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摘 要:第15次玉帛之路(环太湖)文化考察活动对良渚文化的来龙去脉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为探索华夏文明提供了新视角。长江中下游是照叶树林文化带核心地区,良渚时代定居农业生活方式已然成熟,稻作农业、漆器、黑陶和玉器也已达到高峰。玉文化来自北方,到了良渚时代登峰造极。良渚文化衰落后长三角地区有钱山漾、广富林、马桥、湖熟等文化形态,但既少玉也缺铜,都不太可能是夏代的主流文化,但良渚文化应是夏代文化或华夏文明形成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良渚文化; 定居农业; 玉文化; 华夏文明 作者简介: 易华,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10),主要从事先秦民族史和考古人类学研究。 2012年冬天,笔者首次踏上了玉帛之路与青铜文化探索之路(1)。最近几年陆续参与了15次玉帛之路考察活动,获益匪浅。第15次玉帛之路(环太湖)文化考察活动以良渚文化遗址与文物为中心,一如既往探讨华夏文明形成之道。2019年4月8日从上海交通大学启程依次参观考察了上海青浦区崧泽遗址和福泉山遗址,江苏苏州太仓博物馆、绰墩遗址、草鞋山遗址、赵陵山遗址、苏州博物馆、东吴博物馆、木渎遗址、黄泗港遗址、张家港博物馆、东山村遗址、常州博物馆、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江南考古工作站,浙江湖州博物馆、德清博物馆、防风氏祠、良渚博物院、瑶山祭台与墓地、良渚遗址管理委员会、桐乡博物馆、嘉兴博物馆等,顺利完成了考察任务,对马家浜、崧泽与良渚文化有了感性认识,对良渚文化衰落之后钱山漾、广富林、马桥、湖熟等文化也有了初步了解。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稻作农业文化兴旺发达,良渚古国发展达到了顶峰;四千余年前夏代开始之际已经分崩离析,而大西北齐家文化正方兴未艾。 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博物馆所展示的东南崧泽文化相当于西北庙底沟文化。而福泉山遗址中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齐备,实属史前上海文化高地。昆山赵陵山遗址尚未充分发掘,但已经确认是良渚文化早期重要墓地,此处已有集体殉葬现象,多达19人。赵陵山是一座人工堆筑台状土山,有古河道环绕,是太湖地区典型土台型遗址,三次考古发掘2000平方米,上层为春秋时代遗存,中层为良渚文化,下层为崧泽文化。1992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3年被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苏州博物馆的馆藏几乎没有夏商文化遗物,验证了张照根关于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连续发展观点。苏州古城木渎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与苏州考古所联合考古队在此发掘了一批良渚文化玉器。刚刚荣获2018年十大考古新发现称号的黄四浦遗址,在唐代曾是瓷器转运中心。张家港的东山村遗址曾经轰动全国,东山村遗址中崧泽文化邦主拥有五把石戉或玉戉,严文明先生称之为崧泽王;而同一遗址中马家浜文化大墓墓主胸戴五件玉璜,与之形成鲜明对照。 常州博物馆所藏出土良渚文化玉器,与齐家文化玉器有不少相似的线索,西北与江南似乎并不遥远。南京博物院的展品展示江苏新石器时代文化相当繁荣,并在良渚时代达到了顶峰,其中花厅遗址同时存在南北两种不同文化类型,被称之为“文化两合现象”,为认识不同文化交流模式提供了例证。常州武进寺墩遗址M3尤其震撼:百余件玉琮、玉璧、玉戉集于一墓,创造了良渚文化墓葬出土玉器数量之最。湖州博物馆的长兴赋主题展形象生动地展示了马家浜、崧泽、良渚、钱山漾、马桥五种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但距今4200—3800年的夏代初期仍是空白。钱山漾遗址出土的丝绸、德清发现的原始青瓷窑址和陆羽在此写作《茶经》,说明湖州可能是中国三大特色文化丝、瓷、茶起源地。 第15次玉帛之路(环太湖)文化考察活动,使笔者对良渚文化来龙去脉有了感性认识,为探索华夏文明提供新视角。现在可以初步认定定居农业文化源自东南,玉文化来自北方,在良渚时代已登峰造极。良渚文化衰落后的长三角地区有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或马桥文化、湖熟文化,既少玉也缺铜,都不太可能是夏代主流文化,但良渚文化是夏代文化或华夏文明形成的重要基础。 一、定居农业文化源自东南 长江中下游是照叶树林文化带核心地区,良渚时代定居农业生活方式已成熟,稻作农业、漆器、黑陶和玉器发展均已达到高峰。良渚遗址群出土了数以吨计的碳化稻谷,加上石犁、镶玉漆木器、黑陶和微雕玉琮等,都是空前重大的发现。 水稻一般分成两个亚种日本稻(oryza sativa japonica)和印度稻(oryza sativa indica),中国分别称之为粳稻和籼稻。粳稻源于多年生野生稻(oryza rufipogon),籼稻源于一年生野生稻(oryza nivara)[1]。多年生野生稻广泛分布于长江流域,早于河姆渡文化的稻作遗存不断发现,表明长江流域先民大约在一万年前就开始驯化稻。