整体认知的框架下，将世界史研究具体化，仍然是任重道远。在整体世界史框架中，如何处理前近代的相关问题，也仍然有不明晰之处。而且，虽然中国学者对“欧洲中心论”始终保持着警惕和批判，但批判的武器即理论和方法又往往源自西方，仍然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西方研究的影响，这也是值得世界史研究者关注并不断有所改进的方面。 3.世界史学科的定位变化 世界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其所包含的论述对象和内容，也就是其学科定位，就其本来意义而言，是世界史研究学术共同体讨论的结果。但是，因为在国家层面制订了学科分类的国家标准，而世界史教育的定位又是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制定的学科专业目录决定的，所以，世界史研究的学科定位，不能不受到国家标准和学科目录的指导及约束。 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2009年发布的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历史学一类标准被分为15个二类标准，其中综合类二类标准为史学史、史学理论、历史文献学、专门史、历史学其他学科，既关乎中国史，也关乎世界史。中国史二类标准为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简帛学，世界史二类标准为世界通史、亚洲史、非洲史、美洲史、欧洲史、澳洲大洋洲史。在这个国家标准中，世界史的学科定位与中国史大体持平。 与学科分类的国家标准相比，对世界史学科定位更具影响力的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制定的学科专业目录。这本是为大学学位教育制订的学科指南，但是，因为这个学科目录对大学学科设置的约束性规定，使其成为大学学科设置和发展的指挥棒，从而也成为对世界史学科定位最强有力的影响因素。 从1983年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制订了多个版本的学科目录。在1990年版的学科目录中，历史学一级学科项下，世界史二级学科为上古史和中古史、近现代史、地区国别史，中国史二级学科为古代史、近现代史、地方史、民族史。两者大体持平。但是，1997年的学科目录调整，世界史被缩减为历史学一级学科项下的8个二级学科之一（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考古学与博物馆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这次调整对大学世界史教育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影响，世界史学科在可利用的学术资源方面，与其他二级学科相当。但是，除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之外的二级学科，与中国史的关联度远大于与世界史的关联度，这就直接导致了世界史学科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下降，从而又带来了学科在一定程度上的萎缩。世界史学界对此忧心忡忡，不断呼吁改变这种状况。 经过世界史学界的多年努力，2011年版的学科目录，将世界史列为历史学大类下与中国史和考古学并列的一级学科，从而为世界史学科发展带来了良好契机，发挥了正向激励作用。在调整后的世界历史一级学科项下，设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古代中世纪史、近现代史、地区国别史、专门史共5个二级学科，与中国史的7个二级学科（较世界史多出历史地理学和历史文献学）大体持平。唯因种种实际原因，世界史虽然在学科目录上与中国史并列，但就其研究队伍、研究成果、社会影响等方面，仍然与中国史无法相比，世界史学界在最初的兴奋过后也意识到，仅仅是学科目录的调整，还不足以成为研究最主要的推动力。如何进一步提升世界史的学科地位，发展世界史研究，仍是世界史研究学术共同体面临的重要任务。 4.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前瞻 2018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大会讲话中提出，“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中，要求历史研究工作者，“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为我们推动和发展世界史研究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历史学作为每个时代所需要的一门基础社会科学，又要求能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这是现代科学的另一个基本特征。历史学家应有鲜明的时代感与责任感。”进入21世纪，如何发扬中国史学和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优良传统，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持续推动学科发展，拿出一流水准、世所公认的研究成果，不能不是世界史研究者所思所虑的根本所在。 当下的世界史研究，具备了前人所不具有的大好机遇和良好条件，如知名学者的引领、中年专家的进取、青年人才的加入、经费的支持、交流的活跃、资料的获取等。世界史研究空前活跃，观察世界历史的视角从过去的单一转向多元，从上层转向下层；研究主题丰富多样、无所不包，几乎不再有不能被研究的主题；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多种多样，除了传统历史学研究方法之外，人类学、社会学、统计学、心理学、法学、经济学乃至自然科学诸学科的研究方法都被运用在历史研究中，成为跨学科研究；历史写作不只重叙述，而更重问题的分析，结论也不单是通过论证而得之固定不移的定论，而是对历史具有多重面相的阐释。总体而言，当下世界史研究的广度、深度与高度，是过去无法比拟的。 但是，在看到世界史研究取得很大进步的同时，也应关注其面临的不容忽视的多重问题，如缺乏原创性研究，缺乏本土问题意识，盲目追随外国研究，从而成为外国研究的传声筒；只重美、英等大国研究而忽视欧美其他国家研究，亚非拉国家研究更为缺乏；研究选题碎片化，脱离现实，貌似前沿实则空洞；论述低水平重复，缺乏理论高度；等等。总体而言，目前的世界史研究，与国际研究前沿相比，还有相当距离，还缺乏真正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实事求是地说，世界史研究不仅与国际研究前沿有距离，与其国内同行中国史研究相比也还有不足，如何打通世界史与中国史的区隔，在中国史研究中引入世界史思考，在世界史研究中确立中国史定位，真正将世界史与中国史交融一体进行研究，是世界史学界也是中国史学界的共同责任。雷海宗早年即提出，“我们在学习世界史的过程中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要注意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和彼此间的相互影响，第二要注意中国对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虽然如此，世界史和中国史之间的区隔仍然存在。有研究者注意到，在中国史研究者中引起广泛反响和讨论的一些外国研究，如柯文、滨下武志、弗兰克、彭慕兰、王国斌等的研究成果，“大多数世界史学者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成果或视而不见”。同样，在世界史学界颇具影响的海登·怀特、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研究，中国史研究者似乎亦很淡然。其实，这些研究各有侧重，各具意义，我们要做的是在了解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更好地取长补短，而不是各有偏向，各取所需。 因此，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地位与发展，与中国的国家地位与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恢宏事业，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卓绝高度，都还不相适应，都还有待于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世界史学界对此是有共识的。“我们的世界史学科已经具备了在新世纪进一步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更高的目标和要求，那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话，写我们自己的书，形成我们自己的学术流派——中国学派。”世界史研究者应该坚定学术自信，不负时代之托，以自己的努力，拿出公认的成果，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写出充分而且适当地反映出中国历史文化的世界史，使世界历史的内容更加丰富，而且，有了中国历史这一重要的参照系，人们对于世界历史的认识无疑会有很大的提高。这样我们中国历史学者也就对世界历史学界做出来自己应有的贡献”。同时，“由于有了世界史这一重要参考系，也将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背景、总趋势有更清晰的认识，从而高屋建瓴，对中国历史本身取得更深刻、更广阔的理解”。 本文注释从略，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