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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摘要:根据墓葬形制, 东北地区蒙元墓葬可划分为两大类八个类型, 结合随葬品种类、墓葬装饰风格和纪年墓资料, 可以将其分为三期。在分型分期的基础上, 总结东北地区蒙元墓特点, 并对不同形制墓葬进行文化因素分析, 认为室墓主要受辽墓影响, 石椁墓主要受金墓影响, 砖石椁墓受高丽文化的影响, 随葬器物、墓室壁画、墓上设施则受到中原汉文化的影响, 体现出辽文化的复振、女真文化的骤衰, 以及中原汉文化因素影响日益加深。物质文化的演变是政治情势发展的映照, 金元之际, 蒙古人与契丹人联合抗金, 迫使东北地区女真势力大为衰减、退却;在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 汉文化在东北地区持续发挥影响。同时, 由于东北地区生态环境、生业方式以及族群的多样性, 使得本地区在文化面貌上更为丰富, 总体上表现为多元文化的并存、交流与涵化。 关键词:东北地区;蒙元墓葬;墓葬形制;文化因素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项目批准号16YJCZH127);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 (TJZL17-006) 支持 地理概念上的东北地区包括今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本地区为辽金两朝统治的核心区域, 深受契丹、女真文化的影响, 在金为上京路、东京路、咸平路辖地, 入元则为宣慰司或北京行省, 兴废不定, 元世祖中后期固定为辽阳行省, 主要包括辽阳路、广宁路、大宁路、沈阳路、开元路等。东北地区是蒙元王朝“东藩”所在, 为东道诸王分地及五投下贵族牧地, 地处边疆, 邻近高丽, 民族众多, 在蒙元政治版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活跃着汉、蒙古、契丹、女真、渤海、高丽等部族, 诸族长期杂处。内蒙古赤峰地区是辽上京所在地, 金时属北京路, 元时属中书省和辽阳行省大宁路、全宁路、应昌路、上都路, 无论从历史渊源、文化背景还是从元朝行政区划上, 都应纳入东北地区, 故列入讨论。 一 墓葬形制与随葬品分析 东北地区目前发现的蒙元墓葬相对较少, 以有无明显的墓室结构为标准可分为无室墓和室墓两大类, 无室墓较多, 室墓较少 (表一) 。无室墓包括土坑墓、砖石椁墓、砖椁墓、石椁墓, 其中土坑墓、石椁墓、砖石椁墓较多, 砖椁墓较少。石椁墓多为不规则石块垒砌墓壁, 大石封盖墓顶, 较少规整石条砌筑墓壁。砖石椁墓为单室, 绝大部分集中在沈阳地区, 有些为夫妻异穴合葬, 已知墓向多东西向, 别具特色。砖石椁墓用石多不规则, 有些甚至用残破石制品来充当, 如沈阳东陵M2[1]等墓。室墓包括砖石室墓、仿木结构室墓, 其中以砖石室墓 (包括砖室墓、石室墓、砖石混筑室墓) 为主, 砖室墓较多, 也有石室墓和砖石混筑室墓。砖石室墓墓顶为穹窿顶、叠涩穹窿顶等。仿木结构室墓发现较少, 为圆形穹窿顶单室墓, 仿木结构砖雕比较简单, 特点不明显。室墓中带壁画装饰的比例较高, 是蒙元壁画墓较为集中的区域 (图一) 。 图一东北地区蒙元墓葬类型图 1.吉林黄家围子M1[2]2.大连寺沟墓[3]3.辽宁喀左大城子墓[4]4.凌源富家屯M1[5] 表一东北地区蒙元墓葬形制数量统计 东北地区蒙元墓葬出土随葬品以瓷器为最大宗, 钧窑、磁州窑、龙泉窑、景德镇青白瓷、吉州窑等品种为多。原简报中部分瓷器不辨窑口, 黑釉、茶末釉、褐釉等为磁州窑或磁州窑系产品的可能性较大, 青釉多为龙泉窑产品, 白瓷多为山西霍窑、赤峰缸瓦窑产品[6]。钧窑、磁州窑为蒙元时期北方地区重要窑址, 产量大, 在北方地区使用广泛。龙泉窑在元代产量达到顶峰, 元中后期开始行销全国各地, 据龙泉窑瓷器分期研究, 蔗段洗等器物为武宗朝开始出现的新器形[7], 所以沈阳地区出土龙泉窑瓷器元墓大多落在元代中后期。景德镇青白瓷集中出现在辽宁抚顺[8]和吉林珲春黄家店[9]两墓, 珲春黄家店墓据推测时代为元末明初。