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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去世整整一年了。观其一生，集武侠小说家、报人、时事评论家、电影评论家等诸般身份于一体，可称传奇。当年轻的金庸考入《大公报》后，他从事的是英文电讯的翻译以及编辑工作，他的人生理想是做外交官，是做电影人。他爱看武侠小说，但肯定没有丝毫写武侠小说的愿望。若他如此这般将人生继续下去，那么金庸二字是否能够如今日般响彻全球华人圈数十年，恐怕一个大大的问号是跑不掉的。幸好，他在1955年被逼写出了武侠小说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俘虏了读者，也让他的人生出现了转向的契机。而二十多年后，这部人到中年的作品，居然再次成为大陆广大读者的武侠小说启蒙读物，开启了大陆武侠小说的流行潮，实乃读者之幸，亦是书之幸。 太极斗白鹤过招两回合 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写于1955年，在此之前，武侠小说主要是广东、香港的本地作家创作的、讲述广东武林人物如洪熙官、方世玉等人传奇故事的武侠小说，一般称为广派武侠小说，读者对象是粤语读者以及东南亚的华人华侨，发表阵地只是若干香港本地报纸，1949年前则还有广州的若干小报。金庸当时供职的《大公报》是新闻界的主流媒体，影响很大，但是不登武侠小说，同一系统内的其他报纸也不登。有趣的是，如《星岛日报》、《香港时报》等大报那时也不刊登武侠小说，报纸副刊上发表的都是历史小说、文艺小说或者侦探小说。 广派武侠小说的重要特点就是仔细介绍少林武术的招数和练习方法，也细致描写打斗的过程，这一特点的形成固然有读者口味的因素，但当地武术人士的支持也有一定的关系，著名的广派武侠小说作者本身或者就练习武术，或者与武术界人士相熟。 香港武术界在当时的社会中是有自己一席之地的，武术界人士开办拳馆之外，还创办武术杂志，同时也受到相熟报纸的关照，比如太极拳的掌门人就在一家名为《中声晚报》的小报上设有武术专栏，白鹤派的掌门人则在另一家报纸上有自己的阵地。不过，这两位的“纸上谈兵”渐渐地露出交火的迹象，谁也不服谁，于是有人起哄，要他们公开比试，见个高下。看热闹的从来不怕事大，一来二去，两人还就真的同意打上一场，当时香港石硖尾村民遭灾，澳门的一家医院也需经费，正好借此募捐，而比试地点定在澳门，这消息一下子成了所有港澳报纸的头条。 为了这场比试，澳门康乐体育会在澳门的新花园里专门建了一座擂台。门票也如今天剧场般，根据位置远近，售卖不同价格，最近一百元港币，最远五元，价钱着实不菲。港澳各报的报道标题倒没有玩标题党的把戏，都是“太极白鹤澳门义赛”、“太极白鹤花园比武”之类，而且都会写上“筹集善款”。随着比武时间的临近，报纸上的标题也渐渐变热闹些，如“拳师比武红伶演唱”、“澳门比武节目繁多，红伶歌唱，国术表演”等等，连往返港澳的渡船都日夜加班，运送观众。 比武的两位分别是太极拳掌门人吴公仪、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动手的全过程在《大公报》上有详细介绍，上台后，两人互相引招，按照原来的要求，双方是“合演”，而非真的动手比武。 吴公仪刚摆出手抱琵琶，陈克夫没不客气，上步一记鼓浪搥，吴刚闪身避开，陈就接着一记左勾搥，打中吴公仪面颊。吴差点跌出台外，他双手扶住擂台边上的绳索，随后翻身一记撇身搥，打中陈的下颚。吴不容对方反应过来，接着连发两拳，一拳打中陈的鼻孔，一拳击中胸口，鲜血立刻从陈的鼻孔和嘴角汩汩流下，滴在衣服上。陈并未还招，而是撒腿绕着擂台跑，吴则在后面猛追，这时铃声响起，第一回合时间到。 待第二回合开始，陈上来就抢先出拳，被吴避开，接着又一腿，这下被吴逮到了破绽，使出“提手上势锁喉搥”，正中陈克夫的喉部和下颚。之后两人连过数招，“合演”变得越来越“真”了。陈突然一记撩阴搥，吴把腰一弯，但未能避开，小腹上挨了这一下，但他立刻借长身的机会，右手一拳击中陈的鼻梁。陈的面色变得青白，立刻飞脚踢出，吴闪身避开……两人间斗出了火，总裁判一看不好，立刻叫停。比赛虽然半途而废，但过程还是挺激烈，并非如有人说的那样，吴公仪一掌打得陈克夫鼻子见血，就立刻停了比赛。 最初动笔想起的是辛弃疾的词 太极斗白鹤结束后的第三天，香港第一部新派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面世，作者梁羽生一炮而红。《新晚报》也因此销量大增。 这时的金庸经常和梁羽生讨论、切磋武侠小说，但却是个标准的文艺青年。看西方文学作品、苏联小说，翻译英美文学作品，喜欢听戏、看电影。他写了大量影评，还编了若干部电影剧本，忙得不亦乐乎，也忙得十分开心。 梁羽生写完了《草莽龙蛇传》，决定喘口气，休息一阵。此时武侠小说已经是《新晚报》的重要看点，总编自然不干，力劝之下，倒让梁羽生灵机一动，向老总推荐，由金庸接手武侠小说连载。 