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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史学研究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在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浪潮中、在国际形势的激荡变化中，中国史学创新发展，取得辉煌成就。本文仅就中国古史研究谈三点认识。 各分支学科蓬勃发展 我们这里所说的古史是指中国上古史，也就是先秦史。新中国成立70年来，相关学科发展为古史研究的突破进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首先是考古学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前，考古发掘在少数孤立的点上进行，缺乏系统性；发掘地点局限在黄河流域，缺乏全面性。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在全国各地系统地展开。国家成立文物局，全面统筹考古事业；各省成立考古研究所；各市、县成立文管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国家级考古所，又在全国各地重要历史文化中心成立考古工作站。北京大学等高校都在历史系设立考古专业，后又成立独立的考古系。如此全面的考古机构和庞大的考古队伍，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考古学成就斐然。纵向上已由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再到夏商周青铜时代，战国秦汉铁器时代等，建立了完整系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横向上在黄河上下、长城内外、长江南北建立了各区域考古学文化。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推出一系列综合成果。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例，1961年出版《新中国的考古收获》，1984年出版《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2005年开始推出《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夏商卷”等共9卷，充分体现了中国考古学的“基础性、综合性、开创性、前瞻性”成就。 在考古理论与方法创新方面。苏秉琦等学者的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严文明等学者的考古学聚落形态理论等，都是在借鉴西方理论基础上，根据中国考古实际提出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学走出国门，与世界考古学接轨，在现代考古学理论基础上又发展出过程考古学理论、后过程考古学理论。 其次是古文字学的发展。大多数古文明研究都是通过对其古文字的释读取得突破进展的，如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成功释读“罗塞塔碑”上的埃及圣书体古文字，从而揭开了埃及古文明的谜团。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1899年，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与鉴定使中国古代信史的开端从西周提前到商代。从罗振玉、王国维开始，到董作宾、郭沫若、陈梦家，再到饶宗颐、李学勤等，通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甲骨学已成为一门系统的学问。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古文字学又发展出青铜铭文学、战国文字学、简牍帛书等分支。其中战国文字在文字发展史上有特殊意义。我国古文字从商代到西周是前后递邅相承、全国统一的，春秋时期，出现秦国用西土籀文，东土六国使用古文的分别。战国时期，东土文字又进一步分化，出现三晋、燕、齐、楚等不同体系。这就是《说文解字》所谓的“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统一全国后，东土六国古文字遂被废弃。其实，东土六国文字较多继承了商周古文字的特点，《说文解字》籀文保留的只是西土秦国文字。以《说文解字》保留的秦系文字，上溯商周古文字，是不够全面的。因此，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战国文字的进一步出土，李学勤等学者倡导全面系统研究战国文字，其目的是更好地认识从商代甲骨文到西周青铜铭文，再到春秋战国古文字，以及其后简帛文字的发展脉络。 其他几个文明古国创造的古文字都失传了，直到19世纪后才被释读出来。只有中国古文字不仅被释读了，而且一直延续使用至今。古文字在中华多部族文化交流融合过程中发挥了特殊的政治功能。对不同时代古文字的演变发展规律的认识，有利于我们对不同时代传世文献的考辨阅读，准确把握历史文化、宗教思想的变化过程。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相关学科的发展，为古史研究取得灿烂成就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从司马迁《史记》到司马光《资治通鉴》，到新中国成立前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再到20世纪60年代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90年代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21世纪初袁行霈、严文明等学者主编的《中华文明史》等，随着时代发展，学术界对中国古史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具体和全面。相信今后由国家组织国内外优秀学者，联合攻关，推出一套《新编中国通史》，体现新时代的史学最高水平，是完全可能、十分必要的。这可以为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供最系统、最全面的五千多年文明史依据，也可以让世界人民全面了解中华民族历史文化。 建立古史年代框架 司马迁《史记》作《十二诸侯年表》，将我国历史年代往前具体推排到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其又作《三代世表》，与《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互证互补，详列夏商周三代君王世系，但终究是有世无年。