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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灾害史研究是指对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及其关联内容所展开的研究？中国以农立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与自然灾害可谓如影随形。经济史家傅筑夫甚至断言，一部二十四史，“几无异一部灾荒史”。[1]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灾害史研究很少为人所了解。直到2 1世纪初，有人还在《读书》杂志上感叹：“关于灾荒研究方面的著作却少得可怜。……至今还未见一本‘灾荒学’方面的理论专著，单项灾荒的专门研究也几乎是空白。”[2]事实上，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灾害史研究的萌生，至今已将近百年：纵然是在进入21世纪之前，相关成果也已相当可观。遗憾的是，学界自身以往就对灾害史研究长期缺乏系统认识，很多时候甚至仅仅将之视为社会史名下的一个分支，自然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灾害史研究的完整面貌： 毋庸置疑，灾害史研究是一个覆盖面极其广泛的学术领域，因为它包含的内容兼跨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大部类。就自然科学而言，在天文、地理、气候、地质、水利、农业和生态等许多学科中，都存在着大量涉及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为主体内容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大都有着较强的专业性，所以一般不易为大众乃至许多史学工作者所知。在人文社会科学的所属范围内，灾害史研究的主要阵地是历史学，也涉及文学、人类学等学科。而如何统筹把握相关成果也是长期令人困扰的问题，即便是在史学界内部，也出现了“自然灾害史” “社会救济史”“灾荒史”和“荒政史”等各种内涵不同的提法。[3]概言之，无论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内部，还是在该两大部类之间，灾害史研究都呈现出高度分散的局面，亦很少有人进行过整体性认知的尝试。 21世纪以来，随着资源、环境等问题的加剧，灾害史研究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却又出现了多学科大干快上、大批成果良莠不齐的现象。同时，出于学术自身的发展要求，推进该领域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两大部类研究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也愈加迫切。这些情况的出现，意味着亟须更为系统地认识和总结灾害史研究，深入检视其发展历程、实践取向及其得失，展望其未来发展方向。本文便是针对这些工作所做的一个尝试，以收抛砖引玉之效。另需说明的是，因本文以问题为中心，并非是对既有灾害史成果的全面列举，所以只能提及个人认为的代表性成果，其间挂一漏万之处，敬请方家指正。至于欧美学界的中国灾害史研究状况，因美国学者艾志端( Kathryn Edgerton--Tarpley)已有较为精当的总结，[4]此不赘述。 一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约有二千年，中国有关灾害的文字记载同样可以上溯三千年之久，且其内容之丰富性、连续性，世所罕有，而最晚从《汉书》的“五行志”开始，中国又形成了有意识整理和归纳灾害历史记录的传统。这一传统的传承系谱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其一是《汉书》以后历代正史中的“五行志”或“灾异志”；其二是历代“会典”及“通典”“通志”“通考”等典志类官书中的“灾伤”“蠲恤”“凶礼”“蠲赈”等名目；其三是历代编纂的大型类书，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中的“灾异部”“咎征部”“庶征典”等门类；其四是始于宋代、兴盛于明清时期的地方志纂修中，几乎是不可或缺的“灾祥”“祥异”“灾异”等类目。虽然这种传统的对原始灾害记录的处理还显得非常简单、粗糙，但这些处理结果为后来开展灾害史研究提供了很大便利。在某种意义上，将这一本土传统视为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前史亦不为过。 当然，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灾害史研究，是随着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体系逐步在中国确立的过程中才形成的。20世纪20年代，在一场几乎席卷华北五省的特大旱灾及海原大地震爆发后，诞生了第一批关于中国灾害史的研究性成果。值得指出的是，这一现象绝非巧合，后来的事实一再表明，差不多每次重大灾害发生后，中国都会出现一个灾害史研究较为繁荣的阶段。另外，在这批最早的灾害史成果的作者之中，既有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也有自然科学工作者。因此可以说，从现代灾害史研究在中国萌发之初，来自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大部类的研究者便都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就目前所见，于树德于1921年在《东方杂志》发表的《我国古代之农荒预防策——常平仓、义仓和社仓》，是最早一篇关于中国灾害史的研究论文。[5]于树德早年留学日本，攻读经济学，回国后执教于北京大学，是国内早期合作化思想的传播者之一。作为一位受过现代，学术训练的学者，他在这篇论文中，初步梳理了我国备荒仓储体系的组织类型及历史沿革，并剖析了仓储的备荒功能及其利弊。这一时期出现的另一项重要灾害史研究成果，是1926年出版、马罗立( Walter Mallory)所著英文著作China:the Land of Famine（《饥荒的中国》）。[6]马罗立时为著名非政府救灾组织——华洋义赈会总事务所的秘书，他在这本著作中运用现代科学知识，考察了灾害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状况，并且探讨了自然与社会两方面的致灾根源。而在自然科学领域，最早对灾害史研究做出重大学术贡献的学者当数著名科学家竺可桢。1927年，他在《科学》上发表《直隶地理的环境与水灾》一文，运用气象学理论和地理学知识，分析了清代以来直隶地区频繁发生水灾的原因。[7]值得一提的是，竺可桢既是自然科学界开展灾害史研究的先行者，也是1 949年以前对灾害史研究贡献最突出的学者之一。 1931年江淮流域特大洪水发生后，掀起了灾害史研究的一个小高潮。更多学术工作者纷纷步入这一研究领域，相关成果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较此前大为提高。据初步统计，这一时期灾害史成果数量大概占1949年以前总数的四分之三，其研究内容也扩展到灾害统计、灾害与社会、救灾制度等许多方面。在这些成果中，首先值得称道的是社会学者王树林在1932年对清代灾害记录所做的定量统计工作。他从社会学统计的角度出发，首次对整个清代灾害的发生频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计量处理，所附统计表格共有18份之多。[8]另外一项令人瞩目的成果，也是对后来具有深远影响的成果，则是时为河南大学社会经济系学生的邓拓（时名邓云特）在1937年6月完成的《中国救荒史》一书。[9]该书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思维为指导，首次完整勾勒了中国上古以来的灾情、历代救荒思想和政策的演变状况，是一部具有中国灾害通史性质的著作。该书的出现，既立足于此前灾害史研究的基础之上，又全面贯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视角，可谓民国年间灾害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其在社会上的知名度至今不衰。 在《中国救荒史》面世后，中国进入连续十多年的大规模战争时期，其间又伴之以1939年海河大水、1942年中原大旱灾等大型灾害。