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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古代谏臣的楷模，魏征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与唐太宗“君明臣直”的形象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并深入人心。 然而，魏征的历史地位并非从一开始就得到确立，而是一个抑扬起伏的过程，这一点又深刻影响到了魏氏家族的盛衰。 唐太宗与魏征 唐太宗的年号是“贞观”，取自《周易·系辞》，“贞”是正的意思，“观”就是看，“贞观”的意思是示人以正、正大光明，具有强烈的政治含义，表明太宗即位之初，就已经决心要当一个明君了。 唐太宗最被人称道的有两点。一是善于用人，虚心纳谏。贞观三年，唐太宗对臣下说：“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将君臣共治提到如此高度，在帝制时代是十分难得的，与后世“伴君如伴虎”的君臣关系可以说是迥异。二是以民为本。唐太宗的立国路线是儒家的德治，比较注意普通百姓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对此，君臣都有高度的自觉性。这两点说起来简单，但要真正持之以恒却是极难的，需要君臣两方共同努力才行。贞观的大部分时期，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较好地履行了这两点，所以贞观时期虽然称不上盛世，却被后世奉为政治清明的样板。贞观时期的诸多政策、做法被统称为“贞观故事”，成为后来封建帝王进行政治动员的资源。 “贞观故事”的形成，与魏征是分不开的。众所周知，魏征原本是隐太子李建成的幕僚，玄武门之变后被太宗留用。在唐太宗的政治集团中，魏征是强调儒家道德标准的一派，他以近乎清教徒式的道德标准不断劝谏唐太宗，不屈不挠又无所畏惧。唐太宗虽然有时候在背地里表现出厌烦魏征的样子，多数情况下还是能够优容于他并且采纳谏议。这种君臣之间以诚相待、坦率交换意见的场面，通常用“君明臣直”“君臣相得”来形容，这是贞观时期的政治特色。这样的政治生态中，魏征无疑表现得最为突出，可以说，他就是“贞观故事”的一个象征。 魏征的地位，在唐太宗一朝曾有明确的认定。贞观初，朝廷对于治国方略有过一场争论，太宗最后接受了魏征行“王道”的主张。魏征所谓的“王道”，就是以道德、仁义治国，这种强调王道教化的政治理念本就是儒家的传统，魏征的论调并无多少新奇之处，却正符合唐初抚民以静、无为而治的现实，在当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经过几年的努力，大唐的国力蒸蒸日上。所以，当突厥破灭之后，太宗曾当面对群臣肯定魏征的功劳。贞观十一年以后，太宗功业既成，王道政治渐渐松懈，以至于魏征接连上疏，重提礼义治国，言辞甚为激烈，但太宗优容之，从未抹杀魏征的功绩。贞观十二年，太宗宴请群臣，再次提到魏征的功劳：“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此举显示出唐太宗着意将贞观时期魏征的历史地位超拔于众人之上。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魏征病重将卒。按照当时的礼制，人死后要停灵于家内寝堂上。然而魏征一生清俭，虽身居高位，却居第简陋，家内竟无正寝。当时，太宗正要在宫内营造一座小殿，听说魏家没有寝堂，就下令用自己营造小殿的木料给魏征建了寝堂。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正月，魏征病逝，太宗亲临恸哭，废朝五日，本想以最高礼遇安葬魏征，但魏征妻裴氏以魏征遗愿婉拒，最后丧事从简。