江西万年县的吊桶环遗址、仙人洞遗址和湖南道县的玉蟾岩遗址出土稻谷年代均超过一万年[2]。目前公认的栽培水稻见于约八千年前的贾湖遗址,人骨同位素分析表明稻谷已成为贾湖人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3]。河姆渡、马家浜、崧泽文化时期稻作已初具规模,奠定了水田稻作的基本模式。良渚时代稻作农业生产规模大、产量高,稻米成为唯一主食。这种湿地稻作农业有别于黄河流域黍粟旱作农业,也异于西方麦作农业,是良渚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 从良渚文化时期流行的石犁或破土器,一直到唐代流行的江东犁,中间有三千年考古文物空白。茅山遗址居住区发现组合石犁长58厘米,宽38厘米;庄桥坟遗址所出者还保留木犁座,总长达106厘米。良渚石犁的出现空前绝后昙花一现,其功能和用法还没有确解。徐中舒认为中国牛耕不早于战国,系统考述了耒耜形制、古代耕作状况和汉代牛耕推广[4]。耒耜是人力工具,犁是复合农具或农业机械。东亚最早整地工具耒或耜是中国历史上的标志性农具,先是木耒,后有木耜,稍后又发明了石耜和骨耜[5]。目前发现早期骨耜最多的地方是距今7000年左右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和罗家角遗址[6]。《韩非子·五蠹篇》:“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耒耜是三代主要农具,一直到春秋战国时代耒耜仍是东亚农民必备生产工具。《管子·海王》记载:“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 在良渚时代猪是主要家畜,还没有黄牛、羊、马。养猪是东亚定居农业生活传统,无“豕”不成“家”。在东亚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遗址中几乎均有猪骨出土。猪是东亚新石器时代六畜之首,猪骨和玉器一样是东亚新石器时代最宝贵的陪葬物品。通过来自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的567只家猪和155只野猪mtDNA研究表明东亚家猪和野猪可追溯到同一世系D;根据系统发育地理图可推断湄公河流域是驯化中心,然后分别向西北和东北方向扩散[7]。跨湖桥遗址出土动物骨骼部分被确认为家猪,也是中国最早家猪实例之一[8]。良渚时代养猪成风,猪亦是良渚先民主要肉食来源。卞家山遗址共出土动物骨骼2058件,可辨识动物骨骼中猪数量最多,共1526件,占总数74%。良渚文化时期家猪已成为人们主要肉食来源,但也狩猎鹿和野猪[9]。 良渚遗址是一座水城,舟船是常用交通工具和捕鱼采集装备。独木舟和独木棺的出土表明良渚人与舟生死相依。余杭茅山遗址良渚文化层出土长7.35米,宽0.45米的独木舟是国内考古发现最长的完整史前独木舟。上万块一吨左右的城墙垫脚石来自城北大遮山南坡和城南大雄山北坡,考古队用20根竹子拼成双筏,可以撑得起一吨重石头。东亚紧靠太平洋,以栰、舟为象征的海洋文化是东亚基层文化[10]。目前东亚最早的独木舟见于约8000年前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显然不是原始独木舟。“岛夷”“百越”善于用舟。《淮南子·主术训》:“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舲舟而浮于江湖。” 漆树是照叶树林文化带的标志性植物,应用大漆是东亚文明的特色之一。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漆器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地区,黄河流域仅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有发现。浙江杭州萧山区跨湖桥遗址出土木胎漆弓距今约8000年,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漆木碗和田螺山遗址出土的漆绘木蝶形器距今约7000年。浙江余杭反山、瑶山出土漆器上嵌玉,配朱漆彩绘,是我国漆器和玉器工艺相结合的早期例证。夏代漆器应该是继承良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漆文化的结果,考古发现主要见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墓葬,以生活用具为主,器形有觚、匣、豆、盒、钵、匕、勺、瓢状器等,还有漆鼓和漆棺等。漆器上髹红、黑、褐、白四色漆,出现了镶嵌绿松石、蚌片、螺片的漆器[11]。 1958年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发现的良渚文化丝织品说明东亚约4000年前就有了养蚕和丝绸生产[12]。最近钱山漾遗址又有丝绸出土,提供了新证据[13]。1978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带有编织纹和蚕纹图案的牙雕盅形器以及麻线、纺轮和原始织机零件,均可以作为丝绸生产的佐证[14]。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丝绸遗迹遗物集中于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后来扩大到中游以两湖为中心,最后才到上游四川一带[15]。