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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史学进入马克思主义史学全面发展阶段，到1966年的17年间，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以阶级关系为分析工具，对五朵金花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在社会形态演变研究方面取得重大成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科学的史学研究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迈入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历史学是一门与现实有着密切联系的学问。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人文哲学社会科学步入繁荣昌盛的新阶段，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中国古代史也同样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下面我们从四个方面就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 研究环境的变迁与人才队伍的培养 史学研究从来都与其所处时代的环境不可分离，中国古代史也不例外。所谓时代环境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该时代的社会变化；二是该时代的学术环境。二者对史学均产生深刻的影响，前者反映的是学术与社会的关系，后者反映的是学术自身的内在发展逻辑。 众所周知，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国古代史学界面临着非常艰难的境地。“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是从中国古代史领域中点燃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等问题也和中国古代史研究相关。在这场空前浩劫中，许多著名史学家受到迫害和残酷斗争，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受到严重歪曲，学科建设在这十年中陷于停顿。因此，批判“四人帮”给史学研究造成的破坏是当时中国古代史学界的当务之急。史学是 “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虽然绝大多数史学家并不认同“四人帮”的错误观点并与之进行斗争，但他们在这十年里被迫“荒废”了许多宝贵的时间，研究工作不能正常进行。迅速肃清“四人帮”的余毒，把失去的损失夺回来，是压抑在当时史学工作者心中的迫切愿望。 但客观地看，当时的中国古代史学界还面临着更深层次的问题。首先，人才培养的断层和学科建设的停顿，导致研究力量严重不足，后继乏人；其次，对理论的简单化、教条化、公式化的理觯以及对史学功能的片面性认识，使中国古代史研究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就存在着研究领域狭窄，研究方法单调，缺乏对中国历史自身特点和规律的把握以及对海外研究状况信息闭塞等诸多问题；最后，由于社会转型和史学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使包括中国古代史在内的整个历史学受到了所谓“危机”论的冲击。这些依然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古代史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也使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步履维艰。新时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从时间上来说是从“文化大革命”之后开始的，但积累的问题却由来已久。 随着社会转型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深入人心，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学术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回顾40年来的历程，大体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学术研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大为改善 新时期．将史学简单地视为政治工具的做法被纠正[1]，极“左”思潮受到批判。马克思主义不再作为标签被随意张贴。史学从“庙堂之学”的神坛上跌落的过程也带来了阵痛，短暂的迷茫中人们发出了“史学危机”的论调。学者们开始积极探索在史学研究中运用新理论与新方法，摒弃了对马克思主义简单化、教条化、公式化的理解，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回归到正常的学术发展道路上。在排除了政治干扰之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走上了“求真”的学术轨道，学风转向务实，为史学的稳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与社会环境。 科学对待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发挥其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的应有作用，是中央对包括中国古代史研究在内的历史学的期望。[2]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全社会的广泛重视。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在各个方面都以得了杰出的成就。 （二）人才培养有了制度化的保障 1977 年恢复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已经录取了两届学生，研究生招生也在1978年恢复，其中就有不少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学生入学接受专业训练。五四运动以来的一批史学大家在新时期之初还硕果仅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崛起于史学界的一批学者尽管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但由于他们在学术成长的过程中大多接受了20世纪前半期许多前辈的亲炙，又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很多人学贯中西，文史兼长，学术生命仍然风华正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培养起来的一批学者尽管受到很多干扰，但由于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对唯物史观有着科学、真诚的信仰，时值中年，学术创造力方兴未艾。恢复高考以后的学子们正是在这种学术传承环境与氛围中受到教育和培养，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今天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中坚力量。 进入2 1世纪，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对教育的投入加大，在高考扩招政策的影响下，学士与硕士的培养规模大幅度增加，拥有博士学位的高层次人才也日渐增多。近年来，这批学者加入史学研究队伍之后，给中国古代史研究带来的影响是深刻的。迅速增加的高学历、高层次人才填充到各研究所、高校等科研机构的工作岗位上，促使研究格局发生变化，形成了以原各史学研究中心为核心，各地新兴研究单位为连接点的网点式分布状态，不仅推动了史学研究的发展，而且客观上将史学“求真”的精神普及开来，提升了公众的历史文化知识水平。 （三）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有了长远的发展规划 1979年初在成都召开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的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会集了来自全国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出版部门的280多位代表是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界的一次盛会。这次会议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展望未来，对历史学科建设与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充分研究，讨论、修正并落实了八年规划(1978-1985)。[3]此后中国古代史各专业研究会的成立，历史大辞典、大百科全书历史部分的编撰，历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各断代史、专题史的重点研究方向，都与这次规划会议有关。特别是各断代和专门史研究会的成立，至今仍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有着重要推动作用。 在中央新成立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领导下，1983年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历史科学规划会议，首次将规划项目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被列入规划的中国古代史的一些项目，如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戴逸、王戎生主编的《清代通史》和《清代人物传》，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张政煨、周绍良负责的《敦煌文书整理研究》（汉文部分），唐长孺负责的《吐鲁番文书整理研究》和《19 72-19 74年出土居延汉简整理研究》，林甘泉主编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等，具有重要价值。《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后改为《中国经济通史》）也由古代史规划小组在“六五”期间启动。这两次规划会议及其成果从指导思想、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以及重点项目研究导向上，对开创新时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4] 1991年，中央决定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下设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负责制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这一举措意义重大而深远，多年来该机构设置课题指南并进行相关课题资助，对包括古代史在内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有着重要推动作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至今为学术界所推崇，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方向。 1980年恢复活动的中国史学会和各省、自治区的史学会长期以来也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推进做出了贡献。国家重点投入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清史编纂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都属于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中的课题。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代表的科研机构和各大学的历史学院（系），是推动中国古代史学科体系完善和学术研究前进的核心力量，其中一些有特色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基地、中心在各地逐步形成。 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印发《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对学科设置进行了调整，改变了历史学门类原来只有一个一级学科的情况，设立了考古学、中国史和世界史三个一级学科。就历史学的学术发展与高等教育现状来说，这一划分推动了历史学包括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发展。 （四）开放的信息交流渠道已经形成 新时期的古代史研究无论在方法、手段和研究领域上都不再是封闭式的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对外交流已经开始。港澳台及海外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信息通过翻译、介绍等各种渠道被大陆学者所认识和了解。1979年创刊的《中国史研究动态》从第1期开始，几乎每一期都有国外及港澳台地区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情况，成为当时直至现在大多数学者了解大陆之外中国史研究的主要渠道。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交流渠道的畅通，越来越多的学者走出了国门，越来越多的海外及港澳台地区学者进入内地。各类国际学术会议的举行，网络信息化的发达，使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资源共享成为可能。2015年，国际历史学会主办，中国史学会和山东大学承办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胜利召开，是中国史学界与世界史学界对话交流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古代史研究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随着开放的深入，港澳台及海外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不再是简单的信息介绍，一些重要的史学名著也被系统地翻译介绍过来，如《剑桥中国史》以及众多的各种专门性的中国古代史著作。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学者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著作也被翻译成外文文献，不仅强化了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间的学术交流，也深化了世界史学界对中国古代史学界的认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还专门设立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以推动包括中国古代史研究在内的中外学术交流的发展。现在，在很多具体问题上，中外及港澳台学者的研究可以说是站在了同一起点上，学术研究的地域性差别已经大大缩小。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古代史研究排除了极“左”思潮的干扰，走上了正常的学术发展道路，为学术研究营造了良好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在此基础上，通过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机制的完善，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发展提供制度保证。