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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大日本史》是日本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以“正闰皇统，是非人臣”为目标。从日本最早的史书《日本书纪》到《大日本史》编纂的前、后期，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始终存在，且有不同作用。其中“天子授时、定正朔以布臣民”的正统观念一以贯之。《大日本史》批判《日本书纪》用谶纬理论构建正统的做法，主张以过往历史的完整呈现来辨明“天祖之正统”。在《大日本史》编纂前期，以中国史学传统为圭臬构建日本之国史。到修史后期，为了强化日本“优越的国体”特性，史臣在本纪部分的开篇重新构建了一条天神传承序列，以此说明日本万世一系的成立。《大日本史》的编纂过程，展现了一个受中国传统史学影响书写历史框架，再填入神道元素以建构“皇国”观的受容过程。 关 键 词：中日史学交流 《大日本史》 神武本纪 作者简介：刘晓峰，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龚卉，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主要从事日本近世史和史学史研究。 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史学交流作为塑造文化传统的重要元素占有重要位置。《大日本史》与《本朝通鉴》一起被称为江户初期开始的国史编纂双璧之一。这部著作借用朱子学“大义名分”塑造的正统观念，在幕末发展为“尊皇倒幕”的先导，到日本战败之前还被视为“日本国最大之特性”的国体观念的源头之一，许多学者指出明治时代的历史研究是从批判《大日本史》开始的。①江户时期，中日之间的史学交流与文化影响进入新时期，《大日本史》正是这一时期史学交流的代表作。该书受中国史学影响的痕迹非常明显，如用汉文、模仿《史记》纪传体例进行编纂等，其编纂过程所包含的修史理念、目标及其影响反映了日本前近代修史传统里中日史学理念的复杂交融。 围绕《大日本史》进行的先行研究，西方多为介绍性著作，②故本文以中日两国研究成果为主。日本方面对《大日本史》的研究可以大致分为战前和战后两大时期。战前受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影响，如平泉澄等相关研究多服务于政治需求；战后研究相对客观，在思想史、史学史和交流史诸方面都有探讨。战后代表作者有尾藤正英、久保田收和名越时正等，后有“水户史学会”以挖掘当地文化资源为主要任务，而在史学交流方面的代表作品则有吉田俊纯的《水户光圀的时代》、吉田一德的《〈大日本史〉纪传志表撰者考》等。中国学者如王家骅、朱谦之、徐兴庆、韩东育等，研究多立足于中日儒学交流。而从史学交流角度讨论的有周一良在20世纪30年代所作《〈大日本史〉之史学》、吕玉新、邢永凤以及孙卫国等数篇文章。③其中周文用中国传统修史的方法讨论了《大日本史》编纂和史学，涉及史观、体裁、义例和考订等问题，提出“此种思潮乃混合朱学与日本固有之神道而成，以尊王之政见为骨干，而寄托其一切政治学术之精神与见解于《大日本史》”。④从总体上说，日本学者更重视从日本思想史的角度进行讨论，而国内从史学交流角度进行研究的著作并不多，且已有的研究如周文为《大日本史》研究提示了框架和启发，但多是对《大日本史》进行宏观层面的总结，缺少从中观和微观层面对史料和具体问题的梳理。因此本文将在前人尤其是周文的基础之上，围绕《大日本史》中的体裁、纪年问题和“神武本纪”修订等方面，整理相关史料来进行考察，以期对江户时期日本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受容过程有更清楚的认识。 一、“史法”与“史意” 《大日本史》是日本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第一代神武天皇到后小松天皇等一百代天皇时期的历史，是日本人花费250年完成的一部全部由汉文撰写的日本史，可谓积数代之功而成。明历三年(1657)水户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以“正闰皇统，是非人臣”为总目标，正式开启了《大日本史》的编修工作，从1657年到1897年，《大日本史》的纪、传、志、表各部分原稿基本完成，至1906年最终编成402卷(内含目录5卷)并出版发行。《大日本史》编纂过程中，江户日本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受容态度的变化非常具有特色，值得分析。 在体裁上，史臣们提炼出了《大日本史》的“三大特笔”，⑤以此建立起天皇之正统世系。特笔第一是将神功皇后从本纪退入后妃传。此前史书如《日本书纪》等都专列“神功皇后纪”，视皇后摄政等同于天皇临朝。特笔第二是立大友天皇本纪。部分史书记载大友皇子尚未即位就被驱逐，但在《大日本史》史臣看来大友皇子作为钦定的皇太子，因其正统当有天皇位份。特笔第三则是以南朝为正统立本纪。实际上从江户到明治时期的天皇传承自北朝，因此当时主流舆论以北朝为正统，而《大日本史》史臣认为南朝拥神器⑥为正统，但南北二帝都有皇室血脉，因此以南朝天皇入本纪，并在实现南北统一的后小松天皇本纪开篇附入北朝天皇的记载，称北朝为“帝”以区别于南朝天皇。在“三大特笔”之外，《大日本史》在列传中设置了别有特色的门类，如“将军传”“歌人传”等，其中需要注意的是排在最后的“诸蕃传”。