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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仁杰 崔剑锋 黄文新 史德勇 向光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宜昌博物 摘 要:序列样品的碳十四测年结果表明,万福垴遗址的主体年代处于西周时期。出土铜器的合金材质以锡青铜为主,基本不用铅,砷铜的出现值得关注。青铜容器、工具、兵器的合金配比与使用功能相关。甬钟合金类型多样,包括红铜、砷铜、锡青铜。各类材质铜器中都含有一定铁。万福垴遗址铜器全为铸造成型,TN03E20出土铜器中普遍存在的受热现象值得深入分析。这批铜器虽不能充分表现西周时期楚国青铜器的制作工艺,但已显示出与中原地区合金技术传统的较大差异。 关键词:万福垴遗址;铜器;金相组织;合金成分;年代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西周早中期青铜器矿料来源的铅同位素考古研究(项目号:18BKG017)”以及“宜昌万福垴遗址考古报告(项目号:17BKG022)”的阶段性成果 万福垴遗址位于宜昌市白洋工业园区,地处长江左岸的一级台地上。经过2012～2017年的多次调查发掘,现知除中心的万福垴遗址外,尚有桂溪湖、中沙湾、杨家嘴等多处相关遗址[1]。万福垴遗址主体内涵属于楚文化范畴,遗址年代范围较广,部分单位年代可早至西周时期[2]。该遗址出土青铜鼎、青铜编钟及铭文和多种文化因素的陶器,是早期楚文化研究的重大突破。 相比于难以辨识的陶器文化面貌,这批带有楚铭的青铜器显得尤其珍贵。目前已有诸多学者针对万福垴遗址出土钟鼎之器的形制纹饰、文化特征进行了相关研究。借助冶金考古的相关技术手段,更能充分揭示早期楚文化铜器的冶铸面貌。2017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昌市博物馆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合作,对万福垴遗址出土铜器进行了系统取样分析,以期在一个广阔的时空框架之下,考察万福垴铜器技术水平反映的时代共性和差异。 一、取样及分析方法 (一)典型遗迹单位的年代测定 万福垴遗址从早到晚可分为三期,各期采集的浮选土样中均有大量的炭化种子。考虑到谷物大多为一年生草本植物,其年代与各个地层的年代最为接近。为了更精确的获得遗址的年代信息,本文选取了部分典型遗迹单位所出植物遗存进行了加速器质谱年代测定。 (二)青铜器的金属学分析 共对39件铜器进行了检测分析。取样遵循最小干预原则,对于钟鼎这类完整器物,多从范缝、毛边处取样。对于小件铜器,尽量在残缺处取样。部分样品仅刮取少量铜锈。样品经镶嵌打磨抛光后,使用三氯化铁盐酸乙醇溶液进行浸蚀,采用Nikon ECLIPSE LV100N POL型金相显微镜进行形貌观察。之后,样品经再次抛光后,使用SEM-EDS进行显微观察和成分分析。所用仪器为日立公司TM3030台式电子显微镜及E D S能谱仪。S E M测试模式选用低真空,扫描电压为1 5 K V,测试时间通常控制在9 0～1 2 0秒。尽量避开锈蚀,选取不同区域进行多次扫描,测定平均成分。分析结果保留O及以后的主量元素,详见附表一。 图一部分炭化植物种子碳十四测年结果 图二各类铜器锡含量盒形图 二、实验结果 (一)年代测定结果 共对3 8个一年生炭化植物种子样品进行加速器质谱年代测定。样品主要浮选自灰坑土样,叠压打破关系明确。部分典型遗迹和地层出土的炭化种子样品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结果如图一所示。如图所示,校正前的测年结果与遗址分期断代结果基本吻合。为了对年代进行更精确的判断,我们建立贝叶斯统计模型,结果在下文讨论。 (二)金属学分析结果 本文分析样品中,4件铜器不见金属基体,包括2件细阳线圈点界格钟(Y W T N 0 3 E 2 0∶0 8、1 2),铜斧(Y W G 8(3)∶1)及铜器(Y W H 7 0∶1)。样品(Y W T S 0 6 E 1 9(2)∶1)为孔雀石。其余3 4件铜器合金材质包括红铜、锡青铜、铅锡青铜、砷铜。铜器全为铸造成型,有1 5件存在铸后受热现象。