太宗亲自为魏征神道碑撰写碑文并书丹，代表了官方层面对于魏征一生功绩的盖棺定论。出殡之日，太宗登苑西楼，临路哭祭，太子奉诏致祭，百官送出郊外。这可看作是君臣相得的最后一幕了。 魏征身后的落寞 魏征卒后，唐太宗以镜子来比喻他的作用，这早已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典故了。然而，如果就此认为魏征的历史地位铁板钉钉，那就与事实不符了。 魏征去世的贞观十七年，正是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为皇位争得不可开交之时，李承乾后因谋反案获罪，属于太子集团的杜正伦被流放，侯君集被杀，这两人都是魏征推荐的，当时就有人跳出来说，魏征结党，这触动了太宗敏感的神经，他对魏征的信任因此受到强烈冲击。之前，太宗将女儿衡山公主下嫁魏征嫡子魏叔玉，适逢魏征去世，婚事不得不延缓，但此时情势已经逆转，就在魏征卒后六个月，太宗不但手诏废除了联姻，还下令将魏征神道碑仆倒。如前所述，神道碑是官方对于大臣一生功绩的盖棺定论，魏征神道碑由太宗亲自撰文并书丹，碑石刻完后，停于宫城北门，当时长安的公卿士庶纷纷前往临摹观看，每日都有数千人，可以想见当时此碑之被推崇及碑文流行之广。 太宗这一次仆碑，既是对魏征的否定，也无异于自我否定，这表明君臣相知的神话已然破灭。贞观十八年十月至十九年九月，太宗发动了对高丽的战争，结果无功而返。当他途经昭陵，遥望魏征墓时，追思起魏征的犯颜直谏，感慨如果魏征还在，必定会劝阻这次辽东之役的。于是太宗慰劳魏征妻儿，派人祭奠魏征墓，把之前仆倒的神道碑重新立起来。不过，我们在今天的史料中已经看不到魏征神道碑文的只言片语，碑依旧躺在昭陵魏征墓前，但碑上的文字早就磨泐得无法辨识了，这不得不让我们对太宗与魏征君臣关系的修复产生怀疑。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太宗薨，九月二十四日的敕书中指定的配享功臣名单里没有魏征，这是耐人寻味的。在传统观念里，大臣死后能否得以配享先帝太庙，这是判定此人生前功绩及与先帝关系的最重要风向标，魏征不在其列，说明太宗对于魏征的心结并未完全打开。 到了唐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年）闰二月十五日的敕书中，才规定魏征配享太宗庙。当时，中宗刚刚复唐不久，需要一些拨乱反正的措施来收揽人心，对前代功臣的尊崇是重要举措之一，魏征正好赶上了这个契机。 至唐玄宗开元中，魏家寝堂遭受火灾，魏征子孙哭三日，玄宗特令百官赴吊。此举未有先例，自然不同寻常。神龙反正以后，中宗、睿宗下敕要“一依贞观故事”，但政治上的混乱局面仍然在继续，不少大臣也援引“贞观故事”批评时政，可见“贞观故事”对于朝野来说都具有很大的号召力，也成为共享的一种资源。玄宗即位之初，也制定了“依贞观故事”的基本方针，他同样需要切实的措施来落实这一政策，而非仅仅停留在敕书文字上。如上所述，魏家寝堂是太宗用宫中殿材特为魏征修建的，属于特殊恩典，它绝不仅仅只是一座寝堂，更是一座贞观时代君臣关系的“纪念碑”。所以玄宗令百官赴吊，意在昭示天下自己追慕太宗、尊崇功臣，复贞观故事的决心。不过，此举带来的效应可能只是一种象征意义，位于长安皇城东面永兴坊的魏征宅因此短暂地博得了世人的眼球，很快便又沉寂下去了。 魏征后裔的沉浮 魏征卒后的落寞无疑影响到了整个家族，在魏征神道碑被仆倒时，就有人预言“其家衰矣”。 魏征有四子：叔玉、叔琬、叔璘、叔瑜。嫡长子叔玉袭爵郑国公，卒官光禄少卿，赠卫尉卿。叔玉嫡子魏膺，官秘书丞，神龙初袭封郑国公。另有一子魏载，官至怀州司兵参军，后因可能参与了唐宗室反对武则天的起兵，被流死岭南。长房一直居于长安魏征老宅，魏膺以后子孙生活贫困，连日常的祖先祭祀都无法维持，到魏征玄孙魏稠时，不得不把老宅质卖，子孙流散。 次子叔琬是书法家，官至国子司业。叔琬有子名魏殷，官至蔡州汝阳令，赠颍州刺史。