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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夏季，我利用暑假假期前往蒙古国做一次短期旅行，实地踏查我的论文研究的地域——漠北地区。由于我的研究方向是唐朝与北方草原民族关系史，因此本次旅行的主要目的，就是寻访蒙古高原上与唐朝有关的遗迹。 哈喇巴拉嘎斯出土了唐朝玉册 以一个外人的眼光来看，蒙古国境内的公路交通还算不上便捷。寻访遗迹时，多半时间都要开车在草原上狂奔；桥梁也极少，有时面对河对岸近在咫尺的遗址，却只能望而兴叹。如果没有当地人带领，很难找到散布在辽阔草原深处的遗迹。因此我们提前联系好了蒙古国考古研究所的学者巴图宝力道，由他带领我们前往寻访。 玉册是我国古代册书的一种，形式模仿简牍，册文直接镌刻在编联成册的大理石或汉白玉册条之上。唐代的玉册，多为皇帝封禅、告祭、随葬和册命所用。《唐六典》记载，册书“立后建嫡，封树藩屏，宠命尊贤，临轩备礼则用之”，表明唐封册皇太子、后妃、亲王、贵臣及外蕃用玉制的册书。于是，玉册无疑是检视唐朝与周边部族关系的珍贵物证。 此前，我曾与导师李锦绣前往俄罗斯哈卡斯共和国阿巴坎市，调查唐咸通七年（公元866年）封黠戛斯可汗的玉册。此次旅行路上，我向巴图提起这段经历。出乎意料的是，这提醒了巴图。他告诉我，回鹘都城哈喇巴拉嘎斯遗址好像也发现有类似文物。我当时就预感，这其中应该会有新发现。 8月18日，我们到达哈拉和林附近的回鹘都城哈喇巴拉嘎斯遗址，感谢巴图已联系好正在这里进行发掘的考古学家。这个遗址由蒙古国-德国联合考古队负责发掘。考古队员已在此辛勤工作了数年。 新出土的玉册，是在城东南角高台上的水井中被发现的。早在10年前，该遗址北部的宫殿-寺庙建筑群中，就曾发现过一枚断裂的玉册残片，残片上有3个字，只能清晰识别出一个汉字“云”。由于传递出来的信息量太少，因此这枚残片没有受到关注。但这次可不一样，水井中出土了大量玉册残片。看到的第一片玉册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上面有汉字“于天下气无”；其余残片还有疑似唐年号“宝历元年”、代表回鹘可汗的尊号“没密施”等字。这应该是与回鹘可汗有关的玉册！我抑制住激动的心情，记录下玉册上的部分文字；征得考古队专家同意后，第一时间发回给我远在北京的导师，大家就在现场开始研究起来。 玉册文笔出自白居易？ 仅仅过了几个小时，来自北京的回复就初步判定了玉册的内容：这是用于册封的玉册，而非随葬的祭文哀册。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看到的玉册残简上的中文文字，居然可以对应由大诗人白居易撰文的《册回鹘可汗加号文》。在传世文献中，这篇册文被留存下来。《白居易集》中就录有此册文的完整文字，开篇写道：“维长庆元年岁次辛丑某月朔某日，皇帝若曰：北方之强，代有君长，作殿玄朔，宾于皇唐。粤我祖宗，锡乃婚媾，五圣六纪，二邦一家，此无北伐之师，彼无南牧之马，兵匣锋刃，使长子孙，叶德保和，以至今日。”玉册上的汉字，能够对应的是文中的词句“声有闻于天下，气无敌于荒外”。我们看到的玉册残片，本来文字竟如此豪迈！这个唐代大文豪的手笔果然名不虚传！ 不过根据唐朝制度，玉册的撰文者与书写者往往不是同一人，而是另有专门的书手书写，并由刻玉册人负责镌字。因此玉册上的笔迹，应该不是白居易的书法。 但是，我们看到的“宝历元年”残片文字，却没在白居易文中出现。专家分析，是否我们看到的这批东西，源于多个玉册？ 巴图很快联系上考古学家，确定玉册上的笔迹并不相同。唐代史书记载，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回鹘崇德可汗卒，弟曷萨特勤立”。也就是说，这批玉册，可能是分属两个可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崇德可汗因“声有闻于天下，气无敌于荒外”而被进册加号毗伽可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唐又“册回鹘曷萨特勤为爱登里啰汩没密施合毗伽昭礼可汗”。 写有“宝历元年”的那片玉册，可能就是唐封第一片玉册主之弟曷萨特勤为可汗的玉册。 价值尚待进一步研究 当然，这些初步判断，都将等待考古工作者及历史学家在随后的深入研究中，详细判读这些文物的真实年代，逐步还原历史事件的原貌。 唐玄宗天宝年间，回纥（后改为回鹘）汗国兴起，统治了漠北地区。回纥一直心向唐朝。不仅如此，回纥还伸出援手，帮助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乱。加上2009年在该城发现的玉册，回鹘汗国首都哈喇巴拉嘎斯城址中已出土了数十枚玉册断简，分属于至少3套玉册。玉册的发现可以证明，安史之乱后，唐朝虽不再处于鼎盛期，但回纥汗国一直受封于唐朝；玉册体现了唐对漠北地区的管理制度。在这次发现之前，蒙古国发现了汉代的“燕然山铭”；此次发现的唐朝册封回鹘可汗玉册，引发的关注程度足以与“燕然山铭”相比。白居易的诗文上千年来经久不衰，此次与他直接相关的文物在漠北重新现世，在文学领域，也应算作一段佳话。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