分材质来看,锡青铜共2 4件,占比7 1%,器类包括容器、乐器、兵器、工具等。个别样品因埋藏腐蚀等原因可能引起锡含量偏高。1 5件锡青铜铸造成型,9件存在铸后受热现象。铅锡青铜共4件,占比1 2%,器类包括乐器、兵器等。3件铸造,1件铜鼎残片为铸后受热组织。红铜共3件,占比9%,包括2件甬钟及1件铜液渣。1件铸造,2件为铸后受热组织。砷铜共3件,占比9%,包括3件细阳线圈点界格钟,砷含量介于5%～1 0%,锡含量在3%左右,均存在铸后受热现象(图二)。 1. 合金成分 具体来看,容器共2件,包括1件与甬钟同出的铜鼎(Y W T N 0 3 E 2 0∶1 3)。在后来发掘的一个灰坑中还出土一个碎铜片(H 1 5∶1),从形制看应是鼎口沿的一部分,纹饰与T N 0 3 E 2 0(出土钟鼎之器的遗迹单位埋藏性质不明,以探方号表示)铜鼎一样,表明其时代相近[3]。两件铜鼎的合金材质也十分接近,铅含量很低,锡含量处于1 5%左右。 T N 0 3 E 2 0出土甬钟的材质包括红铜、砷铜、锡青铜,各类材质器物中都含有一定铁。甬钟的合金材质因形制而异,每类的几件甬钟合金配比较为接近。4件阴线界格钟包括3件锡青铜及1件红铜,除甬钟(Y W T N 0 3 E 2 0∶0 3)锡含量达到1 5%外,其余锡含量均低于4%。4件细阳线圈点界格钟包括1件锡青铜及3件砷铜,其中锡青铜甬钟(Y W T N 0 3 E 2 0∶0 5)含锡1 2%,砷铜甬钟的砷含量均介于5%～1 0%,锡含量在3%左右。2件细阳线乳钉界格钟包括1件锡青铜和1件红铜,其中锡青铜甬钟(Y W T N 0 3 E 2 0∶1 0)含锡5%,夹杂少量的铅。 图三甬钟(Y W T N 0 3 E 2 0∶0 1)-2 0 0 X 图五铜铃(M 7棺内2-3残)-1 0 0 X 图七铜渣(Y W T N 0 4 E 2 0 Y 1(1)∶2)-5 0 X 图四甬钟(Y W T N 0 3 E 2 0∶0 5)-1 0 0 X 图六刮刀(Y W T N 0 5 E 2 0(3)∶1)-2 0 0 X 图八甬钟(Y W T N 0 3 E 2 0∶0 6)-2 0 0 X 遗址发掘出土的工具、兵器等小件器物的合金配比较为稳定,很少用铅,锡含量较高,其中锡含量介于1 2%～2 5%的器物占比达到7 9%。这两类器物对使用性能要求较高,常通过提高锡含量改善机械性能。以往研究表明,楚地铜剑锡含量平均为1 8.9 0%,且波动较小,平均含铅量较低[4]。江陵雨花台、当阳赵家湖等楚墓中亦存在较多低铅高锡剑[5]。工具、兵器中还有6件锡含量超过2 0%的器物具有高锡青铜铸造组织,这在当阳赵家湖楚墓中也有发现,是这两类器物的常见组织形态。 2. 金相组织 金相组织观察结果表明,部分青铜器为α固溶体等轴晶,说明曾经铸造后受到加热。因受热程度和锡含量不同,组织结构存在一定差别(图三、四)。至于铸造铜锡(铅)合金,金相组织可分为三种形式:低锡青铜的α固溶体组织;α固溶体树枝晶,岛屿状或网状(α+δ)共析体(图五);(α+δ)共析体连成基体状,α相孤立分布(图六)。 铜液渣(Y W T N 0 4 E 2 0 Y 1(1)∶2)为红铜铸造组织,基体可见α固溶体大晶粒,铸造缩孔较多(图七)。砷铜甬钟(Y W T N 0 3 E 2 0∶0 6、0 7、0 9)不是典型的铸造组织,组织均匀化程度较高,大量蓝灰色硫化物散乱分布,硫化物边缘通常可见浅色富砷偏析相。甬钟(Y W T N 0 3 E 2 0∶0 6)中的浅色偏析相已连成网状(图八)。 这批铜器的金相组织中普遍存在夹杂物。其中铅颗粒形态单一,以细小球状为主。所有样品都含有硫化物夹杂,呈小颗粒状,多与铅或(α+δ)共析体伴生,或存在于晶粒界面上。硫化物的硫含量多在1 5%以上,存在C uS、C u-F e-S、C u-A s-S这三种形式。铜硫化物夹杂的存在表明冶炼所用矿石可能不是纯净的氧化矿。当开采的铜矿石为富含铁的硫化矿时,会在冶炼过程中加入铁矿石造渣。一方面,铜器会夹裹含铁的硫化物。另一方面,在较高的冶炼温度和较强的还原条件下,这些铁矿石会被还原成金属铁,易熔入铜中得到含铁粗铜[6]。部分样品(图四)中可见纯铜晶粒。 三、相关问题讨论 (一)年代学研究 万福垴遗址的年代学研究是相关研究的核心问题。基于钟鼎之器的风格分析,对其铸造年代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推断。