山西夏县西阴村1926年出土的半个蚕茧可能属于仰韶文化(2)。中国丝织与养蚕技术出现是相继发生的,丝织大概起源于河姆渡文化,养蚕成熟于仰韶文化、良渚文化[16]。有人主张家蚕起源于黄河流域,泰山周围的夷人可能是最早利用蚕丝和驯养家蚕的[17]。黄河中下游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可能都是蚕丝生产的起源地。家蚕(Bombyx mori L.)由野桑蚕(Bombyx mandarina)驯化而来[18],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对11个地区的野桑蚕和25个家蚕品种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家蚕起源于中国野桑蚕[19]。蚕、桑、丝绸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系列发明[20]。种桑、养蚕、缫丝、纺织、刺绣是十分复杂的技术活动。新石器时代的丝绸和玉是经常被相提并论的礼仪用品。安阳殷墟出土过形态逼真的玉蚕,武官村发现的戈援上残留着绢或帛,而甲骨文中已有蚕、桑、丝、帛等文字[21]。 从上山到良渚五千余年,江南定居农业生活方式已经成熟。崧泽文化出现了大型石犁和石镰等,代表性陶器则是“鼎、豆、壶”组合。种植水稻、开凿水井、驯养家畜、制造陶器、建造房屋的定居农业文化生活方式还可以经过马家浜、河姆渡、跨湖桥文化追溯到一万年前的上山文化。上山遗址是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11000—9000年。上山遗址发现了不同形式的灰坑、灰沟、建筑遗迹,陶胎中普遍发现了稻壳、稻叶及稻茎,说明已经进入定居农业生活阶段。长三角地区最著名的考古遗址,如良渚遗址、崧泽遗址、马家浜遗址、河姆渡遗址、跨湖桥遗址、上山遗址,构成了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定居农业生活方式日益成熟,良渚时代达到了史前定居稻作文化的高峰。 二、良渚玉文化来自北方 玉被认为是东亚文明的第一块基石。杨伯达将中国玉文化分为东夷玉文化、淮夷玉文化和东越玉文化三大板块,揭示了玉与夷越的特殊关系[22]。邓聪系统地考察全球玉器之后指出人类历史上欧洲、北非、西亚和南亚奉黄金为尊,东亚蒙古人种以玉为极品,玉、金两者分别为东西方人类物质文化的最高代表[23]。玉玦分布最广,可能起源于东亚北部,向南扩散到越南,向东流传到日本;北纬60°到南纬10°、东经80°至150°的范围内均有玉玦分布[24]。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中出现了玉玦,标志着东北的玉文化传播到了东南地区。玉文化深深扎根东亚大地,但东北亚才是玉文化的起源地[25]。俄罗斯远东地区特别是贝加尔湖附近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玉器,个别甚至可以追溯到约20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26]。东亚大约5000年前就已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的鼎盛时期,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和良渚文化的玉琮可以作为东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象征。先有玦璧环源自东北,后有璜戉琮兴起于东南,璧琮戉璜是良渚文化代表性玉器,在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承前启后。从玉器的加工技术角度亦可看出从东北到东南传播的大趋势:线切割和片切割技术均来自东北亚,仅微刻工艺是良渚的独创[27],例如凌家滩玉人双腿之间的空隙以线搜而成,良渚文化出现复杂纹样的线搜玉器不是偶然。 玉玦、玉璧、玉璜或玉环、玉镯均可象征升天或通灵;琮的出现更晚也更复杂,具有更丰富的内涵。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蝶形器”与半圆形玉璜接近,崧泽文化至良渚文化的璜在墓葬中彰显着性别和身份地位[28]。潜山薛家岗出土的三件璜形玉器,扁平半圆近似蝶状,均以尖状弧突为中心,这类“人”字形玉器也见于凌家滩,与瑶山璜有联系[29]。璜源起长江流域,在马家浜文化至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和良渚文化中流行。进入良渚时代,体现男性威权的戉地位彰显,琮成核心玉器,璜退居次要地位。 斧、戉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生产工具,穿孔石戉在东亚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中很流行,在薛家岗文化、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中尤其盛行。良渚文化的墓葬中大都有石戉出土,余杭横山M2墓内随葬玉石戉133件。戉、钺功能有所不同,三代铜钺是实战兵器或军权象征,新石器时代的石戉和玉戉更可能是工具或礼器,商纣王封周文王为西伯,赐他“弓矢斧钺,使得征伐”,周武王指挥牧野之战“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西周重器“虢季子白”青铜盘内壁铭文:“赐用钺,用征蛮方。” 