这一支迁居洛阳。 三子叔璘官至礼部侍郎，武则天时为酷吏所杀，后裔湮没无闻。 幼子叔瑜卒于豫州刺史任上。他在书法史上很有地位，史书上说他“善于草隶，妙绝时人，以笔意传次子华及甥河东薛稷，世称前有虞、褚，后有薛、魏”。叔瑜有子二人：魏献、魏华，魏献事迹无考。魏华以书法知名于世，官至太子左庶子，封爵武阳县开国男，开元十年卒葬于洛阳，说明这一支也迁居洛阳了。魏华有子七人，其中有名魏瞻者，官至驾部郎中。 总的来说，魏征子辈活动于高宗、武则天时期，担任的多是四品官，只有叔瑜做到了三品官，四兄弟均知名当时，整体上属于唐代的“通贵”一族。第三代主要活动于中宗至玄宗时期，除了魏华官居四品外，其余人都是五品及以下小官，显示家族已逐渐退出“通贵”行列。就家族发展态势而言，嫡裔留居长安奉祀魏征，支裔多迁居洛阳，但大体上没有离开两京这个最核心的地区，这也给魏征后裔借由祖先的名望在仕途上的发展带来便利。 不过，一旦政局变化，聚居两京者同样首当其冲。安史之乱中，来不及逃走的皇亲贵戚、勋旧子孙出仕安禄山政权的大有人在，叔琬的孙子魏系因是魏征之后，当时也被胁迫，但他托病躲过一劫，保留了底色。他一生历大理评事、大理司直、邓州南阳令、襄州襄阳令，晚年才当上河南府伊阙县令这样的六品官。对此，为魏系撰写墓志的张莒极为不满，他说：“皇唐历祚九叶，仅百七十年，虽神祇历数之运，保在天命，而深源固本之道，动自文贞。纵子孙之龊龊常才，尚宜赏延邑食，世世无绝，况贞固弘朗之器，而不及大位者乎？为后之□国者，旷是大体也，为文贞谦让之德，而授之子孙欤！”“文贞”是魏征的谥号，张莒对魏征的功绩给予了超乎寻常的肯定，认为李唐之所以能保有天下，除了天命外，“深源固本之道，动自文贞”，这是高宗以后从未有过的评价高度。然而，这样的评价仅仅是一个前乡贡进士在撰写墓志时的愤慨之语，或者也正是魏征后裔们的不满，因为官方层面对于魏征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尊崇举动。魏征的政治遗产越来越受统治核心层的冷落，与贞观十七年之前相比，不啻天壤之别，其后裔也只是以普通的先朝宰臣子孙的身份在宦海中浮沉，并无太多的优待之处。 既然不能借助祖先的名望，就只能在仕途上另觅途径了。魏征家族中有魏崇信一支，不清楚是魏征四子中的哪一支。魏崇信是魏征孙子，官至左赞善大夫，五品官；崇信子魏万，历官昭义军节度副使、尚书刑部员外郎、大理少卿、御史中丞，其中大理少卿是四品，御史中丞是五品。魏万子魏丹，官守博州长史兼侍御史，也是五品官。魏丹子魏湘卒官相州长史摄博州司马，亦是从五品。可以看到，这一支自魏崇信以下四代，均官居五品以上，虽未进入三品行列，但能够保有“通贵”的身份一百多年，也是十分不容易的了。值得注意的是，魏湘父子两代都是魏博节度使的文僚，他们婚姻的对象也都是魏博节度使的僚属。中唐以后入幕之风盛行，但河北藩镇与中央朝廷的对抗使得入幕文人大多前途黯淡，唐宪宗以后入幕河北藩镇的士人极为有限。魏万官至御史中丞，职位不低，他生活的年代又正好赶上魏征历史地位快速抬升的好时机，常理上仕途不会太难，但不知何故，他却远走河朔，最终魏丹父子完全在地化了。有意思的是，魏丹父子死后都埋葬在相州安阳县，距离魏家祖茔魏州临黄县直线距离是87公里。祖茔埋葬的是魏征之父魏长贤，魏征与家乡的联系极少，卒后又是陪葬昭陵，魏万一系入幕魏博，这样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与“魏征”所代表的忠直价值观相违背，他们没有归葬长安，而是选择在临黄故里附近落户，或许正是这种矛盾心态下一种两全的选择吧。 魏謩中兴 魏征历史地位的快速抬升出现在安史之乱以后。当时有一股潮流，认为玄宗时代科举考试重诗辞，导致儒家的礼义不行，在面对叛军时，忠义之士太少，以至于叛军能够长驱直入长安。所以乱后重建社会秩序，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加强教化，崇尚实学。