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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生礼仪研究的基本内容、特色 人生礼仪是指人在一生中几个重要环节上所经过的具有一定仪式的行为过程。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生礼仪并不是变动不居的民俗事象，也不仅仅是一种人生过渡礼仪，而是中国传统社会礼仪制度、儒家思想和民俗生活互动的产物，一方面联结着寻常百姓的人生追求和需要，一方面联结着受儒家文化支配的传统价值观念，千百年来始终发挥着规范人生和统一教化的作用。人生礼仪是传统礼仪文化内涵、价值以及运行机制的集中体现。 诞育礼、成人礼、婚礼、丧葬礼、祭祀礼仪是中国传统社会贯彻人生的五大礼仪，也是我们主要考察的传统人生礼仪类别。诞育礼仪是人生经历的第一道礼仪，它围绕着新生儿诞生、养育过程展开；成人礼是青少年进入成人社会的通过仪式，它以青年人生理成熟为基础，结合社会人的角色期待，设计的青年成长礼仪；婚礼为人伦之始，决定着一个家庭的基本结构和过日子的走向；丧礼为教化之重，哀死送亡是中国传统社会礼敬生命的重要礼仪，关系着每个家庭的人情厚薄；祭祖是慎终追远的孝道的重要体现。根据人生礼仪的性质特性，我们的研究从如下三个角度展开：首先对不同时代传统人生礼仪的形态、要素、内涵进行梳理；其次考察传统人生礼仪的传承与变迁；最后立足历史与现实，探讨人生礼仪重建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具体包括以下三部分内容： 一是人生礼仪传统形态及其要素的研究。这部分研究基于对各类儒家经籍、国家礼典、文人礼书、地方史志、民间日用类书等文献的整理，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首先，分别探讨上述各类传统人生礼仪的文化内涵、知识传统；其次，深入剖析各个传统人生礼仪的仪式过程、器用、服饰、空间、角色等礼仪要素，呈现礼仪的丰富内容；第三，呈现各个人生礼仪传统构建与变迁的过程。 二是人生礼仪当代传承实践的考察。基于广泛的田野调查，考察各个人生礼仪传统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实践的复杂面相，探讨背后的文化逻辑与机制，揭示人生礼仪传统在当代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实践、传承逻辑，及其在个人、群体、社会等层面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 三是人生礼仪传统重建的思考。对人生礼仪传统重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理论探讨，结合文献梳理与田野考察并结合当代社会现实，以恰当的方式参与人生礼仪传统重建的具体实践。 我们的研究重视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的结合。首先，围绕人生礼仪传统，强调文献资料的系统性。在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面，综合运用考据、义理之学，并对少有人系统关注的民间礼仪文献加以收集整理。我们重视以下文献资料：一是儒家礼学经典；二是历代礼典律令；三是文人礼书；四是民间礼仪文献，包括日用类书、通俗礼书等；五是家谱文献。此外，地方史志、笔记杂纂等也是重要的资料来源。其次，我们赴北京、云南、江西、福建、山西、河南、河北、浙江、广东、广西等地开展调查，同时关注台湾、香港地区以及马来西亚华人社区的人生礼仪活动。在田野调查中，我们以团队方式进行，团队成员互相参照，深入互动，并不局限于某个调查点的某类人生礼仪的考察，而是关注人生礼仪的连续性和整体性。最后，适当采用数字媒体技术综合呈现资料，如建立数据库以分类呈现传统礼仪文献整理和研究成果。 数年来，我们在礼与俗、精英与民间、文献与生活、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对人生礼仪的文本形态与生活形态进行关联研究，力图全面地阐释人生礼仪传统及其在当代日常生活中的传承与重建实践，强调对人生礼仪实践轨迹的研究，探讨“过去”如何参与建构“现在”，即“过去”如何被“日常化”。基于前文所述问题意识、研究思路与方法，通过对人生礼仪传统及其当代实践的研究探索，我们形成以下基本认识： 第一，围绕着冠婚丧祭诸人生礼仪，中国古代形成了特定的文献传统。