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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的第十六期“菊生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此次论坛的主题为“议题整合与跨域对话：南宋史研究新的可能性”，包括制度沿革与继承创新、地方与社会样态、碑铭文本与时空背景三个版块。来自中外高校和科研单位的20余位学者参与了讨论。 与会学者的“跨域”尝试可分为时间、空间、阶层与材料四个层面。就时间而言，宋代中枢权力结构与国家行政体制颇多延续，但在对金和战、君权重构等历史背景下，其内涵与运作机制往往发生变异，并影响了此后的历史进程。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虞云国着重分析了“绍兴体制”的形成过程、构成要素及其与南宋政局的关联。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家齐讨论了南宋中枢“三省合一”体制的运作模式和权力结构特点，并提出应该进一步研究各项制度的细节与时代特征。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平田茂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帆分别阐述了对宋代政治过程研究方法、宋元制度关联的看法。 与会的明史学者更关注宋明两朝在赋役、市场、社会深层结构和演进逻辑方面的相似性。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认为，宋代赋役制度中的诸多现象与明代颇为相似，这提示我们应该注意两者演进路径和结果之异同，并在比较的基础上思考宋明货币、市场等如何发挥不同作用。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丁亮考察了明代徭役审编和征调中的白银功能与物流过程，促使学者反思南宋发达的“商品经济”与“货币财政”的实际性质。此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基于历史人类学视角，强调运用长时段，观察区域社会的演进，认为宋代往往是这一演进过程的起点。 就空间而言，南宋王朝长期与金政权对峙，中国南部和北部在政治制度、社会组织等方面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华瑞强调，南宋史研究者需要具有全局眼光，关注周边并立政权。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邱靖嘉指出，金代大量典章制度借鉴了宋制，金朝政局与南宋密切相关，宋金史学者彼此沟通，对推进各自研究都有切实意义。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鲁西奇立足区域比较，分析了南宋江南和金代华北聚落、市场与民众身份的不同演进过程，并思考其如何在元明时期得到整合，最终被纳入了里甲体制。 就阶层而言，台湾长庚大学讲座教授、“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员黄宽重集中考察了以刘宰为代表的南宋基层士大夫，分析其家庭、生计与地方交游情况，思考其与明清士绅生成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聚焦陆游诗作，试图以此揭示浙东乡村社会普通民众的生产和生活面貌。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林岩侧重关注曾在官僚体制内获得较高声望且文化修养较高的“退居型士大夫”，思考其如何将影响力渗入地方，并与更高层文化、权力网络相联结。上述三位学者考察乡居士大夫的着眼点有所差异，但面临共同问题，譬如，如何解读精英书写进入民众生活的过程、如何将士大夫乡居的零碎观察拼合成整体图景。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高柯立、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博士童永昌分别关注南宋地方社会不同身份人群的互动博弈，并通过个案考察，揭示出南宋中后期地方财政压力下州县官员、权贵官户和民众之间的复杂关系。 上述针对区域社会、基层人群的研究，往往依赖于碑志、族谱等资料的发现与解读。浙江省慈溪市博物馆研究馆员厉祖浩作为一线考古工作者，分享了他搜集、整理墓志的工作原则与心得，并介绍了浙江墓志分布的时空和材质特点。台湾成功大学教授刘静贞、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王瑞来着眼于墓志的制作与书写，考察时人如何在墓志中呈现不同的人生追求、政治取向和人情向背。神户女学院大学准教授小林隆道认为，碑铭文本蕴含多重历史信息，书体、补刻、留白等均须加以注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励讨论了浙江南宋墓葬的碑铭类型及其关系，认为碑铭的物质性、空间性应得到充分关注，由此可观察时人的行为模式、礼俗实践。中山大学（珠海）历史学系副研究员周曲洋对南宋族谱材料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梳理，认为族谱不仅可以体现宗族构建的理念与实践，而且包含坟图、世系、户帖等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材料。 以往的宋史研究中存在“重北宋轻南宋”的倾向，近年来，这一问题逐渐得到修正。一些以南宋史为中心的话题，如“绍兴体制”“嘉定现象”等，日益受到学者关注。这些命题背后的学术史资源颇为复杂，既有基于传统史学命题的深化，也有对域外学说及社科理论的扬弃。因此，自觉理清各个话题背后的学术史，寻找共同聚焦的问题、互相参照的方法以及足以通约的概念，或许是进一步展开对话的前提。通过此次“跨域对话”，与会学者尝试了议题整合与材料解读的新可能，为相关领域的学术史反思打下了基础，也为议题的深入与拓展提供了启发。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