玉璧是一种圆形有孔玉器,《说文》释璧“瑞玉,圆器也”。玉璧出现于红山文化时期,成熟于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战国两汉时代登峰造极,一直流传至今,玉璧可以追根溯源到贝加尔湖畔马尔他文化(Mal'ta–Buret'culture)的三角璧形器[30]。红山文化的玉璧有圆有方,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玉璧有精粗之别,已进入成熟阶段。反山遗址M20出土玉璧42件,M23则出土54件。玉璧源自上古先民的太阳崇拜,亦有人认为源自纺轮或环形石斧,其功能和作用因时而异。玉璧可祭天、祭神、祭山川河海,是身份标志,亦可作为财富象征。新石器时代的玉壁以素璧为主,尺寸较大,厚薄不匀,不够规整。二里头文化中并未发现玉璧,商代流行的有领璧多饰弦纹,春秋战国至汉代玉璧为云纹、谷纹、蒲纹,间或有螭纹。1983年广州南越王汉墓出土了一件玉璧,直径达54厘米。《荀子·大略》载:“问士以璧,召人以瑗,绝人以玦,反绝以环。” 琮是良渚文化复杂礼仪系统中最重要的器物。良渚文化时期出土的玉琮见诸报道有148件,其中江苏的80件分别出于9个遗址,浙江的57件分属10个遗址,上海的11件均出于福泉山遗址。江浙两省所属县博物馆所藏的出土玉琮加起来,其数量应在200件以内[31]。张陵山遗址M4和赵陵山遗址M77出土的琮被认为是初始阶段的玉琮。张陵山琮高3.4厘米、射径10厘米、孔径8.2厘米,玉质晶莹呈黄绿色,四面各饰一组兽面纹,称之为镯式琮。赵陵山琮外方内圆素面,高3.44厘米、长8.3厘米、宽8.5厘米、孔径6.9厘米,黄斑绿玉。镯式琮在良渚文化中并非主流,但张陵山玉琮上的兽面到瑶山M7:55的兽面,再到殷墟玉器的兽面,一脉相承。赵陵山方体琮放置在右手边上,原位可能是墓主裆下,墓主又是最高男性首领,王仁湘推断原始玉琮是“宗函”。张陵山遗址M4和瑶山遗址M9均是良渚文化早期的显贵大墓。方向明把瑶山M9琮共存小琮(琮式管)认作最早琮,具备了大琮发展的基本形制:四方柱体,外壁弧凸,小射孔,复式节面,节面雕琢简约神像。因此,良渚文化从一开始琮就设计好了[32]。反山遗址M12处于南列男性墓中心位置:有琮6件及璧、钺、半圆形冠饰一组4件,三叉形器及玉管,锥形饰一组9件,玉梳背1件,4件器物上装饰了20个神徽。反山墓地所出4组半圆形饰中只有M12使用神徽图案。反山北列墓M22不出琮,被认为是女性墓,出土了除M12以外唯一饰有神徽的器物。两位墓主应该是最高等级夫妇。 玉琮是良渚文化的标志性器物,有可能源自薛家岗文化。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发现小型玉琮两件,高2.1厘米,两角射径1.6厘米,内圆外方,四面各有一垂直凹槽,分为上下两节,两端各有一切去四方角而成圆环形口,鸡骨白色,其特征与良渚文化玉琮类似。太湖西北角常州寺墩遗址M3墓主是20岁左右青年男子,随葬33件多节玉琮,是良渚文化晚期的典型墓葬。国家博物馆十九节良渚文化琮高49.7厘米;大英博物馆十九节良渚文化琮高49.5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十七节良渚文化琮高47.2厘米,重5.85公斤,意味着良渚古国崩溃之后,良渚文化仍延续或发展了一段时间。三代最精美的玉琮是西北齐家文化静宁七宝之一青玉琮和西南金沙遗址的黄玉琮。 夏代最著名玉器不是戉,也不是琮璧,而是“夏后氏之璜”或“禹锡玄圭”。《山海经·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在大运山北。”《淮南子》四次提到夏后氏之璜:“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匮而藏之,宝之至也。”《尚书·禹贡》:“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考古发现夏代中国最重要玉器是牙璋[33]。 三、玉帛古国还是干戈王国 良渚文化时代贫富分化明显,似乎已有战争迹象,但男女依然相对平等。战争踪迹见于花厅遗址、蒋庄遗址,良渚古城亦有迹象,但没有发现武土墓和实战兵器。花厅、赵陵山、福泉山等遗址已有殉葬现象,但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遗址的王室贵族墓地反而没有,说明殉葬是良渚时代的偶然现象,还没有形成制度。 花厅遗址位于江苏徐州新沂马陵山丘陵地带,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大型遗址,北区10座南北向排列的大墓随葬品丰富,其中8座大墓发现了中国早期人殉实证。人殉人祭是原始祭祀文化极端形式,并不等于有战争。花厅遗址出土的陶器和玉器具有两种不同文化风格,反映出海岱和太湖两大文化区间有人员与物质文化的交流和共同的原始宗教信仰。蒋庄墓地是长江以北首次发现随葬琮、璧高等级玉器的良渚文化墓地:共清理墓葬280座,涵盖良渚文化早中晚期,葬式葬俗丰富多样,是良渚文化迄今为止发现骨骸最丰富的墓地。发掘者认为江淮之间自东向西依次有海安青墩遗址、蒋庄遗址、阜宁陆庄遗址、涟水三里墩遗址、淮安金湖夹沟遗址、安徽定远山根许遗址,均出土有琮璧以及其他良渚文化的玉器、陶器,显示出良渚文化在长江以北的江淮地区存在着一条宽阔战略缓冲地带。墓地中出现的无首、独臂、无掌或首身分离以及随葬头颅的现象与战争或戍边相关,可能是捍卫良渚王国的英雄。墓中尸骨完整保存实为罕见现象,缺臂少腿无头乃是常事。江南地区尸骨保存尤其不易,骨骼缺失不是战争存在的证据,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大型墓地骨骼能保持完好无损。