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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参政 胡风在著名的“三十万言书”中写过一段值得注意的话：“政协开会前，第一次通知在上海的名单内没有文艺方面的巴金同志和我，直到出发前一天才接到了补发的通知。有的同志很焦急，但我情绪上没有受一点影响。”（《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胡风全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13页）查胡风日记，没有明确记载哪一天得到通知，只有1949年9月5日“收拾行装”的记录。（《胡风全集》第10卷第103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以下简称“新政协会议”）的代表，是筹委会确定了党派、区域、军队、团体代表的比例、名额后，由各派别根据名额推选的；“另设一特别邀请单位，其代表资格、名额与人选由常委会另行协议”（林伯渠：《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的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新华书店1950年9月再版本，第225页）。在推选过程中，特邀代表时有增加、变化，巴金和胡风不在此列，他们属于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推选的代表。据蔡楚生日记，这一组的代表早在1949年7月23日就已经产生： 下午三时，“全国文联”在北京饭店东厅开全国委员第一次会议，选出正副主席及常委17人后，复选出17人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文联”代表，其名单如次： 茅 盾 郑振铎 田 汉 史东山 徐悲鸿 马思聪 阳翰笙 巴 金 胡 风 蔡楚生 丁 玲 柯仲平 萧 三 赵树理 周 扬 曹靖华 艾 青（后两位退让为候补） （蔡楚生当日日记，《蔡楚生文集》第3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294页） 笔者核对了一下这份名单，与后来公布的正式代表名单完全一致，证明这个选举结果，政协大会是确认的。胡风当日日记中也记过一笔：“下午三时，文联全国委员会开会，即选举正副主席与常务委员等。被‘选’为政协代表。”（《胡风全集》第10卷第90页）早就确认为代表了，一直未接到开会通知，胡风说“我情绪上没有受一点影响”，又说“有的同志很焦急”。前面只提了巴金和他两个名字，这个“有的同志”莫非是巴金？笔者查不到巴金是否“焦急”的记录，按照常理推断，对于参政、议政，虽然巴金少年时代曾抱有改造社会的心愿，踏入文坛后，虽然名满天下，除了联名发表过一些对于时局的宣言、担任过一个文协的理事，对于政治，还是退避三舍的。他反而是人人尽知的“无政府主义者”，出席新政协会议，是他第一次实际参政、议政，而且一下子参与到国家最高层面，这是他一生中带有标志性的事件，是他生活状态转变的关键性一步，因此，弄清这些细节、心态，或许不是多此一举。 1950年2月13日，焦菊隐有一封给巴金的信： 吾兄说得不错：像我们这样的人，对行政兴趣不高，且干行政也是浪费精力，仍是埋头译点写点来得重要。我一向在朋友中最敬佩你，我认为你最有修养最有深度，一向与庸俗无争！我这些年，一直在学习你，但迄未学上十一。希望以后我跟着你走。如今文艺界朋友有若干人在忙于做官，更有些人仍在毫无意味地打击别人，因为妒忌，所以不惜任何手段，不惜加别人以任何帽子，以求自己更高一步！但，这等于一时倾销而终世无人过问的书一样！在最后又有什么结果呢？所以，弟近来亦做此打算，埋头译书，不问行政（年后院长及各行政职务均辞去）让我们有限的几个朋友“无闻地”在努力吧！迎接文化高潮的，不是那些蹦蹦跳跳的，而是这些“傻小子”！巴金兄，你的话完全对的！（《写给巴金》，大象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106-107页） 这里显示，巴金在前信中与他交流过：对行政兴趣不高，只想埋头著译。——这也是巴金前半生的基本生活状态。其实，1949年以后，巴金不过担任一些协会的虚职，还谈不上“行政”，晚年，巴金这么说：“参加政协，是第一次参政。我先是推辞。我推荐陈望道。后来陈望道是特邀代表。我也不知自己怎么被选上了。我给陈蕴珍信中说，‘天天开会’，是因为心里着急，惦记着写作。”