吉州窑瓷器在北方的分布较少, 因此在东北地区的发现让人稍感意外, 集中出土于喀喇沁[10]和朝阳自来水厂[11]两墓中, 此外锦州义县[12]墓也有发现。江西、辽宁两地分处南北, 相隔较远, 瓷器的输入说明蒙元时期交通发达, 较大可能为海路运来。铁器多为珲春黄家店墓所出, 此墓据推测为元末明初女真族墓葬, 体现出渔猎族群的特点;铜器多出自沈阳高丽降民墓葬, 铜匕、铜镜夹等为它处少见, 为高丽民族特有器物;内蒙古东部地区墓葬多出鞍马饰件、马镫、马衔等, 体现出游牧民族特色;涂色砾石出于凌源富家屯墓, 应为墓内镇石。 二 墓葬装饰分析 东北地区蒙元墓葬装饰总体来说并不发达, 惟壁画较多, 以公开报道的如下墓例进行分析。 辽宁朝阳凌源M1:墓门上部额墙为启关图, 大门左扇开启, 其间上部可见帷幔和垂带, 其下为三名侍女。墓门外东西两侧翼墙各绘有一幅仕女图。墓室东壁南部及东南壁为柳荫别墅图。墓室东壁为游乐图。墓室后壁原简报定为探病图, 据宇峰考证应为侍寝图[13]。西壁、西南壁估计为放牧图与行猎图。 辽宁朝阳龙城墓[14]:西壁宴饮图, 正中绘出墓主为中老年男子, 与右侧男子饮酒交谈, 两人左边为男侍, 右边一男一女二侍者。墓室东壁沐浴图。墓室正中壁上勾画幔帐。壁画上方为砖砌仿木斗拱。 内蒙古昭乌达盟 (今赤峰) 三眼井M1[15]:壁画残缺, 残存楼阁、卧马、侍从等。M2:北壁宴饮图, 正中三间歇山顶建筑, 室内正中男女主人宴饮, 东间为膳房, 西间掩闭。西壁出猎图, 第一部分出猎前小饮, 第二部分为出猎。东壁出猎归来图。券顶四角各绘一凤凰。 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墓[16]:正壁墓主人对坐图。东壁棺床头部行旅图。西壁棺床脚部山居图。东西壁右半壁皆为备餐图。墓门东西两侧仪仗图。券顶孔洞处为莲瓣花环, 壁画为花卉, 下沿垂幔 (图二) 。 内蒙古赤峰沙子山墓[17]:墓顶瑞鹤祥云图, 以莲花为中心, 环绕6朵祥云, 另有日月三足乌。墓门两侧武士图。南北两壁东段:南壁布宴图, 北壁点茶图。墓室后半部为生活图4幅, 画中均有一个形象大体相同的男子, 应为墓主, 内容分别为春归、闲居、乐舞、出行。西壁壁画四周绘有金钩挽起的幔帐。 内蒙古翁牛特旗梧桐花墓[18]:墓室四壁券顶及转角处均有彩绘, 墨线勾勒, 平涂着色。墓室西壁八宝祥瑞图, 上部5幅, 下部4幅, 均为莲花座托八宝, 周围团花图案。北壁山水人物, 左侧为山间行走, 右侧为求仙, 横轴式;南壁亦山水人物, 左侧为三人山间行走, 驱赶大象, 此画为佛变故事, 右侧为溪水裸卧。墓门东侧绘置有白釉钵、托盘瓷盅的案几。四角转角处绘一斗三升斗拱。 1. 墓葬装饰以壁画为主, 少见雕刻, 仅有辽宁朝阳龙城墓和内蒙古翁牛特旗梧桐花墓有简单仿木结构斗拱装饰。壁画内容先后受到契丹、汉文化的影响, 有早晚阶段性的变化, 早期的驼车、行猎、备马等题材具有浓郁的北方游牧民族文化色彩, 以屏风幔帐代指墓主的意象也是辽金墓葬壁画中常用表现手法[19];晚期出现孝行图装饰, 宋金时期孝行图集中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传统汉文化区域, 在长城以北乃至燕云地区比较少见, 本区孝行图应受到中原地区汉文化影响[20], 孝行图与仿木结构斗栱装饰的组合也说明了这一点[21]。金代本地区壁画墓并不发达, 较难判断金墓的影响, 而蒙元墓葬壁画从内容到布局都与辽墓相似, 应上承辽墓传统, 典型的如云鹤图、放牧图、游猎图、出行图等图像, 宋金墓葬中则较为少见[22]。 图二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墓墓主夫妇并坐图 (见《文物》1983年第4期) 图三山西孝义下吐京墓墓主夫妇并坐图 (见《考古》1960年第7期) 图四内蒙古百眼窑石窟成吉思汗及后妃受祭图 (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1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年) 图五河北内丘胡里村金墓墓主并坐图 (见《文物春秋》2002年第4期) 2.“蒙古衣冠”的墓主夫妻并坐图像颇具特色, 学者多有讨论[23]。夫妻并坐图像自北宋中期开始出现, 流行于北宋和金代, 集中分布于豫北晋南, 旁涉河北、山东、陕西等地[24], 而长城内外地带的辽金墓中均少见, 所以有学者认为蒙元时期居中而坐的墓主夫妇并坐图像很可能是蒙古族祖先供奉图像影响下的产物[25] (图四) 。