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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剧可以休已——兼答王曾瑜先生荫补制之辩析 赵正刚 -------------------------------------------------------------------------------- 王曾瑜先生在网上和[新京报]发布题为“盛世修史修出了什么文化垃圾？－空头主编与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评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彩图版”一文。面对王曾瑜的这篇文章，观其项背，察其行状，夜深读之，如见鬼魅，毛骨悚然。 王曾瑜的文章据说是为了“良知”，以正义的面目扫清学界的“腐败”，但一读就会明白。 第一，王曾瑜的目的是要打击一个正在进行的，成果尚未出现的社会科学项目《大型清史》。王曾瑜先生力求指定一个尚未出生的孩子一定丑陋，其出发点十分怪异。他急欲给尚未完成的项目定性，好像与这项工程有什么宿仇恩怨。 第二，王曾瑜绕的弯子太大，要打击的对象太多，它所针对的实际目标是《大型清史》，而《通史彩图版》则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文化垃圾”），主编们和编委们是第二张（“空头主编和南郭先生”），史学会是第三张（主编开的店铺），历史学界和广大学者是第四张（犬儒和乡愿）。最终要否定的是由一千余名历史学者正在共同编撰的国家大型项目。王曾瑜要否定《大型清史》，先要用棍子把这个项目的学术带头人打成“学术腐败”的典型，从而“证明”他现在无法用实例证明的推断。 王曾瑜在五年之前没有兴趣注意《通史彩图版》中的错误。现在想起给《通史彩图版》挑错，绝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些所谓的“错误”。说白了，这是因为清史工程的首席专家正是《通史》主编之一。正如他自己所说，“对于两位主编，素无一面之交，但对两位的学问，还是有所耳闻，知道他们并无对全书进行质量把关的学力。于是就费力地寻找……..”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虽无一面之交，只是听说别人没有学问，就开始费力地寻找别人的毛病，写文章攻击。一个学者不好好读自己的书，闻它人之不足而窃喜，兴奋如此，以至于忘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为人？这种丑陋的心理以及自我暴露让人觉得面目可憎。人们会不禁发问，究竟是谁需要“良知”或“清扫”？ 第三， 王曾瑜对《通史彩图版》提出的批评没有一个有切实的依据和说服力。列举的所谓“几大错误”算不上是该书的错误。这样的“学者”有没有资格在严肃的场合和学者们对话，令人生疑。 第四，王曾瑜和新京报记者从来就没有说过他们是在进行“学术批评”。他们甚至没有通览《通史彩图版》，就断言该书错误连连，是“学术垃圾”。便以打假的名义，扬言将继续追踪报道。不分青红皂白地把相关人员一概骂进去，甚至直接对其他学者进行人身攻击，凶狠之态毕露，文风极为恶劣。历史学界自文革以来，以学术批评为由扣帽子，进行人身攻击，肆意漫骂者，王曾瑜此文堪称登峰造极。这令人不由自主地担心，学术的腐败和学术的垃圾恐怕主要来自这种学界的败类。 此外，王曾瑜可以对自己不知道的人和事，凭自己的耳闻和想象去品头论足，甚至公诸报端。他可以对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做出预言。他甚至还公开发布，这个学者对那个学者在背后说另一个学者什么，这个学者怎样评价那个学者的学问，谁是怎样骂另一个人的，谁是怎样看不起别人的著作云云。王曾瑜除了缺少做学者的严谨和规矩之外，他是否还缺少一点做人的基本道德？ 批评有正常的学术批评，也有在一定背景之下带有隐蔽斗争目的的所谓“批评”。正常的批评可以促进学术民主，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净化学术环境。非正常的所谓“批评”往往潜藏着阴谋和丑陋，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对此很多人有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如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个人攻伐。所以我们已经学会了在看一篇“批评”文章的同时，看出文章是善意的批评，还是恶意的攻击。 没有人会怀疑这样的一个事实。假如《中国通史彩图版》的主编无所知名，相信王曾瑜先生决不会关注此书。正是因为名望太大的戴逸先生主编此书。而且从逻辑上具备可能是“空头主编”的可能。于是，《中国通史彩图版》成了靶子。对戴逸先生的所有不满，以及不信任的情绪和观点都可以从此找到发泄的出口，希望否定戴逸先生学术地位的议论也可由此发端。 王曾瑜怀着一种阴暗的心态讥讽戴逸先生提出的“盛世修史”概念。他不会不知道中国历史上几次官修史书的过程，不会不知道唐宋明清鼎盛时期刊行了多少史书典籍。他不会不知道历史上大规模官修“正史”的过程和原因。他也不是不知道历史学家可以有不同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王曾瑜先生套用那个“遍查宋史”逻辑，蛮横认定古人没说，今人不能言。