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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海上丝绸之路遗产研究中心 摘 要:浡泥国王墓是国内目前仅存的两个外国国王墓之一,同时也是南京地区重要的明初高等级墓葬之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历史文献以及明初高等级墓葬实物资料,通过与同时期墓葬实例的比较,可以推测浡泥国王墓为明初公侯级墓葬,并蠡测浡泥国王墓随葬有陶器、瓷器、金属器、玉器、木俑等。 关键词:浡泥国王墓; 文莱; 明代; 墓葬; 等级; 作者简介: 顾苏宁(1964—),男,南京市海上丝绸之路遗产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六朝、明朝考古,南京地方史,博物馆学、藏品研究。祝越(1989—),女,南京市海上丝绸之路遗产研究中心助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六朝考古。 明成祖朱棣即位之后,进行了规模空前的下西洋航海活动,对于海外诸国均厚往薄来,予以优待,使得东南亚各国纷纷遣使来华,促进了中国与这一地区的友好交流。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浡泥国王的到访与病逝,浡泥国王也是明代首位被安葬在中国的外国国王。 浡泥国王墓位于南京市安德门外石子岗东向花村乌龟山南麓,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已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遗迹,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目前,学术界对浡泥国王墓的等级鲜有研究,本文拟从实物资料与文献资料入手,综合分析浡泥国王墓的等级,并根据其等级对墓葬的随葬品做初步的推测。 一、浡泥国王墓研究现状 对浡泥国王墓的专题研究,早期有季士家先生撰写过多篇文章对浡泥国王墓以及浡泥国与中国的交往进行了介绍,其中以《渤泥国王墓和渤泥国诸问题研究》一文为代表,比较全面地叙述了浡泥国王墓的基本情况,对中国与浡泥国的交往进行了精炼的阐述[1]。 唐云俊、韩品峥两位先生的《渤泥国王墓地考析》一文,从考古学的角度详细描述了浡泥国王墓具体情况,同时也比较了浡泥国王墓与苏禄东王墓、明代藩王墓的石刻和墓葬规模,提出了对浡泥国王墓等级、风格的初步认识,认为浡泥国王墓是按照明代藩王的标准营建的[2]。 除了针对浡泥国王墓本身的研究,大凡涉及南京地区明初墓葬的研究一般也会论及浡泥国王墓。如夏寒先生的《试论南京地区明初功臣墓神道石刻》,对明初南京地区的高等级墓葬石刻进行了比较,浡泥国王墓也被列入,但没有具体就浡泥国王墓的等级展开讨论[3]。 就目前所见文献可知,学界对浡泥国王墓的等级一般均认为其是以“王礼”或称“亲王礼”下葬的。然而事实是否如此?浡泥国王墓究竟是以何种等级营建下葬?这便是本文需要探究阐述的内容。 二、浡泥国王墓基本情况 (一)浡泥国的文献记载 1. 浡泥国与中国交往史 浡泥国,位于今天的加里曼丹岛,史料中曾有多种称呼,如:婆利、婆弥烂、勃泥、渤泥、婆黎、孛泥、佛泥、浡泥、文莱,范围是包括今天的文莱国在内的整个加里曼丹岛。 中国史料中关于古文莱的正式记载最早见于《南史·梁本纪上》:“(天监十年)是岁……宕昌国遣使朝贡,婆利国贡金席。”[4]隋唐时期,浡泥国也多次来中国朝贡。根据文莱本国的考古发掘可知,至迟在唐代,两国已有贸易往来。两宋时期,两国的来往更加密切,《宋史》第一次为浡泥国立传,称为“勃泥”[5],对浡泥国的风俗、物产等情况做了描述。