不过从图像构成以及墓主夫妇端庄严肃的神态动作看, 应与宋金传统关系更为密切, 而与蒙古传统有别[26] (图二、四、五) 。辽金时期东北地区墓葬中并非完全没有墓主夫妻并坐形象, 虽然不见于墓葬壁画, 但画像石墓中有相似题材, 如辽宁锦西大卧铺M1、M2八角形石室墓北壁正中阳刻有夫妇并坐图[27]。据方殿春研究, 此种墓葬为被金兵挟迁而来的内地汉人墓葬, 数量及分布皆有限, 所以还不能确定对蒙元墓葬的影响。墓主夫妻并坐形象在宋金中原地区墓葬中常见 (包括壁画和砖雕) , 陕西、山西等地区元墓中也有存在 (图三) 。东北地区蒙元墓葬壁画为多元文化因素组合, 图像功能更多表现为汉式葬仪中的祭祀或供养[28]涵义, 其墓主应为蒙古化“汉人”, 此处的“汉人”采蒙元时期的概念, 是指原金朝境内汉族或汉化的契丹、女真、高丽等族群, 因而夫妻并坐图深受宋金时期汉文化的影响。蒙元时期的夫妻并坐图也发展出自己的特点, 除去蒙古服饰外, 男墓主往往微曲一膝, 可能受草原生活习俗的影响。另外, 中原宋金墓主并坐图往往砖砌或绘制出桌椅, 无桌者较少;而蒙元时期则不再强调桌椅, 东北地区甚至大都无桌, 更加突出墓主人形象, 其背后的丧祭思想也应有时代的演变。 三 墓葬分期 东北地区蒙元墓葬的族属较为复杂, 包括入元的金朝“汉人”、土著女真人、高丽人等, 墓葬形制呈现出多样性, 不同族属墓葬或有不同的发展规律。纪年墓葬数量较少, 随葬品的组合差别较大, 为分期研究造成困难, 不过通过与其他地区纪年墓葬比对, 大致可以推断本区部分壁画墓的年代。袁泉通过对墓葬壁画布局与内容的分析认为, 三眼井、富家屯元墓与陕西蒲城元墓十分相似[29], 陕西蒲城元墓壁画中有至元六年 (1269年) 的题记, 且装饰风格深受辽金长城以北地区壁画墓的影响, 则这类具有游牧民族风格的壁画墓应处于蒙元早期, 随葬品也以缸瓦窑所出瓷器及游牧民族习惯使用的铁器为主。李伯宥墓[30]为元世祖晚期, 墓中随葬龙泉窑花口碗和钧窑盘, 结合沈阳城区高丽人墓葬所出龙泉窑瓷器多有元代中期出现的新器形, 则南方瓷器大量传入东北地区应在元代中期。翁牛特旗张应瑞家族墓地[31]发现两通元代晚期纪年先茔碑和先德碑, 虽未确认与两碑相关的墓葬, 不过翁牛特旗梧桐花墓[32]与张应瑞家族茔地相距不远, 墓主或为其家族成员, 年代亦相近, 墓葬形制应具有共性, 可以作为晚期墓葬的代表。目前掌握的资料表明, 这种元朝皇帝御赐的先德碑、先茔碑年代也均在元朝后期。此外, 梧桐花墓出土青花龙纹玉壶春瓶, 迄今发现元青花最早的纪年墓为后至元五年 (1339年) 西安张达夫墓[33], 景德镇青花烧造上限推测为泰定年间, 烧造高峰为至正年间[34], 因此梧桐花墓应为元代晚期, 具有标杆性的意义, 其墓葬形制为带壁画装饰的穹窿顶方形石室墓。综上, 东北地区蒙元墓葬可以分为三期 (表二) 。 表二纪年墓列表 第一期:墓葬形制主要为带壁画或不带壁画的砖石室墓, 包括赤峰元宝山、赤峰沙子山、昭乌达盟三眼井 (今属赤峰) 、凌源富家屯等墓, 壁画多游牧图、出猎图以及祥云仙鹤等图案, 受辽墓影响较大。随葬器物为缸瓦窑所出铁锈花碗、黑瓷坛、茶叶末釉瓷瓶、钧窑碗、陶碗、铁器等。年代为蒙古国到元世祖至元年间前期。 第二期:墓葬形制多为石椁墓、石棺墓、石板盖顶砖椁墓, 包括辽宁李伯宥、辽宁抚顺、喀左大城子以及沈阳城区等墓。随葬品主要以瓷器为主, 龙泉窑碗、龙泉窑蔗段洗、景德镇青白瓷碗、青白瓷折腰碗、吉州窑瓷盘等南方瓷器传入。年代为元中期, 即元世祖至元晚期到元宁宗时期。 第三期:墓葬形制为砖石室墓、仿木结构室墓, 如赤峰翁牛特旗梧桐花、辽宁朝阳龙城墓, 另外也有石椁墓、砖石椁墓等。墓室装饰开始出现简单的砖雕或彩绘仿木斗栱结构, 壁画内容和布局受到长城以南地区影响, 孝行图元素加入。高级品官墓前树有石碑, 排列有文官像、武士像、石兽、石狮、石麒麟等石像生。随葬器物以瓷器为主, 景德镇青花瓷传入。年代为元晚期, 即元顺帝到元末。 四墓葬特点及文化因素分析1. 东北地区在金代属于金源内地, 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一般, 但政治地位重要, 为女真文化的中心区域。入元后, 本地区墓葬数量较金代减少, 墓葬类型变少, 未见金代以规整石板榫卯搭接构筑的石椁墓以及石函墓等具有女真贵族身份象征意义的高等级墓葬。 