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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杜·博亨对加纳史和西非史的研究 长期以来，在西方主流学者看来，非洲是没有历史的大陆。他们声称，假如非洲有历史，也是西方人在非洲活动的历史。比如，在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非洲本土不是一个历史的大陆，“还笼罩在夜的黑幕里，看不到自觉的历史的光明”。⑧1923年，英国伦敦大学教授A.P.牛顿同样认为非洲没有历史，原因是非洲缺乏文字资料。他说：“这片土地在远古时代就被数不清的人居住过，他们给人类学家和语言及原始风俗的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是历史只有被人们书写下来才能成为历史，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所关注的留存材料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⑨直到1963年，牛津大学教授休·特雷弗·罗珀仍然坚持非洲没有历史的错误观点。他说：“也许将来有一些可以讲授的非洲史。但现在还没有，只有在非洲的欧洲人的历史。其余的就是黑暗……而黑暗不能成为历史的主题。”⑩ 所以，非洲国家独立后，恢复和还原非洲历史的本来面貌，成为第一代史学家的首要任务。在这方面，非洲大陆最初建立的一批大学发挥了积极作用，譬如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大学、加纳大学、乌干达的麦克雷雷大学、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以及肯尼亚的内罗毕大学等都成立了历史系，集聚了一批民族主义史学家，他们以非洲的视角重新评判非洲历史，为殖民统治前非洲历史的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戴克、阿贾伊、奥戈特等人一样，阿杜·博亨为非洲历史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被称为“现代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派的台柱子”。(11)他对殖民统治前非洲历史的研究，很好地回应了西方学者关于“非洲没有历史”的主观臆断。他对殖民统治前非洲历史的研究侧重于对加纳史和西非史的研究，代表作有《加纳：19至20世纪加纳的发展与变革》《西非历史专题》《大变革时代——1800年后的西非》《不列颠、撒哈拉和西苏丹(1788-1861)》等。 阿杜·博亨对西非史和加纳史的研究，主要有如下两个特点： 第一，从非洲内部的视角研究非洲历史。 在阿杜·博亨之前，以加纳史研究为例，西方学者已经写有三部著作，即W.克莱里吉的《黄金海岸和阿散蒂的历史》(1915)、W.F.瓦德的《黄金海岸史》(1948)和J.D.费奇教授的《加纳历史介绍》(1961)。这三部著作的共同特点是从外部看待加纳的历史，重点叙述欧洲人在加纳活动的历史。比如，《黄金海岸和阿散蒂的历史》有1224页，反映欧洲人到来之前黄金海岸历史的内容仅有8页；《黄金海岸史》有413页，写欧洲人到来之前的内容也只有43页。《黄金海岸史》1957年再版后，改名为《加纳史》，全书共16章，其中，除第一章“土地面貌”介绍加纳地理概况，第二章“人口和史前史”和第三章“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对加纳的族群和历史稍加介绍外，从第四章开始主要讲欧洲人在加纳的历史，最后两章则简单地讲一下加纳独立以后的情况。总之，加纳人民自己的历史被放到一个次要的位置来写。 阿杜·博亨在研究非洲历史的时候，则坚持从非洲内部的视角加以研究，也就是站在非洲的立场上研究。 例如他的《加纳：19至20世纪加纳的发展与变革》一书，将加纳人民的历史发展作为主体，加纳的发展是由加纳人民自己决定的，而欧洲人对于加纳只是外部因素，他们对加纳只有局部影响。同样，在《西非历史专题》一书中，阿杜·博亨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说：“西非历史的发展，和世界上其他地区和国家一样，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内部因素或者说当地的因素通常发挥着更加基础和更加重要的作用。”(12) 在《西非历史专题》一书中，阿杜·博亨要重点回答的问题主要有：非洲人是如何创造悠久历史的？