在艰难时势下，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都有依然坚守灾害史研究的学者。其中最有价值的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是对灾害史资料的系统整理，其代表是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陈高佣于1939年完成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一书[10]。其二是对救灾问题的制度史梳理，其代表作是王龙章的《中国历代灾况与振济政策》和于佑虞的《中国仓储制度考》。前者较《中国救荒史》更为充分地总结了民国时期救灾制度的建设与发展，后者则较为全面地考察了中国备荒仓储机制的演变状况及其利弊[11]。其三是来自自然科学界的研究，其代表性成果是气象学家谢义炳于1943年发表的《清代水旱灾之周期研究》，以及涂长望、张汉松于次年发表的《明代（1370-1642）水旱灾周期的初步探讨》。该两文依据气象学理论，对清代和明代水旱灾害的发生周期和规律进行了探索。[12]虽然这段时期灾害史研究的势头远不如上一个阶段，但在社会大动荡的背景下，已属难能可贵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旧中国时代那种连年灾荒的局面虽然一去不返，中国灾害史研究却走上了新的发展征程。不过，直到改革开放前，灾害史研究总体上是向自然科学部类“一边倒”的状况，也就是由自然科学工作者主导了最主要的研究进展。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该时期开展灾害史研究有着很强的现实需求和导向，那就是首先要为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事业、创建社会安全保障机制服务。特别是为了解决工矿企业和城市建设的选址、农田水利建设以及生命健康等问题，更是自然科学工作者大显身手的地方。与此对应的是，这一时期灾害史成果大都集中出现在自然科学类期刊上。相较而言，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史学工作者在这一领域的成绩，远远无法与自然科学工作者比肩。除了协助自然科学工作者完成资料整理等辅助性工作外，这一时期史学工作者基本没有推出过具有较大影响的灾害史成果。这时期唯有港台地区的华人历史学者曾推出过一些较有价值的相关成果，但在当时条件下，亦很少为大陆学界所知晓。 无疑，历史学者在灾害史研究的缺席是一个十分不正常的现象。正如夏明方概括的那样，在自然科学主导下的灾害史研究，“对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这些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往往语焉不详”，甚至“隐约还存在着一种摆脱社会科学而昂然独进的意向”，由此导致灾害史研究长期存在着一种十分明显的“非人文化”倾向，必然严重制约灾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13]改革开放以后，历史学亟须摆脱旧有教条化框架的束缚，走向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灾害史研究遂悄然回归史学视野。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文海痛感“史学危机”的说法，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近代中国灾荒研究课题组”，带动了一批同事和学生专门从事灾害史研究，成为灾害史研究最重要的团队和阵地。自此之后，历史学在灾害史研究中的应用才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史学工作者在这一领域所推出的成果也逐渐引起学界和社会的注意，开始改变自然科学过度主导灾害史研究的局面。 从20世纪90年代为始，随着环境恶化、资源紧张、人口压力等问题在中国受关注的程度急剧增加，灾害也成为社会热点问题。特别是1991年、1998年长江领域两次特大洪水，2003年“非典”流行，2008年汶川大地震等重大灾害事件的刺激下，灾害史研究的成果日益增多，内容不断拓宽，研究队伍亦不断壮大。据统计，在2000年之前，以灾害史为主体内容的研究成果，专著为5部，学术论文约为150篇。而自2001年至今，其成果数量又远远超过20世纪的总和。根据不完全统计，到20 1 8年，相关专著总数至少在20部以上，各类学术期刊登载的论文几乎每年超过100篇，这还不包括大量硕士、博士学位论文。 2004年，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成立，中国灾害史学界首次拥有了独立的学术组织。自此之后，以灾害史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平均每年至少有1次。同时，在许多以社会史为旗号的学术会议中，灾害史也都往往是一个重要论题。就此而言，说灾害史研究当下方兴未艾，绝非夸大其辞。 21世纪以来的灾害史研究，确实取得了显著成绩。首先引人注目的是，随着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该领域覆盖的范围得到极大扩展。据李文海回忆，他于1985年开始着手灾害史研究时，甚至很难找到可以进行对话、交流的学者。[14]而到如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学界，都能看到不断加入灾害史研究领域的新成员。此外，随着研究人员的增加，灾害史研究涉及的时空范围亦空前广阔。就时段而言，上起先秦，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都出现了专门研究。特别是明清及近现代中国等资料丰富的时段，更是得到了极多关注。就空间而言，灾害史研究也对当今中国所有政区基本实现了全覆盖。除了以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为单位的研究外，在区域研究和区域社会史的影响下，很多研究者更是从小区域的地方视角和微观层面来考察灾害问题，从而使灾害的历史面相更加细化。 其次值得肯定的成绩，是灾害史资料得到大规模的整理和出版。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界所能利用的资料是较为有限的。那些主要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出发而编纂的资料，如清代洪涝档案丛书、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以及各地的自然灾害史料汇编，集中反映的是灾害本身的情况，相关社会内容基本缺失。故而只有李文海先生牵头主编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及其《续编》，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界较多依靠的资料。[15]进入21世纪后，资料整理工作得到了显著加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工作，是《中国荒政书集成》的出版[16]和《清代灾赈档案史料汇编》的整理。前者大体收录了自宋代至清末出现的所有重要救荒文献，后者则是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灾赈档案的首次全面整理，共4万余件。与之类似的大型历史资料汇编，还有《中国地方志历史文献专辑·灾异志》《地方志灾异资料丛刊》和《中国历代荒政史料》，等等。[17] 不过，上述成绩更多体现了灾害史研究在“量”上的进展，而在“质”的方面，也就是具体研究的问题意识、视角、观点和水平等方面，要理清其得失殊非易辜。以往对灾害史研究状况的诸多综述或总结，大多流于对研究成果的分类和内容概括，很少对研究取向及总体研究水平做出明确判断。更何况，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所各自开展的灾害史研究，有着差别很大的研究框架、理念和方法，从而大大增加了综合判断该领域学术进展的难度。而在这种情况下，对灾害史研究水平的总体认识和把握又显得更为紧迫，原因很简单，如果不能允分认识到前人研究的长处与不足，就很难杜绝低水平的重复劳动，也就很难从根本上提高灾害史领域的学术水平。有鉴于此，本文不揣鄙陋，试图在整体勾勒出灾害史领域基本面相的同时，梳理一下该领域在研究取向上所包含的不同路径及其价值，以期有助于探索灾害史研究进一步推进的方向。 