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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史研究可以理解为是中国传统断代史研究的组成部分，也是近代以来新史学兴起后，以研究时段和主题划分的“中国近代史”的组成部分。民国史研究在中国内地大体开始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历经40年的发展，现已成为中国历史学界研究成果最多且最为活跃的学科之一：本文简要介绍新世纪以来民国史学科在中国内地发展的基本概况，[1]以政治史研究为中心，不涉及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学者的研究，也不涉及外国学者的研究。[2] 一 民国史综合研究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编写的《民国人物传》第1卷出版，一般被认为是民国史学科起步的开端。1981年，民国史研究室主持编写的《中华民国史》第1编第1卷出版，成为民国史学科建立的奠基之作。从此以后，有关民国史研究的著作和史料开始大量出版，学术研究队伍迅速扩大，学术交流活动日渐频繁。 在民国史研究的宏观层面，通论性综合研究的主要代表作，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持编写的《中华民国史》系列论著，其中的《中华民国史》全12卷16册，以民国时期的政治史为论述中心，兼及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内容；《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全8卷，收录了民国时期有影响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社会等各界人物千余人的简明传记；《中华民国史大事记》全12卷，逐日记述了民国时期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社会等方面的大事、要事。这三部著作的撰写和出版时间很长，最早的出版在1978年，经过新写、补充和修订，最终由中华书局在2011年一次出齐，从而构成了民国史学科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体现了几代学人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学术追求，代表了目前民国史研究的高水准。这部系列论著，以其资料丰富，叙事翔实，分析得当，评论中肯，文字精练，真实可信，得到海内外学术界以及文史研究者、爱好者的广泛关注、重视与好评。 近些年来出版的民国史综合研究著作还有若干种，其中北京师范大学朱汉国等主编的10卷本《中华民国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以论，传、志、表的形式概述民国史，更接近于中国传统史学形式。200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海鹏主编的10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其中有5卷研究的也是民国时期的历史。上述这些著作，虽然都是通论性论著，但基本上仍以政治史为论述的中心，有关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容仍待加强。 在民国史综合研究方面，还应该注意到学术讨论会的意义。近些年来，每年都有若干次研究民国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2002年召开的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和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主办、2004年至2007年召开的1910—194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由南京大学历史系主办、2000年和2006年召开的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由民国史研究室自2012年开始连续举办的民国史高峰论坛，等等。这些会议的参加者来自海内外各研究单位，研究领域较为宽泛，研究成果具有前沿性，可以从中观察目前海内外民国史研究的最新进展与研究动向及发展趋势，充分反映了民国史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学科的特色。 二 民国史专题研究 就研究时段而言，民国史研究一般被划分为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近些年的研究重点更多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就研究领域而言，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史为传统研究领域，研究成果仍然较多。同时，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社会、文化、地域、城市史等，正在不断吸引研究者的关注。就研究倾向而言，学者们本着自由讨论的精神，对民国史上的诸多问题，或提出新的观点，或修正原有看法，大大推进了对民国史全方位的新认识，而在方法论方面，亦呈多元发展的态势，其中基于实证的个案研究，仍为民国史研究的主体。就发表成果的形式而言，除了每年出版的诸多专门著作之外，研究论文的大量发表，亦为展示民国史专题研究成果的重要方面。有关民国史专题研究的论文发表数量甚多，论述主题包括了民国史的方方面面，散见于各学术期刊，其中以发表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等刊物的论文较有影响。以下就近些年来在民国政治史研究方面的若干成果略予介绍，至于经济、外交、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限于篇幅，在此不多介绍。 