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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曾佑持有一种历史倒退观，认为学荀子、刘歆、宋儒各得自私、好古等弊端，辅以八股空疏，更致历史演进每况愈下。孔教的“国教”定位有名无实，其后世发展杂糅道、释的成分，早已不再纯粹，而国人的信仰时常出现孔子、神仙、佛、鬼并行于一时一事之间，即肇端于秦人。 在晚近中国的“学术革新”时代，夏曾佑（1863—1924）是一名曾经引领潮流的学者、政论家，他在史学、文学、宗教学等领域都有着诸多贡献，被梁启超誉为“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而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中特别强调“夏氏是一个专门研究宗教的人”。在晚近佛学复兴的潮流下，他较早认识到“唯识学”的价值，并影响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因而在佛教史上拥有一席之地。夏曾佑的儒教观涉及面较广，进而成为其寻求社会改良、挽救世道人心的理论前提。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夏曾佑生平有着广泛影响力的著作唯有一部《最新中国教科书中国历史》（后更名为《中国古代史》），并未留下宗教研究专著，所以他的佛学论点只剩零星流传，无法形成体系呈现后世。探究夏曾佑的儒教观则无此障碍，因为在他看来，“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因而，儒教源流便是夏氏中国史书写的核心线索之一，兼之他于1905年在《中外日报》和《东方杂志》发表的一篇题为“论中国前途当用何种宗教”的文章，其儒教观便从“古”与“今”两个层面形成较为完整的衔接。 在20世纪初的时代语境中，夏曾佑首当直面的争议问题是“孔教是不是宗教”。对此，夏氏给出肯定的回答，这与他对“宗教”概念的理解有关。在其观念中，宗教可谓事关人类社会运转的根本要素之一，如他在《中国社会之原》一文中强调“种族”与“宗教”是“人类至大之端”；在《论中国风俗之本于宗教》一文中指出，“夫地球之上，无论何国，其民间之风俗必本于政治，而风俗、政治必同本于宗教，此乃一定之理”。夏曾佑尤其重视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古代典籍里常见的词汇——“政教”也同样常见于夏氏笔端，成为其理论联系实际的“关键词”。故而结合思想史资源，他便自然地认为“中国世崇孔教”，并未太过纠缠于“孔教”概念本身。葛兆光曾认为儒家是否算一个宗教“从根本上来说，它却是一个伪问题。但是尽管看上去是伪问题，背后却隐藏有真历史”。以之考量夏氏的儒教观，则其价值实非落于定义之争的本质性追问，更重要的是，其用观照历史与现实的态度为探讨中国史演进提供了一个宏观而又颇显抽象的独特宗教视角。 在夏氏看来，孔子以前的宗教包括两种。先是鬼神派，起于“初民”对世界认知的蒙昧阶段，相信有神物、灵物主导因果，人类之肉体与灵体由合而分表示生死。他从《周礼·春官宗伯》中获得理论支撑，认为鬼神包括天神、地示、人鬼、物魅，对应着昊天上帝、社稷、先王、百物等祭祀对象。再是术数派，术数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起于人类思想渐明阶段，算术、律历、天文渐得测量，从而人类不断掌握世界运行的原理，探测未来之事。鬼神、术数在种族、风俗意义上为“百姓之俗尚术数，民之俗尚鬼神”，原始社会“百姓”与“民”存在优族、劣族之分，至周代逐渐融合。春秋后期，老、孔、墨三教兴起，孔教最终脱颖而出成为国教，原因在于老子之道陈义过高，于鬼神、术数皆抛弃，导致矫枉过正、有破无立。孔子取术数去鬼神，其教主张包括亲亲、差等、繁礼、重丧、统天、远鬼、正乐、知命、尊仁。墨子取鬼神去术数，其教主张包括尚贤、兼爱、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贵义，于是孔、墨成相反之教。但墨子之教难于推行，追随者“苦身焦思而无报”导致“上下之人，均不乐之，而其教遂亡”；孔子之教与下流社会不合，却能为“上等人”所重，最终孔子成为中国政教之原，关键“总不外吾民之与儒家相宜耳”。 关于孔教之变质，夏氏认为，孔教经历了“兰陵”“新师”“濂洛关闽”三变，分别指向荀子、刘歆、宋儒。他又把秦以后儒者划分为“神甫执政时代”“名士执政时代”“举子执政时代”，分别对应秦汉两朝、三国至隋、唐至晚清历史时期。概言之，夏曾佑持有一种历史倒退观，其所言：“历观古今世运之盛衰，与距孔教之远近有正比例”，认为学荀子、刘歆、宋儒各得自私、好古等弊端，辅以八股空疏，更致历史演进每况愈下。至此，荀子成为首要批判的对象。因为秦人确立的政法、学术、教宗在中国延续近两千年，“近代政教之原”即在于秦法，而秦始皇父子尊奉的韩非、李斯均出于荀子门下，曾向荀子学习帝王之术，于是“秦人一代之政，即荀子一家之学”。种下秦法之因，“遇欧洲诸国重民权与格致之缘”，而吞下“种亡教亡之果”。夏曾佑又认为，孔教的“国教”定位有名无实，其后世发展杂糅道、释的成分，早已不再纯粹，而国人的信仰时常出现孔子、神仙、佛、鬼并行于一时一事之间，即肇端于秦人。 此外，夏氏在《最新中国教科书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之原》等著述中集中探讨了儒教的核心问题如“忠孝”“宗法”“六经”“君子之道”等，其逻辑从两方面展开。其一，以孝为原点，用五伦之父子、君臣、长幼、夫妻、朋友对应五德之仁、义、礼、智、信，从而由宗法而及政事，由族制而及世禄。其二，以忠为界限，主张对于狂妄不甘者，对于怨恨致乱者，用“命”和“名”予以教化，即安命可以不争，好名可以忍苦。由此，他总结道：“天下之治，起于宗法，而孝为其本原；天下之的，归于富贵，而忠为其断限。故忠孝者，孔教之根据也”。 综合夏曾佑对孔教的论述，不难看出其对孔子秉持圣人之道以及孔子因时因势树立教宗所蕴含的改革智慧的肯定，同时也尖锐地指出正是孔教主导形成专制政体，导致国民对国事的漠然。在他的学术史梳理中，荀子出于仲弓，亦为孔门之别派。虽然夏曾佑看到了孔教的弊端，提出“论中国前途当用何种宗教”的问题，但是又不得不为孔教辩护，认为孔教的变质悖离了孔子的初衷，因而最合适的方式仍是改良孔教。为什么不选择佛教、基督教？因为面对西学东渐的大潮，夏曾佑不愿攫取外来思想资源，而本土资源中唯孔教具有底蕴。在《论中国前途当用何种宗教》一文的最后，夏曾佑明确提出“改良孔教”，但究竟如何进行，他只提出一小段未免空洞的文字，认为“择其本有者而表彰之，择其本无者而芟薙之”，而这也要有待于“圣人之亚”的出现。民国初年，夏曾佑亲身参与孔教会的活动，可视为他对“改良孔教”主张的亲身践行，但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孔教会很快在批评声中走向衰落。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