这种对于仁义、礼让、德业的推崇，其实是对儒家传统道德的回归，而此时所处大乱之后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的社会现实，与唐初又颇有几分相似。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魏征所倡导的“王道政治”又重新彰显出历史价值，“贞观故事”对于凝聚民心、重塑李唐正统的作用也日益凸显。 唐德宗是安史之乱后颇有作为的一任皇帝，他即位之初，胸怀大志，一副振兴的气象，重擎贞观旗帜亦是凝聚人心的有效手段。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十二月，朝廷检勘武德以来实封陪葬配飨功臣们名迹崇高者，魏征居宰臣一等第五位，这是高宗以后官方首次明确给予的定位。“魏征”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当时君臣的奏表、论赞、箴铭中，如德宗《君臣箴》里说：“在昔稷、契，实匡舜、禹；近兹魏征，佑我文祖，君臣协德，混一区宇。”对李唐王室有再造之功的李晟也说过：“魏征能直言极谏，致太宗于尧、舜之上，真忠臣也，仆所慕之。”我们细审君臣的这些评价，可以发现，后人更多的是记住了这位铮铮谏臣的忠直及其与太宗之间无隙的君臣关系，也就是说，太宗与魏征间的“君明臣直”成为了一种政治符号，是当时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 魏征的历史价值重获统治集团的重视，到唐宪宗时有增无减。魏征老宅被质卖后，又经几次转卖，析为九家。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上疏，愿意出钱赎魏征老宅，还其子孙。此举遭到白居易的反对，他的理由有两点。第一，魏征尽忠辅佐太宗，优恤其子孙，本是朝廷之事，李师道此举有僭越之嫌；第二，魏征老宅内有太宗特赐建的寝堂，事关皇家恩典，尤不能假手臣下。宪宗这才恍然大悟，由官方出资将故宅赎回，赐还魏征后裔，禁止质卖。可见，由于有了太宗“殊恩”这一重光环，魏征与其故宅其实已经融为一体，官赎故宅赐还子孙，这是“事关激劝”“以劝忠臣”的大事。第二年，进士科考试以“恩赐魏文贞公诸孙旧第以导直臣”作为诗题，这自然会左右当时的士风。如陈彦博赞颂魏征诗云：“生前由直道，殁后振芳尘。雨露新恩日，芝兰旧里春。勋庸留十代，光彩映诸邻。”裴大昌诗云：“必使千年后，长书竹帛名。”吕温《凌烟阁勋臣颂》里颂扬魏征“公以其心，匡饬圣唐。为唐宗臣，致唐无疆。致唐无疆，永式万邦”。这显示了德宗以降，重建秩序、中兴大唐成为王朝共识的大背景下，魏征的历史价值再度获得了统治核心层的认可。 魏征历史地位的重新提升，给后裔们带来了命运的转机。除了重回故宅居住外，他们在仕途上也有了明显起色，如唐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正月，魏征五世嫡孙魏猗授湖州司马；唐文宗大和二年（公元828年）十月，魏征四世孙魏可则授南阳县尉。这都属于额外恩典，没有走正常的晋升程序。在中晚唐诸帝中，唐文宗对魏征最为尊崇，这为魏氏中兴创造了机会。大和七年（公元833年），魏征五世孙魏謩中进士，成为同州刺史杨汝士的僚佐。两年后，杨汝士升户部侍郎，当时文宗急切地想复制如太宗与魏征那样的君臣关系，积极寻访魏征之后，杨汝士趁机推荐了魏謩。这一年十月，魏謩被提拔为右拾遗，并很快展现出不畏权贵、敢于进谏的个性。文宗甚至对宰臣说：“昔太宗皇帝得魏征，裨补阙失，弼成圣政。我得魏謩，于疑似之间，必能极谏。不敢希贞观之政，庶几处无过之地矣。”皇帝将自己得魏謩比于太宗得魏征，受此鼓励，魏謩忠实地履行着进谏的职责，两三年间即从右补阙升到了谏议大夫，连升了十三级，大大超出常规的升迁年限。唐文宗去世后，魏謩因受牛李党争牵连，被唐武宗贬为信州长史。