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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摘 要:二里头文化以其高度辉煌的王朝气象,高度发达的控制网络和统治文明,成为距今3800年～3500年前后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地位,形成于其划时代的横空出现过程。其所在的中原腹心地区在与周边文化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兼收并蓄,最终融汇凝聚出成熟的文明形态,率先进入王朝文明阶段。与此同时,其他区域多进入文化和社会的衰落时期,二里头文化向四方强势扩张、辐射文化影响力,中国历史由“多元化”的邦国时代进入到“一体化”的王国时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划时代的变革对商周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二里头文化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关键词:二里头文化;王朝气象;文明进程;核心;引领者 1959年,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为调查“夏墟”而发现二里头遗址,随后近60年的发掘,发现了丰富而重要的文化遗存。学界多认为二里头遗址是迄今所知东亚地区青铜时代最早的大型都城、探索夏商王朝的关键性遗址,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1]。史无前例的都城规划性、庞大化与大范围的文化辐射构成其最重要的特征。 一 二里头文化核心地位的确立,首先在于自身的“王朝气象”,最突出的表现是现存面积为300万平方米、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二里头都城的重要发现[2],包括二里头都城整体严整有序的规划,大型夯土基址为代表的宫室制度,贵族墓葬显示出的墓葬制度,专门祭祀区域和祭祀遗存体现的祭祀制度,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承上启下的玉礼器群和绿松石龙形器等特殊“重器”等显示的器用制度。 二里头文化二期早段开始,二里头都城中心区陆续开始出现2条南北向、2条东西向道路,其走向与1、2号宫殿基址围墙的方向基本一致,纵横交错呈方正、规整的“井”字形,构成中心区主干道路网络系统。4条道路的现存长度在200余米到近700米,路宽10～20米。宫殿区南侧大路上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双轮车车辙痕迹。至迟在二期晚段“井”字形道路系统已经形成,其围起的空间恰好是勘探发掘所知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的集中区,应属宫殿区。二期晚段之末在其内侧修建了宫城城墙之后,在宫城城墙内、外两侧分别形成了使用时期的道路,并一直延续使用到四期晚段。这4条大路不仅连接交通,更重要的是构成了二里头都城功能分区的重要界限,形成“九宫格”[3]的宏大格局。祭祀区、宫殿区和官营作坊区这三个最重要的区域恰好在“九宫格”的中路,宫殿区位居中心。宫殿区外围、道路内侧是中国最早的“紫禁城”———宫城的城墙。宫殿区的周边,还有贵族的居址及墓葬。祭祀区、贵族聚居和墓葬区、制造贵族奢侈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都拱卫在宫殿区的周围,再外围,则是一般性居住活动区域。以“井”字形道路网络为主体框架的“九宫格”式基本格局,奠定了都城规划布局的基础,并一直持续到都城存在的末期。 宫殿区面积约为10.8万平方米,其内已发现数十处大型建筑基址,构成二里头都城的核心区域。宫殿区内在二里头文化早期建成了中国最早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群,二三期之交在宫殿区外围早期道路的内侧修建了宫城城墙,形成王室禁地,使用时间为二里头文化晚期。宫城平面略呈长方形,近南北向,形状规整,已在东墙发现3处门址,南墙西段和西墙南段各发现一处门址。宫城内逐渐建成了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四合院”式宫室建筑群。早期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以3号、5号夯土建筑为代表,二者东西并列,中间以通道和暗渠间隔。二者均为外围无围墙、多进院落、院内有贵族墓葬的宫室建筑格局,和宫殿区外围无围墙的都城整体布局一道,构成了二里头文化早期宫室建筑、宫殿区布局的独特特征。其中5号基址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保存最好的多进院落大型夯土基址,是中国后世多院落宫室建筑的源头,将“多进院落”建筑模式的源头上溯到3700年前。晚期的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四合院”式宫室建筑群以1号、2号夯土建筑群为代表,二者分居宫城的西南和东北,或与中间地带一起构成宫城内的西、中、东3路轴线[4]。1号夯土建筑群包括1号、7-9号基址4座夯土建筑和2号墙(2004ⅤQ2),约占宫城总面积的1/7,重要程度不言而喻。1号基址是其核心建筑,由四围廊庑和围墙、主体殿堂、宽阔的庭院和正门门塾等单元组成,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布局谨严,主次分明,正门方向约172度。东北部向西南凹进一角,总面积达9585平方米。7号基址位于1号基址正南方的宫城南墙上,二者共有一条中轴线。宫城南墙嵌建于7号基址东、西两端,8号基址跨建于宫城西墙南端,推测7号、8号基址应为宫城西南部的门塾建筑。2号夯土建筑群包括2号、4号两座基址,二者有共同的建筑中轴线,应属同一组建筑。