（1993年10月15日与陈丹晨谈话，见陈丹晨：《灵隐长谈》，收《明我长相忆》，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1月版，第190页）这个“推辞”，倒是符合巴金的一贯言行，连去北京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他也拒绝了；而且，他坚持不领国家一分钱工资。巴金进入“新时代”的心态，笔者曾在《巴金的第一次文代会时光》（见《传记文学》2019年第7期）一文中做过分析，他没有像沈从文那样经历心灵的狂风暴雨，倒是有一种穿过长夜的轻松。开始，他小心翼翼想做一名旁观者，然而形势逼人容不得他，他便走出书斋，开始了“换笔”的新生活，成为一名热情的歌唱者。 为什么巴金和胡风最晚收到开会通知？目前也找不到确切答案。上海的代表本来就是两批进京，或许通知有早有晚。当时百废待兴，政府的行政效率未必像后来那么高。特邀代表张元济是9月3日才“定计应政府之召，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张元济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215页）。看样子，他得到的通知也不会太早。早也罢，晚也罢，用胡风那句著名的诗句，的确是“时间开始了——”  图为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文艺界代表。前排左起：赵树理、马思聪、蔡楚生、柯仲平；后排左起：程砚秋、史东山、田汉、艾青、周扬、丁玲、胡风、巴金 新中国诞生之前奏 上海部分代表1949年9月6日下午四点多在百老汇大厦（即今日上海大厦）集合，分乘汽车到北站。“六时五十分开车，与巴金、盛丕华夫妇同一车厢”，这是胡风的日记（《胡风全集》第10卷第103页；另据徐铸成日记，9月4日同班次的车也有一部分代表出发，有金仲华、王芸生、赵超构等人）。张元济，跟巴金大约不熟，在他的日记中没有出现巴金的名字，不过一路上记下了他们的具体行程：“午后四时半挈英儿出门，至百老汇大楼集合。晤蒉延芳、盛丕华、冯少山、胡子婴，又晤梅达君、王浩川，进茶点后登车，开北站。遇吴有训、胡刚复，遂邀同车。”“六时三刻发轫。晚饭后不久即睡。车行震荡，不能成寐。午夜一时抵南京，电车渡江，凡二小时始毕，即由浦口开行。”7日，火车开了一天。“早餐过临淮关，九时过蚌埠，约停一刻。复前进，渡淮河桥。铁桥南段无段，北段有桥墩被毁，铁路亦断坠水中。据同车茅工程师以云，尚不难修复。经固镇、宿县，沿途车站多焚烧，想见当日战事之惨。”下午四点一刻到徐州，接下来进入山东境内，第二天，“晨起知已过德州。午餐时过沧州。十一点半到天津，先西站，而东站，而北站。均暂停。午后抵北平先经丰台，旋入城。”（《张元济日记》第1216-1217页）胡风日记中记下到站准确时间：“二时到站，住进华文学校802号。”（《胡风全集》第10卷第104页）巴金住在他隔壁，803号；蔡楚生住807号；史东山住810号……他们同属一个小组，又住在一起，接下来开会的好多活动一起，巴金没有日记留下来，胡风、蔡楚生的记录像一面镜子，也可以照见巴金的身影。 徐铸成说：“下车后即赴东四一条休息，盖新闻工作者，文艺、教育、宗教、科学等九单位代表，均住华文学校也。”（1949年9月6日日记，《徐铸成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5月版，第36页）华文学校，1949年初，曾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总团部，后来，华北人民政府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后来的文化部）租住于此。这是一个风景优美的院子，有人写道：“华文学校是一座花园式的庭院，几栋二层小洋楼耸立其中。这里原本是王府的后花园，后来洋人在这里盖起楼，办了华文学校。到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已经是人去楼空了。庭院中的几棵大树坚实挺拔，树冠如伞，绿茸茸的草地像毯子一样整齐。”（杨芹：《北平解放时的华文学校》，《光明日报》2012年10月9日）  巴金与胡风（中）、马思聪（左），会议期间摄于华文学校 巴金保留的文献中，有一份招待处1949年9月10日拟订的《来宾须知》（通则），对于衣食住行、会客、开会都有具体规定，有几条颇有意思，也能够看出他们这段时间的具体生活： 七：每日三餐，均以饭票为凭，其开饭时间：早饭上午八时，中饭十二时，晚饭下午六时 八：为节约人力，减少浪费起见，除年老因病及特殊情形者外，一律到公共饭厅用饭。 十七：开会、开饭、与集体活动之通知，均以摇铃为号。 廿一：会客规定如下： 1. 每日下午二时到五时，为会客时间。 