2. 蒙元墓葬集中分布在朝阳、赤峰、沈阳地区, 室墓基本都分布在朝阳、赤峰地区, 正是辽金统治的核心区域:朝阳地区在辽属中京大定府, 金属北京路大定府;赤峰地区是辽上京所在地, 金时属北京路。入元后, 朝阳与赤峰地区同属于大宁路。这一带是辽的畿内地区, 是最早进入金人统治的区域, 也是入金契丹人的主要聚居地, 其后随着金朝统治重心的南移, 地位有所下降, 但此区域深受契丹、女真文化影响。同时, 赤峰、朝阳长期为中原文化进入东北的门户, 受汉文化影响也较大, 从墓葬分期看, 中原汉文化对东北地区元墓的影响日趋深化, 突出表现在墓室壁画中的孝行图、砖雕或彩绘的仿木结构斗拱装饰以及墓上排列的石像生等。 壁画墓亦主要分布在朝阳、赤峰地区, 东北地区金墓除朝阳的少数几座 (朝阳市师范学校墓、朝阳市七道泉子墓) [35]外, 少见壁画墓, 女真贵族始终对此种墓葬形制不具有认同感。此区却是辽代壁画墓的重要分布区域, 同时又是入蒙契丹人的主要聚居地[36], 东北地区蒙元壁画墓受到辽代墓葬风格的影响较大[37]。徐苹芳指出:辽文化受唐文化影响, 辽早期契丹贵族墓形制和壁画都受到唐文化影响, 辽境内的汉人墓葬则接续了唐五代以来的雕砖壁画墓的传统, 而在中原北方中断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北宋末年才重新流行起来[38]。辽早期的墓室壁画甚至可能与唐墓使用相似的粉本[39]。由此, 则本区蒙元墓壁画传统可上溯至唐并中经辽人的传递发展而来[40]。 朝阳地区石椁墓应受到女真文化的影响。朝阳喀左大城子石椁墓椁室四壁用修整过的砂岩石条平砌, 墓顶用四块厚重的石板搭成 (图一:3) 。这类石椁墓虽非典型的金代女真贵族墓葬形制, 但具有女真墓葬特征[41], 同时大量的石椁墓为不规则石块砌筑, 等级较低。从整个东北地区看, 规整石板墓也大为减少, 表现出女真精英文化的衰落。 3. 砖石椁墓主要分布在沈阳地区, 元时属于沈阳路沈州城, 为安置高丽人所设, 砖石椁墓应是高丽文化影响的结果。金末沈州城毁于兵火, 据《元史·高丽传》:“至元三年 (1266年) 二月, 立沈州, 以处高丽降民”[42]。可知元代沈州城的重建是为了处置高丽降民。其后, 沈阳等路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的治所从辽阳迁至沈州, 至正十二年 (1352年) 沈阳路城内仍设有“总管高丽女直汉军都万户府和沈阳等路高丽军民总管”等机构。元代沈州城内的居民始终以高丽人为主, 沈阳城区墓葬的墓主也应为高丽人[43]。同时, 随葬品中出土一定数量的高丽青瓷尤其是精美的高丽镶嵌青瓷, 也支持这一判断。 4. 东北地区蒙元墓葬的各个构成要素, 分别受到不同文化因素的影响, 墓葬整体体现出多元文化的交流与涵化。 以凌源富家屯墓地为例:富家屯M2、M3出土有涂色砾石, 据考证应为镇墓石。镇墓石分为5色, 渊源于东汉[44], 发展于唐宋。北宋《重校正地理新书》记载五色石镇墓之法: 镇墓古法, 有以竹为六尺弓度之者, 亦有用尺量者。今但以五色石镇之, 于家冢堂内东北角安青石, 东南角安赤石, 西南角安白石, 西北角安黑石, 中央安黄石, 皆须完净, 大小等, 不限轻重。置讫, 当中央黄石南祝之, 曰:“五星入北地, 神精保佑。岁星居左, 太白居右。荧惑在前, 辰星立后。镇星守中, 辟除殃咎。妖异灾变, 五星摄授。亡人安宁, 生者福寿。急急如律令!”[僧]泓师云:“凡葬, 墓中用豆黄完净者一斗, 及钱纸五百张安于墓内, 吉。更多此数, 尤佳。”[45] 镇墓石是具有浓厚汉文化因素的镇墓压胜之物, 脱胎于汉代五行观念, 又受道教影响, 说明汉文化在丧葬习俗、丧葬观念上对本地区的影响。该墓地M1壁画人物为蒙古人装扮, M3墓中殉狗是具有女真特色的葬俗[46], 体现了东北地区多元文化交融的面貌。 新发现的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全宁张氏先德碑采用汉蒙文合璧的方式:碑阳汉字篆额、汉字正文;碑阴八思巴字题额、回鹘蒙古文正文[47]。类似还有上文提到的张住童家族先茔碑、先德碑等, 蒙汉交融的特征明显。 