斧戉是生产工具或礼器,并非兵器。崧泽遗址和绰墩遗址发掘显示崧泽文化时期有墓中女性陪葬纺轮,男性陪葬石戉的现象,表明男耕女织生活方式已成定式。石斧、石戉是开荒辟地的生产工具,亦是木器加工工具或制造工具的工具。旧石器时代流传手斧,新石器时代才发明穿孔装柄的斧,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农耕生产和独木舟、家具、棺材等器物的加工离不开斧戉。良渚文化遗址中还未发现真正的兵器干戈,也不太可能发现武士墓。 良渚文化时代还是以祭祀为中心的社会,即使有暴力或战斗也是小规模偶发事件。全民尚神崇鬼,还没有出现全民皆兵的状况。祭祀是新石器时代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祖先崇拜则是东亚文化的传统[34]。玉器可以作为工具或装饰品,但在新石器时代其主要功能是祭祀礼器。原始宗教与祭祀在王权与国家形成过程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35]。红山文化中庞大的宗教祭祀遗迹、良渚文化的玉器以及祭祀遗迹、陶寺遗址出土的龙盘以及商代神权政治,都可以说明宗教祭祀的神圣作用。 “玉帛古国”时代“有祀无戎”[36]。红山文化、良渚文化有专业祭祀队伍,率民以祀神,唯祀为大。史前先民与其说是政治动物,还不如说是宗教动物(3)。他们祭祀是出于对天、地或宇宙、自然的敬畏,或为了生殖、丰收和安康。玉帛古国有祀无戎是可能的。《庄子·盗跖》云:“神农之世……无有相害之心,以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商君书·画策》叙述更为具体:“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仪,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他们仍然生活在男女相对平等、人神和平共处的状态。只有进入所谓“文明”社会之后,自我中心主义日益严重,人类才能发动有规模的战争。 距今5000年左右中国南北交汇产生的坛、庙、冢和东西交汇产生的鼎、豆、壶等固定组合,都与礼制有关。从仰韶文化的彩陶到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玉器都可能是通神工具。良渚文化大墓也基本上唯玉为葬,规模并没有明显超过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大墓,也没有超越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大墓。大汶口遗址M10长4.2米、宽3.2米、深0.36米,墓主为50—55岁的女性,随葬品摆放极为规律,墓穴内除了墓主身上佩戴及手执的器物,以及棺椁间各一对象牙雕筒和漆器之外,所见随葬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食器和猪骨,另一类就是饮器。瑶山既是祭坛也是贵族墓葬:南排居中7号墓和北排11号墓出土遗物最多,分别被推定为良渚国王和王后墓,王后墓规模还略大于国王墓。大汶口—良渚文化时代男女仍然相对平等,尚未进入干戈王国的父系男权社会。 刘斌等将良渚称之为神王之国,良渚文化核心分布区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与古埃及、苏美尔、哈拉帕等文明发源地均大致处于北纬30°附近。经过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发展到良渚文化迎来了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第一个高潮。良渚文明是中国距今5000年最为耀眼和突出的区域文明,是土筑文明,又是水利文明,高度发达的玉器系统在同时期的世界可谓独树一帜,水稻作为唯一主食又揭示出良渚文明的稻作文明属性[37]。莫角山遗址是人工堆筑土台,东西长670米、南北宽约450米、高达10米,其上又加筑3座较小土台,体积约300万立方米,是已知东亚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土木工程。反山遗址12号墓出土的“玉琮王”高8.8厘米、射径17.1-17.6厘米、孔径4.9厘米,重约6500克,内圆外方,雕刻了8个神人兽面纹,体现了东亚非金属时代最高工艺水平,据推测使用了更硬的宝石或钻石[38]。良渚遗址群包括宫殿、祭坛、墓地、城址、村落、水坝等各类文化遗存,以琮、戉、璧为主的玉器组合规整,社会分层明显,说明已进入了复杂社会[39]。良渚文化分布区内的祭坛形制一致,表明礼已经趋于制度化。瑶山遗址祭坛呈方形,从里向外为红土台、灰土围沟和砾石台,外围边长约20米,祭坛上有大墓,可能是祭祀先祖、土地神的场所。红山文化的玉人(神人像)和良渚文化的神徽(神人兽面纹)很可能是祖先崇拜的体现。1958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了东亚最早的丝织物。良渚遗址是名符其实的“玉帛古国”遗址。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其中最有可能的古国是“良渚”。良渚文化不止一个古国,而是先后或同时并存多个古国。琮是良渚文化聚落等级和规模标识,也是划分聚落集群的重要依据。中村慎一曾根据“当时被视作至高重器的玉琮的出土地点”将良渚文化遗址划分为八个集群:良渚遗址群、桐乡—海宁遗址群、临平遗址群、德清遗址群、海盐—平湖遗址群、吴县—昆山遗址群、青浦遗址群和常州遗址群[40]。