黄文新先生将1 2件甬钟分为A、B、C三型,指出A型钟流行于西周中期早段,有可能早至西周早期晚段;B型钟年代较A型钟稍晚,其中卷云纹B型钟年代多在西周中期早段,个别晚至西周中期晚段;C型钟年代为西周中晚期之际,楚季刻铭钟或早至西周中期早晚段之交[7]。张昌平[8]、李伯谦[9]、刘彬徽[10]、黄凤春[11]等诸多先生也做过相关研究。目前万福垴甬钟的铸造年代已得到比较一致的认识,普遍认为A型甬钟年代可能早到西周中期早段甚至早期晚段,部分B型钟年代确实可能晚至西周晚期早段。对于“楚季宝钟”刻铭年代较晚也都有共识,黄文新先生认为刻铭年代可以早到西周中期晚段,李伯谦先生认为是西周晚期。 关于万福垴铜鼎的年代,简报认为其“与长安普渡村西周墓0 0 3号鼎形态较为接近,年代应为西周中期”。陈小三基于铜鼎风格的分析颇具启示,他指出万福垴鼎的造型和纹饰组合具有一种错位感,体现在鼎的造型是中原地区西周早期偏晚阶段比较流行的,但是鼎颈部的顾首分尾的鸟纹,却是中原地区西周中晚期流行的一类纹饰[13]。万福垴鼎在鼎足上端兽面、纹饰带布局上,都与中原地区不同。一些地域性特征在江淮、皖南及邻近地区的一些土著鼎、甚至阳新大路铺的土质陶鼎有反映[14]。 T N 0 3 E 2 0钟鼎的铸造年代并不等同于其埋藏年代,更不能完全代表万福垴遗址形成、废弃的年代,还需要结合陶器类型学进行判定。李伯谦先生基本同意简报中遗存分三期的观点,但是对于各期的绝对年代存有异议。李伯谦先生指出第一期遗存中的鬲近似中原地区西周中期墓葬中常见者。而第三组与宜城郭家岗遗址第一期相衔接,年代约在两周之际。同时万福垴遗址第二组出土的铜斧、第三组出土的柳叶形剑以及陶簋、陶盉等与其他地方铜器相比,也具有西周时期的特点。后来发掘的灰沟G 7中,还发现几件可早到西周早期的觚形尊和豆的陶片,和时代较晚的陶片同出,亦可说明,该遗址年代有早至西周早期的可能。同时疑似西周晚期刻铭的楚季钟显示这批铜器可能是在遗址的某一时段埋下的[15]。 图一〇万福垴遗址序列样品年代校正结果 图九万福垴遗址T N 0 3 E 2 0出土三种形制甬钟(Y W T N 0 3 E 2 0∶1 0、5、1)[12] 序列样品的碳十四测年是明确遗址各期遗存绝对年代的有力手段。借助贝叶斯统计方法,可以将一定考古学背景下的绝对年代数据综合在一起建立模型,从模型中得出更加准确的考古学年代信息。基于万福垴遗址地层层位关系以及典型单位陶器类型学分期所给出的相对年代信息,笔者初步建立以下不连续的s e q u e n c e模型(图一〇),以各期b o u n da r y s t a r t和b o u n d a r y e n d的中位数表示各期的起始年代,从而得出万福垴遗址各期的绝对年代范围,其中P h a s e 1年代范围为-9 8 3 B C至-8 9 2 B C,P h a s e 2年代范围为-8 7 4 B C至-8 5 3 B C,P h a s e 3年代范围为-8 2 6 B C至-7 7 5 B C。 总体来看,万福垴遗址主体年代位于西周时期,个别遗迹单位晚至春秋时期。G 7第2层可早至西周中期以前,开口于第3层下并打破生土层的诸多灰坑年代处于西周中期至西周晚期,属于遗址三期的G 2和H 1的年代很晚,已经达到春秋时期。遗址第4层和第5层的样品很少,无法给出具体的年代范围,理论上应该比第3层早。 初步的碳十四测年结果表明,万福垴遗址的主体年代处于西周时期,部分遗迹单位甚至可以早到西周中期以前。这样遗址T N 0 3 E 2 0出土的铜器就和遗址本身存在了联系。万福垴遗址铜器的铸造以及刻铭年代都与遗址人类活动时间重合,可能都是楚人的图一二西周墓地青铜器整体铅含量柱形图遗留物。明确了万福垴遗址的年代背景后,方能在一个统一的时空范围内考究铜器制作工艺的差异和共性。 图一一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部分墓地青铜器合金材质统计 (二)铜器合金配比 关于西周时期青铜器制作工艺的研究工作已经大量开展。西周青铜器合金配比中大量使用锡和铅,铜器合金配比因时空范围而异。西周早期和晚期的诸多大型诸侯墓地,包括曾国、燕国、国、噩国、虢国等墓地铜器材质均以铅锡青铜为主,占比达到6 0%以上,高者可达8 0%以上(图一一)。而洛阳、晋南地区诸多墓地出土铜器中锡青铜占有较高比例。这一地区分析铜器的年代以西周中期和晚期为主,北窑墓地锡青铜占比达到5 6%,横水墓地锡青铜占比达到5 9%,晋侯墓地锡青铜占比达到4 5%。