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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生长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早就爱上了文学，没有任何朋友，也没有什么文学的圈子。上高中时，我一位同学知道我爱好文学，很神秘地说要送我书。我将信将疑，翻山越岭十多公里到他家。他从床下拉出一个木头箱子，百宝箱一样，有近十本中国现代作家作品集，其中就有《冯至诗文选》。我一读感到很惊讶，每一句都写到我心里去，就像我自己要写的东西他早就写出来了，而且写得这么好，带着一种令人战栗的力量。在我中学时代，整整三年，我反复读冯至，比如周末回家的路上，眼看四下无人，我便掏出《冯至诗文选》，放声背诵。回想我的青春时代，就是冯至的诗和其他人的诗，在乡村寂寞的公路上回荡。冯至早期的诗歌带着寂寞、忧郁、深沉的抒情性，他的长篇叙事诗也带着很深沉的抒情音调，它们伴随了我的青春时代。 这是我和冯至的因缘，可以说他是第一个唤醒了我的诗人，对我具有最初的启蒙意义。我也庆幸在我的中学时代我就遇上了冯至。 我是1977级大学生，后来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武汉大学中文系那一届60多个学生，将近一半都写诗，大家怀着巨大的饥饿感扑向了文学。那是一个富有诗歌冲动、精神诉求的年代，恰好在那个饥饿的年代，冯至再次来到了我们中间。 这次我们读的是冯至翻译的里尔克，从袁可嘉等人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上读到的。我们那一代，人手一册这本书，是一次重要的现代主义的洗礼。所以我们与里尔克的相遇是通过冯至，是与“冯至的里尔克”相遇。冯至的里尔克也可以说是两个诗歌灵魂的融合。比如冯至翻译的里尔克《秋日》，我一读，就感到我自己的未来都展现在我的面前。伟大的诗人提供的不单是几首好诗，而且是对我们的一生都极其重要的东西。上世纪80年代有个说法叫“诗歌精神”，从冯至翻译的里尔克那里，我们真正体会到何谓“诗歌精神”。 二 冯至翻译的里尔克的诗论，对我也太重要，促使我还有很多人诗歌观的转变。以前我们爱好文学，但我们读得太庞杂，我们的诗歌观基本上还是浪漫主义的抒情。上世纪80年代最响亮的一句话也叫“思考与抒情”。但里尔克说“诗歌不能写得太早，我们要采集人生的精华与要义，才能写出那么十行好诗。诗不是情感，情感太多了，诗是经验。为了一首诗，我们必须观看，只观看还不行，还要忘记，还要等着它回来，成为我身内的血、我们的目光、我们的姿态，在一个稀有的罕见的时刻脱颖而出”。这还是我当时记住的一些话。我很受震撼，从此我知道我该写什么样的诗了。冯至翻译的里尔克促使我本人和我们那一代人，把我们的创作重新建立在一个更深刻的基础上。 三 《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我上大学时只读了第一封信，但对我非常重要。里尔克非常诚恳地和一位年轻诗人对话，把他最深刻的经验跟他分享，他说你不要问我，要问你自己，怎么问？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问，我必须写吗？你要从你自己那里挖出一个深的答复。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你就承担起你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命运，承担起它的重负和伟大。这都是我当年背诵的，很多东西我后来忘掉了，但是这些话永远在我的生命中回响，给当时的我，一个刚刚走上文学道路的年轻诗人，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第一封信还有很多内容，比如里尔克告诫说“不要写爱情诗”，我就听了。那时候包括我的一些同学都写爱情诗，很酸的、老套的那种，我本来就不喜欢，读到里尔克说不要写爱情诗，太好了，从此我就身体力行。“不要写爱情诗”并不是说不需要爱，但要更内在，进入更深沉、广大的生命领域。 里尔克可以说是我们需要终生来阅读的诗人。有些诗人我是不允许别人在我面前说他们坏话的，可以说我的坏话，但不要说我热爱的这些诗人的坏话。中国现代诗人中，我最热爱的诗人，一位是冯至，另外一位就是穆旦。尤其是穆旦，在我看来不仅是悲剧性的、也是圣徒般的诗人。 回到冯至翻译的里尔克，里尔克需要我们终生去阅读，也是难以为我们所穷尽的诗人。里尔克早期的诗也受过浪漫主义影响，比较感伤、空泛，所以罗丹告诫里尔克，你要去学会观察事物，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教导，他听从了，后来他写出了《豹》，学会了观看。不仅是学会观看“物”，像海德格尔哲学性地所表述的那样，一个诗人还要“进入大地”。但这还不够，我觉得里尔克后期还有一次转变，那就是“把大地提升为心灵”，这是一个更艰巨的历程。 冯至不仅经历和里尔克非常接近，精神上也非常契合。比如他对艺术的真诚、虔诚等。新诗诞生时出现了很多诗人，像徐志摩、郭沫若等等，鲁迅为何偏偏钟爱冯至？冯至非常低调，他从来没有提及鲁迅评价他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他很谦卑，因为他知道什么才是伟大的艺术，有更高的尺度在那里。所以他第二本诗集出版后，他干脆把他的诗歌创作放下来了，他可能还没准备好，还要深化自己，沉默、忍耐就是一切。