2. 来所访问者，一律先到问讯处登记，并取得住客同意后，始准进入会客室。 3. 如因特殊事故，需要在会客时间以外见客者，须于事前通知问讯处，以便依次引进。 严格的会客制度，是因当时北平特务的活动十分猖獗，安全保卫工作压力很大。徐铸成的日记中曾记：“与云彬兄同至侯外庐兄处闲谈，至十时半始步归，近因大会开会在即，而北平特务依然活跃，故军令戒备甚严，尤其东单与东四间，党派首领住宅大部在此区内，故警戒尤森严。”（1949年9月18日日记，《徐铸成日记》第42页）代表们开会的主要会场中南海居然也有特务活动的踪迹：“杨刚报告今日各小组联络代表开会情形，大会决定明天开幕，预定开七次大会，月底前必结束，又谓大会期内，代表必须谨慎，因北平特务甚猖獗，中南海发现反动标语，并在墙根获一手枪。”（1949年9月20日日记，《徐铸成日记》第43页）住在另外一处的代表宋云彬也得到提醒：“……决定转告各代表提高警觉，不鲁莽接见宾客，不轻易至游乐场所，因日来反动派特务至活动，中南海附近甚至天津、唐山等处，连日发见反动标语甚多也。”（1949年9月20日日记，《宋云彬日记》上册，中华书局2016年10月版，第224页） 会议从9月21日开幕起，到9月30日闭幕止，每日程序大致如此：第一天（9月21日），开幕式；第二天（9月22日），报告；第三、四、五天（9月23、24、25日），各单位代表发言；第六天（9月27日），各单位代表发言、讨论和通过议案、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报告；第七天（9月29日），讨论和通过议案；第八天（9月30日），选举、通过大会宣言，闭幕式（9月30日）。  巴金保存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修改笔迹为巴金的 在9月21日正式开幕之前，各代表团各种活动已经不少，据胡风日记所记，他们到北平的第二天（9月9日），“到勤政殿参加讨论共同纲领的小组会，由上午十时到下午五时四十分”。10日，“与巴金同到北京饭店照相”（应当是办理代表证等用的）。12日，“上午，文联代表团开会”。13日，“杨刚、蔡楚生、巴金等在这里聊天”。“下午，文联在中山公园开茶话会”。“夜，周恩来作报告：关于政协名单，关于政协组织，关于政府组织”。14日，“上午，看苏联照片展览会”；“下午，共同纲领第二次小组讨论会。二时至六时四十分”。15日，“上午，参观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一部分”。16日，“夜，看华大第三文工团演《思想问题》”。17日，“夜，怀仁堂晚会，京戏，一时半始散”。18日，“夜，华北人民政府等二十个机关、团体等请饭”。19日，“上午，文联代表团开会”。（《胡风全集》第10卷第104-107 页）这里的参观、看演出等，不是个人活动，都是会议安排的集体活动。在巴金保存的文献中，都有请柬，如15日的参观，即有华北高等教育委员油印的请柬：“本会订于九月十五日，招待人民政协代表参观本会所属故宫博物院及历史博物馆两文物机关新设各陈列室……” 在这些活动中，9月18日晚，华北人民政府等二十个机关、团体等宴请政协代表，是一次热闹的欢聚。叶圣陶日记中写道：“六时至北京饭店。华北人民政府及各党派各团体之北平分支机构凡二十单位为主人，宴请全体政协代表。六七百人挤坐两个餐厅进西餐，殆为空前盛会。余与家宝为邻座，共饮葡萄酒甚畅。八时散。”（《叶圣陶日记》，商务印书馆2018年6月版，第1131页）蔡楚生用“此为新中国诞生之前奏，弥足纪念”来形容这次宴会： 晚六时，华北人民政府等20个单位，在北京饭店楼下的大宴舞厅中欢宴“政协”的全体代表，所进为西餐，分四长桌与无数小桌，我与杨刚、阎宝航、潘梓年等为邻，因之颇不寂寞。在座中见起义将军陈明仁、张轸、黄绍竑、黄琪翔、蒋光鼐等。宴会开始时由董必武等致辞，及郭老答辞。四座充满欢愉融洽之气氛。——此为新中国诞生之前奏，弥足纪念。 九时余散席，与“华文”众代表乘车返。——在座中因人多而感奇热以至汗下，但一出门外在秋夜凉风之吹袭下，竟觉冷不可当，身体因此而有受凉的征候。（蔡楚生当日日记，《蔡楚生文集》第3卷第305页） 兴奋之余，有人喝醉，胡风第二天的日记中就记：“（聂）绀弩来，谈周颖昨夜酒醉的情形。”（《胡风全集》第10卷第107页）真正让这些文人和名流们感觉到庄严的历史时刻到来的，是9月21日晚七时新政协会议的开幕。叶圣陶对那天会场情况，描摹很仔细： 六时二十分，驱车至怀仁堂，参加人民政协会议之开幕式。此会场经过改造，有桌可凭，有圈椅可靠，较之前此舒适多矣。墙上粉刷简单而明快。台上悬孙中山与毛泽东画像。中间挂政协之会徽。乐声时作，场外鸣礼炮，全体鼓掌会遂开幕。