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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礼记·大学》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句的注解，是历代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学术史上对之有三种诠释，即《大学》文本引汤之《盘铭》的本义、郑玄和孔颖达的经学诠释以及朱熹的理学诠释，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诠释了“苟日新”的意义。 成汤日新 《大学》文本引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里，“盘”字是理解“苟日新”的关键所在。对此，历代学者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孔颖达、朱熹为代表。《大学正义》云“汤之《盘铭》者，汤沐浴之盘，而刻铭为戒”；《四书章句集注》说“盘，沐浴之盘也”。显然，二者都将“盘”注解为“沐浴之盘”。第二种观点是以南宋新定邵氏、清代俞樾为代表的“盥頮之盘”。俞樾在《四书辨疑辨一卷·汤之盘铭》中说“孔氏不知为盥器而以为沐浴器，殊非古义”，认为汤之盘应当为日常使用之“盥器”，从而否定了孔颖达的“沐浴之盘”说。笔者认为，“汤之盘铭”中的“盘”应当理解为“盥頮之盘”，即商汤洗手洗面所用之盘匜。原因正如邵氏所说，“以事情揆之，日日盥颒，人之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根据人们的日常生活来看，人们洗手洗面的频率远高于洗澡，因而将“盘”理解为“盥頮之盘”，能够与盘铭上的“日日新”“又日新”联系在一起，即人们每天都需要洗手洗面，两者相得益彰。相反，如果将“盘”理解为“沐浴之盘”，就会跟“日日新”“又日新”产生冲突，因为“沐浴”两字指既洗头又洗澡，根据《礼记》可知古人是三天一洗头，五天一洗澡，“《内则》篇记人子之‘事父母’，亦不过‘五日则燂汤请浴，三日具沐’而已”。即便在物质生活比较丰富的现代社会，我们都很难做到每天洗澡，遑论在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三千多年前了。 根据上面的论述，如果将“盘”视为“盥頮之盘”，那么“苟日新”的本义就应该理解为“日新其手其面”。商汤所要“日新”的内容主要是指洗净手部和脸部的污秽，使之保持清洁与干净。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汤之《盘铭》”的行为主体是商朝的开国之君商汤，他是一个有德有位的国君，其地位与道德都非常显赫，不能将其只理解为一个普通人而忘记其身份地位。故而，“汤之《盘铭》”作为一个警戒性铭辞，潜在地包含有“日新其德”的意义。 君子日新其德 郑玄《大学注》说：“盘铭，刻戒于盘也。极，犹尽也。君子日新其德，常尽心力，不有余也。”这就是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含义是“君子”要“日新其德”且“常尽心力”。在这里，“日新其德”的行为主体是“君子”。根据郑玄在其他篇章中的相关注解，“君子”主要指两类人：其一指卿大夫及国中贤者。《仪礼·士相见礼》云：“凡待坐于君子，君子欠伸，问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则请退可也。”郑玄注：“君子，谓卿大夫及国中贤者也。”《礼记·檀弓下》云：“任之虽重，君子不能为谋也，士弗能死也，不可。”郑玄注：“君子，谓卿大夫也。”其二指诸侯。《易·革》：“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郑玄注：“君子，诸侯。”虽然两种“君子”具体所指有所不同，但毫无疑问都是“为政者”，这与郑玄注《大学》篇题时所说“《大学》，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的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金春峰从周取代商的朝代更迭中推论出，“德”字的“本义是全生、保生、厚生，是政治范畴，非道德修养范畴”。而郑玄所理解的“为政”事实上主要是指为政之“君子”的“德政”，因此，他才特意强调“君子”要“日新其德”且“常尽心力”。 孔颖达在承袭郑玄“为政者日新其德”的基础上又有所推进，强调了“诚意”之于“为政者”的重要性。他在《大学正义》中说“汤之《盘铭》，此一经广明诚意之事”；“苟日新者，此《盘铭》辞也。非唯洗沐自新。苟，诚也。诚使道德日益新也。日日新者，言非唯一日之新，当使日日益新。又日新者，言非唯日日益新，又须恒常日新，皆是丁宁之辞也。此谓精诚其意，修德无已也”。在孔颖达看来，君子或者为政者只有做到了“诚意”，才能真正实现亲民，真正治理好国家。《大学正义》中说“《诗》云：於戏，前王不忘者，此一经广明诚意之事。此《周颂·烈文》之篇也，美武王之诗。於戏，犹言呜呼矣。以文王、武王意诚于天下，故诗人叹美之云：此前世之王，其德不可忘也”。孔颖达认为，通过“诚意”所表现出来的“德”对君王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君主之“德”会自然而然地渗透到“政教”之中，体现为“仁德之政”，能够让君子、小人各得其所。总之，在孔颖达看来，为政者的“治国之道”是“诚意之道”由内到外、由本到末的一种自然而然的体现，这正是他强调君子或者为政者应该“精诚其意，修德无己”的原因所在。 学者自新新民 朱熹虽然接受了汤之《盘铭》要求不断“日新”的基本思想，“言诚能一日有以涤其旧染之污而自新，则当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间断也”，但是对于“日新”的内容，他并没有简单地承袭汉唐郑孔的观点。朱熹将“新”字解释为“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因此，“日新”主要是指“自新”，且是就“明明德”而言，是为了复其本体之明，即为了恢复“人得之于天，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可见，朱熹与郑玄、孔颖达对于“德”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同。 程颐将《大学》全篇的结构形式重新调整为：三纲、八目；释三纲、释八目，主张“三纲”中的“亲”“当作新”，“在亲民者，使人用此道以自新”。如此一来，“汤之盘铭”一章就不是“广明‘诚意’之事”了，而是“三纲”中的第二纲“在亲（新）民”的“传”，是“释新民”。朱熹接受此说，并以之驳斥了孔《疏》的错误。显然，朱熹没有将“明明德”封闭在主体之内，以为其只关乎道德修养者自身，而是指出了“自新”的目的是为了“新民”，“新其德以及于民”，“周国虽旧，至于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而始受天命也”。 此外，在朱熹的理解中，《大学》的主题为“学者修己治人之方”。所以，在他那里，“苟日新”的行为主体不再是汉唐学者所说的君子阶层或为政者，而是“学者”，即专事道德修养的读书人。因此，朱熹所讲的“苟日新”是指学者“自新新民”，并将落脚点放在了“三纲”中的“新民”上。 可以看出，对于汤之《盘铭》，郑、孔二人都是从为政者的角度进行诠释的，而朱熹则是从有德之学者的角度进行诠释的。比较而言，“日新”的行为主体发生了巨大改变。如此一来，汤之《盘铭》中的“日新说”通过朱熹的诠释就实现了第二次意义转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经学视野下的《中庸》学史研究”（18CZX02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