何其武断霸道。 王曾瑜的文章是一种阴暗心态发作的泄愤，他的所谓批评是人身攻击和恶意诋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文化事业和学术不去爱护，而是切齿，攻奸，是不会赢得读者的尊重的。文革已远，余风尚在。一些人没有深刻体验过劳而获的过程，因此不知道尊重别人的名望和荣誉，不知道尊重别人劳动积累的成果，不懂得尊重别人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而以为名人都是虚有其表的幸运者，是高高在上的压制者，不反对就是名人的奴才。他们怀才不遇，以为世人无珠。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心怀激愤，举止狂傲，言行愤世，作目空一切状，可以愤怒莫名，随意发作。他们对“大人物”的愤恨和嫉妒形之于色，可以毫无掩饰。以“学术”的名义进行破坏，是他们的所愿，也是他们的所长。王曾瑜的文章行止归于此类，可有分毫之差？ 舆论自由和学术自由是构建社会公平和稳定的重要基础。任何人都有权力在法定的范围内进行批评和批判。近些年来，随着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环境不断净化。健康的舆论批评和学术批评正在不断促进着学术界的繁荣。但是，舆论自由和学术批评也要严格遵守批评以及批判的规范和原则。在学术领域，舆论自由和学术批评更加需要十分的慎重。这里所指的慎重就是“实事求是”。 至于涉及到“学术腐败”，“谋私利”之类非学术的概念。已经不是“学术批评”所能涵盖的了。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同样具有一般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如果掌握了某人“谋私利”的确凿证据。王曾瑜先生应该到纪检委等有关部门投诉立案，而不应该仅仅在网上及媒体指名道姓不负责任地发表议论。这是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和公民义务。这样做实际上也是对被批评者最公平的一个待遇。因为大部分被批评者往往不具备法律自我保护意识。特别是社会知名人士，他们一般不愿意通过诉讼扩大事态，给批评者和媒体炒作的机会。现实社会的这种特殊环境，被那些不负责任的批评者和攻奸者所利用，他们不负责任地随意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说完可以扬长而去，而不受法律的制约。 但是，是非自有公道，王曾瑜先生的这种恶劣行径一定会受到舆论的严厉谴责。 补记： 笔者此文写于读新京报当晚（大概是七月几号），因不想把话说重说过，更不想参与论争，一直没有投稿外发。读到今天王曾瑜先生的所谓答辩文章，决定发出此文，顺便对王曾瑜的“荫补制”答辩再说几句。 【通史彩图版】说“宋代开始恩荫制度，”是指其作为一种成法渐成定制，是“北宋一代官员冗杂泛滥的一个主要原因。” 此前有很多历史著述也都是沿用了荫补始于宋代的说法。这个说法和结论并无不当。 至于王曾瑜先生提到“荫补、补荫、恩荫、资荫、奏补、任子”，以及任子制等荫补特权，或可散见于汉代前后的典籍，或古已有之，或可判为荫补演变之前身，都可能是事实。王曾瑜先生说“宋朝荫补制是前代任子制的延续。”作为学术研究深入其里，阐发新论，亦无不可。但我们不能据此推定“宋代形成恩荫制度”的习惯说法为错误。王曾瑜的新作新论目前还无法否定恩荫作为一种制度始于宋代。其论证目前还没被史学界普遍接受，就很难强加别人采纳。如果按照王曾瑜先生的逻辑，【通史彩图版】所述恩荫制度不但应该注明源于汉代任子制，还可上溯到先秦分封制。如此推论，如此著述，岂有穷乎？一个历史概念，对于起始时间有不同的学术见解和诠释，本来是正常的事情，关于恩荫制度的起始还未见于不同学者的讨论，怎么别人的就成了错误呢？《中国通史彩图版》基本上采用了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等前辈通史著作的说法，史出有据，这有什么错误呢？ 王曾瑜可以对其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词典》宋史部分说句“没参加”一推了之。作为主要的编委成员，“没参加”审稿又署什么名呢？此事如果属实，说王曾瑜先生是“空头编委”，当不算冤枉。 古来学者，孰无错失。退一步说，即使是戴逸先生未能读到王曾瑜先生新作而矫正【通史彩图版】旧说。也不至于就是“信口乱说”。王曾瑜先生打着“批评”的“旗号”，在媒体洋洋洒洒写了三大版。却为被批评者的一句“反批评”大为恼火。学者风度，夫复何言？ 此外，王曾瑜先生动辄要引述某某说某某怎么不好，说某某说自己怎么正确，此类文风，无严谨慎重可言，当为学者戒之。 笔者认为：此前有关【通史彩图版】的所谓学术讨论，除了爆出历史学界一桩所谓“学术批评”的丑闻之外，已经没什么意义。讨论什么“硬伤，”什么批评方式，都无必要。既然不是学术批评，就应该在非学术的场合和地点解决问题。 我还注意到曾经打着“反腐败”并连续发文章报道的《新京报》最近噤若寒蝉，收声了？ 王曾瑜先生的所谓反驳文章现在居然落到连媒体都不敢刊登。这说明了什么？ 丑剧可以休已。 （资料来源：国学网·经济史论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