唐宣宗即位后，魏謩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长安，很快便迁御史中丞，又兼户部侍郎。大中五年（公元851年）他备位宰相。唐宣宗经常说：“魏謩绰有祖风，名公子孙，我心更重之。”可知其之所以重用魏謩，和魏征有很大关系。 魏謩一朝荣登相位，立即开始修缮家庙，这是重塑家族形象、振聩家声的重要举措。留存至今的《魏公先庙碑》详细记载了这一过程。据碑文记载，魏征生前曾在长安昌乐坊建有家庙，后来嫡裔子孙不能奉祀，家庙遂破败。魏謩入相后，重新修葺了家庙，除了祭祀魏征外，还祭祀他自己的父、祖、曾祖三代。按照礼制，只有嫡裔才能直接祭祀魏征，其余各房只能是陪祀，换句话说，魏謩其实并没有权力直接祭祀魏征。但当时的情况是，在得到唐宣宗的首肯和支持下，魏謩凭借官位，事实上抢夺了嫡裔的地位。这一次魏氏中兴，其实意味着家族内部权力格局的重新配置，原本属于支裔的魏謩一系，借由官位的显赫完成了“夺宗”的过程，成为魏氏大宗。 魏征的历史遗产 “贞观之治”作为政治清明、君臣关系融洽的典范，一直以来都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尊崇，除了唐太宗以民为本、克己纳谏外，自然少不了魏征的功绩。魏征留给后裔的历史遗产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是他忠直极谏的臣子本色，这是他在唐初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彰显其价值的最有力方式。第二，是魏家寝堂，这是太宗与魏征君臣关系的“纪念碑”，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后者本质上是植根于前者的，是前者的外在表现。 与唐初功臣集团中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讲求实效的政治家不同，魏征主要是作为一名谏臣而存在的。随着时光的流逝，房、杜等人的事功逐渐淡去，魏征“谏臣”的形象则因完全符合儒家的道德观念而凸显出来，他受到了士人阶层的盛赞，并成为“贞观故事”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从中宗到玄宗开元前期，由于“贞观故事”成为朝野共享的一种重要政治资源，官方开始主动提升魏征的历史地位。此时，统治者对魏征的理解基本集中在“忠直”上，认为臣下敢于进谏、皇帝勇于纳谏，这就算是恢复“贞观故事”了，也就是说，“贞观故事”已经变成了一种符号，与此相适应，魏征也被符号化了。这势必造成一种可以预见的后果：一旦皇帝对“贞观故事”不再感兴趣，官方对于魏征历史地位的评价自然会下降。开元中期至德宗即位前，魏征就处于这样的境遇。德宗以后，由于局势的变化，魏征的历史价值再次凸显出来，“君明臣直”进一步被符号化。随着宪宗、文宗、宣宗几任皇帝孜孜于恢复贞观、开元之盛，魏征具有“匡君之大德”，其“致唐无疆”的历史地位也被推向高峰。此时，其五世孙魏謩的出现恰好迎合了皇帝翘首企盼新时期“魏征”的心理，由此带来了魏氏家族的中兴。 隋唐之世，随着门阀势力的逐渐萎缩，当朝官品成为家族繁盛的最重要保障，然能跻身高位者，借由事功、军功等因素，种种不一，功臣后裔走向衰微本属常态，魏氏家族在唐前期的发展状况亦印证了这一点。然而，其家族的兴衰又天然地与先祖魏征密不可分，究其根源乃在于“魏征”在后来被符号化，变成了一种政治资源，这是其家族区别于其他功臣家族的地方。因此，忠直、极谏是魏氏兴衰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讲，魏征其实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他的子孙们。 （作者：游自勇，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