二 如前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灾害史研究一度主要是由自然科学工作者主导和开展的。一方面基于现实的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又得到许多著名科学家的重视，自然科学领域的灾害史研究很快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研究路数，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大体上，这种路数可以概括为灾害史研究的自然演变取向，也就是以探讨历史上灾害的自然属性、发生规律等问题为主要内容，以现实应用为基本导向。尽管迄今为止，自然科学内部涉足灾害史研究的学者来自诸多差异很大的学科，这种基本取向却得到较为普遍的遵循。而且，无论是在资料整理上还是在研究实践上，自然科学工作者都对这一取向贯彻得相当彻底。 显著体现这种自然演变取向的首个例证，来自中国地震史研究领域。1954年，著名地质学家、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李四光，根据参加中国经济建设的苏联专家的要求，倡议整理编辑中国地震历史资料，其目的是为选择厂矿地址提供参考。经地震工作委员会讨论通过，决定委托历史学家范文澜、金毓黼主持此事。[18]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地球物理研究所和一些高校的支持下，从8000多种历史文献中，获取了从前1 2世纪至1955年中国境内“数以万计的地震记录”，编成《中国地震资料年表》。[19]而最早大力利用这一资料的是地震学家李善邦，他依据年表资料料编制了全国历史地震烈度统计图和全国地震区域划分图，初步满足了工业建设地点选择和工程抗震级别确定的要求。此后，他又在增补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主持编写了《中国地震目录》第一、第二集，初步揭示了远古以来我国历史地震演变发生的规律，以及地震危险区空间分布的基本轮廓，被誉为“用科学方法整理史料”的一项工作。[20] 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刺激下，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地震局又联合组成中国地震历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组织历史工作者和地震工作者对地震史料再作一次广泛的搜集，委托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所研究员谢毓寿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蔡美彪主持编纂，对原有地震年表进行了全面扩充。其成果便是5卷本《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此次所收文献，除历代正史、实录、地方志之外，包括编纂年表时未及刊用的善本、抄本，以及大量特藏文献和石刻、题记等实物资料，还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地震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民国档案资料以及西藏自治区所藏的历代西藏历史档案。[21]尽管该书编者在“编辑例言”中称：“本书所收历史文献资料，均保持原貌，依据年月顺序编排，不作地震学的分析和综合，以便研究者可以直接利用原始资料。依据自己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判断。”[22]其实，该书的编辑主要还是遵循地震学界的思路，把重点放在挖掘震情记述、地震前兆等内容上。而对这些地震史料最 具深度的利用，还是地震学界据此进行的历史地震的震级估定、等震线图绘制以及震中位置等问题，其代表性成果是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主持编纂的《中国历史强震目录》。[23]尽管在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许多来自历史及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学者都加入了地震史研究的行列，也贡献了不少关于地震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文化方丽的研究，但迄今仍不成气候，远远无法撼动地震学者在地震史领域的主导地位。 另一个突出反映自然演变取向的例证，出现在气象史研究之中。并且，在这一领域，自然科学工作者甚至更少依靠与历史学者的合作。20世纪5 0年代，由于兴办农田水利，对于各地区水旱等自然灾害的发生及其规律，需要深入了解和分析，国内出现了整理有关旱涝灾害历史记载的高潮。著名自然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徐近之是这一潮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大力整理中国历史气候资料，从浩繁的方志中找出对某一地区的旱涝、霜冻、巨雹等历史气候灾异记载，然后进行分类整理，并制出年表。由此探讨历史上温度、雨量的波动情况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他首先从华北、华东各省方志中初步整理出2000年来的旱涝记载，逐步推延到西北、云贵和两广，至70年代共计完成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气候资料整理工作。[24] 而从1956年到1958年，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则在原中央档案馆明清部（现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支持下，组织力量从清代档案折中，搜集到全国范围的有关水利的史料，拍摄照片近1 4万张，打印、抄件2万余张，主要包括1736年至1 9 1 1年（即乾隆元年至宣统三年）清代“宫中”“朱批”奏折及“军机处录副”奏折。[25]这批洪涝档案史料的整理成果，除了支持气象灾害研究外，还对水利史研究具有无比珍贵的价值，故而从1981年起，又按照全国七大江河流域的分野，即海河滦河、珠江韩江、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黄河、淮河、辽河、松花江黑龙江流域，再次分别加以整理，以《清代江河洪涝档案史料丛书》为名陆续出版。其后又推出《中国历史大洪水》及中国江河防洪系列丛书，对数千年来中国水旱灾害的演变趋势和治水技术等问题进行了总结。[26] 与此同时，各地气象局、文史馆、水利局或农科院，也纷纷从事这类旱涝灾害历史记载的整理工作。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湖北等1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相继推出各地自然灾害资料或年表。1977年，中央气象局研究所（现为中国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与南京大学气象学系等十几个单位协作，编成《全国近五百年旱涝等级资料》和《全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各一卷。1978年中国气象学会年会总结中称：“我们气候工作者根据2100多种地方志及明清实录、正史、故宫清理清朝档案和奏章等材料，以及各地近年来旱涝调查资料和现代化仪器观测雨量资料，整理出自1470年以来的旱涝资料，评定了全国118个代表站1470-1977年逐年旱涝等级。……讨论了十五世纪以来我国气候变化的主要特征，对近五百年来我国气候变化的大致轮廓有了初步认识。”[27]而80年代以前对气候历史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的汇总和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便是至今仍被广为利用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28] 此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张丕远又组织力量对地方志中的气候信息再次进行整理，同时补充了散藏在境外机构的近1000种方志。