及至明代,浡泥国和中国的关系达到了一个高峰,而浡泥国王墓就是一个最佳的证明。 洪武年间,当时浡泥国王马合谟沙即与明王朝交好,浡泥同明王朝建立了比较正式的“藩属”关系[6]。明成祖更是在外交上积极主动,派遣郑和出使西洋。《明史·郑和传》:“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渤泥……凡三十余国。”[7]此时中国是东亚地区第一强国,而浡泥由于国力较弱,一直受到苏禄(在今菲律宾)、阇婆及爪哇(在今印度尼西亚)的压榨甚至是入侵。为此,从永乐三年(1405年)开始,浡泥国王多次遣使向明成祖示好,最终明成祖“遣使赍诏封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为王,给印诰敕符勘合,并赐之锦衣彩币”[8]。浡泥国王遣使的目的达成,对中国充满好感,于是亲自来中国访问。 2. 浡泥国王永乐年间访华及病殁 明永乐六年(1408年)八月二十日,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带领妃子、儿子及兄弟姊妹、陪臣共150多人,来华访问,受到明成祖高规格的接待。 同年十月,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暴病,逝世于南京会同馆,年仅28岁。在他临终之前表达了对中国诚挚的感情与遗愿:体魄托葬中华[9]。明成祖获知麻那惹加那乃去世的消息后,遵照浡泥国王遗愿,令工部营墓,将其葬于南京城南石子岗,为陵墓建祠立碑,谥曰“恭顺”。并择西南夷人身份入籍中国者,世代为之守墓。 (二)浡泥国王墓现状 浡泥国王墓坐北面南,东、西、北三山环抱,南为水塘。墓冢前为神道石刻,计有武将、石虎、石羊、石马及控马官、石望柱(仅存柱础)各二。由神道石柱向南、折东,计110米处,即神道石碑所在。墓冢西南,仍存享殿石柱础二。 石碑碑额已失,通体风化极甚,碑文漫漶泐损,碑身下的龟趺龟首已经损毁,现有龟首是仿西宁侯宋晟神道碑龟趺样式翻模复制而成。 武将一对,均头戴兜鍪,身披甲胄,双手按剑而立。西侧武将,面残无须,较为年少,右足有残,已修缮完整(封三︰1);东侧武将,面有八字胡,较为年长,保存较为完整(封底)。  图一//浡泥国王墓遗产要素分布图[10] 石虎一对,均作蹲踞状,目视前方,身上雕刻虎皮斑纹(封三︰3)。 石羊一对,均作跪卧式,昂首,双角盘曲。东侧石羊完整无损,西边石羊头部残缺(封三︰5)。 石控马官一对,均身着朝服,头戴朝冠,双手悬鞭侍立于石马旁。东侧年长者蓄须,西侧年少者无须(封三︰2)。 石马一对,均作伫立待使状,配戴缨络,腿腹以下没有镂空,上面饰卷云纹,四肢仅以浮雕手法表现(封三︰4)。 石望柱二,仅存柱础,下部为正方形,上部呈八边形,中凿圆形榫眼。 三、明初功臣墓为推测浡泥国王墓等级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浡泥国王墓营造规格,但是浡泥国王墓前的石刻与明初功臣墓的风格非常相似,而明初功臣墓的等级是有文献记录的,同时功臣墓的墓主等级身份也是明确的,因此要想分析浡泥国王墓的等级问题,可以参考明初功臣墓进行比较分析。 (一)文献中的明初功臣墓 明代建立后,明太祖分封了大量的功臣,在《明史》卷一百五《功臣表一》中有详细的名单,主要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但《明史·志第三十六·凶礼三》,对于大臣葬制的规定,是按照品秩来划分的,并非爵位。只对一类功臣做了特殊规定,就是“功臣殁后封王”。详细规定如下: 功臣殁后封王,螭首高三尺二寸,碑身高九尺,广三尺六寸,龟趺高三尺八寸。一品螭首,二品麟凤盖,三品天禄辟邪盖,四品至七品方趺。