40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进步获得了世界的广泛认可，与世界史学界的对话与交流逐渐频繁化和日常化，共同促进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发展。同时，由于综合国力的增强，国家对人文学科的投入不断增加，各类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机构得以建立，课题研究经费得到更充分的保障，研究者的经济待遇也明显提高，这是新时期中国古代史研究得以繁荣的重要保障之一。 二 研究领域的拓宽与学科体系的完善 由于环境的变迁，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呈现繁荣昌盛、生机勃勃的局面。无论是断代史还是通史、专门史，其突出特点是研究领域的深化和拓宽，学科体系构建逐步完善，研究成果丰硕。 21世纪初已经有很多文章从断代或学科的角度对20世纪中国古代史研究成果做了总结，《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也以改革开放40年来先秦史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隋唐五代史研究、辽宋夏金史研究、元史研究、明清史研究为专题，策划推出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古代史研究专刊”[5]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研究的总结，限于篇幅，这里不再重复，仅从学科发展的宏观角度做一点简单的归纳。 （一）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研究在各断代史领域向纵深方向发展。考古新发现和研究理论、方法的更新使中华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的道路问题受到关注，并取得一定的成就。各时期政治制度史的各个层面，如皇权、机构、职官、仕进、考课与监察、法制、文书、军事、行政管理、礼仪、外交、阶级与阶层、国体与政体、政治人物评价等问题都有了新的推进，大多有一部或数部专著出版。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也进入研究视野，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不再是静态的描述而力图从动态的角度把握整体的演变过程，并将制度史与政治史结合起来考查。这一研究范式的转化，表明研究的重点从制度本身过渡到实际政治过程中的运转机制与效力问题，开始注意到制度背后活生生的人及其构成的动态社会，从而使制度史的研究得到深化。 多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和各类断代政治史、制度史也相继出版。历代中原王朝的政治史是研究重点，但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史也受到关注。中外政治制度比较研究被学者们重视，从而开阔了政治史研究的视野。军制史不再简单地被作为政治史的一个部分而是有了更深入的发展。相关断代的军事史和军事通史也不断问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其他专门史研究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中国古代史研究在专业方向上呈现多元化的局，为了寻找政治史研究的新可能，以形成新的起点与蓄势，有学者发出了政治史“再出发”的呼吁[6]。政治史研究是传统史学、近现代史学的重点，形成了深厚的学术积累，新时期的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不仅继承了其中的许多优秀传统，还在理论方法、研究视角上有了更多的突破，是中国古代史各专门史研究中发展最快、优秀成果最多，也是最成熟的领域之一。 （二）经济史研究 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前，经济史的研究相对比较繁荣，所谓“五朵金花”大多和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有关。[7]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一些重要的经济史研究机构和刊物创立，大批研究资料整理出版。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方法、理论都有新的变化，传统经济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继续得到关注，但研究重心的转移也十分明显。 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特点，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关系，传统经济与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社会经济形态，城镇与市场经济，前近代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三农”等都是新时期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增强了中国古代经济的整体性认识。经济史中各专门史的研究，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与经济史相关的城市史等都有了开创性的研究。[8] 新时期以经济关系为主的社会形态演变研究逐渐趋冷，恢复高考以后，尤其是高考扩招之后培养的学者，很少再专注于这些经典理论问题。议题的重心从传统的国家政治与阶级结构转向社会史与思想文化史。[9] （三）社会史研究 开始于20世纪初的社会史研究在新时期获得广泛关注，成为一个热门研究领域。其内容部分可以与过去的社会史研究接轨，但在理论方法、研究视角上都有了新的变化。社会史的学科定位还有不同看法，但40年来取得的成就应当是公认的。社会组织与结构、宗族、家庭与人口、婚姻形态、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势力、风俗信仰、秘密结社、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有代表性的论著问世。专门性的社会史、社会通史、区域社会史都取得一定的成就。疾疫史、灾荒史、性别史、乡村史以及底层社会群体的研究被重视。田野调查与口述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0]以“国家与社会”为理论分析框架的研究模式近年来广泛渗透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影响有逐渐扩大的趋势。这一模式打破了传统的国家立场，由基层社会入手，通过对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状况的分析，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其所预设的理论前提、核心内容、逻辑话语，在建构新的历史解释模式和研究范式，进而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式与历史视野以及形成新的问题意识上，都令人瞩目。它直接推动了中国古代史中的长时段历史、基层社会组织、社会结构变迁等具体研究与宏观研究的展开，其含义已经不是狭义的社会史所能够涵盖、、唐宋变革论的再次被关注与此不无关系。社会史研究的相关机构和刊物也都是在新时期创建的。 （四）思想文化史研究 思想史在新时期所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简帛资料的发现极大地推进了先秦思想史的研究，特别是儒家、道家思想早期形态的研究，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有了新的认识，当然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如何评价还不一致。