五 结语 东北地区是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发祥之地, 向为多元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区域, 迨至蒙元时期, 亦复如是, 各民族的迁移、分合仍很频繁。墓葬是族群文化中较隐秘而稳定的部分, 因而更能体现出不同文化间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在缺乏墓志等文字资料的情况下, 单纯就物质文化而确定墓主族属的方式是危险的[48], 但墓葬本身确能体现出不同族属文化的影响。 通过墓葬文化因素分析, 可以看出东北地区在蒙元时期的三个发展趋势:一是辽文化[49]的复振和女真文化的骤衰, 主要表现为砖石室墓、放牧行猎图壁画的大量出现以及结构规整的榫卯结构石椁墓消失;二是汉文化因素的逐渐加重;三是多元族群文化因素的并存。 契丹人在有金一代始终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 是女真人严加防范又不得不倚仗的政治军事势力, 保留了相当程度的族群独立性和文化独立性, 尤其是居住东北故乡松漠之间保持游牧的契丹人更是如此。契丹人对女真人持续不断的复仇活动与蒙古人对女真的反抗恰好契合:契丹人与蒙古人本有共同的族源[50], 又有共同的政治目标, 早在金大定年间契丹人就响应阻卜等蒙古系诸部族起事[51];金末契丹人更是蒙古伐金的坚定支持者, 也得到蒙古人的信任和重用, 政治地位上升[52], 契丹人耶律留哥等在东北地区拥兵抗金“为国复仇”, 屡经动荡迁徙。蒙元时期, 契丹人长期聚居东北地区的朝阳、赤峰等地, 而女真人口急剧锐减, 或因战乱死亡, 或并入汉人、蒙古族群, 或向更为东北的方向退缩[53], 东北地区辽文化的复兴与女真文化的衰落便成为必然。由于文献与考古资料的不完整, 难以确知这种文化传统在中断百年后又如何重新被回忆和构建, 但物质文化确实体现出这一趋势, 壁画墓和墓室壁画作为一种历史记忆, 与族群正当性的建立密切相关。京津冀地区的蒙元墓葬中亦存在类似现象:在辽代作为贵族高官标志性墓葬形制的纵列多室墓重又得到发展[54], 这说明此推论有其合理性。另一方面, 先茔碑、先德碑等的树立也是家族记忆重建的重要方式, 刘未指出, 先茔碑将“谱牒诰敕”与“曾高肖像”并称, 正表明祖先画像与族谱均有承载家族记忆之功能[55]。 汉文化因素的加强表现在墓葬装饰、墓上设施 (石像生、碑刻等) 的变化以及南方瓷器的传入等方面。当战乱平息社会稳定时, 汉文化就表现出持续而强势的影响力, 新近发现的《全宁张氏先德碑铭》[56]显示, 蒙元后期东北地区品官家族墓地树立歌功颂德的御赐先德碑成为风尚[57], 而此类碑刻显然具有明显的汉文化特征[58]。蒙元时期东北地区对汉文化的吸收途径, 可能先是通过长城沿线辽文化的传递, 在中原地区并入帝国版图后则进行直接的交流。与之类似者, 大蒙古国时期蒙古统治者重用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处理国事, 而至忽必烈立国中原时期, 潜邸旧侣儒士许衡、刘秉忠、郝经等则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上提及复兴的辽文化, 其实是一种契丹文化与汉文化的复合体, 某种程度上也属于汉化的过程。 不可否认东北地区多元族群文化的并存, 如高丽、女真、契丹等族群的活动, 与帝国版图内其他区域相比较, 文化多样性在东北地区表现最为突出, 这种情势一直延续到其后的明代。墓葬的多样化, 与生态环境的多样化 (草原、山林、平原) 、生业方式的多样化 (游牧、渔猎、农耕) 息息相关, 也与蒙元统治者实行的族群政策相辅相成。学者多指出蒙元文化中开放性的特点[59], 在文化政策上亦采“各依本俗”的方式[60], 促进东北地区丰富多彩的文化面貌的形成, 影响至今。 注释 1[43]赵晓刚:《沈阳城区的元代墓葬》, 《边疆考古研究 (13) 》, 科学出版社, 2013年, 第53-88页。 2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镇赉县黄家围子发掘简报》, 《考古》1988年第2期。原简报定为金代, 参考郝军军意见改定元代。郝军军:《金代墓葬的区域性及相关问题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吉林大学文学院, 2016年。 