常州遗址群寺墩遗址位于江苏武进县,面积约90万平方米,是良渚文化晚期的大型中心遗址。遗址中心是圆形祭坛,周围是墓地,外围是住地,四周有围沟。墓地东南部发现了四座大墓,其中第三号墓随葬100多件器物,包括24件玉璧和33件玉琮,是良渚文化随葬玉琮最多的一座墓葬,这些玉器在材质、制作工艺上与良渚遗址玉器有所不同,可能是本地制造。寺墩遗址作为太湖以北的良渚文化中心,是另一个“玉帛古国”遗存。 礼制是中国早期社会秩序的主要支柱,是人本传统、祖先崇拜的综合体现,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大特征[41],因此中华文明被称作礼乐文明。古代中国的礼是一个完备的文化体系,构成了夏、商、周三代以来礼乐文明之主体,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中已经生根发芽。 四、良渚文化与华夏文明 司马迁读千卷书行万里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六国年表总结秦与魏、韩、赵、楚、燕、齐兴亡云:“……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司马迁注意到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现象,既是夏、商、周、秦、汉五代兴亡历史总结,也是逻辑归纳的结果。他认为是历史大势所趋,“天所助矣”。实际上东亚进入青铜时代时,也是玉帛古国进入干戈玉国的时代,传统礼乐文化与青铜游牧文化结合形成了复合文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金戈铁马是战略武器,自三代至秦汉,西北的青铜游牧文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炎黄蚩尤与尧舜禹神话传说被司马迁糅合成一个体系,创作了五帝本纪。夏、商、周、秦、汉重演“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经济文化基础厚实的东南是玉帛古国礼仪之邦,西北号称虎狼之国则以政治军事取胜建立了干戈王国。 启是西羌大禹与东夷涂山氏之子,以干戈立国,《夏书·甘誓》是启讨伐有扈氏时发布的战争动员令,甘之战巩固了夏代统治,确立了父子继承制,也标志着东亚进入了父系男权时代。《史记集解》马融曰:“甘,有扈氏南郊地名。”《史记索隐》又云:“夏启所伐,鄠南有甘亭。”《后汉书·郡国志》云:“鄠县属右扶风,有甘亭。”《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夏时期全图”将有扈氏标注于西安附近[42]5-6。“大战于甘”已公认发生在今陕西户县西南甘峪和甘亭一带,正是齐家文化或客省庄二期文化分布区。其实《世本》有“有扈姒姓”,与夏启同姓。《国语·周语下》:“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史记·夏本纪》载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等。《说文解字·女部》:“姓,人所生也,从女、生,生亦声。”这说明姓来自母系而不是父系[43]26-28。由此可见夏代之前从母,夏代开始从父,父系父权正是由夏代开始巩固成制度。 良渚文化年代上早于夏商周,相当于虞朝。《礼记》云:“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左传》《国语》有虞夏商周四代连称,《韩非子》有“虞夏两千年”。《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八辑收录8篇战国佚籍,其中《虞夏殷周之治》论述虞、夏、商、周四代礼乐特点,阐发崇俭戒奢治国思想。大型水利工程遗迹是良渚遗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虞是尧舜时代,大型水坝还是以堵为主,可能是大禹父辈鲧所作所为。良渚文化早于夏代,是先夏文化。防风氏与大禹神话传说有历史影子。禹兴于西羌,会盟涂山,崩于会稽。环太湖地区夏代文化遗址稀缺。钱山漾、广富林、马桥、湖熟文化欠发达,到商周才开始重新繁荣。良渚文化在距今4300—4000年消亡,后续文化缺玉少铜,不可能是夏代主流文化。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在良渚、龙山、齐家文化时代传播到了黄河流域,甘肃的庆阳和天水地区发现了4000年前稻作遗存。良渚玉文化顺着长江流域西传到了四川盆地,亦可经淮河流域进入黄河流域。长三角的琮、璧、戉、璜组合进入中原,加上龙山文化的圭、璋,演变成齐家文化或石峁的玉礼器体系:《周礼》“六器”中的五器琮、璧、圭、璋、璜齐备。良渚文化玉器对龙山时代诸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分布范围达大半个中国。齐家文化不仅继承了璧、琮、璜,样式亦更丰富,出现了金(铜)玉(绿松石)镶嵌璜。齐家文化全面继承了良渚玉文化,而玉文化传统正是华夏文明特色。 伦福儒和刘斌认为有三个因素可促使人们去重新评估良渚作为早期国家社会代表的历史地位:首先是良渚古城规模,包括内城和外城;其次是根据墓葬材料所得出的社会等级划分,精美玉器基本都出土于贵族墓葬中;最后是公共工程规模,包括莫角山土台,以及用来控制季风性山洪的高坝和低坝系统。良渚古城在规模和复杂性上超过酋邦社会,符合戈登·柴尔德提出的城市革命标准。相比于同时期英国巨石阵以及更早出土了精美饰物的瓦尔纳墓地,良渚社会组织都更为复杂[44]。