而且，除旱涝之外，还整理了诸如饥馑、霜灾、雪灾、雹灾、冻害、蝗灾、海啸和瘟疫等项目的灾情状况，内容愈加丰富。[29]中央气象局研究员张德二主编的《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则是规模更大的扩编工作。该书自1985年开始启动，历时20余年，是迄今内容最翔实、最丰富的中国气候史资料集，系统反映了公元前13世纪以降三千多年间全国各地天气、气候、各种气象灾害的范围、危害程度，以及与气象条件有关的物候、农业丰歉、病虫害及疫病等记述。所涉及历史文献共达8228种（实际采用7835种），其中地方志又达7713种。[30]气象学家张家诚称该书的出版是“中国历史气候学研究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31]而在大批新气候史料得到整理的基础上，气象学界的气象灾害史研究也在进入21世纪后步入了新的研究阶段，修正了此前的不少定论，弥补了许多以往研究中的短板，满志敏、葛全胜等人的著作可谓这方面代表。[32] 第三个充分展示自然演变取向的例证，应属一些自然科学工作者在灾害史研究基础上提出将“灾害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独立学科的构想。早在20世纪60年代，一批自然科学工作者即力图突破专业分科模式，开展跨学科合作，以深入认识各种天文和地球现象之间的复杂联系。80年代以后，来自天文、地质、气象、水利等多学科的专家进一步加强合作，致力于揭示历史时期各类自然灾害的演变规律和综合成因。[33] 在这种天文、地球、生命有机结合的思想认识指导下，中国地震局研究员高建国于1986年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开展“灾害学”研究的构想。他认为，灾害学虽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其目的是预报，但是，“抗御未来自然灾害的主要方法之一是尽量了解自然灾害的历史，以掌握自然界变化的规律”。在中国开展灾害学研究又有着十分特殊的优势，这是因为，中国“历史自然资料的特点是系列长，有四千年的文字记载，连续性好，汉代到清末较大的自然灾异被史官绵延不断地记录下来；内容多样，包括天象、地质、地震、气象、海象、虫灾、疾疫等史料；综合性强，特别注意不同自然现象间的联系”。[34] 在具体研究中对这种灾害学思路的贯彻，以宋正海、高建国等人开展的“中国古代自然灾异整体性研究”工作最为显著。1992年出版的《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包括251个年表，列为天象、地质象、地震象、气象、水象、海洋象、植物象、动物象、人体象九个分科，是首部大型综合性中国古代自然史工具书。[35]在此类资料基础上，宋正海等人又进一步综合、推进了关于中国古代自然灾（害）异（常）群发期的基础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自然历史发展时期，“自然突害或异常的发生不是均匀的，而是起伏的，明显集中于少数几个时期”。中国历史上目前可以易燃易爆辨识出来的基本自然灾异群发期，主要有夏禹洪水期、两汉宇宙期、明清宇宙期三个时期。在这些研究者看来，这种群发期理论“科学地揭示了自然界复杂的内在联系和变动的整体性”， “不仅有利于对历史上某些重大社会变动、文化事件、科技成就的出现作出更为科学的解释，也有利于当代全球性变化研究、自然灾害的中长期预报和国民经济远景规划的自然背景预测”。[36]由此可见，来自自然科学的灾害史研究业已超越自然史领域，对于进一步解释社会变迁也抱有极大的雄心。 三 实际上，从灾害现象来透视相关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正是灾害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取向。这种社会变迁取向的主体思路，是以历史上灾害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应对问题为重心，通过揭示灾害与政治、制度、经济和社会诸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来勘察和理解相关时期社会变迁的具体进程及其脉络。简单说来，社会变迁取向的灾害史研究更侧重人类在自然界面前的反应，而自然演变取向的灾害史研究更关注自然界在人类面前的变动。这种社会变迁取向，在民国时期于树德和邓拓等人的研究中已有明确显现，但其后来的发展长期逊色于自然演变取向。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变迁取向才得到了长足发展。 如前所述，历史学界大力开展灾害史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也以历史学者为主力军，加上来自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学者，乃至部分自然科学学科的学者，共同形成了社会变迁取向的灾害史研究队伍。随着这支研究队伍的壮大，社会变迁取向的灾害史研究日益成为一股学术潮流，足以与自然演变取向并驾齐驱，从而大大丰富了灾害史研究的内容。特别是进入2 1世纪以来，以社会变迁取向为指导的灾史研究成果，无论是数量和质量还是研究视角和方法，都呈现出繁盛的发展势头，与自然演变取向一起，有力地推进了灾害史研究。对于这种发展态势，从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路径出发所展开的灾害史研究，提供了最显著的证明。 以政治史为路径的灾害史研究，其主旨是通过分析灾害与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关联与相互影响，将灾害作为一把钥匙，来理解和把握相关历史时期国家能力和制度建设的成效。邓拓《中国救荒史》中关于历代救荒政治理念和救荒政策的得失的评述，虽然尚嫌简略，实质上已展示了这一路径的基本框架。此后较早运用该路径的学者来自港台地区。 1960年，台湾学者王德毅出版《宋代灾荒的救济政策》一书，大概是首部断代性灾害政治史研究。作者全面检视了宋代荒政体制，高度评价了宋代“自上而下的救荒热忱”和“详明而切实的备荒措施”，以此“不仅要说明宋代立国的精神”，“尤在要强调我国历史的光明面”。[37]台湾学者何汉威关于晚清“丁戊奇荒”的著作，是另一项重要的灾害政治史研究。作者较为详尽地论述了灾荒期间清政府的救灾活动之后，认为此次大灾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而清廷及灾区当局限于财力的短绌、行政效率的低下，使得赈灾成效不大。[38]由此可见，清朝在灾荒中的国家能力是作者关心重点之所在。 在中国大陆学界，灾害政治史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重新兴起。较早意识到达一路径重要性的学者是李文海，他明确指出，灾荒问题“是研究社会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从灾荒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中，可以揭示出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本质内容来”。[39]他一再强调应该揭示灾荒在社会历史进程的地位与作用，要注意自然灾害“给予我国近代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同时，近代经济、政治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使得这一时期的灾荒带有自己时代的特色”。[40]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率先进行了将灾害因素引入近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一系列尝试。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1991年发表的《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一文。该文清楚地展示了如何以灾荒问题为视窗，又如何将灾荒作为重要变量来审视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同时又完全避免给人以“灾害决定论”的偏激印象。[41]此外，他还通过勾勒近代中国灾害的整体走势，重新观察和透视了近代中国政治演化进程的关键节点。[42] 相对其他路径而言，灾害政治史研究的学术积累最为丰厚。在20世纪90年代面世的灾害史著作中，绝大部分都属于政治史路径。