3刘俊勇:《大连寺沟元墓》, 《文物》1983年第5期。寺沟元墓原始照片由墓葬发掘者刘俊勇先生提供, 特此致谢。 4徐英章:《辽宁喀左大城子元代石椁墓》, 《考古》1964年第5期。 5辽宁省博物馆、凌源县文化馆:《凌源富家屯元墓》, 《文物》1985年第6期。 6秦晓杰:《内蒙古东北地区出土元代瓷器初步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吉林大学文学院, 2009年。 7徐学琳:《元明龙泉青瓷探讨》, 硕士学位论文,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2006年。 8徐家国:《辽宁抚顺土口子村元墓》, 《考古》1994年第5期。 9《珲春县黄家店元明墓葬》, 《中国考古学年鉴 (1986) 》, 文物出版社, 1988年, 第113页。 10傅宗德:《辽宁喀喇沁左翼自治县元墓》, 《考古》1990年第2期。 11辽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市双塔区文物管理所:《朝阳自来水管道工地墓葬发掘简报》, 《辽海文物学刊 (创刊号) 》1991年第1期。 12李红军:《辽宁义县出土的一批瓷器》, 《考古》1988年第2期。 13宇峰:《关于凌源富家屯元墓壁画〈探病图〉》, 《文物》1986年第1期。 14《朝阳龙城清理元代壁画墓》, 《中国文物报》1992年5月17日。 15项春松、王建国:《内蒙昭盟赤峰三眼井元代壁画墓》, 《文物》1982年第1期。 16项春松:《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元代壁画墓》, 《文物》1983年第4期。 17刘冰:《内蒙古赤峰市沙子山元代壁画墓》, 《文物》1992年第2期。 18项春松、贾洪:《内蒙古翁牛特旗梧桐花元代壁画墓》, 《北方文物》1992年第3期。 19辽宁省博物馆:《辽宁朝阳金代壁画墓》, 《考古》1962年第4期。 20孝行图装饰在辽宁地区金代画像石墓中有所发现但数量少, 分布范围有限, 不具有延续性。参见方殿春:《辽宁地区“行孝图”墓葬的讨论》, 《博物馆研究》2005年第4期。 21同样组合在内蒙古凉城后德胜墓中也可见到。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凉城县后德胜元墓清理简报》, 《文物》1994年第10期。 22董新林指出辽墓中十分盛行出行图和归来图, 而宋金墓中少见。董新林:《蒙元时期墓葬壁画题材及其相关问题》,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庆祝佟柱臣先生八十五华诞学术文集》, 文物出版社, 2006年, 第856-885页。 23董新林前揭文;王博:《蒙元时期墓葬壁画题材与布局浅析》, 硕士学位论文, 吉林大学文学院, 2006年;赵丹坤:《北方蒙元墓葬墓主人形象与族属问题的再思考》, 《中原文物》2017年第1期。 24张鹏:《勉世与娱情-宋金墓葬壁画中的一桌二椅到夫妇共坐》, 《美术研究》2010年第4期;易晴:《宋金中原地区壁画墓“墓主人对 (并) 坐”图像探析》, 《中原文物》, 2011年第2期;李清泉:《“一堂家庆”的新意象-宋金时期的墓主夫妇像与唐宋墓葬风气之变》, 《美术学报》2013年第2期。 25[29]袁泉认为, 墓主坐像与元朝西北宗藩国伊尔汗国14世纪初的帝后朝典图及内蒙古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百眼窑石窟第31窟发现的元代“祭祀成吉思汗家族图”大型壁画类似。袁泉:《政治动因下的“蒙古衣冠”:赤峰周边蒙元壁画墓的再思》, 《边疆考古研究》第12辑, 科学出版社, 2012年, 第341-355页。 26赵丹坤指出长城南北区域艺术的联系性以及粉本在区域间的流动, 并且这一流动与元朝派军民到北方边远地区屯田造成的人口迁徙有关。详赵丹坤前揭文。笔者同意长城南北区域的联系性, 但难以确证有粉本从南到北的传播。 27雁羽:《锦西大卧铺辽金时代画像石墓》, 《考古》1960年第2期。据李逸友的研究, 锦西大卧铺M2为辽代契丹贵族墓中仅见的墓主夫妇并坐像。