思想史的研究领域明显拓宽，关注的热点增多，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有相当一批高水平的论著问世。[11]当然新时期的思想史还存在研究发展方向的问题，就思想史谈思想史还是将思想史与政治史、社会史等学科相结合来研究，仍然有分歧，但这种分歧有利于思想史一步深化而不是阻碍。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侧重精英与经典思想的阐释，且多以哲学史命名，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等。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堪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代表作。但是，20世纪末对“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的关注兴起，[12]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原有的研究范式，将大众纳入思想史研究的范畴，极大地拓展了研究空间。 文化史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之初，是在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过程中产生的，取得了诸多成就。新时期的文化史热潮是从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开始的，显然也带有时代的特色。从1 97 8年开始，相关研究机构和刊物先后创办，目前已经形成规模。新时期的文化史研究尽管经历了泛文化的浪潮，有“文化”的虚热成分夹杂其中，文化史研究的对象还言人人殊，但无论是以实证为基础的文化史研究，还是以援引新理论、新方法开拓文化史新领域及获得文化史研究新认识的研究，都获得全面丰收。40年来，出版了多部文化通史，展示了中华文化演变的整体面貌；各断代文化史的出版，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对各时期历史的认识。地域文化史和少数民族文化史的整理与研究，是新时期文化史研究新的走向。[13]改革开放使中华传统文化经历着深刻的转型，人们更多地注意到文化与历史、文化与现实的关系，文化的“软实力”越来越被重视。20 1 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文化史的研究正方兴未艾。 （五）其他学科 除了上述四一大领域之外，中国古代史的其他分支也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在民族史研究领域，不仅各断代民族史中关于民族起源、民族融合、民族政权、民族人物、民族矛盾、民族关系、民族社会性质、民族文化与思想等问题得到深入探讨，民族通史研究也成果丰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点得到广泛认同。民族史籍的整理和民族考古发现是新时期民族史研究的亮点。 中外关系史研究在新时期有了显著增强。新文献的发现和考古资料的出土促进了该学科基础研究的发展。中国古代与域外的陆路、海路交通，与中亚、西亚、东南亚、东北亚、南亚的经济文化交流等相关方面的研究十分活跃。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内涵在不断扩展。 史学史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学科建设在机构设置、人才培养、刊物创办等“硬件”上大为改善，对史学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功能的认识有了新的深化，史学史在文本研究、断代研究、人物研究、史学思想史研究、史学批评研究、史学与社会关系研究、少数民族史学研究、中外史学比较研究等多领域取得丰硕成果。[14] 历史地理研究在新时期有了长足进步。在传统沿革地理研究领域重要成果众多，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公开出版，一些重要的历史地理辞书问世。历史人文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军事与交通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历史科技地理等分支学科的发展，为历史地理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15]近年来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为主体的研究队伍，综合全国力量，在边疆史研究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环境史研究的兴起。 20世纪中叶以来，工业化造成的环境破坏及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在环境保护思潮影响下，环境史逐渐兴起。环境史在中国有着很深的学术渊源，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农业历史研究等均在不同程度不同侧面关注人地关系，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环境史理论、方法与实践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人类回归自然，自然进入历史”[16]呼吁下，关于环境史的论文、著作大量出现，并迅速凝聚了一批专业的学人，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环境史究竟是历史学下面的一门学科，还是一种研究方法，抑或是一种研究视角，目前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是关于环境史理论的探讨及相关研究实践，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新时期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逐步形成，在历史文献学理论、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藏书学等领域都取得丰厚的成果。[17] 历史人物研究虽然不构成一门独立学科，但却是新时期古代史研究中成绩突出的一个领域，仍然值得一书。无论是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和方法，还是历史人物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较之前有了长足进步，而有些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处理历史人物概念化、简单化的方法遭到摒弃。 最后，断代史各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拥有了雄厚的基础。新时期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总体成就以断代史研究的深入为代表。从先秦至明清，综合性的断代史编撰和各断代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的专题史研究成绩巨大，不仅填补了许多过去的研究空白，也显示出研究者独特的视野和学术个性。各时代的文献整理对推进断代史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以断代史为依托的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吐鲁番文书学、徽学在新时期成为国际性的显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状况得以改变。 三 理论视角的转换与研究方法的更新 1949年以后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开展的，传统史学方法虽有遗存，但主流是从唯物史观中抽象出若干基本原则并运用于古代史研究，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历史人物评价的方法等。