对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近些年来，杨天宏对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作了系列研究。针对有些学者认为是《清帝退位诏书》赋予政权转让合法性的看法，杨天宏认为，民国是革命建国而非前朝皇帝授权变政；君主专制与民主共和分属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各有“法统”和“政统”，法理上不存在权力授受关系；而且民国成立在前，清帝颁诏退位在后，逻辑上前者也不可能由后者授权创建。他还尝试回答国会制度在中国失败的几个因素，其一为“中国代议制国会的创建与构成其否定因素的‘直接民主’为国人所认知”的问题，其二为“《临时约法》赋予国会单方面制衡行政的诸多特权是否合宜”的问题，其三为民初缺乏支持国会及责任内阁正常运行的政党制的问题。他认为，民初国会政治走向消亡的原因，除了国会议员的腐败、国民政治训练不够、军阀的蹂躏破坏外，尚与曹锟贿选后国会党派构成的变化、政治家对当下利益关怀的转移以及当时国人政治思想日趋激进等政治语境有密切关系。[3] 民国初年发生的宋教仁遇刺案，真凶是准？近年来有人提出是出自革命党人的指使，尚小明通过重审史料，明确批驳了这样的说法，体现了历史研究者以事实为依据的学术功力。[4]邓野研究了巴黎和会前后的中国政治纷争，认为巴黎和会就其本身而论只是纯粹外交意义上的国际会议，但外交是内政的继续，在中国南北分裂、派系林立的特定条件下，外交不可避免地卷入政争，职业政客尤其是失意政客，纷纷加入和会前后学潮与政争的行列，从中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5] 国民党统治在民国时期的兴衰起落向为学界所关注。王奇生对国民党组织制度史的系列研究，着重从国民党治党史的角度，以历史学研究为本，结合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取向，深入考察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党员构成、录用体制、党政关系、派系之争等问题，条分缕析，刨见迭出，引起学界的关注。他认为，国民党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改组后．其组织实际形态和制度形态之间存有较大差异，组织形态散漫如故；国民党在中央实行以党统政，在地方实行党政分开，党权在地方政治运作中日趋弱化，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国民党的统治权威和基础，最终只能建立起弱势独裁的统治秩序，并深刻影响到民国历史的发展轨迹。[6]南开大学的江沛等运用政治学理论研究国民党“党国”体制的源流、理念、实践、变异及其影响，认为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实施“党国”体制，以党的意识形态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以“党政双轨制”的权力管理体系作为自上而下的行政运作模式．这既是西方政党政治理念特别是苏俄政党体制进入中国政坛的结果，也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与西方现代政党体制及理念相互作用的产物，但是，由于国民党统治体系内党、政、军利益的纷争以及党、政管理系统并存且关系滞碍而导致行政成本倍增，进而演变为国民党政治制度的顽症。[7] 对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国民革命的研究，以往中国学界比较多从中共党史研究的视角出发，关注国共关系的演变以及南方革命政府方面的政治状况。近年的研究从当时的历史实际出发，注意到影响国民革命发生、发展过程的诸多因素，尤其是北方的政治状况。罗志田认为，当时中国政治的主要矛盾关系是“南北之争”而非国共之争，以此出发，他对影响国民革命的诸因素，如地缘文化、新陈代谢、社会认同等问题进行了再检讨，认为南北之分的地缘文化观念、南北军事将领的新陈代谢、南新北旧的社会认同等，对北伐军的胜利和国民党统一全国颇有帮助，但亦因其分裂性因素而影响到国民党其后对全国的统治，造成形式统一而人心不统一的局面。他还认为，国民党及其主义对北伐胜利有决定性的影响，而政治工作、苏俄援助和黄埔军校等因素所起的作用则是有限的。[8]对于1924年的广州商团事件，以往研究多从孙中山和革命政府的角度观察历史，邱捷通过对清末民初广州商人团体产生和发展历史的研究，认为此次事件是由英国和南北军阀阴谋策动的传统说法迄今缺乏有力证据，其发生与清末民初广东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以及商团发展的历史将点有直接关系，也许是商人团体同政府冲突的特殊事例。[9]敖光旭亦通过对广东商团产生与发展历史的研究，认为在愈演愈烈的官商摩擦、军团冲突、罢市风潮及全省联团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以商团为驱动中心，以民团为外围组织，以士绅和商人为主要社会基础，以民治或自治为核心理念的一体化社会网络，以社会主体自居的大商团主义也随之形成，进而以实力与广东政府分庭抗礼，出现类似西方早期现代时期的市民社会及其发生模式。[10]张洪武通过对广东商团与广东革命政府关系嬗变的研究，认为二者关系恶化的原因，主要来自广东社会内部，即广东革命政府加重税收，而商团拒绝纳入革命政府体系，由此导致双方最后的武力冲突。[11]刘敬忠等则通过对冯玉祥及其国民军活动的研究，认为冯玉祥成立国民军并接受苏联的援助主要是基于军事上的实际需要，而国民军最终与北洋军阀的决裂，除了国共两党长期所做的工作之外，被直奉军阀逼迫的成分仍占很大比重，因此其转变的政治思想基础并不牢固。[12] 对于国民革命时期的群众运动，过往研究多从革命史的角度出发，冯筱才对1925年五卅运动的研究，认为此次运动的扩大与北京政府的政治、外交策略相关，因此，近代中国的群众运动从来不是单纯的民意表达，忽略群众运动背后的力量，就无法理解近代中国群众运动的复杂内涵。[13]对于国民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以往研究较多的是中共领导或影响下的两湖农民运动，梁尚贤则研究了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的关系，认为国民党曾经扶持广东农运，但又与地主士绅保持着密切关系，从而埋下了日后国民党失败的种因。