儒家经典、文人礼书、民间日用类书等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人生礼仪的书写传统，记载着人生礼仪的历代演变，传递着传统礼仪知识与价值观念。这一传统以《仪礼》为蓝本，旨在为礼仪实践提供文本指南，以切于日用为特点，呈现出礼俗交融的特点，共同构成了人生礼仪传统亦礼亦俗的庞杂丰富的面貌。 《仪礼》在后世的礼典制作、文人礼书撰作中，都具有典范的作用，提供了最为基本的礼仪结构和框架以及思想基础，也是儒家士人探讨、变革相关礼仪的起点和参照。历代文人都致力于将古礼与日用融合，以使礼仪行用于世。这些士人所参与的文本书写活动，使得礼与俗之间分野变小，界限变得模糊。书写文本与生活的互动，也成为传统礼仪实践的重要特点。尤其是宋代以来，随着皇权与士人阶层积极向下推行礼仪，礼仪与民俗有着更深的融合，儒家礼仪也更为深刻地影响着基层社会。朱熹《家礼》则是宋代以来的新礼仪经典，被视为化民成俗的范本和民间行礼的指南，元明时期其它家礼类礼书对冠婚丧祭诸礼的制定大多遵循《家礼》的框架，同时融合时俗或地方传统。宋代以来，民间坊刻发展，大量刊印日用类书，辑录与冠婚丧祭诸礼相关的各种知识，包括仪节、律令条例，礼仪实践中所使用的各类文书格式、范本，仪式中的联语诗文赞词等，展示了较切于日常生活的传统礼仪知识系统。《家礼》也更加日用化，出现了许多以“家礼”名之、实则为日用类书的礼仪指南，深刻影响了基层社会的礼仪实践。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礼仪类别的情况会稍有差异，其中婚丧祭的书写传统较为完整丰富，而诞育、成年礼则较为寥落。 第二，礼仪实践与民间信仰、地方传统糅合在一起，共同建构了基层社会的礼俗秩序，有着高度的社会治理价值。在礼仪实践与礼俗互动中，礼生、道士等礼仪专家发挥了重要的文化中介的作用。 第三，以人生礼仪为主要内容的传统礼仪的当代实践呈现出复杂面相。非遗保护运动的发展、传统文化复兴的倡导、价值重建的文化自觉等，都对传统礼仪的当代实践有所影响。一方面，传统礼仪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传承、复兴；另一方面，在复杂的多重语境下，媒体、商业、民众、地方文化人以及学者积极参与，对冠婚丧祭诸礼进行重构。在多重语境下，传统礼仪在当代的实践，是一个礼俗再造的过程。 第四，对于传统人生礼仪的重建，学者应持审慎的态度。一方面，传统礼仪和传统人伦的重建是化解当下家庭人伦焦虑的重要途径，重建有其合理性。人伦是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核心。人伦关系渗透在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中西方皆如此。礼仪和人伦具有超越民族的普世价值。礼制的打破、旧式婚姻制度的取消、平等自由理念的深植，都无法取消人伦在现代生活中的重要性。经过千百年来的浸染，传统人伦已经内化为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关乎世道人心。因此，无论是从普世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传统人伦和礼仪都具有当代价值，对于新礼仪、新道德的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中国的儒家伦理和礼治传统是一种农业文明，离不开乡土社会的漫长孕育。随着社会发展，古老的乡土文明会被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取代。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在现代社会，礼治、德治不再作为一种主要制度来约定人们的生活，传统礼仪和人伦应该注入私德领域和个人修养之中。礼仪的重建也应当在私德领域和个人修养层面进行，使其成为当下人们多元选择之一种。传统礼仪的重建必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接轨，是在自由平等之上的家庭伦理秩序的重建。传统礼仪的重建也应当是在维护个体尊严和价值的前提下进行，摈弃不适合现代社会的内容，保留可彰显亲情和现代价值的内容，保存脉脉温情，并回答“什么是良好生活”。 学者在传统礼仪重建的实践中扮演的角色应是社会的中介和中立的旁观者。我们的团队除了研究之外，之所以还写作传统礼仪知识的普及读物，参与具体礼仪实践的指导，提供可资参考的礼仪实践指南等，正是基于上述思考。 四、人生礼仪研究的价值 我们基于历史的理解和现实的考察，系统性思考中国人生礼仪传统与当代礼仪重建，具有学术与社会的双重价值。 