史学自身 的理论与方法被忽视。“文化大革命”十年，阶级斗争理论演变成唯一的研究方法，甚至“影射史学”也粉饰登场。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正本清源，对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和近代史学研究方法的重新认识（梁启超的新史学，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胡适的进化论，傅斯年的史料即史学论，顾颉刚的历史层累的构造，以及实证方法等），对外来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引入，等等，使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本手段与研究范围有了诸多更新，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得到深化和加强 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规律问题，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历史创造者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遗产的批判与继承问题，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的道路问题，中西历史比较问题，“封建”名实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前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及其发展水平问题，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问题，“三农”问题，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等等，认识都得到进一步的深化。这些问题的提出一方面是新时期理论视角的转换和学术内在规律发展的必然性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社会现实的需要。当然上述有些问题不限于中国古代史，但大多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不可分离。 （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由于中国古代史的独特地位和史料优势，往往使其首先成为各种各样新史学方法的试验田。例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原本属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系统论、控制论等就被用来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和周期性问题。同样属于自然科学的数学方法也被用来分析中国古代历史，形成计量史学，运用于对一些重大问题的量化处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一些方法，如心态史学方法也被用来分析中国古代历史人物的心理，并进而对该时期的历史发展做出新的解释。人文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如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中的研究方法，也被借鉴或援用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来。日新月异的遗址发掘和出土文字材料，使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结合空前紧密。历史研究中的一般方法论受到更多的关注，如比较史学方法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得到广泛的运用，在比较的内容、比较的手段与方法上都比之前更为科学。实证与考据方法在新时期再次受到广泛重视，一大批运用实证和考据方法取得的成果是新时期史学的重要成就之一。“回到乾嘉”口号的提出和“国学热”的兴起，实证和考据方法都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18]破除了教条化的唯物史观仍然是新时期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指导性理论和方法。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唯物史观和具体的史学研究方法之间的区别日益明显，古代史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也更加突出中国历史的自身特点。 （三）外来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运用 自20世纪初开始，中国古代史研究无论是学科分类还是理论方法，都深受外来史学思想的影响。新时期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发展也与外来史学的影响密切相关。具体地说，一是外来史学研究的新视角开拓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领域，如环境史、医疗史等。而在中国古代史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领域，外来史学的影响都十分普遍。二是外来史学研究方法为中国古代史研究者所借鉴。如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比较史学、心理史学等成为最受中国学者关注的几个西方史学流派。[19]三是共同研究、交流和对话的平台初步形成。无论是在基础史料考证上，还是在中观、宏观问题上，中外中国古代史学家都有了共同话语。当然，外来史学研究方法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需要我们冷静分析和接受。 四 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未来 史学研究的阶段性决定于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但史学发展也与该时期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社会发展不仅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外部环境，而且为历史认识提供了新的视角。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无论是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还是史学发展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都是一个值得认真总结和回顾的时期。如何评价40年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意见恐怕还不能一致，其中所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但她以深厚的学术底蕴、广阔的学术视野和丰硕的研究成果，必将会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未来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发展，我们认为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这一根本原则，其次是面临挑战采取相应的措施。 （一）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地位的必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 “究天人之际”是探究事物的本质，通古今之变”是探讨事物的规律。