[14] 有关国共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杨奎松系统考察了孙中山与共产党关系发展变化的经过，认为孙中山接纳中共的初衷，一方面是基于联俄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也试图利用共产党在宣传和组织方面的才能改造国民党，但这并未改变其基本政治目标和理念；孙中山在世时，以其个人权威约束着国共矛盾冲突的发展，及其去世后，国共关系即不可避免地走向破裂乃至全面对抗。杨奎松还通过对“清党”运动的研究，认为蒋介石为确立自身合法地位而发动“清党”，并借助于军队和地方旧势力，造成新旧杂处、互相攻讦的内讧局面以及党政之间的矛盾冲突，实际上还导致国民党“党格”的分裂，这既包括组织上党的系统相对激进和权势部门的相对保守与腐化，也包括某些思想理念与实际政策之间的严重脱节。[15]王奇生通过对1924—1927年国共关系演变复杂过程的研究，认为无论是“容共”，还是“联共”，都难以单独完整表述该时期国共关系的动态变化；这一时期的国共关系，由初始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发展为两党党员的双向互动，及至后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者渐少，而国民党员转入中共者日多，并且随着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宣导，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和民众运动的日趋“包办”，以及中共组织严密与国民党组织散漫的强烈反差，使不少国民党人担心，国民党的“容共”将转化为共产党的“容国”，此等危机意识加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16]卢毅批评所谓蒋介石“放水”长征的说法“纯属臆测”，认为尽管蒋介石后来借追剿之机统一了西南，但我们却不能倒果为因反推他当初便纵共“西窜”？他提出，蒋介石虽然处心积虑想要消灭红军，但是却以失败告终，除了红军的指挥正确和英勇善战外，其原因在于三方面：各地军阀貌合神离，钩心斗角，各求自保；围追堵截的战术因循呆板；国民党部队士气低落，缺乏战斗力。[17]金冲及着重研究了1947年国共关系强弱对比历史性转折的进程及其意义。[18]邓野、汪朝光对抗战胜剩前后国共关系的研究，诸如联合政府、国共谈判、政协会议、东北交涉等，揭示出国共两党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及其受制于国内外形势发展的诸般面相，以及影响两党关系发展演变的各种因素，进而深化了人们对相关历史问题的认识。[19] 有关蒋介石的研究，向为学者所关注。杨奎松考察了蒋介石从容共、分共到反共的历程．认为蒋介石最终走向反共，经历了相当复杂并且是充满矛盾心理的转变过程，深入考察蒋介石在这一过程中心态与环境矛盾冲突的复杂情况，对全面了解国共两党历史恩怨的形成或能有所帮助。他还通过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日之间秘密交涉的探讨，分析了蒋介石的抗日态度，认为就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一抗日目标而言，蒋的态度从未动摇，但他在抗战前期实际上缺乏持久战的观点，较多寄希望于外力的帮助与干预，因此太过迁就于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而没有及早明确提出收复东北的抗战目标。[20]他还指出陶涵出版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存在的多处错误，批评该书作者“对中国历史，对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革命、夺权和统治时期，包括对其对手的复杂情况，不仅缺少研究，而且知识不足，因而书中叙述上、判断上错误甚多”。[21]杨天石研究了蒋介石在抗战前的对日谋略和抗战时期中日秘密谈判的情况及蒋介石对这些谈判的态度，细加辨析，深入分析，揭示了蒋介石以往不为人所知的若干侧面。[22]黄道炫深入研究了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前后因果，从不同角度分阶段揭示了这一政策的复杂演变和丰富内涵，认为在“九一八”事变前，“攘外必先安内”并不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其实际意义和影响均较有限，“攘外”基本限于口号宣传，“安内”则首先是针对反蒋的地方实力派；“九一八”事变后的“攘外必先安内”，“安内”是中心，妥协是“攘外”的主基调，但妥协又有限度，反映出蒋介石欲在妥协与抵抗、战与和之间保持艰难的平衡；1934年，“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倾向发生重大变化，重心明显向“攘外”准备方向转移。[23]同时，蒋介石研究也在走向多元化，他在政治、党派、军事、亲缘、地缘等方面的人际关系网络，也得到学界的注意。[24] 抗日战争研究是目前民国史研究的热门领域。以抗战胜利周年纪念为司法你，每年都有大量论文发表，其中不少学者尤其抗战对中国的积极意义。金冲及认为，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觉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二是“民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其三是“中国共产党抵抗外来侵略的高度民族自信和提出的正确主张，被越来越多的中国所了解和接受”。[25]马勇指出，经过抗日战争，“中华民族不仅没有被日本战败反而经此一战形成了全新的现代民族国家”。[26]陈廷湘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角度解读中国抗日战争的意义，指出抗日战争捍卫了国际社会的文明，反抗日本的侵略行为，并为重建国际社会秩序做出贡献。