2号基址为庭院式长方形夯土台基,南北长72.8米,东西宽57.5—58米,总面积约4200平方米。整个台基包括四面的围墙和东、南、西三面的回廊,主体殿堂,庭院,南面的门道,门道方向174度。整个宫殿区方正规整,布局严谨,宫室建筑结构复杂,中轴对称,显示了宫殿区和宫室所有者在都城中的核心地位。  二里头遗址平面布局示意图 已经发现500多座二里头文化墓葬,其中400多座发现于二里头遗址。根据学者结合墓扩面积、葬具和随葬品情况对二里头文化墓葬进行的四个等级划分结果[5],墓葬等级越高,数量越少,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其中第一等级的20余座墓葬仅发现于二里头都城,且分布于宫殿区周边。从数量和内涵看,这些第一等级墓葬很可能不是二里头文化中最高等级的墓葬,但也可窥见二里头文化墓葬等级制度的一斑。目前的第一等级墓葬的墓穴面积多在2平方米以上,墓圹长度一般在2米以上,宽度在1米左右,一般有木质葬具、铺朱砂,随葬铜器、玉器、绿松石器、漆器、陶礼器、子安贝和其他奢侈品等。这些墓葬中随葬的爵、斝、盉、觚(?)、鼎、铜牌饰、铜铃、戚、戈、钺、刀、圆形器等组成了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爵是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的核心。象征军权或君权的玉璧戚、玉圭、玉牙璋、玉钺、玉戈、多孔玉刀等大型片状玉器,与可能用于祭祀的柄形器等,组成了二里头文化玉质礼器群。青铜器尤其是青铜礼器仅见于这一等级墓葬中,表明青铜礼器是金字塔式等级社会中顶层统治阶级身份地位的标志。2002年在宫殿区3号基址院内3号墓中发现的一件绿松石龙形器,长约70厘米,用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嵌片拼接、组合而成,体量之大、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为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所罕见。3号墓在3号基址中院3座墓葬中最接近基址中轴线的位置,还随葬有鹰形玉柄形器、绿松石器、斗笠形白陶器、漆器、产自热带的子安贝等稀有、贵重的物品,都显示了墓主特殊而突出的地位。  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礼器  二里头遗址出土玉礼器 绿松石龙形器 “九宫格”中路的宫殿区以南的道路内西、南侧,发现有与宫城东墙成一直线、与宫城南墙平行的墙垣,在作坊区南部发现宽16米以上,深约3米,已知长度100米以上的壕沟遗迹1处,这些与中心区的道路系统一起应该对作坊区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可能都在其范围之内。铸铜作坊遗址的面积约1.5～2.0万平方米,主要使用时间为二里头文化二期早段至四期晚段。发现有浇铸工场、陶范烘烤工房和陶窑等遗迹,与青铜冶铸有关的遗物有陶(石)范、坩埚、铜渣、矿石、木炭和小件铜器等遗物。有的陶范刻有兽面纹等纹饰。从残范看,所铸铜器的最大直径可达36厘米以上。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位于作坊区东北,面积不小于1000平方米。主要使用时间为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四期晚段。已发掘的一处绿松石料坑出土了数千枚绿松石块、粒,包括原料、毛坯、半成品、成品、破损品及废料等,相当一部分带有切割琢磨等加工痕迹。此外还发现加工用的砺石。该作坊的主要产品是绿松石管、珠及嵌片之类的装饰品。这是迄今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二者所处的作坊区位于都城中路,且外围有围墙,表明其为社会上层所控制、垄断,并为上层服务。其中设施齐全,工序繁多,技术水平高超,都经过长期反复使用,表明这一时期的青铜冶铸和绿松石器制造已经实现了专业化的生产。 二里头都城发现多处祭祀遗存较集中的区域。一处分布于“九宫格”中路的宫殿区以北,主要包括圆形的地面建筑和长方形的半地穴建筑及附属于这些建筑的墓葬[6]。目前已经掌握的范围东西连绵约二三百米。圆形地面建筑的直径一般在5米以内,似凸出于地表的土坛,坛上分布着一圈或两圈大小相近的圆坑,坑内填有与坛体不同的土。坛的旁边有同组的墓葬。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被认为是“墠”,系在浅穴内铺垫层层净土,每层之上都有长期活动地面,往往还有成片烧土面。一般不见柱洞,似为没有屋顶的场地。在不同活动面上常有排列整齐的墓葬。另一处分布于宫殿区东北部的1号巨型坑,面积约2200平方米,深度一般4-4.6米,平面近似圆角长方形。坑中发现有多处以猪为牺牲的祭祀遗存。此外,宫殿区内1号、2号和3号建筑基址近旁,作坊区铸铜遗址中,也发现多处祭祀遗存,尤其以1号宫殿基址最为集中。1号建筑基址上发现的与祭祀相关的遗迹,绝大多数打破基址的上层夯土,应属于宫殿使用时期,其中ⅤM52、M54、M55三座小墓顺时针围绕着ⅤH80,三座墓葬中的人骨均无随葬品,很可能是用于祭祀的人牲。祭祀区与祭祀相关的遗迹分布集中,且层层活动面相叠压,表明二里头都城中祭祀活动盛行。 二里头都城所处的天下之中的中心位置,都城内部宫殿核心区――祭祀、官营作坊区、贵族聚居等中心区――一般居住活动区的分布状况,体现了层次清晰、等级有序的布局结构,完全符合“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都城规划特点,充分体现出二里头早期国家都城等级分明、秩序井然的统治格局;都城规模宏大、形制规整、排列有序,昭示着政治和宗教权力的高度集中;而九宫格式都城规划布局,又与《禹贡》以山川划分九州的“天下观”颇为契合,足以显示二里头王者在都城建设中“辨方正位,体国经野”的政治抱负和蓝图,也不由让人产生联想:《禹贡》九州观念在此时业已出现。这些表明,二里头都城很可能是二里头国家的政治、文化和精神统治的中心,独具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特质的王朝礼制已经形成。