金庸得知此信，没敢答应，毕竟张嘴侃武侠小说和一字一字地写完全是两回事。但总编一直耐心地、诚恳地相劝，金庸最后招架不住了，一个电话打给总编，说这活他接了，小说的名字也想好了，就叫《书剑恩仇录》。 在《漫谈〈书剑恩仇录〉》中，金庸谈到这件事时说，他和总编辑之间的关系，简直如同该书中章驼子和文四哥的那般交情，“大丈夫说写就写，最多写得不好挨骂，还能要了我的命么？” 这位总编辑听到金庸的肯定答复，二话不说，立刻派了一个老工友去金庸家，索要第二天的小说连载稿。这下金庸尴尬了，故事和人物都没构思，一个字都没写呢！老工友可不管这些，说老总讲了，晚上九点以前必须拿到一千字，否则报纸开天窗，就丢大人了。 金庸没辙了，只能想法子现编。他直勾勾地看着眼前这位坐等稿子的老工友……灵感来了！ 金庸提起笔，先写下半阕自己喜欢的词：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然后，“一个精神矍铄的老者，骑在马上，满怀感慨地低低哼着这首词。这老者年近六十，须眉皆白……” 词是南宋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至于那位老者，则当然是那位老工友了。 上述场景并非笔者如时下很多自媒体人般杜撰，而是出自金庸本人一篇名为《漫谈〈书剑恩仇录〉》的文章。 野史传说纷纷化为己用 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之前，可从来没写过武侠小说，被逼仓促上阵，肯定有点捉襟见肘。好在肚中的武侠小说存货很多，临战之际，就打出了一套“百花错拳”。按照《书剑恩仇录》里的介绍，这套拳就是“擒拿手中夹着鹰爪功，左手查拳，右手绵掌，攻出去是八卦掌，收回来是太极拳，诸般杂陈，乱七八糟”。这也是他当时小说内容的真实呈现，比如武当大侠陆菲青的绝技“无极玄功拳”，其实是朱贞木《庶人剑》里终南派老镖头的绝技；和卓木与清军兆惠的战争，则能看到孙剑秋《神怪剑侠》部分内容的影子…… 作为初涉武侠小说写作江湖的金庸，将前人小说中的武功名称、故事桥段拿来使用或者化用，是可以理解的。 光使用各个门派的武功招式名称显然是不够的，对金庸这样一个认真的、有自觉追求的人，一路敷衍地写下去显然都过不来自己这一关。因此，他为《书剑恩仇录》找到了一个大的故事框架——金庸老家浙江海宁的民间传说——雍正皇帝用自己的女儿，调换了海宁陈阁老的儿子，这个儿子后来成为乾隆皇帝。 这个传说在今天很多人看来有些匪夷所思，殊不知，在1949年前的不少书中都能见到这个传说的身影。 清末《满清野史》一书（亦称作《满清外史》或《清代外史》）中，就说乾隆常穿汉服，知道自己不是满人什么的。据说此书是最早记录这个野史传说的。到了《清朝野史大观》尤其是到了喜欢自行编撰的许啸天手里，这个传说就彻底成型了。在1926年出版的《清宫十三朝演义》里，他绘声绘色地叙述康熙年间，雍正还是王爷的时候，和陈世倌关系特好，两家同年同月同日各生了一个孩子，雍正特高兴，让陈世倌把孩子抱过去看看，结果抱回来的孩子陈家一看，竟然不是自己儿子，而且还是个女孩。书里还提到乾隆特别礼遇陈家，南巡的时候更亲自到陈家云云。这类书金庸肯定看过不少。 说来有趣，据说在严肃的史学著作中，这个传说也露过身影。1914年，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出版，该书是第一部全面论述清朝历史的学术著作，据友人说，作者在书中居然提到乾隆可能是海宁陈家的儿子，当然他表示难以确认。 萧一山在其《清代通史》中，提到在《清史要略》和《清秘说》两本书里见过这个传说，他本人认为是错误的。金庸在《书剑恩仇录》后记里也提到，著名的清史专家孟森考证过这个传说，判定为假说。 历史学家探讨的是真伪，而读者只要求小说好看，真假与否并不重要。满清的皇帝居然是个汉人，这绝对是传奇小说的好材料。反清复明这个主题一直被很多1949年前的武侠小说所使用，后来的台湾武侠小说也有很多提倡反清复明。于是，当武功高强的红花会新任总舵主出场，围绕着营救“奔雷手”文泰来，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一场又一场精彩的打斗就此展开，小说里各色人物纷纷出场，从西北的荒野，到发大水的黄河，又到秀美的杭州西湖，金庸带着读者见识了著名的中秋钱塘潮，他的思路越来越开，写得也越来越顺手。 这部小说在金庸小说中的评价不算高，但作为一个没有写过小说的人，临时被领导抓差的情况下，竟能够写出如此水平，实在相当了得，所以个人才能只在重压之下，释放得才彻底。 没有《新晚报》总编的那一逼，世上可能就不会出现金庸的武侠小说，他日后的一切也将不复存在，在金庸而言或许不会不幸，但对读者却是大不幸。 以此纪念金庸逝世一周年，纪念那个属于我们的武侠小说时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