除了李文海及其研究团队推出的几部著作外，较为重要的专著还有两部。其一是张水良的《中国灾荒史，1927-1937》通过分析十年内战期间中国灾荒的实况、成因和影响，着重论述了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对于灾荒的不同应对。[43]其二是李向军所著《清代荒政研究》，较为全面地描述了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荒政体制及其成效，认为清代荒政集历代之大成，是维持社会再生产、保持国家稳定的一项基本国策。[44]进入21世纪后，断代性的灾害政治史研究得到更多的应用，例如，不仅关于秦汉、唐、宋、元、清各代荒政都出现了颇具深度的专著，中国共产党的救灾历史及其经验也得到了较为系统的研究。[45] 灾害经济史研究的主旨，是着眼于灾害打击下的经济现象及活动，以及灾害应对的经济基础等内容，据此来判断相关历史时期国家经济结构的性质、特点及能力等问题。这方面的开拓之作，当数王方中于1990年发表的《1931年江淮大水灾及其后果》一文。该文利用1931年水灾期间的社会调查资料，翔实地论述了水灾造成的多项重大经济损失，有力地证明了此次大水灾是促成三十年代国民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46]夏明方的《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则是第一部对民国时期灾害经济史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该书以灾害为切入点，通过对民国时期乡村的环境和人口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诸要素及其特性的深入辨析，清楚解释了以往近代经济史学界所认为的许多悖论现象，重新分析了民国乡村的经济结构及其秩序的特性，也充分展示了民国社会脆弱性的经济基础。[47]作为该书基础的博士学位论文曾于1999年入选首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对后来的灾害史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清代灾害经济史也是学界关注较早、成果较为丰富的一个方向。就清代前期而言，重点在于自然灾害与农业经济的关联。陈家其分析了明清时期气候变化所导致的自然灾害对太湖流域农业经济的巨大影响，认为这是粮食产量下降的主因之一。[48]王业键等人考察了清前期气候变迁、自然灾害、粮食生产与粮价变动的关系，指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粮价高峰大都出现在自然灾害多的年份。[49]李伯重认为，19世纪初期气候剧变引发了江南地区连续遭遇大水灾，极大恶化了农业生产条件，是导致申国经济出现“道光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50]而晚清时期的灾害经济史，主要集中在灾害与以洋务运动为核心的近代工业化的关系上。夏明方关于灾荒与洋务运动的系列研究表明，在清末灾害群发期的历史条件下，自然灾害对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起了极大的消极作用。[51]朱浒的系列研究则指出了灾害与近代工业化的另一个面相，即赈务关系所激发的社会资源，成为以洋务企业为代表的新生产力在中国具体落实的重要途径。[52] 以社会史为路径的灾害史研究，是近十余年来发展势头迅猛、研究路数亦相对较为多元的一个方向。大体上，这一方向的主旨可以归结为，通过探究灾害驱动下的社会行为和诱发灾害的社会因素，进而揭示深层社会结构、进程及社会权力格局的演变。就迄今为止的总体状况来看，灾害社会史领域中得到较多关注的向度有两个，其一是通过灾害场域来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其二是从灾害来勘察地域社会的变动机制及其脉络。 较早涉及通过灾害场域来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当数李文海对晚清时期义赈活动的研究。该研究率先明确指出，义赈的兴起虽然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地方社会的慈善资源，但其并非仅是一项社会义举，而是与国家层面的洋务运动之间有着密切关联，是一项新兴的社会事业。[53]沿着这个思路，朱浒进一步拓展了对晚清时期新兴义赈活动的研究，深入剖析了其发展动力、运作机制及社会影响，围绕着传统与现代、内发动力与外部冲击、国家与社会、地方性与普遍性等诸多层次，从更为广泛的视角论述了义赈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关系，进一步发挥和运用了陈旭麓提出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的著名命题。[54]而在关于民国时期华洋义赈会的研究中，主导框架也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台湾学者黄文德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该会的活动经验，是近代中国非政府组织与国际社会互动的一个重要起源。[55]蔡勤禹认为，该会的成长与发展，凸显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民间组织的角色、地位乃至市民社会成长的兴衰跌宕和“公”的领域的起伏变迁。[56]薛毅侧重于考察华洋义赈会的农村合作事业，认为该会在政府和社会基层之间起到了“社会中间层”的功能。[57]此外，余新忠关于清代江南瘟疫的研究，虽然以医疗社会史为视角，其问题意识仍是以探讨中国本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为指归，并提出应以合作与互补来认知两者的互动。[58] 在另一个向度上，即从灾害来勘察地域社会的变动机制及其脉络，较早的成果是王振忠的《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该书较为系统地考察了明清时期福州社会对自然灾害的反应与对策、与灾害相关的民间信仰及乡里组织等问题，展现了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及其演变进程的内在脉络。[59]进入2 1世纪后，类似思路得到较多运用。如苏新留以民国时期的河南为中心，探讨了当地乡村社会的灾害应对与灾害打击下的民生，展现了当地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的脆弱性。[60]汪汉忠则从民国时期苏北地区灾害与社会的互动出发，探讨了当地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导致现代化进程滞后的原因与机制。[61]张崇旺以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自然灾害为主线，探讨了该地区社会经济长期落后的根源，认为该地区失衡的官民格局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和民间力量的发展。[62]可以想见，随着研究资料的进一步丰富，这一向度的研究必然还会越来越多。 四 综上所述，自然科学界主导下的自然演变取向，和以历史学界为主力的社会变迁取向，构成了中国灾害史研究的主体框架。除了前面提及的成果，另外还有许多在这两个取向指引下的高质量专著和论文，保证了中国灾害史研究在学术界占有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也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毋庸讳言，灾害史研究在迅猛发展的同时，自身存在的某些缺陷也在潜滋蔓长，并且在有些方面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要想确实推进灾害史研究的发展，充分重视这些缺陷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对取得的成绩进行总结。 目前灾害史研究中最为明显的一大缺陷，当为跑马圈地式的粗放性研究。这方面的具体表现是，尽管许多成果的研究对象是不同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历史灾害，其研究思路和框架却几乎千人一面。