很多学者认为其与夏王朝高度对应。  二里头时代城邑分布图[7]  豫中地区的龙山遗址群[8] 二里头时代的中原[9] 二 核心地位也体现在二里头文化分布区的整体聚落形态上。二里头文化的400余处聚落中,以3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为都城,有数十万至百余万平方米的区域性中心聚落、10万至30万平方米左右的次级中心聚落及众多更小的聚落,形成金字塔式的聚落等级结构和众星捧月式的聚落空间分布格局。 区域中心聚落外围多有城墙、大型夯土建筑和高等级的墓葬。面积达60万平方米的巩义稍柴遗址地处洛阳盆地东向与外界交往的交通要道之所在,除了作为区域中心外,应该还具有拱卫首都、资源中转等重要功能。郑州南部的望京楼城址面积达168万平方米,且城中出土高规格的青铜器、玉器等重器[10];荥阳大师姑城址总面积达51万平方米[11],二者都是具有重要政治和军事意义的中心,很可能是二里头王国的某一属国的中心或军事重镇。 更次一级的中心性聚落有20多处,面积多在10万～30万平方米,集中于嵩山周围的郑州至洛阳一带,颍河、汝河流域至三门峡一带的河流水系近旁的交通要道。每级中心聚落周边,则分布更多几千至数万平方米的小型聚落。中原腹地形成了以二里头为中心,布局网络清晰,等级结构分明,且由河流水系有效连接的包括整个中原范围的庞大聚落群,很可能已经构成了二里头早期国家政治实体所能够有效控制的地域范围,充分显示了二里头王国具有发达的控制网络和统治文明。在这个等级分明的金字塔式社会中,处于塔尖的统治阶层使用标志他们身份地位的青铜礼器。这些最新问世的祭祀与宫廷礼仪用青铜酒器、乐器,仪仗用青铜、玉石武器以及传统的玉礼器,构成独具中国特色的礼乐文明。 此外,二里头王国可能为了获取食盐、铸铜和制造绿松石器的原料等自然资源,向西北、西部和南部扩张,在其周边地区设立军事据点。这些军事据点包括中条山的夏县东下冯、垣曲古城南关、淅川下王岗和秦岭山区的商洛东龙山等[14]。  大甸子墓地出土的陶鬶、爵[12]  二里头式陶酒器的分布(引自《最早的中国》第17页)  东亚牙璋分布图[13] 三 在二里头横空出世之前的数千年里,中国境内各区域文明独立发展,同时又显现出一定的跨地域共性。距今5300年到距今3800年前后,即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邦国林立”的“古国时代”。在距今约5300年时,长江下游出现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良渚文化[15],古城外围有规模宏大、设计复杂的水利系统,具有严密的社会控制网络,应该是一个进入了文明社会阶段的成熟稳定的区域性政体。以良渚古国出现为代表,长江中下游地区率先进入了文明社会。大致同时,长江中游地区的屈家岭一石家河文化也进入了古国时期。距今4500年以后,战争和暴力成为北方地区社会的常态,多个遗址都发现了乱葬坑或人头骨坑,体现出了社会的动荡与不同社会阶层、社会族群间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从晋陕高原、中原地区到黄河下游的山东半岛,长江中游的两湖平原,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都出现了密集筑城的现象,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随着文明进程的加速,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趋势[16],奠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距今4300年～3800年间位于晋南的陶寺遗址和位于陕北的石峁遗址为典型代表。 距今4000年～3800年的龙山时代晚期,中原腹地形成多个以小河流域为单元的聚落群,平均控制区域面积1200多平方公里,它们分别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传统,多为一个中心聚落所控制,内部等级分化明显。大致等距分布的中心聚落和防御性设施的存在,显示这些政治实体具有分散性和竞争性。大量的杀殉现象、武器的增多和一系列城址的发现又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冲突频繁地发生[17],“逐鹿中原”的战争正处于白热化的阶段。 距今3800年前后的龙山时代最晚阶段,中原地区社会动荡整合、分化加剧,区域间的交流和融合也不断得以加强,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城址和大型中心聚落也纷纷退出历史舞台,在与大量外来文化的强烈相互作用下,率先发生了重大转变,催生了二里头文化,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二里头早期广域王权国家的政治统治架构也逐步在中原地区确立[18]。 与中原腹心地区在龙山晚期—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强势发展相反,中国新石器时代其他的传统核心区域――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关中地区发生了大范围的文化和社会衰落的现象,“龙山晚期—二里头文化时期乃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文化核心区史上最黑暗的时段”,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北方地区和四川盆地也有衰落迹象[19]。 四 在强势发展的基础上,四顾无敌、踌躇满志的二里头王者们“怀柔万邦”的政治、经济――甚至可能还包括军事实践,是推动二里头文化成为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的最强劲动力。这些实践的考古证据包括二里头文化中来自四面八方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表现出的兼收并蓄的胸怀。