李逸友:《论辽墓画像石的题材和内容》, 《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第2期。方殿春认为此墓为金墓, 墓主为被金兵挟迁而来的内地汉人。方殿春:《辽宁地区“行孝图”墓葬的讨论》, 《博物馆研究》2005年第4期。郝军军仍坚持认为是辽墓。郝军军:《金代墓葬的区域性及相关问题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吉林大学文学院, 2016年。关于墓葬的年代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但不影响本文的结论。 28刘未认为蒙元墓室壁画中夫妇并坐图像具有供养的意义, 与金元时期北方地区家族及祖先观念的加强密切相关。刘未:《门窗、桌椅及其他-宋元砖雕壁画墓的模式与传统》, 《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3辑,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5年, 第227-252页。 29冯永谦、邓宝学:《辽宁建昌普查中发现的重要文物》, 《文物》1983年第9期。 30李逸友:《翁牛特旗国公府村元代张氏墓》, 《内蒙古文物资料选集》,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64年, 第207页。墓地尚留石碑两块:《大元敕赐荣禄大夫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蓟国公张氏先茔碑》《大元同知徽政院事住童先德之碑》, 两碑皆为张住童加官进爵后为称颂祖先功德所树, 其中前碑尤为住童先考张应瑞所立。碑文见罗福颐:《满洲金石志》, 《中国少数民族文献集成·汉以后东北各民族·近代综述》,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2年, 第466-471页。 31项春松、贾洪:《内蒙古翁牛特旗梧桐花元代壁画墓》, 《北方文物》1992年第3期。 32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曲江元代张达夫及其夫人墓发掘简报》, 《文物》2013年第8期。 33陆明华:《元青花瓷器综论》, 《幽蓝神采:元代青花瓷器特辑》,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2年, 第50页。 34辽宁省博物馆:《辽宁朝阳金代壁画墓考古》, 《考古》1962年第4期。墓壁墨书大定年号及“扶风马令”, 朱达:《朝阳七道泉子金代壁画墓》, 《中国考古学年鉴 (1992) 》, 文物出版社, 1994年, 第187页。 35冯继钦:《从战迹和官职看契丹人在蒙元时期的分布》, 《北方文物》1992第2期。 36东北地区及临近的华北长城沿线地区金墓中, 石椁墓占有优势, 带壁画装饰的砖室墓较少, 且呈衰落趋势。即便是壁画墓相对流行的燕云地区, 从壁画内容看与辽墓壁画有较大的相似性, 主要是对辽代传统的继承。参看赵永军:《金代墓葬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吉林大学文学院, 2010年, 第86-95页。本文认为东北地区砖室壁画墓更多受到辽代壁画墓的影响。 37徐苹芳:《宣化辽墓考古剩语》,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壁画》, 文物出版社, 2001年, 第2-3页。 38吴玉贵:《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颂经图”略考》, 《文物》1999年第2期;《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墓壁画“寄锦图”考》, 《文物》2001年第3期。 39朝阳地区汉魏时期就有壁画墓传统, 但并未发现带壁画的唐墓, 中间存在缺环。参郭清章:《北方地区隋唐墓葬研究--以河北地区和辽宁朝阳地区墓葬为中心》, 硕士学位论文,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2009年。 