先为毛氏致开幕辞，继之，刘少奇、宋庆龄、何香凝、张澜、高岗、陈毅、黄炎培、李立三、赛福鼎、张治中、程潜、司徒美堂十二人相继讲话，历二小时有余。其中赛福鼎为新疆人，所讲殆是维吾尔话，有人翻译。司徒美堂八十三高龄，所讲为广东话，亦有人翻译。以内容言，自以毛氏之言为充实，次之则刘少奇、宋庆龄二人亦有意义。 开会未久，外面起大雷雨，电灯曾熄灭少时。散会时为十点半，雨已止。门外积水，上车须等候，到家将十二时矣。（叶圣陶1949年9月21日日记，《叶圣陶日记》第1132页） 那天的大雷雨，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蔡楚生记道：“八时半，闻户外大雨如注，且隐隐有雷鸣。八时三十三分，雷鸣大作，使人感于建国事业之艰巨。”（蔡楚生当日日记，《蔡楚生文集》第3卷第307页）徐铸成看到了“满天星斗”：“开会后，忽大雷雨，然散会后，又满天星斗矣。”（《徐铸成日记》第44页）对于一个重要历史时刻，每个人记录和感受的角度都是不同的，这些颇为耐人寻味。宋云彬评点了几个人的讲话：“讲演词以宋庆龄的最为生辣，毫无八股气，可惜她不会说国语，用一口道地上海话念出来，就没有劲了。陈毅的最简单，也很得体。黄炎培的油腔滑调，既不庄严，又不松动，令人生厌。程潜之讲词文句不通，意思也平常，应考末一名矣。宋庆龄讲话时，正雷雨大作，电灯忽灭，幸不久就亮。”（《宋云彬日记》上册第225页）张元济年岁大了，需要人照顾，他更关心的是儿子能否随同他进会场：“下午六点钟赴中南海怀仁堂开会，与邵式平、吴贻芳同车而往。余被推为主席团之一，登台排列照相后归原席第一百七十席。英儿随往。因未领得出入证，被阻于门外。后经人介至秘书处，取得联络秘书，开会中休息时便可入至会场。十时半散会，先是大雷雨，此时已止。”（《张元济日记》第1233页）胡风所记甚简，重点是毛主席致辞：“夜七时，人民政协第一次会议，毛主席致开会辞。”（《胡风全集》第10卷第108页）四天后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再次提到了这一点：“开幕式，毛主席的开幕词是非常雄壮、动人的。”（胡风1949年9月25日致梅志信，《胡风家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107页）不久之后，他把这种激动化作了诗篇： 毛泽东 他站到了主席台正中间 他站在地球面上 中国地形正前面 他 屹立着像一尊塑像…… …… 海，在沸腾 毛泽东 他屹然地站在那最高峰上 那不是挥动巨掌 击落着无数飞箭 而奔驰前进的 火焰似的列宁的姿势 那不是斩掉了一切毒瘤以后 凝集着重量和力量 稳如泰山的 钢柱似的斯大林的姿势 毛泽东 列宁、斯大林的这个伟大的学生 他微微俯着身躯 好像正要迈开大步的 神话里的巨人 …… （《时间开始了》，《胡风全集》第1卷第101、105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部分文联代表合影，二排左二为巴金 应该与人民在一起，不能离开人民 置身在这样的海洋中，巴金是怎样的心情？ 到北平后，他给妻子写的两封信，倒是保存下来了，谈的都是琐碎的生活细节和访问朋友的情况，到北平第二天，9月9日，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蕴珍： 昨天寄发一信想已收到。昨天下午去找汝及人，看见他太太才知道，他早晨刚上车去无锡，真不巧。后来便去找振铎和家宝，在他们那里吃晚饭，到十点钟才回来。上床较早，却始终睡不着。被盖较厚，现在用似乎还早，觉得热。晚上很静。院子里月色很好。生活比上次开会时安适，但不及上次热闹。晚上失眠想起许多事情。早晨七点半才起床，下去吃早饭，遇见杨刚，才知道她也住在这里。在饭厅里遇见了一些熟人。可是在房里却听不见一点声音。现在是九点一刻，十点钟要去开分组会，不写了。请你打个电话给骏祥（77761），说烟昨天已交家宝，我不知阳翰笙住处。白杨还没有回来，信留给家宝，书也托他转去。我很好，很想念你们。这里天气相当凉爽。祝 好！ 芾甘 九月九日 靳以行李还未送来，大概不是装一次车。俟送到后就通知他弟弟来取。幸好我的箱子没有交行李房。（1949年9月9日致萧珊，《家书》，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2页） “晚上失眠想起许多事情”，究竟想什么呢？ 第二封信中，主要的一部分谈的是他牵挂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前途，接下来还是生活琐事，如花钱的问题：“我还没有到开明去拿钱，过两天我会去拿的。其实我自己也不需要多少钱，不过来北平一趟总得买点东西带回去送人，我自己也想买几本书。每天出街得花车费。但是从明天起到月底止日程都已排定，一时也没有花钱的机会了（‘因公出门’是有汽车坐的）。