历史研究对事物本质与规律探究的这种根本属性，决定了它在一切社会科学中的基础性作用，也决定了史学与所有学问一样，是作为一门对人类社会有用的学问而存在，只不过在不同历史阶段其所服务的主体内涵有所不同而已。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史学研究由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构成，但这两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通常认为，事实判断是寻找个别事物的真实历史状态及其内在联系，具有纯粹的客观性，实际上，我们在承认事实判断具有客观性特点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不同历史时期史家对历史事实研究的选择性。史家选择什么样的历史事实作为其关注、研究、分析的对象，是与其历史观、价值观，与其所处的时代相联系的。因此，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实际上也很难绝对分离。所以我们说，无论是探讨本质、规律，还是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历史研究本质上离不开理论的指导。 古往今来有很多阐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历史理论，也有很多阐释史学自身理论与方法的史学理论。就阐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历史理论来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最为科学的理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唯物史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了历史；其次，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客观性；最后，唯物史观指明了历史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决定了其对史学研究的指导地位。唯物史观的运用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不仅有利于解释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动力，而且拓展了史学研究的领域。 纵观近代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唯物史观的传入并被中国史家所接受，是2 0世纪中国史学最伟大的进步，而与中国具体历史问题研究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的产生与发展，则是20世纪中国史学最重要的成就。20世纪的中国史学研究就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没有其他学派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相比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每一项重要成就的取得，都与人们在唯物史观认识上的进步有关，众多的史学大师，包括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胡绳等，正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不断丰富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开拓历史研究的新领域、新境界。 （二）新时期唯物史观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历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与运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8—1989年，是在反思与争鸣中对唯物史观探索的时期。在排除了极“左”思潮的干扰之后，史学界返本清源，对将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教条化、公式化、片面化与绝对化的错误进行了反思，由此引发了对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热烈讨论，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有力推动了中国史研究的整体进步。 第二个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末，是在史学研究多元格中的唯物史观探索时期。受苏东剧变、西方史学理论思潮和方法的输入等诸多原因的影响，史学研究出现了多元化。一方面，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理论研究“冷场”，史学界出现了一股“回到乾嘉去”的潜流，史学研究也表现出“碎片化”倾向，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体系受到考验；另一方面，对于唯物史观自身理论内涵的研究也逐步展开，形成世界末的史学反思与对新世纪史学的展望。 第三阶段为21世纪以来，是在构建中国史学话语体系下的唯物史观探索时期。这一时期，构建史学研究的“中国话语”越来越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发掘、梳理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赋予新的内涵和现代表述，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成为构建当今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的重要内容。[20] 40年来，随着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学科的调整和学科建设的发展，中国古代史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唯物史观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 首先，某些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史学全盘否定。17年史学发展中客观存在问题，导致改革开放以业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中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的淡漠。将17年史学归纳为农民战争史，称为“完全政治化”的时代等说法尽管不符合历史事实，在中国古代史学界也受到质疑，但是这种说法的影响依然存在。无论是某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反思”“超载”“淡化”“回归文本”的种种说法，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僵化”“教条”“政治化”等指责，都削弱了中国古代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运用。然而事实是，17年史学奠定也改革开放后史学研究的基础，40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些重大问题仍然是17年史学的延续。如改革开放后的明清经济史，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的商品经济的研究，接续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一问题的探讨；唐宋变革论、明清变革论，以及土地制度等问题，与历史分期问题直接相关。17年史学时期关于社会形态问题探讨的功绩不容抹杀。 其次，缺乏对中国古代史宏观问题、结构性问题的探讨与把握，明显呈现出理论基础薄弱的状况。