我们也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论证良渚文化与社会还没有复杂到进入了王国时代。首先,良渚没有发现文字与青铜,尽管陶器或其他人工制品上发现了刻画符号,还没有成组符号可以确认为书写系统。其次,没有发现小麦和马、羊、黄牛,水稻与猪为主的经济体系还是比较单纯。五谷丰登、早涝保收、六畜兴旺、猪肥马壮才是复合经济体系。再次,虽有贫富分化、贵贱之分,但男女依然相对平等,没有进入父系男权社会,也没有进入多民族社会。最后,祭祀明显重于战争,证明良渚是玉帛古国(神权王国),还不是戎与祀并重的干戈王国。因此良渚文化证明东亚进入了玉帛古国时代,以石峁遗址为代表的齐家文化才进入干戈王国时代,也就是进入夏商周三代和青铜时代的世界体系[45]。良渚文化是华夏文明的基础或源头之一,是静脉或母亲;华夏文明之父或动脉来自西北的青铜游牧文化,齐家文化才符合夏代的时空、社会状况与文化性质。 注释 1 第1、2次玉帛之路考察活动形成的研究成果参见叶舒宪、古方主编:《玉成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探源》,中华书局2015年版。朱乃诚等主编:《2015中国·广河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6年版。易华:《齐家华夏说》,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2 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1927年版。夏鼐认为蚕茧大概是后世混入的东西。日本学者布目顺郎对蚕茧作了复原研究,推断是桑蟥茧;但池田宪司认为是家蚕茧。 3 Robin Clarke and Geoffrey Hindley:The Challenge of the Primitives,London,1975年版,第四章中将亚里士多德“人为政治动物”修正为“人是宗教动物”,他们发现仪式与宗教行为在原始人生活中是必要的,它们具有调节人与自然、整合人与社会的作用。 参考文献 [1]Sato Y.Origin of Rice and Rice Cultivation based on DNA Analysis,Tokyo:NHK Books. [2]Zhao Zhijun.The middle Yangtze region in China is one place where rice was domesticated:phytolith evidence from the Diaotonghuan Cave,Northern Jiangxi,Antiquity,72,1998. [3]Hu Yaowu et al.Stable isotopic analysis of human bones from Jiahu site,Henan,China:implications for the transition to agriculture,1319-1330,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33(9),2006. [4] 徐中舒.耒耜考[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二本一分.1930. [5] 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M].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6]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78(1):39-94. [7]Gui-sheng Wu,et al.Population phylogenomic analysis of mitochondrial DNA in wild boars and domestic pigs revealed multiple domestication events in East Asia,Genome Biology 2007,8:R245. [8]袁靖.动物研究[M]//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9]兰廷成,赵大川.钱塘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驯猪研究: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及良渚文化篇[J].猪业科学,2019(5). [10] 凌纯声.太平洋上的中国远古文化[M]//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 [11] 洪石.山西省考古研究所2019年度系列学术讲座第一讲:中国古代漆器.2019年3月13日。 [12]周匡明.钱山漾残绢片出土的启示[J].文物,1980(1):74-77;徐辉等.对钱山漾出土丝织品的验证[J].丝绸,1981(2):43-45. [13]周颖.丝之源:湖州钱山漾[J].丝绸,2006(6):49-50. [14]周匡明.养蚕起源问题的研究[J].农业考古,1982(1):133-138. [15]刘兴林,范金民.长江丝绸文化[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16]卫斯.中国丝织技术起始时代初探:兼论中国养蚕起始时代问题[J].