首视功臣殁后封王者,递杀二寸,至一尺八寸止。碑身递杀五寸,至五尺五寸止。其广递杀二寸,至二尺二寸止。趺递杀二寸,至二尺四寸止。 坟茔之制,亦洪武三年定。一品,茔地周围九十步,坟高一丈八尺。二品,八十步,高一丈四尺。三品,七十步,高一丈二尺。以上石兽各六。……五年重定。功臣殁后封王……石人四,文武各二,石虎、羊、马、石望柱各二。……一品、二品石人二,文武各一,虎、羊、马、望柱各二。三品四品无石人。[11] 从文献规定的制度来看,对照浡泥国王墓的墓葬石刻数量,武将、石虎、石羊、石马及控马官、石望柱(仅存柱础)各二,应为一品或二品官员。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明史》中明确记载浡泥国王去世后,明成祖朱棣“辍朝三日”[12],由于《大明会典》中关于亲王仪的记载也有亲王去世后皇帝会“辍朝三日”的恩遇,有学者据此认为浡泥国王享受的是亲王之礼[13]。但是《大明会典》对公侯级别官员去世后的恩恤也有制度规定,这一时期的功臣丧仪也可参照这一制度。公侯伯的恩恤为:“……礼部奏辍朝三日……赴内府给与布匹,咨工部造办冥器棺椁、及拨人匠砖石造坟安葬札付钦天监选择坟地具手本赴光禄寺备办祭物、遣官行礼,礼部奏议封谥,自初丧至除服、以次遣官致祭。”[14]享受公侯礼的浡泥国王也可以享受“辍朝三日”的待遇。 另一方面,明代初期,亲王墓葬并无定制。永乐八年(1410年)以后,才对亲王的葬地有了初步的规定:“永乐八年定亲王坟茔,享堂七间……”[15]永乐八年是浡泥国王墓建成之后,浡泥国王是不可能按照制度化的亲王礼仪来安葬的。 当然,单从文献角度尚不能明确说明浡泥国王墓的等级,必须比照实物资料。 (二)功臣墓石刻数量与浡泥国王墓的比较[16] 在明代开国功臣中,“功臣殁后封王”者只有六人,其中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五人以国公身份追封为王,沐英以西平侯身份追封为黔宁王。六人的墓地已确认,除了汤和墓在安徽蚌埠,其余五人墓均在南京。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的墓地前尚保存有石刻,沐英墓和汤和墓则还进行了考古发掘。 关于这几位功臣的墓葬,具体的制度如下:“坟茔之制……(洪武)五年重定。功臣殁后封王,茔地周围一百步,坟高二丈,四围坟墙高一丈,石人四,文武各二,石虎、羊、马、石望柱各二。”[17] 与以上这些殁后封王的功臣相比,浡泥国王墓前缺少一对象征文臣的石人(表一)[18]。由此可见浡泥国王墓的等级应该比徐达、常遇春、沐英这一类的功臣稍低[18]。根据明史的记载,比“功臣殁后封王”低一等的是“一品、二品石人二,文武各一,虎、羊、马、望柱各二”。从数量上看浡泥国王墓前的石刻应该是参照一品、二品官员的等级来设置的,不过稍有区别,石人并不是文武各一,而是只有两个武将。 有学者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缺少了一对文臣像导致的,其实未必。洪武、永乐时期南京地区公侯级功臣墓前只遵循“石人二”而不遵循“文武各一”的现象有很多,可参见部分洪武年间下葬的公侯级功臣墓(表二)。 表一//现存“功臣殁后封王”墓与浡泥国王墓石刻数量(单位:件)  表二//现存公侯级功臣墓与浡泥国王墓石刻数量(单位:件)  通过表二可知除了康茂才与俞通海之外(两位都是在洪武五年之前下葬的),其他以国公身份下葬的功臣墓前的石刻数量基本一致,但都与定制有出入,故浡泥国王墓有武将而无文官的情形也是非常正常的。另从现存石刻的数量来看,浡泥国王墓的石刻数与仇成等基本一致。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浡泥国王墓也是按照公侯墓,即一、二品官的等级来营造的。 