陶质酒礼器中的鬶、盉与爵都应是以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的鬶为原型创造出来的,大型有刃玉礼器如璋、刀和钺等也源自山东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中少量的印纹硬陶、原始瓷器、鸭形鼎,以及其上的云雷纹等,可能是在东南地区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二里头都城贵族墓葬出土的玉鸟形器和柄形器,应来自长江中游后石家河文化的鹰形玉器和柄形器。二里头遗址贵族墓葬中出土的海贝尽管尚不能确定具体来源,但可以肯定其产自二里头王国控制范围之外、距离二里头遗址数千公里的太平洋或印度洋的热带海域。贵族墓出土的青铜战斧与环首刀,应来自于早期北方草原地带及其邻近地区。二里头文化罐类陶器口沿上的花边装饰,应来自西北。同样来自西北、对二里头文化影响较大的还有驯化的小麦、大麦、绵羊、山羊和青铜冶铸技术等。驯化的麦类作物和食草家畜改变了中原地区的食物结构,带来了农副业的革命;青铜冶铸技术与中原发达的陶器制造技术结合,产生了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和青铜文化,开启了发达、繁荣的青铜时代的序幕。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支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以其博大的胸怀,兼收并蓄,汇集了中华大地早期文明的精粹,最终达致王朝文明的辉煌[20]。 中原腹心地区的二里头文化进入到王朝文明阶段,强力向四方扩张、辐射文化影响力,形成了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二里头文化重要礼器陶盉(或鬶)、爵,向北见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及由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西达黄河上游的甘肃和青海。这表明来自中原王朝的礼器被作为权力地位的象征物而接受,而中原王朝与某些区域的社会上层之间,甚至有可能已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政治结盟[21]。与二里头文化的重要的礼器――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同类的牌饰,见于甘肃省天水市、三星堆文化及美国、英国和日本的博物馆,总数达14件,多数当是在二里头都城或二里头文化其它都邑性遗址制作的[22]。作为二里头文化核心玉礼器的牙璋,经南阳盆地到达汉水流域,进入长江水系,再向西南经四川盆地直达越南红河三角洲;或经湖南向福建、广东、香港扩散[23]。这些玉璋的年代,因往往缺少共存遗物,且有长期传世后埋藏者,并不单纯。不过,如果把这些相距甚远的出土地点联系起来看,可知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应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都是以二里头文化兴盛期文化因素的扩散为契机的,南中国所显示二里头牙璋特征的承传关系,十分明显,“反映广域王权政治制度在东亚数千公里范围内的波及,二里头政权成为此广域政治文化领导的象征”。在这一过程中,各地文化完成了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型,“中国”世界的雏形得以形成[24]。 五 二里头文化的出现,使东亚文明的腹心地区――黄河和长江流域――开始由“多元化”的古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具有划时代意义。 这一划时代的变革对商周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二里头文化是相当于商王朝早期阶段的二里岗文化的主要、直接的源头,对后者的礼制文化的内涵与王朝社会政治结构乃至控制区域产生了直接和重大的影响。二里岗期和殷墟期商王朝继承发展了二里头文化以来的社会统治方式,吸纳了更广大区域内的宗教祭祀形式,确立了华夏早期礼乐文明的基本特质。这包括城市规划方式和设计理念、建筑布局、宫室制度、墓葬制度和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器用制度的整合,因祭祀祖先而盛行的动物殉牲和人殉人牲,王权在神的名义下实施的占卜行为,以及记录占卜结果的文字的出现等[25]。仅就青铜礼器的使用而言,器物组合所标示的等级制度进一步明确,占有鼎、爵和其他青铜礼器与否以及数量的多寡,成为贵族身份地位的重要表征。鉴于此,著名汉学家艾兰教授指出,从二里头到周代的整个中国青铜文明,由礼器、礼仪(祭祖)活动到礼书上的“礼”,无论器用层面还是其中所显示的贵族文化底蕴,都是一以贯之的[27]。以商文明为主干,在黄河、长江流域形成更大的地域性青铜文化的交流网。这一文化交流网络的扩展,构成此后以周王朝为代表的中国青铜文明的进一步拓展,乃至秦汉王朝版图形成的前提。可以说,二里头时代以二里头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整合与制度建设,通过商周王朝扩展与分封达到制度化,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  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岗文化青铜容器的流变[26] 总之,二里头文化以其高度辉煌的王朝气象,高度发达的控制网络和统治文明,成为距今3800年～3500年前后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地位,形成于其划时代的横空出现过程。其所在的中原腹心地区在与周边文化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兼收并蓄,最终融汇凝聚出成熟的文明形态,率先进入王朝文明阶段。