中国古代史研究无论是各断代史还是通史，都积累了大量需要研究和关注的宏观性、结构性问题，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才能够对整个中国古代史及各断代史有相应的把握，从而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但目前相关领域中的一些学者不仅对牵涉整个中国古代史的宏观问题不再关注，即便对其所研究的某个断代史的总体性把握也非常不够。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出土文献大量涌现。而之前流散于民间的档案文书等资料，经过一些研究机构的搜集与整理，也开始大量出版，这都丰富了史料、拓展了研究范围，促进了史学研究的进步。但也应该看到，不少研究仅涉及新见文献本身的问题，很少进行宏观性与结构性探讨。大量新史料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碎片化”史学的快速发展。我们认为应当对史学“碎片化”的趋势保持高度警惕，当然在宏观问题观照下，对一些关键性细节问题进行详尽的“碎片化”式研究，彻城搞清历史关键点，为重大历史问题提供依据的研究，是值得肯定的。质言之，“碎 片化”的历史研究，不能脱离历史理论的指导与宏观问题的观照。 最后，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也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研究脱离、远离现实的状况。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重要方法论特征，就是通过历史个别现象而否认历史活动的本质，孤立地分析历史的阶段现象而否定历史运动的整体过程。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不顾历史真实，否认中国文明的本土起源说，试图证明“中国文明西来说”。[21]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民族精神的全盘否定。归根结底，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历史虚无主义并不是完全虚无，他们本质上虚的是唯物史观，而不是其他。历史虚无主义对研究古代史的学者来说影响虽然并不普遍，但如果我们不加注意，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研究方法，这股思潮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传播还会扩大。[22] （三）唯物史观指导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未来 中国古代史是一门积累深厚的学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史成就的取得与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对外开放、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大环境下，当代中国史学家既秉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史学传统，又充分吸收和借鉴外来史学理论与方法，在学术的原创性追求上，在理论与史实相结合的关系上，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满足社会对历史文化需求上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前景广阔。改革开放还在深化，中国古代史研究也将会迎来一个百花盛开的春天。 首先，摆在史学家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指导下，解放思想，破除教条，不仅要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提出研究课题，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自身特点，而且要在研究方法上体现出中国特色。老一代的史学家在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相结合上做出了杰出贡献，新时期历史学的理论发展方向则是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实现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古代史学科体系的问题，新时期的史学家任重而道远。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很多具体问题研究上，理论与方法的多元化状况将长期共存。历史虚无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否定历史发展规律等淡化马克思主义、背离马克思主义，乃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仍然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其次，对若干重大问题的关注还将持续。突破原有单一理论模式深化中华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问题的研究取得了积极成果，学者们既立足于新的考古发现总结，又借助于新的理论概括，提出了很多新观点，对解释中华文明与国家起源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有益的。这些问题显然还没有统一的认识，研究还将深化。但有关概念内涵的辨析以及在这个问题上如何突出中国历史自身的特点，应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唐宋变革问题也是如此学者们既从更广阔的角度探讨了唐宋变革的具体内涵，也对唐宋变革的性质提出了质疑，这样的思考是富有建设性的。在这一范式的启发下，学者们以大的视野将汉至唐、宋至明这间的历史联系起来进行综合性的考察，或者对相邻朝代之间的历史进行贯穿性思考。为揭示长时段的社会变迁提供了新视角。前近代中国的经济结构与发展水平，土地所有制形式等经济史上的重大问题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也都将会有更多的进展，社会形态的演进方式以及“封建”名称概念的争论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也不仅仅是学术概念规范的问题，而是与历史理论问题的探讨相关联的。这个问题的再次提出与争论，既说明学者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精神，也反映了某些新的理论动向，相关问题的争论肯定还将持续。 再次，受外来史学方法与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变化等现实背景的影响，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视野与领域还将拓宽。如婚姻家庭、宗族史、性别史，灾害史、疾疫史，基层政权组织、社会组织的构建与职能等问题的研究还将深入。人口史、环境史、“三农”问题的重视与关注，不仅形成了经济史、社会史乃至文化史新的学科生长点，也反映了学者们力图从历史的角度总结经验，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的问题意识。这种状况仍将持续发展。 又次，以新材料带动新问题的研究将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各断代史、专门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学术生长点。甲骨文、金文还时有发现，数量巨大的简帛还有相当一部分尚未整理或出版并且新发现方兴未艾，敦煌吐鲁番文书、西夏文书、徽州文书、墓志碑刻以及各种民间文书、域外汉籍珍本的新发现、新整理都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基础性资料。建立在这些资料基础上的研究，是新时期中国古代史很多领域中最为突出的成就之一，也将会吸引更多学者的关注。 