[27]黄道炫、吴敏超等从地域角度出发对抗战时期中共在地方的发展和战时地方社情的研究，反映出抗战的多样性面向。[28]在对过去较少研究的人物中，李志毓考察了从“革命者”的汪精卫到“通敌者”的汪精卫的复杂思想与行动历程，指出汪精卫在其“主和”的政治考虑中，包含着对中共的恐惧，对社会革命的恐惧，以及对蕴藏在整个中国底层社会中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的恐惧，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与此庞大的历史力量背道而弛，奔走一生，最终只能以悲剧收场。[29] 三 影响民国史研究的若干因素 （一） 研究资料的开放 历史资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近年来民国史研究的进展，首先得益于历史资料的大规模开放及获取之相对便利，如中国内地各档案馆藏民国档案尤其是民国地方档案史料，中国台湾藏蒋介石档案和国民党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等藏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民国重要人物档案，俄罗斯藏共产国际档案等，都在最近若干年中逐步对研究者开放。[30]上述之学界对国民革命、国共关系、蒋介石研究的进展，都受益于这些档案资料的开放。再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金以林、罗敏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派系、地域之争的研究，主要依据的是台湾藏档案史料；[31]浙江大学的陈红民对国民党领导人胡汉民的研究，主要依据的是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档案；[32]上海复旦大学的吴景平对民国财政金融史的研究，主要依据的是上海市档案馆藏民国时期财政金融档案。[33]还应该注意的是，被大规模影印出版的民国报刊史料（如以《申报》和《东方杂志》为代表的民国时期的若干主要报刊均已影印出版）及中国各地方编辑出版的大量有关民国时期地方情况的档案文献史料（这些史料涉及民国时期各地方、各时期、各行业、各人物方方面面的情况），对于研究者也是非常有用的史料。目前，对于治民国史的学者而言，根本的问题已有在于史料不足，而在于如何利用众多的史料从事研究，以及如何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发现并解决问题。 （二） 研究领域的拓展 过往的民国史研究，主要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史等传统领域，目前，在对传统研究领域的研究继续之同时，新的研究领域被大大扩张，诸如社会史、文化史、地区史、城市史、制度史研究等明显增多，其原因有研究理念的变化（如由研究的“外向化”而“内向化”，由研究的“向上看”转为“向下看”），研究资料的拓展（如地方史料、口述史料、图片史料、影像史料），大量新进研究人员和博硕士研究生对于论文的选题考虑，等等。如以往并不为学者重视的商民运动，朱英等有了较多研究；[34]再如，魏光奇对清术至北洋时期行政制度的研究，[35]关晓红对清末民初省制的研究，[36]温锐对20世纪上半叶地方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研究，[37]祝小楠对民国初期地方制度在北洋“新制”与清末“旧章”之间处境的研究，[38]有助于我们对近代中国地方制度现代化转型的认识；渠桂萍对阎锡山在山西推行县政改革的研究，[39]王兆刚对20世纪30年代县自治的研究，[40]曹成建对20世纪40年代地方自治的研究，引发人们从社会基层控制的角度思考国民政府统治在地方的成败；[41]王先明等对20世纪30年代县政建设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关系的研究，[42]李巨澜对民国时期县以下乡村基层政权的研究，[43]张伟对广西乡村基层政权建设的研究，[44]汪汉忠对民国时期苏北地区催征吏的研究，[45]刘振华对豫西南地方豪族势力的研究，[46]为我们认识近代乡村社会的演进与转型，以及国家权力与乡村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李里峰对民国时期文官考试制度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当时政府组织体制构成的特定方面；[47]阎天灵对战前国民政府内蒙古政策的研究，[48]反映出民国时期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复杂与特殊的方面。一些以往历史研究者很少介入的领域，也被纳入研究视野，如对民国时期的纪念活动及建筑与政治关系的研究，[49]对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的研究，[50]等等。研究领域的拓展有助于使后人对民国历史的认识更趋全面而深入，也有助于后人对民国历史多重而复杂面相的了解。 （三） 研究趋向的转换 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当然是基于史料的实证研究，而近年来的民国史研究，尤其是一些新进学者的研究，也较多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注重问题的提出、框架的构建与理论的分析。如杨念群关于中国近代医疗卫生制度的研究，引入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关注现代医疗制度的建立与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以及其他现代体制如警察系统、新型自治组织的关系，现代医疗制度对社会组织控制及市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国家权力经由医疗程序和身体控制的途径在其中所起的作用。