古代强大的王国是怎样被君主有效统治的？非洲大陆的生产力是如何发展的？举个例子，撒哈拉商道是非洲古代历史上的交通大动脉，阿杜·博亨详细分析了撒哈拉商道对西非的广泛影响：促进了西非地区诸王国的产生，如加纳、马里和桑海；促进了商道沿线城市化，一些小村子或居民点因商道贸易发展成为大的城镇或城市，如昆比·萨利赫、杰内、廷巴克图和加奥等；商道促进了伊斯兰教的传播。(13) 此外，在加纳，第一大族群是阿肯人(Akans)，约占总人口的45％。阿肯人又进一步分成11个子群，其中几个比较大的分别为阿散蒂人、芳蒂人(Fante)、阿基姆人、阿克瓦姆人(Akwamu)和恩兹马斯人(Nzimas)。他们的语言都非常接近，属于克瓦(Kwa)语群。作为加纳的主体民族之一，阿散蒂人的历史成为加纳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7世纪，以库马西为中心，阿散蒂人就建立了阿散蒂帝国(或王国)。1807-1901年间，阿散蒂帝国与英国进行了近百年的战争，成为加纳抗击殖民侵略的中坚力量。阿散蒂帝国的兴衰是加纳重要的历史事件，阿杜·博亨说，“阿散蒂帝国的兴起是19世纪之前加纳一次真正的政治变革”。(14)因此，阿杜·博亨在《加纳：19至20世纪加纳的发展与变革》一书中用3章叙述了阿散蒂帝国的历史，即：第三章“阿散蒂帝国的兴起”，第四章“阿散蒂、芳蒂和北方”，第五章“阿散蒂帝国的衰落”。 从非洲内部的视角研究非洲历史，这是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非殖民化思想的一部分，其实质是要使非洲大陆的历史“非洲化”。正如戴克在“伊巴丹历史系列丛书”的序言中所言：“非洲的历史理应是非洲人民自己的历史；唯有他们的活动，而不是占领者的活动，才应当成为非洲史学研究的重点。”(15) 第二，在资料运用方面更加多元化。 长期以来，西方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存有局限。首先，历史被认为是语言字母使用和书写能力掌握的代名词，因此，那些不具备读写能力的社会或时期就与历史无关，或属于史前时期。其次，判定一个社会是否文明社会的指标如国家的形成、与西方的来往、轮子的使用、石头建筑以及其他文化元素等，决定了这个社会是否属于历史的范畴。(16)因此，西方学者研究历史推崇文字资料，尤其是档案材料，当他们研究非洲历史时存在严重的偏见，主要运用已经出版的文献资料，以及探险家的笔记和商人的账簿，而对非洲大陆非常丰富的口述资料不予相信和采纳。 作为第一代非洲民族主义史学家，阿杜·博亨在研究非洲历史的时候，在资料运用方面则更加多元化，他在研究加纳史或西非史的时候，深入挖掘没有出版的文献资料，不仅是英文的，也包括荷兰文、丹麦文和葡萄牙文的。另外，他还运用阿拉伯文资料、考古资料和人类学的口述资料等。(17) 他主编的《阿散蒂王的历史和他的整个国家》一书，就是大量运用口述资料和文献资料写成的。阿散蒂王普伦佩一世因反抗英国殖民统治，1900年被放逐到塞舌尔群岛，直到1924年才被释放，1931年去世。(18)在这本书中，阿杜·博亨主要研究从普伦佩一世1900年被放逐到塞舌尔群岛到他1924年被放出来这段时期的历史。他以普伦佩一世在塞舌尔群岛的生活为一个点，向各相关方向延伸，包括阿散蒂人的历史、阿散蒂人和其他民族的关系、英国统治下的加纳历史等。通过他的研究，我们了解了普伦佩一世是如何为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而进行各方面斗争的。这本书主要利用普伦佩一世的口述、自传和其他文献资料还原普伦佩一世时期加纳的真实状态，对于如实地了解加纳历史有很好的帮助。 综上，阿杜·博亨对西非史和加纳史的研究，是想恢复非洲人对自己历史和文化的自信，希望非洲国家能屹立于世界国家之林。正因为在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前非洲历史研究方面的贡献，他被誉为“拯救非洲历史的人”。(19) 值得一提的是，阿杜·博亨既是著名的史学家，又是成功的历史教育家。他重视历史教育与普及，重视历史教材的建设，很好地发挥了历史教材在加强民族历史记忆、促进民族建构方面的积极作用，反映了第一代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的社会担当。他撰写的《西非历史专题》是一本教科书，很受读者欢迎，并在电台上播送，“该书几乎成为西非史的圣经”。(20)他主编的《革命年代：1800年以来的西非》也是一本教科书，同样深得读者的喜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