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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经济史的写法——读〈剑桥中国经济史〉”(笔谈)·导言》

http://www.newdu.com 2019-12-13 CNU古代经济史微信公众号 newdu 参加讨论

    编者按:本组笔谈是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简称“文研院”)“经济史的写法——《剑桥中国经济史》”研读会的基础上扩充而成,感谢北京大学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的授权。该组文章已发表于《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2019年12月6日出刊)。今天推送的是李伯重教授的“导言”,我们“CNU古代经济史”公众号将在近几日陆续推出其他五位老师的文章,敬请关注。
    在过去40多年里,国际中国经济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以“加州学派”的出现和“大分流”问题的持久讨论为标志,中国经济史研究也进入了国际经济史学术主流,成为国际经济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成果不断推出,新理论、新观点不断涌现,大大改变了以往学界对中国经济史的认识,在一些方面甚至颠覆了传统的共识,从而使得我们对历史上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有了更正确的了解。然而,这些新成果、新认识还主要局限在专业的经济史学家的“圈内”,大多数“圈外”人士对它们知之甚少,甚至完全不知晓。这种情况,对于今天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努力,起到非常消极的作用。
    作为社会的成员,经济史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向社会提供最新和最好的研究成果,从而改进社会各界人士对于经济史的认识,从而使他们能够与时俱进,用新的眼光去看过去。然而在这方面,经济史学界还未做得很好,以致社会大众对中国经济史的看法,基本上还停留在40多年前伊懋可(Mark Elvin)的《中国过去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Past)一书所进行的总结性认识上。之后虽然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成果不断推出,但像《中国过去的模式》这样一本既能够反映当时的经济史学重大成果,又能够适合从大学生到专业研究者的广大读者需要的中国经济通史,却一直未能出现。由于没有这样一部中国经济通史,因此以往关于中国经济史的诸多已经过时甚至是错误的观点,今天依然广为流行,甚至成为大众心中不言自喻的“定论”。因此,写出一部这样的著作,是国际中国经济史学界的当务之急。我在大学里讲授中国经济史多年,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北大出版社也一直敦促我写一部符合这样要求的中国经济通史。可是要写一本这样的著作,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谈何容易。因此之故,我也一直未敢动笔。今天看到万志英教授的这部新作《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不仅为他感到非常高兴,也为学界感到非常高兴,因为等待了这么多年,学界今天终于有了这样的一部著作。
    志英教授和我相识于1988年,至今已有三十年。他是一位非常勤勉的学者,早年从事宋代四川边疆历史研究,后来他的研究领域逐步扩展到江南的城镇与民间信仰、中国的宗教文化、中国的白银货币等,近年来更把自己的研究置于全球史的框架之中。他关于中国货币白银化的研究,在国际经济史学界中具有领先地位,成为公认的权威。由于具有这样的深厚功力,加上他对西方和中、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深切了解,因此他这部新作,在学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满足了国际学界对这样一部高水平的中国经济通史的期待。正如他在本书导言中所言,本书的跨度从青铜时代到二十世纪初、视野横跨近3000年历史,目的就是力求填补这一方面的空白。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一目标已经圆满达到。
    写作这样一部著作,是一件高难度的工作。在过去40多年中,国际中国经济史研究空前活跃,对中国经济史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阐释。这些阐释的分歧如此之大,以致对于中国历史中任何阶段的主要问题,研究者几乎都难以达成共识。本书意在成为一部综合之作,因此志英教授在写作中,尽力实现论述的平衡与客观性。在任何他本人介入学术争论并表达他自己的倾向之处,他都尽量承认不同观点,然后再来论证自己的主张。正如他坦言的那样:“我毫无疑问属于加州学派,但这种从属只是方法上的,而非视其为教旨,所以我也希望,在本书中我能够做到对相反观点的客观倾听。”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宽广的胸襟,方使得本书成为一部可以为广大读者提供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全方位了解的佳作。
    早在40多年前,时任英国历史学会会长的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撰文总结二战后国际历史学的发展。他尖锐地指出:“近十五至二十年来历史科学的进步是惊人的事实”,但是“根据记载,近来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历史著作,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完全在沿袭着传统。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历史学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他说:在今天,“历史学已经到达决定性的转折时期”,但是“历史学已经到了转折时期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必定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不一定意味着它有能力抵制住诱惑,避免陷入歧途”。造成这种状况的最重要的原因,他认为是由于历史学家“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因为“当前在历史学家当中的一个基本趋势是保守主义”,即“历史学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
    本书的出版,不仅为专业的中国经济史学者开拓了眼界,使他们中的许多人能够更好地摆脱“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和“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而且本书也以流畅的文字和平实的语言,使得广大历史爱好者能够从中得知中国经济史的最新成果,从而改善他们对于中国经济史的认识。我相信,国际中国经济史学界内外人士,都将从本书中受惠良多。而在本书的读者和潜在的读者中,最多的当然是中国读者。因此本书中文版的刊出,确是一件值得中国读者感到非常高兴的事。
    原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引用请见原文。
    作者简介:李伯重,现为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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