浙江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3(3):26-32. [17]华德公.从史籍看东夷人最早利用蚕丝和驯养家蚕[J].浙江丝绸工学院学报,1993(3):59-63. [18] 蒋猷龙.家蚕的起源和分化[M].南京:江苏科技出版社,1982。 [19]鲁成等.中国野桑蚕和家蚕的分子系统学研究[J].中国农业科学,2002(2):94-101. [20]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J].考古,1972(2):12-27. [21]胡厚宣.殷代的蚕桑和丝织[J].文物,1972(11):2-7. [22]杨伯达.历史悠久而又永葆生机的中国玉文化[M]//巫玉之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3] 邓聪.蒙古人种及玉器文化[M]//邓聪.东亚玉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 [24]邓聪.东亚玦饰四题[J].文物,2000(2):35-45.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玉器起源探索[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中心,2008. [26] Sergei A.Komissarov.The Ancient Jades of Asia in the Light of Investigation by the Russian Archaeologists[M]//邓聪.东亚玉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 [27] 邓聪,曹锦炎.良渚玉工[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2015. [28]陈淳,孔德贞.玉璜与性别考古学的关系[N].中国文物报,2004-07-09;陈淳,孔德贞.性别考古与玉璜的社会学观察[J].考古与文物,2006(4):31-37. [29] 朔知.初识薛家岗与良渚的文化交流:兼论皖江通道与太湖南道问题[M]//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30] 邓聪.上海交通大学讲演“最早玉石之路”.2019年4月7日. [31] 赵晔.良渚玉琮再探[M]//杨晶,蒋卫东.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五.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32] 方向明.良渚文化琮:神权中的天地宇宙观“.浙江考古”公众号,2018-09-23。 [33] 邓聪.牙璋与国家起源[M].北京:中华书局,2018. [34]Liu Li.Ancestor Worship:An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Ritual Activities in Neolithic North China,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vol.2,no.1,129-164,2000. [35] 王震中.祭祀、战争与国家[J].中国史研究,1993(3);王巍.论原始宗教与祭祀在王权与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M]//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2期.2001. [36] 易华.红山文化定居农业生活方式[M]//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37]刘斌,王宁远,陈明辉,朱叶菲.良渚:神王之国[J].中国文化遗产,2017(3):4-21;朱雪菲.神王之国:良渚古城遗址[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 [38]Lu P.J.et al:The Earliest Use of Corundum and Diamond in Prehistoric China,Archaeometry 47,1-12,2005. [39]李绍连.从反山墓地和瑶山祭坛论良渚文化的社会性质[J].中原文物,1992(3):78-82. [40] 中村慎一,等.良渚文化的遗址群[M]//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第2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41]邵望平.礼制:中国古代文明的一大特征[J].文史哲,2004(1):13-14. [42]谭其骧.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 [43]杨希枚.杨希枚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44]科林·伦福儒,刘斌.中国复杂社会的出现:以良渚为例.陈明辉,朱叶菲,宋姝,姬翔,连蕙茹,译“.浙江考古”公众号,2018-09-11. [45]易华.从玉帛古国到干戈王“國”[J].甘肃社会科学,2017(6):62-6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