之前的研究大多假定浡泥国王是以王礼下葬,然后推断浡泥国王墓前少了一对文臣石像。但是根据表二我们可以看出,公侯一级的墓葬前只有一对武将石刻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且根据笔者的实地踏查,吴良、吴桢、仇成等人的石刻间距都在3米左右,中间有缺失的可能性很低。 因此,从文献和浡泥国王墓现存的石刻数量来看,浡泥国王墓是按照公侯或者说一品、二品官的等级来建造的。 通过比较浡泥国王墓与公侯级功臣墓的石刻数量,我们可以看出,浡泥国王墓与公侯级功臣墓的石刻数量相当。 (三)石刻规格的比较 除了石刻的数量之外,通过比较石刻的规格可以进一步比较出浡泥国王墓的级别(表三)。 由表三的数据可以看出,浡泥国王墓石刻的规模比起大部分王一级的石刻规模还是偏小,其大小介于吴桢墓、吴良墓与康茂才墓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明初神道石刻明显存在时间越晚石刻规模越大的现象。如同为“功臣殁后封王”,常遇春早在洪武三年(1370年)即已去世,而徐达、李文忠、邓愈等人去世的时间相对较晚,墓葬石刻的体量相对较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明廷颁布的勋臣葬制规定了石刻的大小,但从表三可以看出,大多数勋臣墓葬都存在逾越现象,这可能与卒葬时间,以及与皇帝的亲疏关系有关。 因此我们认为依据文献资料记载,并不能从石刻大小上确认浡泥国王墓的等级,但很明显,浡泥国王墓的规格接近康茂才、吴桢、吴良、仇成等人墓。 表三//南京地区现存功臣墓石刻尺寸表(单位:米)  四、与苏禄国王墓的比较 (一)身份的比较 据史料记载,永乐年间,来华朝贡的诸国使臣“充斥于庭”,络绎不绝。这一时期,共有苏禄国、浡泥国、古麻剌朗国和满剌加国四个国家的十一个国王慕名来华,其中有三位国王在华期间不幸病逝,均葬于我国。这三位国王是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哈剌、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古麻剌朗国王干剌义亦奔敦。其中古麻剌朗国王的墓葬迄今未曾发现,现存的明代外国国王墓只有位于山东德州的苏禄东王墓和江苏南京的浡泥国王墓,比较两位国王生前的地位和墓葬的形制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推测浡泥国王墓的等级。 浡泥国和苏禄的地位应当是类似的,且苏禄东王只是苏禄三王之一,只不过相对权力较大而已,所以按理说地位不会高过浡泥国王;另一方面,苏禄国力较强,甚至在这一时期侵略过浡泥,需要明朝政府调停才得以解决,所以苏禄国王墓可能会出现逾制现象。《明实录》中提到两位国王去世所用的词语都是“卒”[20],而大部分亲王包括徐达去世皆称“薨”[21],所以苏禄国王和浡泥国王同为公侯级别,不如亲王等级高,这一判断是合理的。 表四//浡泥国王墓与苏禄国王墓比较(单位:米)  (二)墓葬的比较(表四) 苏禄国东王病逝德州后,明成祖给予谥号“恭定”,墓园面积五万余平方米。地面建筑沿南北向中轴线布置,保存至今的遗迹有:墓冢;狮子、文臣、控马官、石马、石羊、石虎、望柱、坐象、石碑。 苏禄国王墓石刻规模较浡泥国王墓稍大。而石刻数量和种类上说,浡泥国王墓墓前为武将一对,苏禄国王为文臣一对;同时苏禄国王墓多了一对狮子和坐象,应与等级无关(故未列入表四)。明朝制度中没有狮子、坐象两类石刻,这里苏禄国王的墓葬明显与制度不符;除去狮子和坐象,两者的石刻数量一致。苏禄国王访华并去世的时间较浡泥国王墓稍迟,石刻规模较大的情形,与明初功臣墓石刻同一级别时代越晚体量越大的现象类似,也许还和苏禄国国力更盛的因素有关,但无论如何,这两位国王的墓葬基本属于同一级别。 