这类研究大都涵盖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某个地域空间或某个时段中各类灾害的发生状况；其二是灾害对某时某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造成的各种影响；其三则是国家与社会应对灾害的各种措施和活动。除了所述具体时空的区别之外，这类研究最终据此三方面内容而形成的看法往往基本雷同。例如，凡谈及灾情特点必称其严重性，述及灾害影响便称其破坏性-论及救灾效果必称其局限性。至于某一地域、某一时段内灾害与社会关系的特定表现及其属性，则全然缺乏深入认识。可以说，这类研究表面上都给人以综合自然演变取向和社会变迁取向的面貌，实则属于缺乏深入的资料大拼盘，其最大价值不过是填补了一小块所谓的空白而已。 第二个较大的缺陷，是学界对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借鉴、融合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具体而言，主要应该大力避免两种极端情况。其一是不少研究者很少注意和了解自然科学界的灾害史研究，在讨论灾害成因时过多强调社会和人为因素，往往陷入“天灾就是人祸、人祸导致天灾”的循环论式的说法而不能自拔，对于自然演变对社会结构的长时段影响缺乏足够认识。其二则是夸大自然因素的作用，特别是对自然科学界的成果食而不化，脱离自然科学的学科情境，将某些特定观点和证据放大到“灾害决定论”的程度。例如，灾害灭亡了某个王朝或国家、“明清小冰期”造成的气象灾害打断了亚欧大陆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等说法，无疑都包含着夸张之词。事实上，自然科学界的不少重要灾害史成果，同样有着需要重新讨论和修正之处。如现在很多学者都发现，曾被学界广泛利用的中国旱涝等级体系，由于当年对历史文献的处理存在很多不足，导致其用来确定灾害等级的数据和信息并不完全准确，而再以之为基础来判断灾害的演变规律，显然也并不可靠。 第三个较为明显的不足，是在研究视野上往往出现失之片面的情况。特别是在一些研究成果数量较多的领域，这种情况更为明显。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关于备荒仓储的研究。早先对于备荒仓储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政府政策和制度建设的梳理，而忽视实践层面的具体展开。近二十多年来，备荒仓储的风向又转向了区域社会史角度。而这一角度的研究在观察备荒仓储结构形态的转变时，往往将之认定为国家权力的衰微、基层社会控制权的下移的证据。其实，这是在缺乏对国家视角的充分把握下做出的主观判断。已有学者指出，要理解备荒仓储的结构性变动，绝不能将国家视角置于次要的位置；并且，这种变动与其说是社会权力的下移，还不如说是社会责任的下移更为准确。[63] 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华洋义赈会和红十字会的研究。它们作为近代中国两个最大的救灾组织，在学界备受关注。不过，既有研究基本都是在现代化范式的指引下展开的，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另外两个重要向度，即本土化和国际化。这两个组织虽然有十分强烈的西方化色彩，也的确延续了西方对华赈灾活动的发展线索，但是，要解释它们被中国社会的接受过程和扎根途径，就不可能不大力探究本土化向度，要理解西方对华赈灾力量的具体组成，以及中国本土实践对于国际合作救济事业的影响等问题，就必须更多关注国际化向度。就此而言，仅以现代化范式为指归的研究还是过于狭隘了。 那么，中国灾害史研究如何在总结成绩的基础上，弥补上述缺陷，从而符合新时代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呢？ 就目前学界的前沿动向来看，紧跟大数据的时代潮流，建设综合性中国自然灾害历史信息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大力开展量化研究和总体研究，已成为中国灾害史研究未来的首要走向。正如夏明方指出的那样，随着当代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已经可以建立一个“能够记录灾害发生完整过程和信息，亦即包括从天气、地质等自然变异现象到成灾过程，乃至对于人类社会影响及响应的综合性灾害数据库”，“以便更全面地揭示灾害成因和环境后果，更好地满足自然变动（如气候变化）、灾害分异、灾害影响与适应、防灾减灾应用等多方面研究的资料需求”。[64]可以说，这种灾害史数据库的建设，既行别于以往自然科学界偏重于摘取自然信息的处理方式，也不同于史学界常用的文献汇编方式，而是融一史料考订和信息集成为一体的数据平台系统。 这一平台系统的出现，为灾害史的量化研究和总体研究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有关灾害中自然因素的信息化和标准化，以往自然科学界已经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完全可以在灾害历史信息数据库的建设中继续发扬。同时，灾害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应对中的许多信息，如人口和资产损失、灾蠲和赈济力度等，既要求也迫切需要加以量化处理。而据此探讨灾害与国家能力建设、政治变动和经济周期等问题的关联，无疑能够大大改变依靠定性描述的惯性。此外，这种综合了灾害的自然演变信息和社会变迁信息的数据平台系统，也为灾害史的总体研究开辟了道路。这是因为，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把总体历史分解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别时间三个维度，灾害史则有助于理解这三个维度如何形塑总体的历史。具体而言，任何灾害事件的发生和扩散，都是环境、社会与个人同时进入同一个极限情境的时刻，依靠相对完整和连续的信息链，这种极限情境内部的各种复杂关系都可以被发掘出来，也就能充分展现出环境变动、社会变迁的深层之间的结构性互动。 灾害史研究的另一个未来走向，应该是历史学界更加注重问题意识，深入贯彻新史学方法，为克服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做出更大贡献。与国外学界相比，目前中国大陆学界的灾害史研究，在整体上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其中最明显的一个短板就是在问题意识上的明确性和敏感性。客观地看，国内具有原创性问题意识和观点的成果还是少数，更多研究尚处于描摹事件过程阶段，类似于照猫画虎的“微型叙事”。相比之下，国外的灾害史研究大都具有鲜明的学术脉络，所论问题也都能与更高层面的学术范式进行针对性对话。如法国学者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对于乾隆朝一次救灾行动的研究，他所反击的其实是当时流行的“明清社会停滞论”观点。[65]由此就不难理解，该书在被中文学界所知后，其影响远远超出灾害史乃至历史学领域，在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中都成为常用参考书目。并且，具有这种地位的国外灾害史研究还不止这一部。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国内学界的灾害史成果，在国外学者那里成为学术对话的对象而非文献线索的现象，迄今仍非常少见。由此可见，中国灾害史研究成果还需要在总体上尽快提高学术话语权。 广泛融会各种社会理论的新史学意识，业已成为新时期史学界的潮流。在灾害史研究中大力贯彻新史学方法，也非常有益于弘扬人文学科在这一领域中的比较优势。在这方面，新文化史视角的应用效果颇具启示意义。这一视角在灾害史领域的较早应用，来自国外学者燕安黛( Andrea Janku)和艾志端。她们在研究中关注了有关中国灾害史的历史书写、社会记忆和不同信仰背景下的文化反应等内容，不仅丰富了灾害史研究的关注内容，甚至还有助于对历史文献性质的反思和再阐释。[66]在国内，这类研究虽然还寥若晨星，但已出现了较高水平的成果。[67]另外，新文化史视角还扩大了对于灾害历史文献的认识。例如，有一批以灾荒诗、灾荒小说、灾荒歌谣为代表的文学性历史文献，长期以来始终没有得到灾害史学界的重视。其中原因之一，很可能在于以往学界更习惯于着眼形而下的物质、技术等客观层面，而忽视形而上的思想意识、精神结构等主观性层面。借助于新文化史的视角，对这些文学性灾害史文献进行解读，显然能够深化对相关时代灾害观及社会意识的变化等问题的理解，从而充分发挥人文学者的特长，有力推动灾害史研究向人文化、集约型方向的发展。 灾害史研究可谓是历史学科中极具现实关怀和经世致用性质的一个领域，也是研究难度很大的一个领域。