下月初当可有空并可以作回上海的准备。”他的心似乎仍在“上海”，而不是北平，包括给孩子买东西，惦念着回去过中秋节：“俞福祚今天已动身，托他带去一小毛狗，是给小林的。你的图章已取来，少弥的宝剑也买到。小林的牙齿弄好没有？”“昨天我们开小组会，联络员说，要是衣服不够，可想办法，问我要不要衣服。我说现在不需要。要是十号前能回沪，就不需要什么了。看情形我恐怕不能赶回上海过中秋节。”（1949年9月20日致萧珊，《家书》第3-4页）置身于这样的热情的、沸腾的海洋中，莫非他倒有一种孤独感？ 现在能够看到的，都是巴金晚年的追述，他说： 朋友中间，也有议论，建议我去台湾的。我也没有去。 一九四九年后，既然这是为人民拥护的政权，我就向人民投降，接受改造。我希望能改造自己成为人民所需要的。但是不熟悉工农兵生活就写不好小说。（1993年10月15日与陈丹晨谈话，见陈丹晨：《灵隐长谈》，《明我长相忆》第190页） 对另外一位朋友，他也是这么说的： 当时确实有很多人劝过我离开大陆，我也有许多朋友离开了大陆，但我看到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我想我应该与人民在一起，我不能离开人民，这就留了下来。我说，我要改造自己，从头学起。”（《作家靠读者养活》，《巴金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486-487页） “与人民在一起”，这个信念让他诚心接受改造，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在当时人气之高，受到从普通民众到知识分子的拥护，也是活生生的现实。宋云彬在日记中记会场一代表的发言，颇为真实地道出知识分子的心态： 张难先发言不落窠臼，最后一段谓“本席这个小组的代表中如张代表元济、周代表善培，都是七八十多岁的人，数十年不愿参加甚么政治性的会议。再如李代表书城、宁代表武、张代表村等都是中国同盟会的老人，好多年看见旧政府所作所为，都是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主张，遇到甚么政治性的会议都是不肯参加的。却是此次所召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家都欢欣鼓舞，不顾衰老毅然参加，这实在是看见解放军军纪之好，政府人员之刻苦努力，以及毛主席、朱总司令之英明领导所感召。就这几位老先生之参加看来，真可以代表全国人民之心悦诚服的拥护人民政府。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故本席附带的报告一下”。生面别开，毫无八股气息，博得全场鼓掌。（1949年9月24日日记，《宋云彬日记》上册第224页） 徐铸成重读自己旧日记时说：“从这些日记看，解放之初，民主生活是相当充分的；各界上层人士，都热烈拥护党的领导，而决心于自我改造主观世界。他们的私人生活是自由、舒畅的。”（《徐铸成回忆录》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1月版，第208页）那一代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个人与群体、国家很难分割开来，以国之幸为个人之欢乐，这种心情也是巴金的心情。他后来几次撰文谈到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人们兴奋的样子： 我记得很清楚：十年前的今天，我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听见毛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告，望着广场上数不清的头和手，望着一片红旗的海洋，那个时候我真觉得这颗心就像要从口腔里跳出来一样，我知道一个幸福的时代开始了，我的这种感觉只有长期受苦的人才能够了解。过去那根一直在鞭打我的鞭子消灭了，在我的眼前展开了一条光明大道。游行的群众在晚上九点以后才散尽。我回到住处，耳朵里还留着六个多小时的欢呼声，我激动地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在中国一个伟大的时代开始了！”（《最大的幸福》，《巴金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184页）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我在人丛中望见天安门广场上数不清的迎风招展的红旗，听见春雷般的热烈欢呼，从下午三点起接连六个小时高呼“毛主席万岁”和毛主席洪亮而亲切的回答“同志们万岁”的声音响彻云霄。