至春秋早期,锡青铜比例大大下降,以虢国墓地为例,大量使用铅锡青铜。 万福垴铜器呈现高锡低铅的合金配比特征,含锡2%以上的器物占比8 6%,含锡1 0%以上的器物占比6 7%。而含铅1%以上的器物不足2 0%,含铅2%以上的器物仅占1 1%,且多为小件器物。这样的现象在以往西周时期大型墓地出土青铜器的科技检测中很少见。周原地区非姬姓的宋家墓地[16],还有周公庙、李家[17]这几处铸铜作坊出土冶铸遗物的合金配比具有类似低铅的特征,但是铅锡青铜的比例仍能达到2 0%以上,而孔头沟遗址铜块样品全部为锡青铜。三峡地区的巫山双堰塘遗址[18]出土的两周时期青铜器的合金配比中也几乎不用铅(图一二)。 铅料的加入利于降低合金的熔点,增加流动性,提高充型能力。但是铅不溶于铜,以游离相存在,机械性能很差。加入适当比例的锡,可以有效改善铜合金的机械性能。实际上,铅矿资源全国普遍分布,中原地区锡矿十分匮乏,然而却并未有出现铅锡青铜普遍使用的现象。马克·波拉德等人撰文指出公元前第一千纪欧亚大陆东端存在两种合金体系,分别以草原地区青铜器为代表的非合金化青铜体系和以中国中原地区及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为代表的铅含量大于1%(大部分在4%以上)的青铜合金体系[19]。目前看来,在这一大视野下的整体趋势中似乎还有一些特殊遗址值得专门考察。 (三)铜器加工工艺 万福垴部分铜器存在铸后受热现象。古代青铜器在其制作使用乃至废弃掩埋的整个历程中,会由于诸多原因形成热处理组织,需要结合器物的功能要求、使用历程以及相关文化因素加以区分。本文分析的容器、乐器和小件器物显微组织下均可见受热现象,但有着不同的受热原因。 铜鼎作为炊煮器,加热使用常常会使其受热部位出现均匀化组织。万福垴遗址两件铜鼎形制相似,年代相近,都有不同程度的受热现象。与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20]、晋侯墓地[21]出土铜壶的受热现象类似,铜鼎(Y W T N 0 3 E 2 0∶1 3)足部的受热现象表明该器物在掩埋以前很可能加热使用过。 万福垴遗址T N 0 3 E 2 0出土的各类材质甬钟都有不同程度的受热现象,多数样品等轴晶析出不完全,仍可见残余铸造组织。这批钟鼎之器共同的受热现象或许和其特殊的埋藏行为存在关联。统计发现,叶家山墓地M 1 1 1,横水墓地M 1、M 2,晋侯墓地M 6 4出土甬钟也常有受热现象。除了使用功能的共同需求外,早期甬钟的这一普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是一类地域特征的体现,对于研究早期甬钟的起源与传播具有重要启示。 其他器物中基本不见受热现象,表明热退火处理工艺并未用于工具、兵器类器物的加工中。 (四)特殊材质器物 万福垴遗址发现的红铜、含铁粗铜、砷铜器物是以往商周铜器科技分析中鲜见的。红铜铸造缺陷多,商时期大部分地区已很少使用,目前在殷墟及周边多个重要的商代遗存中发现红铜容器共1 8件[22]。笔者统计的8 9 6件西周青铜器成分数据中,红铜仅占比1%,在叶家山曾国墓地、北赵晋侯墓地、绛县横水墓地有个别发现。宝鸡竹园沟M 7出土过1件红铜甬钟(B Z M 7∶1 1),与万福垴遗址出土细阳线乳钉界格钟(Y W T N 0 3 E 2 0∶1 1)形制及成分接近。类似形制的甬钟还见于叶家山曾国墓地M 1 1 1,镈钟组合的锡含量最高也仅为4.2%。 万福垴遗址还发现较多的含铁粗铜,一件甬钟铁含量达到3.6%,相应的铜器基体硫含量也达到0.6%,组织中可见到较多硫化物夹杂及富铁相。铁、硫含量较高是粗铜产品的普遍特征。如果直接用粗铜配制合金,且在熔铜和合金化的过程中没有形成除去铁的条件,铁就会残留在青铜合金中。要获得更加纯净的铜料需要进行有意识的火法精炼处理[23]。模拟实验证明,精炼后的纯度和诸多因素相关,R.T y le c o te认为通过火法精炼可以快速地将粗铜中的铁含量降低至0.5%左右,但要继续降低铁含量则较为困难[24]。 万福垴遗址T N 0 3 E 2 0出土的3件细阳线圈点界格钟,为C u A s S n三元合金,砷含量达5%以上,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出土砷铜甬钟的商周时期遗址。