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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关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美国兴起的“全球史”或“新世界史”, 经过学界的介绍, 在中国史学界已广为人知。在不同研究领域中, 多有将“全球史”概念引入, 以促进本领域研究深化之举。无论是作为传统国家、帝国, 还是民族国家, 在全球史看来, 中国只是一个区域而已, 所以, 区域史研究与全球史研究究竟应该具有怎样的关系, 或者怎样在区域研究中体现全球视野, 还是可以略做讨论的。 区域史研究与全球史的兴起 根据大体上已有共识的看法, 所谓全球史, 即指全球关联与全球性互动的历史。《全球史读本》的主编之一本特利认为, 全球史研究的主题包括跨文化贸易、物种传播与交流、文化碰撞与交流、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移民与离散社群等。人们很容易看出, 这些主题在人类学研究以及社会—文化史研究中极为常见。事实上, 全球史不过是在人类学观念影响下, 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这两个新史学的主力军不断壮大、发展的结果。 刘文明已经指出, 麦克尼尔的世界视野从方法论上说主要得益于人类学的启迪, 同时指出他的《欧洲历史的塑造》一书, 实际上是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准备的。麦克尼尔本人也明确提到, 他关于文化借鉴的重要性的认识, 以及后来他写作《西方的兴起》一书, 是受到美国的人类学家的影响, 比如他提到的威斯勒 (Clark Wissler) 、林顿 (Ralph Linton) 和雷德菲尔德 (Robert Redfeld) 。[3]这些人物及其思想当然是20世纪中叶人类学的代表, 全球史的兴起实际上与20世纪中叶以后的世界变化有更直接的联系。 众所周知, 全球史的兴起或可以几部重要著作的出版为标志, 如前述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 (1963年)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 (1970年) 、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 (1974年) , 等等。这个时期, 正是从“冷战”的高峰 (古巴导弹危机) 到反思“冷战” (越战结束) 的时期, 这是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破灭, 以及反思现代性的最重要的时代背景。与此相配合的, 便是意识形态领域和知识界中的“去中心” (de-centralization) 。“去中心”当然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特征, 我们原来秉持的单线进化论、中心—边缘观念被日益解构, 而现在主张的文化多样性等等则是“去中心”的产物。所以, 也有学者将全球史的产生定时为20世纪90年代和世纪之交, 并不令人惊奇。 但是, 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必然伴随对“宏大叙事”的批判, 全球史不会重蹈以往“通史”的覆辙吗?在这一点上, 全球史必须小心翼翼。萨森迈尔注意到,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所谓‘文化转向’虽与上述普世模式发生抵牾, 但却同样注重跨地区的运动”;主张“任何全球史研究必然要权衡普世与个别之间的关联, 既要关注全球框架下区域内部的多样性表现, 又要明察各种区域力量的全球维度”。可以这样说, 在对付以民族国家为叙事单元的某某中心主义时, 以强调社会—文化多样性为切入点的社会—文化史——往往表现为区域史——作为前驱, 而以强调跨区域联系的全球史则以前者后盾的面目出现。因此, 全球史的兴起与展开无法与人类学、社会史、文化史等等脱离干系。 如果稍微具体一点地讨论全球史与人类学、社会史、文化史的渊源关系, 我们至少可以有以下几条理由: 首先, 诚如刘志伟所强调的, 社会—文化史研究从人的动机和行为入手, 而不是从国家意志入手, 这样, 无论是帝国、王朝, 还是民族国家, 都必然从历史研究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跌落下来。其次, 由于社会、文化的特性, 研究者更加强调关联、互动、连续性, 而不像传统政治史研究那样强调革命和断裂, 这种关联和互动不仅指社会、文化的网络, 也包括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联系。第三, 社会—文化史研究经常表现为区域研究, 从一开始, 区域研究就不是目的, 而是过程。正是由于区域的多维度特点, 导致区域研究本质上必然是一种关于关联和互动的研究。第四, 既然社会—文化史研究从人出发, 就必然关注所有个体和群体的人, 关注与他们的生存密切相关的一切事物, 这就导致研究的对象变得包罗万象, 从而使关注关联和互动变得不可或缺。 就此而言, 彭慕兰曾提醒全球史或新世界史的从事者们, 全球史或新世界史的先驱除了世界体系论以外, 还有布罗代尔以及年鉴学派的“整体史”, 而这主要是关于日常生活的社会史;另一条路径就是区域研究, “这些区域研究强调概念化和跨学科, 而这与社会史极其契合”。对这一点, 中国大陆研究全球史的学者很少提及。由于在中国大陆, 研究社会—文化史的学者主要在中国史领域, 而倡导全球史的主要是世界史学者, 而研究世界史的中国学者又较少研究社会—文化史。因此, 或许有点“危言耸听”地说, 如果没有从事过或至少比较了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话, 我们的全球史研究就会先天不足, 甚至可能半途而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