我离开阳光照不到的书桌，第一次在广大的群众中间，如此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民光辉灿烂、如花似火的锦绣前程，我感觉到心要从口腔里跳出来，人要纵身飞上天空，个人的感情消失在群众的感情中间，溶化在群众的感情中间，我不住地在心里说：我要写，我要写人民的胜利和欢乐，我要歌颂这个伟大的时代，歌颂伟大的人民，我要歌颂伟大的领袖。在旧社会中受尽欺凌的知识分子，那个时候谁不曾有过这样的感情呢？（《一封信》，《巴金全集》第15卷第515页）  开国大典邀请函（巴金保存） 对于他们这些过来人来讲，欢呼和歌唱的理由出自他们的经历和感受，经历的屈辱和压抑，感受到的新旧差异。比如，巴金曾有一种“孤儿”的感觉：“我说过，在自己的国土上，我像一个无家的孤儿。在解放以前的漫长的岁月里，我哪一天哪一刻有过安全的感觉？我常常站在人行道上，旁观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看见善良的人受苦，凶恶的人得志，外国冒险家到处横行，一个好人可以无缘无故地遭受欺凌。我抱怨自己贪生苟安，我诅咒这个罪恶的城市早日陆沉。在我的第一本小说里面，写着北火车站广场的电线杆上挂起了革命者的头颅。我并非闭门造车，我羡慕今天的青年永远见不到那种叫人一生忘记不了的恐怖景象。”（《最大的幸福》，《巴金全集》第15卷第182页）那些动荡年代的记忆都是痛苦的：“这个城市给了我那么多痛苦的记忆。这一部惨痛的历史我不知道应当从哪一页写起？一九二三年我第一次来到上海，……那个时候公园门口已经不再挂上‘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招牌了，但是我因为没有西装就进不了顾家宅公园（现在的复兴公园）。在马路上走路，我会突然被人拦住，叫我高高举起双手，让‘包打听’来‘抄靶子’，外国巡捕拿着手枪站在旁边用轻蔑的眼光监视我们。一九二五年‘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向游行群众开枪的时候，我不在上海，没有见到南京路上的血迹。然而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的暴行我是见到了的。……有一回我领了通行证走进日军的占领区，刚走过一个站岗的年轻日本兵的旁边，就听见一声叱骂，我回过头，正看见那个日本兵狠狠地打了一个穿长袍的中年人一记耳光。挨打的人默默地埋下头往前走了。我在他旁边走了一阵，才听见他痛苦地叹一口气。一九三七年日本军队攻占上海，把闸北和南市烧成一片焦土的时候，我站在苏州河边望对岸的火光，听四周人们的呻吟……”（《“上海，美丽的土地，我们的！”》，《巴金全集》第15卷第184页）这个“新中国”，让列强不存在，让战乱结束，让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又重新建立，让这些人都有了做主人的感觉……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拥护，就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态度，而是一种实在的感情和体验。 “献出我这一颗渺小的心” 巴金故居存有一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证”，红红的封面，上面印着新政协的会徽，里面的内容是这样填写的： 姓名：巴金 代表单位：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席次：第488号 填发日期：1949年9月15日  巴金的代表证 右面上方贴的是巴金的照片，他短发，戴眼镜，西装，内着白衬衫，正当壮年。下面还写了几条证件的用途和注意事项，用途写道：“本证为代表出入会场及招待住所之凭证请随身携带妥为保存。”这是巴金在法律上进入一个政权核心的实证，虽然这个时候，他还保持着青年时代信仰的梦想。比如他写道： 作为一个作家，我认为我的任务是宣传和平，我认为我的任务是把人类团结得更紧密。我愿意每张嘴都有面包，每个家都有住宅，每个小孩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可以说我们比谁都更爱和平，更宝贵和平，更需要和平（在我们的丰富的文学遗产中就有不少光辉的非战的诗篇）。因为在和平中我们才可以找到建设的机会，而且我们是经过长时期的战争之后才得到和平的。（《给西方作家的公开信》，《巴金全集》第14卷第17页） 这里面，“ 我愿意每张嘴都有面包……”的心愿明明出自他的意大利“老师”的训导，包括对和平的理念，都与他年轻时代的信仰一脉相承。