前者是因为自然灾害至今仍是人类社会很难预测和控制的巨大威胁，而历史时期以来人类的灾害认识、防灾减灾和救灾经验，也是值得认真总结的宝贵财富。后者是因为灾害问题兼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大部类，单凭一己之力或某一个学科开展研究，不啻盲人摸象。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新技术的利用和新思维的出现，中国灾害史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而在深入融合自然演变取向和社会变迁取向、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框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国灾害历史记录在世界范围内的比较优势，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应有的贡献，是中国灾害史研究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文转载自《中国历史学40年（1978－2018）》353—375页。 [1]傅筑夫等：《中国经济史资料》（秦汉三国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6页。 [2]包泉万：《承平日久 莫忘灾荒》，《读书》2001年第8期。 [3]这些综述主要有吴滔的《建国以来明清农业自然灾害研究综述》（《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余新忠的《1980年以来国内明清社会救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9期），阎永增、池子华的《近十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朝），朱浒的《二十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邵永恕的《二十世纪以来荒政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3期），等等。 [4] [美]艾志端：《海外晚清灾荒史研究》，杜涛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26日。该文实际上涉及关于整个清代灾害史研究的状况，而清代灾害史又是国外史学界研究最为集中的时段，所以基本代表了国外研究的一般状况。 [5]于树德：《我国古代之农荒预防策——常平仓、义仓和社仓》，《东方杂志》第18卷第14、15期。 [6] Walter H. Mallory，China :the Land of Famin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26．另外，该书于1929年便有了中文译本（吴鹏飞译，民智书局1929年版）。 [7]竺可桢：《直隶地理的环境与水灾》，《科学》1927年第12卷第1 2期。 [8]王树林：《清代灾荒：一个统计的研究》，《社会学界》1932年第6期。 [9]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 [10]陈高佣编：《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海书店 1986年影印本。 [11] 王龙章：《中国历代灾况与振济政策》，独立出版社1942年版；于佑虞：《中国仓储制度考》，正中书局1948年版。 [12] 谢义炳：《清代水旱灾之周期研究》，《气象学报》1943年第17卷第1-4期合刊；涂长望、张汉松：《明代（1370-1642）水旱灾周期的初步探讨》，《气象学报》1944年第18卷第1-4期合刊。 [13]夏明方：《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 [14]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灾荒史——访著名历史学家李文海》，《中国文化报》2011年2月21日。 [15]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16]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17]来新夏主编：《中国地方志历史文献专辑灾异志》，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贾贵荣、骈字骞选编：《地方志灾异资料丛刊》（第1、2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2012年版：赵连赏、翟清福主编：《中国历代荒政史料》，京华出版社2010年版。 [18]黎澍：《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序言》，中国地震历史资料编辑委员会总编室编：《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19] 《编辑“中国地震资料年表”的说明》，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协史组编辑：《中国地震资料年表》，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20]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页。 [21]黎澍：《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序言》，中国地震历史资料编辑委员会总编室编：《中国地震史资料汇编》（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22] 《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编辑例言》，中国地震历史资料编辑委员会总编室编：《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23]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编：《中国历史强震目录》，地震出版社1995年版。 [24] 《纪念徐近之先生逝世四周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集刊》编辑部编：《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集刊》（第3号），科学出版社1 985年版。 [25] 《清代海河滦河洪涝档案史料，前言》，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编：《清代海河滦河洪涝档寨史料》，中华书局1981年版。 [26]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第1 2页。 [27]徐近之：《历史气候学在中国》，《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集刊》编辑部编：《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集刊》（第3号），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28]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地图出版社1981年版。 [29]夏明方：《大数据与生态史：中国灾害史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清史研究》20 1 5年第2期。 [30]张德二主编：《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凤凰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31]张家诚：《历史气候学趋向成熟的标志——评<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科学通报》2005年第50卷第5期。 [32]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葛全胜等：《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 1 1年版。 [33]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第12-13页。 [34]高建国：《灾害学概说》《灾害学概说（续）》，《农业考古》1 986年第1、2期。 [35]宋正海总主编：《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36] 宋正海、高建国、孙关龙、张秉伦：《中国古代自然灾异群发期》，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序”。另外，高建国曾认为，在这三个群发期之外，还有第四个群发期即“清末宇宙期”（1870-1911年）[《灾害学概说（续）》，《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 [37]王德毅：《宋代灾荒的救济政策》，台湾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9、202页。 [38]何汉威：《光绪初年(1876-79)华北的大旱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09一110页。 [39]李文海：《论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 [40]李文海：《中国近代灾荒与社会生活》，《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 [41]李文海：《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42]李文海、周源：《灾荒与饥馑，1840-1919》，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43]张水良：《中国灾荒史，1927-1937》，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44]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 [45]例如，秦汉荒政研究有陈业新《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和王文涛《秦汉社会保障研究——以灾害救助为中心的考察》（中华书局2007年版），唐代荒政研究有阎守诚主编《危机与应对：自然灾害与唐代社会》（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和么振华《唐代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上海古籍出版社20 1 4年版），元代荒政研究有王培华《元代北方灾荒与救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 1 0年版），宋代荒政研究有张文《宋代社会救济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和李华瑞《宋代救荒史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 1 4年版），清代荒政的进一步研究则有张祥稳《清代乾隆时期自然灾害与荒政研究》（中国三峡出版社20 1 0年版）、张艳丽《嘉道时期的灾荒与社会》（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和张高臣《光绪朝灾荒与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中国共产党的救灾史研究有康沛竹《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防灾救灾的思想和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和赵朝峰《中国共产党救治灾荒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46]王方中：《1 93 1年江淮大水灾及其后果》，《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47]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 [48]陈家其：《明清时期气候变化对太湖流域农业经济的影响》，《中国农史》1 991年第3期。 [49]王业键、黄莹珏：《清代中国气候变迁、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 999年第1期。 [50]李伯重：《“道光萧条”与“癸未大水”——经济衰退、气候剧变及1 9世纪的危机在松江》，《社会科学》2007午第6期。 [51]夏明方：《从清末灾害群发期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条件——灾荒与洋务运动研究之一》，《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原始积累过程的灾害史分析——灾荒与洋务运动研究之二》，《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52]朱浒：《从插曲到序曲：河间赈务与盛宣怀洋务事业初期的转危为安》，《近代史研究》2008年年第6期；《从赈务到洋务：江南绅商在洋务企业中的崛起》，《清史研究》2009年第1期；《同治晚期直隶赈务与盛宣怀走向洋务之路》，《历史研究》2017年第6期。 [53]李文海：《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 [54]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5]黄文德：《非政府组织与国际合作在中国——华洋义赈会之研究》，（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04年版。 [56]蔡勤禹：《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57]薛毅：《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8]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张崇旺：《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版。 [59]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1 996年版。 [60]苏新留：《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与乡村社会》，黄河水利出版社2004年版。 [61]汪汉忠：《灾害、社会与现代化——以苏北民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62]张崇旺：《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版。 [63]有关观点，可参见朱浒《食为民天：清代备荒仓储的政策演变与结构转换》，《史学月刊》2014年第4期；吴四伍《官绅合作与晚清仓储管理》，载周琼、高建国主编《中国西南地区灾荒与社会变迁》，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64]夏明方：《大数据与生态史：中国灾害史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清史研究》2015年第2期。 [65] [法]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徐建青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原版为1980年法文版。 [66] [德]燕安黛：《为华北饥荒作证——解读（襄陵县志）（赈务）卷》，载李文海、夏明方主编《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美]艾志端：《铁泪图：1 9世纪中国对于饥馑的文化反应》，曹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67]如陈侃理关于灾异的政治文化史研究，就深化了对中因传统灾异观的发展脉络的理解（《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