所以他一封一封地翻译里尔克的十封信。冯至并不是一个职业翻译家，他完全为了他个人的爱、心灵的需要来翻译，非常投入。我重读《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时，可以感觉到每一句、每一个字词都带着冯至先生深刻的共鸣和体温，这是其他翻译家无法达到的。你读他的信，你感觉里尔克就坐在你旁边，对你谈话，那种感觉，那种声调，那种亲密感、诚恳感等等。冯至在他留学海德堡期间就深受里尔克的影响，他要准备好自己，直到有一个豁然贯通的时刻到来。现在看来冯至是幸运的，他终于等到这样的时刻，1941年，一下子写出了27首十四行，完成了他创作风格的转变。这27首十四行与他早期的青春抒情完全不一样了，他的创作建立在了一个更深刻更坚实的基础上，他也由此完成了对存在的敞开，充实而有光辉。 冯至还写有两篇关于里尔克的重要文章，一是1936年写的一篇《里尔克——诗人十周年忌日作》。读了里尔克，冯至就感到他研究的德国18世纪的浪漫派也有问题，这些诗人在那个年代后来都停止了，他们只有青年，而没有中年，更不用说白发的完成。但里尔克的中年有一个意志产生，在冯至中年，显然也有一个意志的产生，没有从生命中产生的这个意志，就不可能有他后来的十四行诗集的诞生。 另一篇是1943年他在昆明写的《工作而等待》。这篇文章是从卞之琳翻译的奥登开始谈起，后来更多谈到里尔克。卞之琳翻译的奥登也是献给里尔克的一首诗，因为奥登在中国战场感到非常绝望沮丧，他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瑞士的穆佐城堡，在那，里尔克工作而等待，经过了十年的沉默，最后一举完成了自己。奥登创造了一个神话，以艺术家个人的信念对抗历史的暴力，这对当时穆旦、冯至、卞之琳他们都非常有激励。冯至在这篇文章中还引了一句里尔克的诗，这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他们要开花，开花是灿烂的，可是我们要成熟，这叫作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这对我一生都无比重要，甚至我在今天还这样要求自己：“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 四 冯至的十四行集出来之后，朱自清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诗与哲理》，他非常称赞冯至，从哲理的角度来读。我不是特别认同这样一个角度。十四行集当然可以上升到哲学的角度来解读，但是哲理诗并不是冯至的目标，冯至的目标就是那种里尔克式的“存在之诗”，这才是冯至的目标。为什么歌德、里尔克和欧洲的其他哲学家，包括丹麦的克尔凯郭尔，对冯至非常重要？他们的影响，是对生命全身心的震荡、深化，也是照亮和提升。早年我读冯至的《蛇》，感到很惊异，尤其蛇这个大胆新奇的比喻。寂寞从来是中国古诗的一个主题，但是用一条安静无言的蛇来比喻自己深深的寂寞，中国文学史冯至是第一。蜕变的隐喻，这正是从歌德那里来，冯至从歌德那里得到了很多东西，学到了生命的哲学，比如生命就是一场蜕变，要经过生生死死才能脱颖而出。他的十四行诗充满了这种隐喻，蚕、蛇、树木，生长成熟等等。 有一次，我陪日本汉学家佐藤普美子女士一起去拜谒冯至先生的墓地，在香山南边一个墓园。冯至这么杰出的现代诗人，他的墓碑上根本没有“诗人”这个字眼，就是“冯至教授”。这让我深受震动，他把诗和诗人看得非常神圣，他不想轻易就担当起诗人之名。现在看来，这种精神贯穿了冯至先生的一生。 就这本书信集本身而言，《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可以说是一部人生和艺术的启示录，每读一遍都会受到一些启示和感悟，甚至每一句都耐人寻味。有时候你要停下来，因为每一句都值得反复思量。这是一个丰富的人生和艺术的启示录，不单是人生，也不单是艺术，两者完全不可分离。 里尔克的对象就是一个年轻诗人，带着人生和艺术的很多困惑，向他求教，把他视为一个朋友或者精神导师，但是里尔克没有导师的感觉，非常诚恳地一起来分享对人生、对艺术的经验。我们看到现在有些年轻人，包括学院里面的，都把一些时髦名词挂在嘴上，像口头禅一样。当学徒可能都是这样，但是要跨越、走出这个学徒期。人生和艺术是不可分离的，这也是冯至和里尔克的一个交会点。 冯至的诗歌道路，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求真，是追求真、追求信仰。这可能也来自歌德，歌德自传就叫《诗与真》，这是一个更重要、更根本的命题，涉及人生，也涉及艺术，没有这个真，你的艺术是无法成立的，在历史上是站不住的，不可能。我们现在有些方面很混乱，追求表面的东西。但里尔克讲，要在自己的内心挖出一个深的答复。你面对你自己了吗？如果没有挖出一个深的答复，你的艺术是免谈的，是站不住的。你不考虑地基的问题，再盖高楼有什么意义？8月份我和一些青年诗人也谈到这个问题，年轻的诗人都很有技巧，讲究修辞，但有些根本的东西可能被他们忽视了。我引了策兰的一句话，“只有真实的手写真实的诗”，你再有技巧，但不是一只真实的手写的，会有生命力吗？我这么一说他们可能受到一些震动。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歌德、里尔克、策兰、冯至一直在告诉我们：要用真实的手来写真实的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