然而，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还想保持以往的个人生活显然已不可能。  代表席次表 巴金应当是1949年10月16日离开北京的，按照来时行程，在18日回到上海。［ 胡风10月15日日记：“ 给M ( 梅志) 信，明天托巴金带去。”（《胡风全集》第10卷第115页）］胡风1949年10月15日致梅志的信中也写道：“明天巴金回来，为了快，先写这一封信。”（《胡风家书》第115页）回到上海，似乎就很难在书斋中安静写作了，他的生活里多了一项在以往不多的内容，即为了“公家”而出席大量的社会活动：10月19日，与刘长胜、萧三、夏衍等往祭扫鲁迅墓，并出席上海各界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三十周年大会。11月3日，出席上海市文学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会，任该会副主席、创作部长、文学顾问委员会委员及会刊编委。11月22日，出席上海文协第二次常委会。转过年，还有出国任务……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人选，主任是郭沫若，巴金是42位委员之一，本来这也是挂名的虚职，然而有些活动不参加也不大好，他的老朋友曹禺急着给他写信：“前两天，翰笙谈起你没能来参加文教会，因为太忙，言外之意还是希望你能来开会。就来一次北京吧！我想，你病愈后，再遇开会，无妨来一趟，住在我家里，开销自然不大。文教会虽然没有经常事要办，主持人总是盼望你能到场的。”（曹禺1950年3月21日致巴金，《写给巴金》第138页） 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已经拉开序幕，每个进入崭新时代的知识分子都要过这一关。巴金还好，似乎没有过分的尴尬，他去苏北老区参观土改等工作，一路上都受到礼遇。他的书照印，不过在前面多了一篇表态式的序言，言辞上是温和地自我批评，其中还夹杂着不少自我辩护： 所以我的作品中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薄弱，所以我的作品中含有忧郁性，所以我的作品中缺少冷静的思考和周密的构思。我的作品的缺点是很多的。很早我就说我没有写过一篇像样的作品。现在抽空把过去二十三年中写的东西翻看一遍，我也只有感到愧悚。 时代是大步地前进了，而我个人却还在缓慢地走着。在这新的时代面前，我的过去作品显得多么地软弱，失色！有时候我真想把它们藏起来。  1949年9月，巴金于北京华文学校（蔡楚生摄） 他在序言的结尾表明了自己的决心：“现在一个自由、平等、独立的新中国的建设开始了。看见我的敌人的崩溃灭亡，我感到极大的喜悦，虽然我的作品没有为这伟大的工作尽过一点力量，我也没有权利分享这工作的欢乐。……我的一枝无力的笔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为了欢迎这伟大的新时代的来临，我献出我这一颗渺小的心。”（《开明版〈巴金选集〉自序》，《巴金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1页，）他屡次说到，感到自己的笔是那么无力。怎么办？换笔。换笔，不仅有来自内心的动力，还有外界的压力。1950年丁玲在给巴金的信中说：“我希望你还写下去，我鼓励你写下去，一个作家长期的对人生有着透视是不容易的，这不是下下几天乡就可以获得的。你若是愿意走动走动，我欢迎你来北京，或者由我们送你到东北去看看。”（丁玲1950年× 月9日致巴金，《写给巴金》第54页）接下来的一封信，则是近乎命令的安排： 我自从整风以来就想着怎样能抽出一批能创作的同志去进行生活与创作。这种思想也同乔木同志所给我们的指示是一样的。现在准备调集一批人去朝鲜，工厂。曹禺也尽力把他拖出行政的岗位，艾芜也是这样。同时我也希望你能摆脱一些事务工作而专致力於创作。你过去的作品，虽说在思想上还有所不够，但却是有热情的，和感人的，我以为你如果能获得些新生活，对群众的感情有些新体会，那是可以写出新鲜的作品来的，这是我们今天人民的国家所需要的。因此我极希望你能抽出一段时间来，如果不能去朝鲜，则去工厂也可。因此我鲁莽的把你的名字列在调集作家的名单之内，这种希望和鲁莽我以为可以得到你的谅解的。你是否能设法来满足我们的希望呢？（丁玲1952年1月7日致巴金，《写给巴金》第55-56页） 1952年3月至10月，1953年8月至1954年1月，巴金两次到朝鲜前线去采访，笔者没有做过严格的统计，像巴金这样著名的作家到朝鲜前线做短期慰问的很多，长时间而且还是两次入朝采访的似乎并不多。