40此类型石椁墓被认为是女真文化的重要因素。参刘晓东:《金代土坑石椁墓及相关问题》, 《青果集》, 知识出版社, 1993年第397-401;赵永军:《金代墓葬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吉林大学文学院, 2010年, 第89及134-136页。 41《元史》卷二〇八《高丽传》, 中华书局, 1976年, 第4613页;又卷六《世祖三》, 第110页。 42刘卫鹏:《“五石”镇墓说》, 《文博》2001年第3期。 43 (宋) 王洙:《图解校正地理新书》, 台北集文书局, 1985年, 第457页。又 (宋) 王洙等编、 (金) 毕履道、张谦校、金身佳整理《地理新书校理》, 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2年, 第430-431页。 44随葬马具与殉牲通常被视为蒙古族群的墓葬特征, 实际上也是契丹和女真族墓葬的重要特征, 不过金代女真人多用狗作殉牲, 而蒙古墓葬通常殉羊。参见袁泉前揭文。另契丹人殉羊习俗见葛华廷:《羊与辽代契丹人的葬俗》, 《北方文物》2003年第3期。 45李俊义、吴甲才、张云成:《元代〈全宁张氏先德碑铭〉汉文考释》, 《北方文物》2016年第1期;嘎日迪、斯钦巴图、都仁:《元代〈全宁张氏先德碑铭〉蒙古文考释》, 《北方文物》2017年第2期。 46英国学者希安·琼斯对族属与考古遗存的关系进行过深入讨论, 认为:“大量人类学和历史学的例子表明, 物质文化差异与族群差异的表现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 “族属与物质文化之间的关系似乎难以捉摸, 变化万端, 对考古学家来说特别难以把握。”[英]希安·琼斯著, 陈淳、沈辛成译《族属的考古--构建古今的身份》,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年, 第137、158页。 47日人饭山知保对金元时期北方地区的先茔碑进行了梳理, 指出14世纪初期, 蒙古皇帝甚至把先茔碑赐给功臣的祖坟。本文提到的两碑可能是他统计仅有的两块非汉语书写的先茔碑, 但碑主本身其实仍然是汉人。[日]饭山知保:《金元时期北方社会演变与“先茔碑”的出现》, 《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4期。 48一般认为, 契丹和蒙古皆源于东胡系鲜卑族。林梅村:《大朝春秋:蒙元考古与艺术》, 故宫出版社, 2013年, 第8页。 49《金史》卷九四《内族襄传》, 中华书局, 1975年, 第2089页。 50关于契丹反抗女真统治以及与蒙古人的关系详见札奇斯钦的研究。札奇斯钦:《契丹对女真统治的反抗》, 《赵铁寒先生纪念论文集》,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8年, 第403-448页。 51丛佩远:《元代辽阳行省境内的契丹、高丽、色目与蒙古》, 《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 52徐学琳:《京津冀蒙元墓葬研究》, 未刊稿。 53同[28], 第241页。 54此碑为张丑闾为荣耀父祖所立。张丑闾与前揭张住童同为外戚媵臣兼高级品官的身份, 同为蒙古化的汉人, 所树先德碑、先茔碑性质相同, 时代相近, 可见当时之风尚。同[47]。 55此处的辽文化是指融合契丹与汉文化因素的文化。刘未指出, 长城以北辽代壁画墓, 所谓契丹民族特色的图像往往与反映汉族民族特点的图像混杂出现, 并且从属于壁画的总体布局。刘未:《辽代墓葬的考古学研究》, 科学出版社, 2016年, 第77页。 56李则芬论蒙古、色目人入中国后亦沾染汉人重视碑铭之风, 并取《元文类》较著名者为例。见李则芬:《元史新讲》第5册, 台北中华书局, 1978年, 第457-459页。 57韩儒林主编《元朝史·前言》, 人民出版社, 2008年, 第3页。 58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 中华书局, 2007年, 第466页。 (图表略,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