在中国,大量使用砷铜是甘肃河西走廊、新疆哈密等地区早期铜器的特点[25]。在中原地区,砷铜使用的迹象最早可见于二里头[26]和早商时期[27]。早商的垣曲商城发现了冶炼砷铜的情况[28],但加砷只是为了将铜冶炼出来[29],随后应该存在精炼过程,这一过程中砷基本被去除了,所以虽然冶炼遗物含砷较高,但铜器基本都不含砷。西周时期,各大诸侯国墓地很少发现砷青铜。不过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师姑墩和汤家墩遗址确认有开采本地原料,进行砷铜冶炼和熔炼的活动[30]。 古代砷铜的冶炼工艺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历程: 1. 直接冶炼,即还原状态下,将砷的氧化矿投入熔融的铜中冶炼,铜器产物砷含量不超过8%。 2. 共熔还原,铜的氧化矿和砷的硫化矿混合冶炼,铜器产物砷含量可达到2 6%。 3. 单质砷配比,铜合金砷含量可自由调配。 这三个方法得到的砷铜合金含砷量、夹杂物形式存有差异。从冶炼工艺的角度推断,万福垴这类砷铜应该和垣曲商城的情况相似,可能直接使用含砷矿石冶炼获得的粗铜铸造铜器。甬钟(Y W T N 0 3 E 2 0:0 2、0 4)含铁量很高,很可能也是使用未经精炼的粗铜直接铸造的。 早期甬钟制作工艺的特殊性值得深入研究,涉及到甬钟源流等诸多关键问题。未来有必要综合商周铙、钟的科技分析数据进行综合论述。 四、总结 万福垴遗址相对年代研究基本没有异议,各期具体的绝对年代尚存争议。序列样品的碳十四测年结果表明,遗址的主体年代处于西周时期,部分遗迹单位甚至可以早到西周中期以前。这样万福垴遗址T N 0 3 E 2 0就和遗址本身存在了联系。 万福垴铜器合金材质以锡青铜为主,基本不用铅。容器、工具类器物的合金配比与使用功能相关。铜鼎类容器的锡含量在1 3%左右。工具、兵器等小件器物合金配比中大量用锡以提高机械性能。甬钟合金类型多样,包括红铜、砷铜、锡青铜,各类材质器物中都含有一定铁。万福垴铜器全为铸造成型,部分存在受热现象。铸造铜锡(铅)合金的金相组织共有三种形式。铸后受热铜器,因受热程度和锡含量不同,组织结构存在一定差别。钟鼎之器普遍存在的受热现象或许与这批铜器的埋藏行为存在一定关联。 铜器中基本不含铅以及砷铜等特殊材质器物的大量发现,显示出早期楚文化与中原地区合金技术传统的较大差异。从冶炼工艺的角度推断,万福垴砷铜可能是直接使用含砷矿石冶炼获得的。含铁粗铜很可能也是使用未经精炼的粗铜直接铸造的。以上表明万福垴铜器所用铜料品位差,或者铜器精炼技术不发达。 附表一万福垴遗址出土青铜器合金成分分析结果(w t%) 注释: [1]李伯谦:《宜昌万福垴遗址发掘引发的思考》,《黄河·黄土·黄种人》2018年第2期。 [2]王超、符德明、郝勤建等:《湖北宜昌万福垴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6年第4期。 [3]同注[1]。 [4]何堂坤:《先秦合金技术的初步探讨》,《自然科学史研究》1997年第3期。 [5]何堂坤,陈跃均:《江陵战国青铜器科学分析》,《自然科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孙淑云:《当阳赵家湖楚墓金属器的鉴定》,《中国冶金史论文集(第二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303~312页。 [6]周文丽、陈建立、杨军昌等:《云塘、齐镇西周建筑基址出土残铜块和炉渣的分析》,《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6期。 [7]黄文新、赵芳超:《湖北宜昌万福垴遗址出土甬钟年代及相关问题研究》,《江汉考古》2016年第4期。 [8]张昌平:《吉金类系——楚公钟》,《南方文物》2012年第3期。 [9]同注[1]。 [10]刘彬徽:《论万福垴楚遗址及出土楚季编甬钟的年代与相关问题》,《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十三辑)》,岳麓书社,2017年,第234页。 [11]黄凤春:叶家山西周编钟的年代及所反映的若干问题》,《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12]本文使用万福垴铜器照片均由宜昌博物馆郝勤建老师提供。 [13]陈公柔、张长寿:《殷周青铜容器上鸟纹的断代研究》,《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 [14]陈小三:《宜昌万福垴发现铜鼎的启示》,《江汉考古》2017年第4期。 [15]同注[1]。 [16]刘思然、陈建立、种建荣等:《周原孔头沟遗址宋家墓地铜器的科学分析与研究》,《南方文物》2017年第2期。 [17]周文丽:《周原地区西周时期铸铜遗物初步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53页。 [18]Fan Xiaopan,Mu Di,Yi Jun,et al.Sourcing copper ores for production of bronzes excavated at Shuangyantang,a Western Zhou(1046~771BC)site in Chongqing(Southwest China):evidence from lead isotope analysis.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2016,8(1):197~204. [19]马克·波拉德、彼得·布睿、彼得·荷马等:《牛津研究体系在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中的应用》,《考古》2017年第1期。 [20]韩炳华、崔剑锋:《山西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出土青铜器的科学分析》,《考古》2009年第7期。 [21]杨颖亮:《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的合金成分、显微结构和前同位素比值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22]陈坤龙、梅建军、赵丛苍:《论陕西汉中出土的商代红铜容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4期。 [23]Craddock P T.Early Metal Mining and Production.Edinburg:University of Edinburg Press,1995. [24]Tylecote R F,Boydell P F.Experiments on copper smelting based on early furnaces found at Timna//Chalcolithic copper smelting.London:Institute for Archaeometallurgical Studies,1978:27~49. [25]梅建军:《关于中国冶金起源及早期铜器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冶金史论文集(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1~23页。 [26]平尾良光、早川泰弘、金正耀等:《古代中國青銅器の自然科學的研究》,《古代东アヅア青铜の流通》,鹤山堂,2001年。 [27]梁宏刚、孙淑云:《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研究综述》,《中原文物》2004年第1期。 [28]崔剑锋、吴小红:《山西垣曲商城出土部分铜器的科学研究》,《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6期。 [29]梁宏刚、孙淑云、李延祥等:《垣曲商城出土炉渣炉壁内金属颗粒及矿物组成的初步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9年第4期。 [30]郁永彬、王开、陈建立等:《皖南地区早期冶铜技术研究的新收获》,《考古》2015年第5期。 (图表略,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