首先，人生礼仪传统及其当代实践的研究，是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理论话语的反思，也是对民俗学实践转向的呼应。实践是近年来中国民俗学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关于民俗学的实践理论、转向及争论，已有详细梳理，此不赘述。目前学界关于“实践”这一概念的界定莫衷一是。我们认同“知行合一”的“实践”，认为实践民俗学“既是‘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也秉持中国古代与近代的风俗研究立场。”我们对实践民俗学的讨论，需要回到中国本土的古老概念和学术传统中。在中国古代有着风俗批评和以礼化俗的礼俗实践传统。我们从民俗学视角出发的传统礼仪研究呈现了传统礼仪如何制度化、世俗化、日常化的实践轨迹，以及多主体参与的传统礼仪的当代实践面相。作为“自觉的行动者”，我们也以审慎的态度，在传统礼仪的当代实践中扮演社会中介与中立的旁观者的角色。 其次，人生礼仪传统及其当代实践的研究体现了应对文化危机与困境、重建公共生活秩序的现实关怀。礼乐文明是中国文化遗产最核心的部分。人生礼仪有着高度的社会价值，它是践之于身的行为规范，也是约之于心的道德规范。在社会转型的现代化进程中，随着西方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蔓延，以及传统文化的失势，人生礼仪逐渐单薄缺失，人的内心与自我、与他人、与社会相通的一套规则被破坏，人伦解纽。尽管政府开始倡导礼仪教育，社会组织如企业等也对礼仪颇为关注，介绍实用礼仪知识的书籍也不断涌现，然而由于系统性的理论探讨的缺失，仍无法真正改变式微衰落的趋势。传统礼仪形态的失范，使得我们这个建基于礼仪的民族变得躁动不安，失去一贯的庄重，直观意义上的礼仪形态失范，实际上扰乱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根底，反映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与困境。通过依旧流淌在民族血液之中的文化因子，寻找解决当代社会问题良方，通过日常礼仪的重建修复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以及公共生活，建设一套适合现代生活需要的礼仪体系，成为非常迫切的问题。本研究是在中国当代社会的语境下，在更为丰富的历史视野中，对中国传统人生礼仪进行再理解，发掘其中可以激活的成分和内容，促进传统礼仪文化的自我调整和更新，真正对新的社会文明发生积极的影响。我们探究历史上以及当代社会中的人生礼仪实践，对于中国当代社会的礼仪重建和人心聚合有着重要意义。 五、结语 1925年夏天，据称有鉴于人民“或竞尚新奇、或流于简亵，内损国信、外失观瞻，有意谋整齐划一之必要”，内务总长龚心湛拟在内部设立“礼制编纂委员会”编订民国新礼。江绍原立即将这一消息写信告诉周作人，周作人却不以为然，不疾不徐地说：“因该会所编纂者全系‘赖脱＇（Rite），而本部所管者则‘哀忒＇（Art）也。该会编纂当然均系‘学者＇，熟读三礼，此外临时参考一点《西洋礼节须知》，婚丧冠祭之礼即可编成，惟一纸空文，毫无实效，此之谓死礼，与‘死文字＇相似，足下职守在制出‘活泼泼地＇鸢飞鱼跃的气象之礼，与彼辈截不相同。”在周作人看来，“礼”不是一套停留在文字上空虚无用的仪式，而是一种活泼而富有生命力的生活规范。当下关于礼的现代价值的论述已蔚为大观，礼仪重建也有诸多尝试，但是江、周二人强调礼仪的重建不能仅出于文献的考索仍具有重要的价值。传统礼仪研究的民俗学路径关注思想史、制度史，从中国本土概念出发，在礼与俗、文本与实践、精英与民间、传统与现代之间，探讨传统礼仪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以及传统礼仪如何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传统礼仪研究的可能性。 人生礼仪传统作为传统礼仪最重要、最富有生命力的组成部分，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变迁成为过去，而是随着人们的生活环境的改变，在保障功能传承的同时，在形式上不断地发生适应性的调整变化，并融入当代生活之中。传统的深刻与当代生活的灵动在人生礼仪中有着丰富的表现。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19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