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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白寿彝先生诞辰110周年 一般说来，在师生之间，往往存在着学术传承的关系。不知为什么，我时时都会想到这一点。不论是在研究工作中，还是在教学活动中，每每和同事们、博士生们谈到白寿彝先生的学术和先生的教导，总是令人难以忘怀。而使我想得最多的，是先生学术的传承，并逐渐体会到和认识到其中的一点道理：学术传承中所蕴含的活力。先生以治中国史学史和民族理论、民族史、民族关系史，以及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名于世，思想遗产和学术著作丰富，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在先生的弟子们以至再传弟子们中间，无疑也是存在的。 这里，我举关于“史学遗产”为例，说说我对于学术传承的活力的一点认识。1961年春天，先生撰成《谈史学遗产》长文，1962年随着先生的论文集《学步集》的出版而面世。 《谈史学遗产》一文包含四个部分：是一种有意义的工作，精华与糟粕，要百花齐放，要百家争鸣。其中“要百花齐放”是文章的主体部分。论文开宗明义提出问题，这样写道： 建国以来，医药学遗产和戏曲遗产的整理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一个是蓬蓬勃勃，一个是万紫千红。历史遗产的其他方面，如数学、天文历法、农学、化学、建筑、机械、音乐、舞蹈、雕塑、绘画、文学、哲学等等的整理工作，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绩。祖国史学有长期的历史，有浩瀚的典籍，它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丰富的。但我们史学工作者注意一般的历史遗产比较多，注意史学遗产还很不够。这篇小文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促请同志们多注意一下。（《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462页） 这或许是中国史学上第一次提出“史学遗产”问题。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作者就研究史学遗产的理论意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作了阐述，而在文章的第三部分明确地提出要研究史学遗产中的哪些问题，并把这些问题或领域比喻为一个个“花圃”。这些“花圃”是：对史学基本观点遗产的研究，对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的研究，对史学工作的作用的研究，对史料学遗产的研究和对历史编纂学遗产的研究，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前人已有成果的研究，对史学家和史学著作的研究，以及对历史启蒙书的遗产的研究等。可以说，作者把中国史学上的一些重要问题都提到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者提出“史学遗产”和这些“花圃”的重要性，不仅要有理论上的见识，还要有学术上的勇气。 时隔二十年，欣逢改革开放的历史环境，先生于1981年至1982年初，在《史学史研究》（国内外公开发行）上连续发表《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五篇系列文章，进一步发挥了和发展了《谈史学遗产》一文的内容和主旨，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笔者抱着学习的态度，写了一篇题为《史学遗产和史学研究——读〈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书后》的文章，也发表在1982年的《史学史研究》上。后来听先生说，楚图南先生看过这篇小文后在电话中对白先生说：史学遗产研究，应当后继有人。这对笔者是很大的鼓励，也更加坚定了研究史学遗产的信心。我在此后的岁月里，如八十年代发表的学术论文，九十年代以后出版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文化通志·史学志》、《中国史学史纲》、《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等专书，都没有离开“史学遗产研究”这个领域，都是在继承先生关于史学遗产论述的基础上展开和发展的。 2003年，我荣幸地被聘为以北京大学袁行霈先生为主编的北京出版社“大家小书”编委会编委，在商谈选定书目时，我建议把白寿彝先生关于谈史学遗产的六篇文章辑为一书，列入“大家小书”。这个建议得到认同，并定名为《史学遗产六讲》，于2004年出版。据出版社反映，《史学遗产六讲》是受读者欢迎的“大家小书”之一，在学术界也多有好评，先生关于“史学遗产研究”的学术理念进一步扩大了。笔者在书的前言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史学遗产六讲》是作者从理论上对中国史学遗产进行系统的发掘、爬梳的开创性成果，反映了作者恢宏的视野和渊博的学识。书中对史学遗产之精华所作的分析及其在当今史学事业中之价值的阐释，其真知灼见，在在多有，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者和广大史学工作者来说，尤其对青年史学工作者和史学爱好者来说，既是入门之书，又是指导之书，成为人们走进史学遗产这一辽阔繁茂的园地、从而走进宏伟庄严的史学殿堂的一条路径。 近些年来，我要求博士生们认真研读《史学遗产六讲》，尤其要重视书中提出的许多观点和论断，这可以提高学生们对史学遗产的概括能力，进而提升理论水平。 2013年，我在同一个大三本科生谈《史学遗产六讲》时，这个同学说了一句：《史学遗产六讲》是不是可以概括为白先生的“史学遗产论”?我听了后，先是一愣，尔后连说，可以，可以!我没有想到这个学生会作这样的概括，于是鼓励这个学生以此为题写一篇文章。这就是后来发表在《文史知识》2013年第8期上的《白寿彝的史学遗产论及其理论价值》。此文结尾处有这样一段概括： 白寿彝先生提出的史学遗产论不仅包含丰富的内容，而且贯穿着科学的方法论，即研究史学遗产的路径和方法，无论是对史学遗产内涵的研究，还是对研究史学遗产的重要意义的论述，都反映出白先生对史学遗产问题的认识是随着研究工作而逐步走向理论升华的。正如白先生自己所说：“我开始有点觉得，遗产中有些东西还是有生命力的，有时还感到它在那儿跳跃。要把古人留下来的财产，变为我们现代的财富，这对于建设新史学，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中国史学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这一段话表明，白寿彝先生的史学活动和学术成就，乃至于他后半生的学术生命，都与史学遗产相关联着。他的这种感受和他在学术上的业绩，不仅反映了一个史学家对文化遗产，尤其是史学遗产的深沉的情怀，也凸显出一个中国史学家对本民族学术传统的真诚的热爱。 一个高年级的大学本科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史学遗产六讲》能有这种深刻的认识和这种有活力的表述，令人欣慰。同时，这也表明白先生学术思想的魅力所在。于是我又想起了楚图南先生说的话：史学遗产研究，应当后继有人。而今，这个学生已是博三的学生、面临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了，希望在史学遗产研究方面，不断地研究、不断地有新的创造和收获。 2016年，习近平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着重指出，要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这个体系应当包含三个特点：一是体现民族性、继承性，二是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三是体现系统性、专业性（见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毋庸置疑，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也应当贯彻上述原则，而其重要前提便是民族性、继承性的要求。具体说来，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对史学遗产作出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使史学遗产中那些仍具有生命力的积极因素，成为发展新时代中国史学的借鉴或组成部分。面对新的使命，笔者深感对史学遗产之重要性的认识，又提升了一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改革和进步，人的觉悟和认识也在不断地变化、提升。 笔者于1959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从那时算起，在历史学领域里学习、工作已整整六十年。回想在新中国成立至今七十年的史学工作中，也算是经历了许多有意义的事情，但细想起来，关于史学遗产的认识、研究和传承，确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它使人感受到学术传承中价值、活力和服务于现实社会的意义。我相信，像这种在学术传承中显示活力的事例，在史学界同行中，在其他学术领域中，一定多有存在，正可谓学术之树常青。 （作者简介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