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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三德，第一德为仁德，安万民，施仁政，福泽万方;第二德为义德，人无信，难立天，信无义，无归途;第三德明德，光明之德，不辱父母，不辱国家，不辱民族，不辱尊严。
公元1268年，登顶亚洲巅峰的蒙古国挥师南下， 国君忽必烈将战争的矛头直指位于淮河和汉江之间的襄阳、樊阳这两座对于南宋政权至关重要的城池，南宋方面派出吕文德、吕文焕两兄弟驻守襄樊二城，抵御来势汹汹的蒙古铁骑。  吕氏兄弟认为，蒙古骑兵只善于野战骑射，而长江流域的低洼环境和蒙古草原的平坦地势千差万别，南宋军队只要储备足够的粮草，固守城池，将持久战打到底，无力长期消耗的蒙古大军便会撤退。 令吕氏兄弟意想不到的是，忽必烈的军事头脑并不下于成吉思汗，在忽必烈的指挥下，蒙古大军非旦没有强行攻城，反而主动在襄樊二城周围筑起土楼。 时间每流逝一秒，蒙古军队所修筑的土楼就越加坚固，久而久之，一个一个的土楼连成了片，将襄樊二城紧紧的包围在了忽必烈亲手编织的死亡圈套之中，6年之后，吕氏兄弟不战而降，忽必烈不废一兵一卒便拿下了南宋政权最为重要的咽喉要地。 襄樊二城失守后，滴血未淌的蒙古大军士气大振，犹如一头刚刚睡醒的饿虎，杀气如风，强悍如凶，摧枯拉朽般的击溃了死守长江天险的南宋军队，1276年，忽必烈率蒙古大军杀至南宋都城临安城下，南宋皇帝赵昺弃都逃亡，此时南宋仍有近10万兵力。 1279年，逃亡广东的南宋皇帝赵昺，被数十万蒙古大军死名追杀，正月，蒙古大军抵达广东崖山，除非赵昺坐着东风导弹飞往台湾，否则忽必烈一定会兵分三路，前后夹击，逼死赵昺。 千钧一发之际，张世杰集结进十万军民，准备和茹毛饮血的蒙古铁骑在崖山决一死战! 只可惜，处于强弩之末的南宋军民，无法抵御恶如虎狼的蒙古悍师，南宋十余万军民命丧黄泉，崖山海口处浮尸千里，海水被鲜血染红，夕阳顿失颜色。  年迈的丞相陆秀夫望着满江的尸体，眼中瞋满泪水，海风狂啸，浪声如诉，说不尽血满江河的悲剧。眼瞧着蒙古水军便要追赶上来，陆秀夫唯恐年仅八岁的幼主赵昺被蒙古军掳去，再受当年恭帝之耻，背上赵昺奋身跃入大海，以身殉国。 战船上的其他大臣、奴仆、士兵闻此噩耗纷纷恸哭，正所谓同心而德，忠比心肝，哀哀哭声汇成汹涌巨浪直问苍天。 杯中酒，仰头尽，国破家亡断垣处，浩气长存同手足，战船之上，数万军民一个接一个的投海殉国，无一人贪生、无一人叛国，南宋虽亡，但却未丢了汉人的骨气，不辱生身父母所赐之尊严，不辱华夏先祖所托之灵魂，不辱男儿傲骨所赋之灵魂。 有人提出疑问，为何不逃亡台湾? 首先南宋因为商业发达和富庶，再加上偏安的思想，因此并没有注意到台湾的战略地位，在公元十一世纪，已经有宋王朝的汉人在澎湖群岛开垦，宋孝宗时还正式驻军澎湖群岛，只是对当时的台湾还是欠缺开发，缺少耕地，无论在资源上还是环境上都并不足以提供宋朝皇室和驻军作为根据地。 这与数百年后的明末郑成功的情形不一样，明朝的时候因为有闽南移民屯垦、海盗屯垦、荷兰殖民时期的开发等活动，台湾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移民社会和屯田基础。 由于南宋对台湾的认识不足，对台湾没有进行足够的开发，没有足够的粮食，所以南宋末期政权没有往台湾撤退而是选择了广东。 再者败逃台湾虽然存有一线生机，但蒙古早已控制了杭州一带南宋所有的海军力量，而张世杰拼凑的十万海军大部分是家眷组成，短时间内无法形成有效战斗力。 即便张世杰全力保护赵昺退守台湾，也极有可能在途中被蒙古海军击败，而且当时的台湾属于并未开发的荒蛮野岛，无法提供南宋政权实质上的帮助。 而在这个过程中，南宋流亡朝廷遭到了蒙古军队的围追堵截，最终陷入绝境。于是陆秀夫与张世杰打算绝境求生，在崖山入海口，以海战的方式击败不善水性的蒙古大军.再以广东、福建为复国的跳板，休养生息，但花废六年时间击溃襄樊二城的忽必烈不想再次将战斗拖下去，忽必烈投入海陆二军最精锐的兵力，一举击碎了陆秀夫和张世杰的美梦。 话不妨说开一点，我认为南宋政权发动崖山之战虽然有着一定的战略失误，但至少显示了我华夏民族精神的一战，退守台湾并不现实，不战而降反会倍受屈辱，不如决死一战，跳海殉国来的壮烈，来的豪迈。 虽然因为这一跃结束了生命，但是却化为燃烧的火种。映入了忽必烈自负的心灵中，同时也为南宋这个注定是要灭亡的国家划上了一个不失尊严的句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