五、相关问题的探讨 (一)浡泥国王墓等级应为从一品 关于浡泥国王墓葬的等级,前人的研究一般认为浡泥国王墓是按照亲王的礼仪下葬的,但主要依据还是基于石刻数量。如史原先生在《浡泥国王墓和墓碑碑文略考》[22]中曾将石刻控马官误认为文臣像,进而认为浡泥国王墓前石刻为王礼的体现。又如《渤泥国王墓地考析》[23]等文章将公侯墓与“功臣殁后封王”级别混淆,认为是一致的,忽视了两者的明显差异;并且文章根据《明文衡》[24]在收录浡泥国王墓碑文时因标题中有“恭顺王”三字,认为浡泥国王墓是按照藩王墓建造,然后把浡泥国王墓不足藩王墓葬规制的地方视为浡泥国王墓由于客观原因导致的营建不足。这些推论显然是不可靠的。 浡泥国王生前礼仪应该参照什么等级,是有明确记录的。如前所述,“礼官请王见亲王仪,帝令准公侯礼。”[25]如果浡泥国王死后没有被加封的话,那么他应该按照公侯之丧礼来安葬。在洪武至永乐的明初,公侯的墓葬一般是参照一品、二品官员所应享有的墓葬规格下葬。由于明初亲王的墓葬规格没有定制,甚至在整个《大明会典》找不出对于明代亲王墓葬前石刻规模的具体规定,这就给后人研究当时亲王葬制造成一定的困扰。目前有些学者认为亲王参照一、二品官员制度执行[26],但我们能很明显地看出,“公侯礼”与“亲王仪”是有区别的,两者墓葬规制相似的可能性很小。 结合前文,我们可以看出以下五点:第一,浡泥国王生前享受的是“公侯礼”而不是“亲王仪”,纵览《明史》也并没有殁后追封的记载;第二,浡泥国王墓去世后的“辍朝三日”不是亲王专属的待遇,凡公侯级别官员死后均同样享有此恩恤;第三,对比同样病逝于中国的苏禄国王,可以判断浡泥国王卒葬待遇能够达到亲王级别的可能性非常低;第四,对比明初的功臣墓葬石刻,浡泥国王墓的石刻规格也仅与公侯级墓葬石刻相当,并且在公侯级墓葬之中还不算体量较大者;第五,史书表达亲王和浡泥国王去世时所用的词汇明显不同,前者为“薨”,后者为“卒”。所以综合来看,浡泥国王墓的等级毫无疑问为公侯一级,其葬仪绝无可能是以“王礼”或者“亲王礼”进行,也不会以亲王的规格来营建墓葬。《明实录》与《浡泥国王墓碑》所记载的“以礼葬王于……”,表达的意思是浡泥国王死后受到明廷优厚的礼葬,而不是“以王礼葬”之意,厘清这一概念后,就不会对浡泥国王墓所享有的等级产生误解。 根据表一、表二,就浡泥国王墓的规模而言,最接近康茂才与仇成的墓葬规模,墓碑最接近宋晟的规模。康茂才虽然死后被追封为蕲国公,但与石刻规模稍大的吴桢、吴良等人相比,康茂才所授光禄大夫等官职均为从一品,仇成所授官职大都督佥事亦为从一品官职;而吴桢、吴良生前即为侯爵,所授官职为正一品的特进光禄大夫等。其中康茂才的下葬时间(1371年)最早,与浡泥国王墓规模相当并稍小;仇成的去世时间晚于吴桢、吴良两人,而早于浡泥国王,墓葬的体量较吴桢、吴良墓葬稍小,与浡泥国王墓体量接近。宋晟墓仅存石碑,故未列入上表,但宋晟的去世时间仅仅早于浡泥国王一年,并且石碑体量非常接近。宋晟生前被封为西宁侯,死后没有追封公一级的爵位,也应以从一品的级别安葬。据此,我们认为,浡泥国王墓的等级很可能为从一品。尽管浡泥国王墓的等级并不是明初葬制中最高的,但仍属高等级墓葬之列。 (二)随葬品蠡测 出于对浡泥国王墓本体的保护,迄今未对其进行考古发掘;浡泥国王墓现已列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申遗预备名单,未来也不太可能进行考古发掘工作。我们希望依据前文推断的其从一品的级别,通过比较已经发掘的明初高等级墓葬,对浡泥国王墓的随葬品进行推测。 根据浡泥国王墓由明廷工部营造这一点,可知其所有建筑及随葬品均依照当时朝廷的丧葬制度执行[27]。我们可以通过分析部分已发掘的明初高等级墓葬的随葬品组成(表五),推测浡泥国王墓的随葬品的情况。 比照上述明初高等级墓葬,我们认为,浡泥国王墓随葬品可能包含以下六类。 