“诸蕃传”中包括新罗、琉球等地区，还有隋、唐、宋、元、明等中国朝代。在《诸蕃传·隋唐》篇中指出：“彼(汉土)史纪我风土风俗，虚实相半，至如载朝贡封爵等之事，则古今所无”，还述立传之意为“神圣柔远之制，膺惩之意，由是可睹矣”。 史学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记载和撰述的综合活动”。⑦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指出不同史家的史学趋向，“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史馆纂修，吾议一家著述”，⑧可知“史法”主要指史书编纂；“史意”则是讨论史学思想与见解。中国的史学传统源远流长，不仅产生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如二十四史般连续不断的正史记载，更推动了东亚其他诸国史学的产生和发展。 三国时期中国典籍开始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到隋唐时期中国史学进入大发展阶段，日本奈良·平安朝派出的遣隋使和遣唐使在学习中国律令制度时，将中国的史籍与史学观念带回日本。日本朝廷仿照中国学制，设官学“大学寮”包含学问四道，其中“纪传道”最为重要，以《史记》《汉书》《后汉书》和《文选》为学习内容。720年日本现存最早的史书《日本书纪》完成，⑨其以编年为体裁，在内容上直接引用或化用了《文选》《淮南子》《史记》《汉书》，这奠定了日本官修史书的基本范式，以此为准，日本中世之前陆续编纂了《续日本纪》《三代实录》等“六国史”。一直到江户时期，日本的各种官修或私修史书，仍以编年为主要体裁，一直到《大日本史》才首次出现纪传体史书。刘知几在《史通》中多言“史法”，将史籍分为六家二体，并强调“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⑩即将史书分为《春秋》为代表的编年和《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之“二体”。《春秋》作为中国最早的史书，其采用的编年体也成为后世模仿学习的对象；司马迁作《史记》成一家之言，开创纪传体，再由《汉书》《后汉书》等沿袭这一编纂方式，使纪传体成为中国正史的体裁。编年与纪传二体各有其长短，编年体长于线索脉络、考察时代之大势，而短于委曲琐细、不能详备；纪传长于记述完备、别夷夏异统，短于同事分述、编次不求年月。曾担任过《大日本史》编修总裁的藤田幽谷指出：“编年与纪传皆史，而编年为实录之祖，纪传为诸史之归。……分为纪志表传，当综核帝王徽猷，臣庶行事，治乱兴废，礼乐刑政，类聚群分，劝惩并存，粲然见矣”。(11)《大日本史》以纪传为体，一方面是为了区别于同时期的幕府以及朝廷所修史书，以获得时人的肯定和文化优势；另一方面则因“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试图通过将过往的历史完整地呈现而明“天祖之正统”。 中国史学之“史意”，尤以正统观为重。相较于西方早期城邦时期，流行民主政治和多元化文化观念，并未形成如中国一样强烈的“华夷之辨”“大一统”等正统观念。所谓的正统有orthodoxy和legitimacy两层含义，中国正统论以后者为主，主要是处理朝代更迭中出现的政权传承、并立以及篡夺等问题。正统观念“经过早期历史学家如《春秋》作者的借鉴和整理，成为正统理论，再经理学盛行的北宋时代的史学家的发展与完善，而成为有体系的历史观念和史学理论”。(12) 日本第一部成文法典和官修国史中都可见正统论的影响。公元604年日本圣德太子颁布《宪法十七条》，其第十二条“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13)这与《札记·曾子问》“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的观念显然一脉相承。天武天皇在位时，《日本书纪》编成。由于天武天皇驱逐了正统继承人大友皇子，为了论证自己继位的正当性，他的儿子舍人亲王主持了《日本书纪》的编纂。在日本的奈良·平安时期，正统论主要体现为天皇成为日本国家和文化的代表。 但是日本与中国并不完全相同，传入日本的正统论也与中国的正统论出现差异。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革命理论的改造。从春秋三传开始，革命理论逐渐成为中国史学观念中的共识，并由此生发出“辛酉革命”“甲子革令”等说法，正统论往往是在改朝换代时才尤为强调。而日本历史记载中并没有易姓革命，正统论中对于正统的不同判断标准失去实际意义。正统论主要成为强化天皇世系的工具，从中世开始“日本为神国”的观念逐渐形成并在江户时期确定为“国体论”的组成部分。国体论核心强调天皇万世一系，天皇制是日本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二是日本华夷观念的变化。中国的华夷观由地理观念发展为文化观念，并最终确定为中华优于夷狄的天下秩序。《魏志·倭人传》记载了当时的日本国王向中国朝贡，并接受赐封的事实；五代时，日本终止了遣唐使的派遣，并认为日本已经获得文化独立的能力；明清之际，日本认为自己才是华夏文化的真正继承者，以中华自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日本史》采用纪传体，立天皇世系本纪，将中国列入诸蕃传中正标志着在历史领域日本“华夷变态”论的完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