与此同时,其他区域多进入文化和社会的衰落时期,二里头文化向四方强势扩张、辐射文化影响力,中国历史由“多元化”的邦国时代进入到“一体化”的王国时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划时代的变革对商周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二里头文化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注释: [1]a.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新办举行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发布会》,国新网,2018年5月28日,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37601/38374/index.htm;b.史一棋:《考古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人民日报》2018年5月29日第6版。 [2]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d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e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墙垣和道路2012~2013年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1期;f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殿区1号巨型坑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5年第12期;g赵海涛、许宏:《新探索与新收获:近十年二里头遗址田野考古概述》,《南方文物》2018年第4期。正文凡引用二里头遗址考古资料而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上述文献。 [3][4]杜金鹏:《偃师二里头遗址都邑制度研究》,《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 [5]a.李志鹏:《二里头文化墓葬研究》,《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第l~123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考古六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7]许宏:《先秦城邑考古》,西苑出版社,2017年。 [8](澳)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文物出版社,2007年。 [9]冈村秀典:《夏王朝---王权诞生の考古学》,讲谈社(东京),2003年。 [10]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郑望京楼:2010-2012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6年。 [11]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大师姑(2002-2003)》,科学出版社,2004年。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精华》,科学出版社,1993年。 [13]邓聪主编:《牙璋与国家起源:牙璋图录及论集》,科学出版社,2018年。 [14]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 [1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文物出版社,2019年。 [16]a.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b.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文物》2006年第8期。 [17][18]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19]张弛:《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文物》2007年第6期。 [20][21]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 [22]王青:《试论镶嵌铜牌饰的起源和传布――从日照两城镇遗址的新发现说起》,《三代考古(八)》,科学出版社,2019年。 [23]邓聪:《牙璋与初期中国世界秩序的雏形》,《牙璋与国家起源:牙璋图录及论集》,科学出版社,2018年。 [24]邓聪、王方:《二里头牙璋(VM3:4)在南中国的波及---中国早期国家政治制度起源和扩散》,《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5期。 [25]a.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b.张渭莲:《商文明的形成》,文物出版社,2008年。 [26]许宏、赵海涛:《二里头遗址文化分期再检讨――以出土铜玉礼器的墓葬为中心》,《南方文物》2010年第3期。 [27]艾兰:《二里头与中华文明的形成:一种新的范式》,《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11年。 (部分图表略,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