1. 瓷器 多数明初功臣墓中都出土有瓷器,同时在文莱也发现了时代相当的大量中国瓷器。当时文莱的都城叫哥打巴都,在这个都城遗址中发现的瓷器有近70%产自中国[28],说明这一时期,中国瓷器在文莱的使用是比较普遍的,可以想象浡泥国王生前无论是在本国还是中国都会使用大量瓷器。因此,浡泥国王墓随葬中国瓷器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2. 玉器 这一时期出土的玉器主要为玉佩饰,明代大部分官员都需要根据自己的品级佩戴玉佩饰,且多数为玉腰带。《明史·舆服志三》:“(洪武三年)腰带,一品玉或花或素,二品犀,三品、四品金荔枝,五品以下乌角。”[29]尽管这是对于官员生前礼仪的要求,但是结合墓葬资料,一品的官员墓葬大多随葬玉腰带。我们认为浡泥国王墓会随葬金镶玉腰带之类的佩饰。 3. 金属器(金器、银器、铜器、铁器、锡器) 这一时期的随葬金器基本为小型金器,我们认为浡泥国王墓可能会随葬金冥币、金花、金戒指之类的金器。除了金器之外,还随葬大量的银器、铜器、铁器、锡器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墓葬大多随葬成套的炊具,但是质地却不统一,银器、铜器、锡器都有发现。目前用银炊具的仅有汤和一例,等级明显高于浡泥国王,推测浡泥国王墓随葬炊具应为铜器或锡器。 4. 陶器 这一时期的墓葬,随葬的陶器组合非常一致,都是陶缸、陶罐,多数为各1件,理论上浡泥国王墓内也应放置。 5. 木俑 目前康茂才墓、吴良墓和汤和墓都发现有木俑,且吴良墓的木俑放置在陶缸内,上面提到陶缸几乎是这一时期所有高等级墓葬必备的随葬品,加上汤和墓中发现的木俑多为仪仗俑。《大明会典》卷二百三也有记载公侯伯随葬木俑“乐人八、控士二、门神二、仪仗人十二、女使八、武士四”[30],共36件。所以随葬木俑应是这一时期高等级墓葬的惯例,只是由于木质随葬品在墓葬中不易保存,所以发现较少。当然随葬品数量会因墓主人等级不同而有所区别,我们认为浡泥国王墓随葬木俑的情况应与康茂才墓类似。 6. 墓志 目前发掘的几乎所有明初高等级墓葬中都发现有石质墓志一合,浡泥国王墓中也应有证明其身份的墓志。 除上述器物之外,由于浡泥国王去世突然,墓葬营建时间仓促,很可能也会随葬其从本国带来的日常用品。 六、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文献记载及与同时期明初功臣墓相比对,我们认为浡泥国王墓的营造应等同于明初公侯级别的功臣墓;通过与明初功臣墓石刻规模的比较可进一步确认其墓葬营建规格等同于从一品官员。基于上述结论,我们对浡泥国王墓的随葬品进行了蠡测,认为墓内极有可能随葬有陶器、瓷器、金属器、玉器、木俑等。这一推测不仅来源于对中国考古材料的梳理,也参考了同时期文莱大量中国瓷器等文物的发现。从浡泥国与中国交往历史的梳理中,我们一方面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时期两个国家官方交往的密切和深入,另一方面则可以深切感受到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联系的两国民间贸易的广泛。 表五/明初部分高等级墓葬出土随葬品统计表  南京浡泥国王墓前石刻 1. 西侧石武将 2. 西侧石控马官 3. 西侧石虎 4. 西侧石马 5. 西侧石羊 (文见第83页) 参考文献: [1]季士家:《渤泥国王墓和渤泥国诸问题研究》,《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1页。 [2]唐云俊、韩品峥:《渤泥国王墓地考析》,《东南文化》2009年第2期。 [3]夏寒:《试论南京地区明初功臣墓神道石刻》,《东南文化》2008年第5期。 [4] 唐·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第193页。 [5]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94页。 [6]孙佳梅:《宋代至清末中国和文莱关系研究》,海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7]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四《宦官传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7766页。 [8] 《明太宗实录》卷四十九永乐三年十二月,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737页。 [9] 胡广:《皇明文衡》卷八十一《浡泥国恭顺王墓碑》,四库本,第1374册,第595-597页。 [10] 根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浡泥国王墓管理规划(2016-2035)》遗产要素分布图改制。 [11] 同[7],卷六十志第三十六,第1487页。 [12] 同[7],卷三百二十五列传第二百十三,第8412页。 [13]史原:《浡泥国王墓和墓碑碑文略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 [14]明·申时行等:(万历)《明会典》卷一百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559页。 [15] 同[14],卷二百三,第1020页。 [16] 由于已发现的与浡泥国王墓同时代的高等级墓葬较少,时代最为接近的宋晟墓石刻保存不全,因此本文将比较对象定位洪武、永乐时期南京地区的所有高等级墓葬。 [17] 同[7],卷六十志第三十六,第1487页。 [18] 常遇春卒于洪武二年,时代较早,下葬时明朝墓葬制度尚未成形,洪武五年才正式颁布。它是“功臣殁后封王”中唯一的例外,不仅仅石刻数量上的特殊,纹饰、石刻排序都不循定制。 [19] 本文浡泥国王墓石刻数据以西侧石刻为例,数据来源浡泥国王墓四有档案记录以及作者实地测量。 [20] 《明太宗实录》卷八四,永乐六年冬十月条载“浡泥国王麻那惹嘉那乃以疾卒于会同馆”,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117页。 [21]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一,洪武十八年二月条载“太傅魏国公徐达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2597-2598页。 [22] 同[13]。 [23] 同[2]。 [24] 同[9]。 [25] 同[7],卷三百二十五《外国传六》,第8412页。 [26]王纪潮:《明代亲王葬制的几个问题》,《文物》2003年第2期。 [27] 同[14],卷二百三,第1021页:“中间有公侯伯、合用朱红椁、冥器、志石、砖灰、人工、别无定例、度量支拨。其椁具、冥器、行下宝源、军器、营缮、针工、鞍辔局所、依例料造应付。” [28][文莱]彭基兰·卡里姆·彭基兰·哈齐·奥斯曼著,苏莹莹、梁燕译:《从考古遗迹看文莱-中国友好关系》,《南洋资料译丛》2015年第3期。 [29] 同[7],卷六十七志第四十三,第1636页。 [30] 同[14],卷二百三,第1021页。 (部分图表略,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