最后，新技术的运用将促进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21世纪以来，随着大量史学数据库的建设以及信息技术的普及，史学工作者对如何利用计算机进行检索与研究已经十分娴熟，大有将史料一网打尽的趋势，这将大大提高实证性史学研究的速度，从而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发展。但需要指出的是，历史学属于基础性人文科学，对史料的解读需要建立在对历史全面理解的基础上，在未来的研究中如何避免这种“快餐式”的片面性史学解读，是摆在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资料来源：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40年（1978－2018）》第30－49页） [1]胡乔木1980年4月8日在中国史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道：“马克思主义认为，从长远的历史来看，政治不是目的，政治主要是实现各个历史时期经济目的的手段，同是地是实现各个历史时期其他社会目的的手段。社会主义的政治，是实现劳动人民经济文化目的的手段，因此，毛泽东同志一向教育我们为人民服务，我们从来不说也不可能说‘人民为政治服务’。那样说就颠倒了主从关系，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政治是不重要的，科学可以脱离政治。在我们的时代科学是不能同政治脱离的。政治是实现人民经济文化需要的最重要、最强有力的手段……历史科学满足政治需要的正确理解应当是，历史向社会也向政治提供新的科学研究的成果，而社会和政治则利用这种成果作为自己活动的向导”（参见《胡乔木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l994年版，第118-119页） [2]我们党的领导核心经常强调全党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重视学习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教训，毛泽乐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与胡锦涛同志多次对此发表重要的意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本着对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尊重与思考的态度，多次提出挖掘与借鉴历史经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服务，形成了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历史借鉴观。2014年10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并指出：“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一贯重视学习和总结历史，一贯重视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历史虽然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出现在当今人们的生活之中。”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3]参见周自强《我国历史学界的一次盛会——记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中国史研究动态》 1979年第6期。 [4] 关于长沙哈尔滨规划会议情况参考了周年昌《对两次史学规划会议的回忆》，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编《我在现场——亲历改革开放3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5页。 [5]参见《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1期。 [6]邓小南：《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再出发”》，《历史研究> 2009年第6期。 [7]见吴承明《谈百家争鸣——纪念<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20周年笔谈（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李伯重《中国经济史应当怎么研究—一纪念〈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20周年笔谈（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 [8]参见李根蟠《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1 999年第3期：林甘泉《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收入《林甘泉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384页；林甘泉《世纪之交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载中国史学会、云南大学编《2 1世纪中国历史学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6-110页，收入《林甘泉文集》，第405-428页。 [9]包伟民：《改革开放40年来的辽宋夏金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 1 8年第1期。 [10]参见郭松义《中国社会史研究五十年》，《中国史研究》1 999年第4期；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 1年第6期；常建华《改革开放40年以来创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2期。 [11]参见张海燕《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念》2002年第1期。 [1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3]参见周积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 [14]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下）》，《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7军第3期。 [15]参见葛剑雄、华林甫《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16]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 [17]参见蒋宗福《新时期中国文献学研究综述( 19 78----2005)》，《绵刚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18]参见侯云灏《20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史学思潮》，《史学月刊》2004年第7期。 [19]邹兆辰：《新时期以来对中国史学影响较大的几个西方史学流派》，《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20] 瞿林东：《理论研究与学科体系》，《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 [21]田居俭：《历史岂容虚无——评史学研究中的若干历史虚无主义言论》，《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6期。 [22] 参见卜宪群《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琐谈》，《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