巴金后来曾说过：“两次入朝对我的后半生有大的影响”（《致树基（代跋）》，《巴金全集》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07页）。在入朝前，给妻子的信中，他曾如此表达自己的心情：“我的确想家，我真不愿意离开‘家’，离开你们。我一生一直在跟我自己战斗。”（1952年2月18日巴金致萧珊信，《家书》第24页） “你想想，我现在做的都是我不习惯而且不会做的事……” （1952年2月28日巴金致萧珊信，《家书》第40页）这是从书斋走出来，面对新环境的矛盾的心理，但是，他的决心没有改变，坚持“向前走”。思想改造，社会活动，配合形势写文章，巴金把这些都看作是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机会和工作，所以，他真诚、认真又很艰难地在适应在坚持。他的“进步”显然也得到肯定，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透露：“五月二十八日，周扬同志到会（指全军文艺创作座谈会——引者）作报告。在一般性的‘鼓励创作’的话的掩盖之下，所举的具体的例子有两个：肯定了巴金，否定了路翎。说巴金虽然不懂部队，但他看到志愿军伟大，就歌颂歌颂伟大，那就是老实，值得欢迎，对我们有好处，这就够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胡风全集》第6卷第372页） 在这之中，有得有失，有幸福也有忧伤，也有很多反思和教训。1956年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巴金委婉地提出作家的写作与各种社会活动的矛盾和焦虑：“去年十二月我送一位西德政论作家上飞机，我们都到得很早，正坐在候机室谈应酬话，他忽然说，近两个月你们这里外宾多，你们像这样接送客人，恐怕没有时间写文章吧。我不知道这是关心还是挖苦。我只好说，我也不常接送客人。但是我得承认这只是我个人的愿望。事实是：有一个时期火车站和飞机场已经成了我们几个人（有作家也有音乐家）的会客室了，一天跑两次也是常事。我承认这种工作很有意义，而且我出国访问，外国朋友们也在车站、机场接送。我也认为作家必须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但是我更拥护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业务活动的办法。否则，我们在为上面所说的必要的活动花去大部分时间以后，还得检讨自己没有完成创作计划，有各种各样的帽子扣在自己的头上。对于作家来说，只有检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读者向作家要求的是作品，所以必须有作品。但是作家写作品也需要时间，这不是零零碎碎的几小时或几天，这应当是一个较长的时期。”（《巴金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13页）在他的晚年，对于那种肤浅的“体验生活”则做了更为沉痛的反思：“可是我们这么多年放弃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勉强去写不熟悉的题材，甚至要作家的作品去解释政策，而政策有时又不免有反复，这样要创作丰收，是很难的。作家应该写他最熟悉的生活，写他最使他感动的东西。这是我的几十年经历所得到的教训。当然我并不反对作家到处去看看，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作家靠读者养活》，《巴金全集》第14卷第489页） 不管怎么样，有一点巴金始终没有变，那就是作为一个人，他要“与人民在一起”；作为一个社会成员，他没有脱离时代和社会。哪怕到晚年，这种“人民”的信念还是牢牢地占据着他的头脑。年过九十，他曾写下这样的文字： 躺在病床上，无法拿笔，讲话无声，似乎前途渺茫。听着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乐，想起他的话，他说过：“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欢乐，你就到人民中去吧，你会相信在苦难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欢乐。”他讲得多好啊！我想到我的读者。这个时候，我要对他们说的，也就是这几句话。（《〈再思录〉序》，《再思录》第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