至于《五帝本纪》，只能大致给出时代框架。 司马迁之后不断有学者试图推定共和元年以前的年代，如汉代刘歆《三统历》《世经》，唐代一行《大衍历议》，宋代邵雍《皇极经世》。到了20世纪上半叶，一些学者利用甲骨文与青铜铭文推定商周王年。如董作宾《殷历谱》《殷商疑年》，陈梦家《西周年代考》等。古史年代学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考古学、古文字学的发展对年代学的讨论提供了可靠的实物基础；科技测年有了世界先进设备和技术；天文学有了可供巨量推算的软件；有关年代学的传世文献资料因为有了出土文字资料而可以做可信性研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在20世纪90年代领导组织实施了“夏商周断代工程”；21世纪初又实施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两个工程利用多学科的最新成果，组织不同学科专家综合研究。例如，关于西周年代学，设置“武王伐纣天象研究”“周原甲骨整理与年代测定”等16个课题。这种多学科、多专题相互配合，使得每个年代学的结论都有多角度、多线索的数据互撑。“夏商周断代工程”于2000年公布年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于2018年公布结论。中国学者建立起从五帝时代文明起源到夏商周古代早期文明发展总共三千余年的年代学框架，《史记》所载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年代学终于有了科学证明。 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年代学的建立，意义重大。过去，由于埃及古文明、两河流域古文明已有完整的年代学框架，而中国文明在公元前841年之前没有年代学标尺，西方学者不承认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现在，中国学者有力反驳了这一说法。更重要的是，埃及古文明、两河流域古文明等虽然在五千多年前都独立起源，但在发展了两千年左右之后，相当于中国的夏商周时期，却都先后中断了。唯有中华文明自独立起源之后从未中断，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唯一的。正是这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精神、民族思想、民族文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古史研究本土化趋势显著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学者对中华文明的认识获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这些进展在与西方文明的比较总结中，更显示出其独特性。 从文明起源的物质标志看。西方学者根据环地中海古代诸文明的起源发展状况，将人类先民使用不同的生产工具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做对应分期：旧石器时代为蒙昧社会，新石器时代为野蛮社会，青铜时代为文明早期的奴隶社会，铁器时代为文明中期的封建社会，蒸汽机时代为文明后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其中青铜时代被西方学者认定为文明起源的标志，但中国古代不是这样的。中国古代在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之间多了一个玉器时代。玉器时代约在公元前38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恰好是五帝时代中华文明起源阶段。之后的夏商西周三代，考古学上是青铜时代。到春秋战国时期出现铁器，秦汉以后便是考古学上的铁器时代。这些与古文献《越绝书》所载的在神农时代“以石为兵”、五帝时代“以玉为兵”、夏商西周三代“以铜为兵”、战国时代“作铁兵”的发展顺序相一致。可以肯定地说，环地中海古代诸文明起源于青铜时代，中华古文明则起源于玉器时代。 从文明起源的社会形态看。西方文明起源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原始氏族社会的血缘管理被文明社会的地缘管理取代了，如在希腊雅典、斯巴达等城市居住的都是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血缘的市民。而中国古代原始氏族社会的血缘管理到文明社会依然延续下来。中国虽然也出现了城市，但城内的氏族贵族与城外的氏族平民都属于同族同血缘。西方文明起源后，原始氏族社会的公共土地被分成小块归个体家庭所有，手工业、商贸业从农业中独立出来。土地、农产品以及手工业产品，作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交换。这样就出现了私有制，在私有制基础上出现了国家文明。而中国文明起源后，土地依然公有；手工业、畜牧业仍然附着在农业之下；所有产品在同一血缘氏族部落酋长贵族阶层领导下，按等级分配。 中华文明起源发展之后仍然有许多原始氏族社会的因素被延续发展。而西方文明社会出现之后，与原始社会的诸多因素出现分裂。侯外庐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标志，作东西文明比较，指出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起源“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而中华古文明起源“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做社稷”。因此，西方文明起源是新陈代谢，新的代替了旧的，侯外庐称其为“革命的路径”。中华文明起源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侯外庐称其为“维新的路径”。 事实表明，东西方文明确有许多不同。这使中国学者认识到，西方文明理论对中华古文明研究虽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作用，但不能套用。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有自己的规律，需要中国学者根据中国材料做出相应归纳，提出符合中国古史发展的概念、术语，建构中国的文明理论体系。中国学者在古史研究方面已经自觉体现了本土化倾向。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又一重大成就。重建中国古史，必须突破“西方理论中心论”的束缚。中国古史研究大有作为，前景灿烂。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