[51]即便是对蒋介石这样的政治人物，也有学者从其休闲生活、游憩、读书生活、时空观、医疗等方面，挖掘出蒋介石在政治人物之外的面相，有助于读者对蒋介石有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52]民国史研究趋向的转换目前仍在持续发展之中，未来可能有更多新的成果出现，尤其是不少新进研究人员与研究生更注重于此。 四 民国史研究的未来展望 尽管近些年来的民国史研究成果与创见迭出，但其毕竟开展时间还不长，研究成熟度还不够，研究中还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目前的民国史研究以个案研究为主，研究者多选择前人较少触及的论题，使用过去未见运用的史料，其优处在于拓展研究领域，填补研究空白，而其不足在于缺乏研究的交集与讨论，故近年来鲜见对于民国史全局问题的讨论与争鸣。 第二，民国史研究领域虽已较前大大拓宽，但目前仍有不少空白点，有些重要时段和问题，仍缺乏深入的研究。如关于北京政府时期的专题研究相对较少，对北京政府时期的诸多问题，如军阀当道与文官体系的关系等，也还缺乏合理的解读。再如，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的研究，近年来虽有一些研究成果，但仍远远不够。 第三，民国史研究在中国学界一般被理解为对于民国时期统治阶级历史的研究，也即主要是对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相关问题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是专史研究，而非通常意义的通史研究。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民国时期的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未必都能纳入这样的研究框架之中。由于民国史研究昀特殊性及其研究深度的不足，目前将民国史研究完全纳入通史体系的框架，或许条件还不够成熟，未来一段时间内，民国史作为专史和通史研究将会并存。 不少学者也都对民国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有认真的思考并提出中肯的建议：桑兵认为，民国史研究仍有很多问题有重新研究的必要，许多问题不仅可以重新研究，而且不少已有研究与历史真实相去甚远。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民国史研究应走向深耕细作，需要注意横向发展及上下勾连。他还认为，随着海内外相关史料的大量涌现以及科技手段的突飞猛进，治学应当超越发现而进入发明阶段，重心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做什么变成怎样做，从而进一步提升民国史研究的学术水准。杨天宏认为，新史学拓展了历史研究领域，但也带来了政治史的边缘化和“碎片化”等问题，应该在多学科交叉的基础上翻“新”，并对政治史的本色保持必要的学科认同，由此形成的“新政治史”取径，或许预示了民国政治史研究的希望。杨念群认为，以往的民国史研究突出了民国与清朝的断裂，而没有注意到在民国肇建过程中，并非只是从西方引进的知识和制度发挥着作用，清朝遗留下来的一些因素同样具有一定的建设性。罗志田认为，民国的建立，是从帝制到共和的“五千年之大变”，需要从更长的时段观察思考民国究竟在哪些基本的面相上带来了变化，这些变化又怎样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真正认识近代中国由传统常态而出现的新的变态，以更开放的心态看待发展中的共和制“国体”。孙江认为，历史研究切入视角不同，所见面相自异，概念史方法和社会史方法两面观民国史，当更接近真史。[53] 总体而言，可以预期民国史研究未来的主要发展趋向如下。（1）民国史研究的传统领域——政治、经济、外交史等仍将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其中的研究薄弱环节将被不断弥补；社会、文化、制度、区域史等新的研究领域，正在日渐成为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并将在未来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2）由于民国史研究起步较晚，空白甚多，加之研究风气的转变，个案研究在民国史研究中仍将占据重要地位，而个案研究的进展，对于民国史研究未来之宏观定位与把握有着重要意义。（3）在注重个案研究的同时，也将注重对问题的讨论，注重以小见大，使个案研究兼有订正史实与探究问题之意义，并进一步推动对民国史的宏观思考。（4）海内外民国史档案资料的不断开放，海内外学术交流的日渐频繁，无论对民国史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都将是较大的推动因素，并有助于研究者对民国历史的深入探讨。（5）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每年都有大量博硕士研究生选择民国史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这将持续推动民国史研究的发展尤其是研究选题的拓展。（6）当下社会对历史研究的需求与认知的变化，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民国史研究选题与取向的变化，而各种传媒包括近些年来日渐发展的新媒体将在其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1]本文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罗敏、贺渊、李在全、赵利栋、赵妍杰、刘文楠等提供资料，谨致衷心谢意。 [2]有关民国史在中国内地自起步到繁荣的历程，请参阅汪朝光《50年来的中华民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3]杨天宏：《革故鼎新：民国前期的法律与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 [4]尚小明：《宋案重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杜2018年版。 [5]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1919年中国的外交争执与政派利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6]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7] 江沛《中国国民党“党国”体制述评》，《安徽史学》2006年第1期。 [8]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开放时代》2000年第9期；《北伐前夕北方军政格局之演变，1924—1926》，《史林》2003年第1期；《“有道伐无道”的形成：北伐前夕南方的军事整合及南北攻守势易》，《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9]邱捷：《广州商团与商团事变——从商人团体的角度的再探讨》，《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10]敖光旭：《商人政府之梦——广东商团及大商团主义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 [11]张洪武：《1924年广东商团与广东革命政府关系之嬗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12]刘敬忠：《试论冯玉祥及国民军在1925—1927年的政治态度》，《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 [13]冯筱才：《沪案交涉、五卅运动与一九二五年的执政府》，《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14]梁尚贤：《国民党镇压农民运动及其影响》，《国民党与广东民团》，《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2003年第6期。 [15]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02年第4期；《1927年南京国民党“清党”再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16]王奇生：《从“容共”到“容国”——1924—1927年国共党际关系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 [17]卢毅：《蒋介石“放水”长征说辨析》，《历史研究》201 6年第4期。 [18]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19]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闻国共政争》与《民国的政治逻辑》。分别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010年出版；汪朝光：《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汪朝光：《和与战的抉择：战后国民党的东北决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20]杨奎松：《走向三二〇之路》，《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蒋介石从“三二○”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史学月刊》2002年第6、7期；《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 [21]杨奎松：《关于民国人物研究的几个问题——以蒋介石生平思想研究状况为例》，《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22]杨天石：《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以蒋氏日记为中心所做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桐工作”辨析》，《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蒋介石亲自掌控对日秘密谈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3]黄道炫：《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24]汪朝光主编：《蒋介石的人际网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25]金冲及：《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新觉醒》，《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 [26]马勇：《抗战与民族国家重构》，《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7期。 [27]陈廷湘：《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反法西斯战争》，《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 [28]黄道炫：《密县故事：民国时代的地方、人情与政治》，《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4期；吴敏超：《绍兴沦陷：战时的前线与日常》，《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5期。 [29]李志毓：《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4年版。 [30]这些档案史料有的已刊布出版，如中国内地翻译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1920-192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均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1998年版；中国台湾编辑出版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台北“国史馆”2003—2012年版。 [31]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罗敏：《走向统一：西南与中央关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32]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一燕京图书馆民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33]吴景平：《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述论》，《“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的上海银行公会》，《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2002年第3期。 [34]朱英：《商民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霍新宾：《国共党争与阶级分野——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工商关系的实证考察》，《安徽史学》2005年第5期；乔兆红：《大革命初期的商民协会与商民运动》，《文史哲》2005年第6期；李柏槐：《商民的利益集团：商民协会——成都与上海等地商民协会差异之比较》，《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 [35]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治》，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36]关晓红：《辛亥革命时期的省制纠结》，《近代史研究》 2012年第1期。 [37]温锐：《20世纪上半叶地方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初步转型——以赣闽粤三边地区为例》，《文史哲》2004年第1期。 [38]祝小楠：《民国初期县市乡制论争：以江苏“新制”与“旧章”为例》，《江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39]渠桂萍：《“一人政府”的终结及其困顿——以20世纪20年代阎锡山的县政革新为例》，《史林》2017年第4期。 [40]王兆刚：《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县自治》，《安徽史学》2001年第2期。 [41]曹成建：《20世纪40年代新县制下重庆地方自治的推行及其成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前期南京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政策及其实施成果》，《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20世纪30年代前期南京国民政府对地方自治政策的调整》，《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42]王先明：《20世纪30年代的县改建设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以五个县政建设实验县为基本分析样本》，《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 [43]李巨澜：《略论民国时期的区级政权建设》，《史林》2005年第1期。 [44]张伟：《民团、学校与公所——1930年代广西乡村基层政权之建构》，《中国农史》2005年第3期；《官意与民意之间：1930年代广西的村街民大会》，《史学月刊》2006年第8期。 [45]汪汉忠：《试论民国时期的催征吏——苏北个案研究》，《民国档案》2001年第3期。 [46]刘振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豫西豪绅政治的特点及其实质》，《安徽史学》2017年第2期。 [47]李里峰：《民国文官考试制度的运作成效》，《历史档案》2004年第1期；《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2004年第1期；《现代性及其限度：民国文官考试制度平议》，《安徽史学》2004年第4期。 [48]阎天灵：《试论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对内蒙古的政策定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 [49]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郭辉：《北伐前后国民党对国庆纪念日的整合与运用》，《史学月刊》2013年第7期。 [50]汪朝光：《影艺的政治：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51]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2]罗敏主编：《蒋介石的日常生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53]桑兵：《超越发现时代的民国史研究》，杨天宏：《政治史在民国史研究中的位置》，杨念群：《“断裂”还是“延续”？——关于中华民国史研究如何汲取传统资源的思考》，罗志田：《知常以观变：从基本处反思民国史研究》，孙江：《切入民国史的两个视角：概念史与社会史》，分别见《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