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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经学、史学、历数学、诸子 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秦二世时农民大起义，推倒秦的统治，很快恢复了 统一，建立起西汉朝。这是封建地主阶级新创立的国家，积极建设为经济基 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便成为非常重要的急务。秦始皇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 作。西汉时期主要是汉武帝又做了更多的工作，巩固封建统一国家的上层建 筑大体上都建立起来了。 政治制度，上面已经说过了一些，这里叙述的是西汉其他部分的上层建 筑物。 一 经 学 儒家思想是西周以来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经孔子删订六经，聚徒讲学， 不仅造成了整套的思想体系，而且培养了大批儒学传播者。孔子死后，儒家 地位继续上升。战国时儒墨并称显学，但儒家比墨家更占优势。秦始皇焚民 间藏书，坑孟派儒生，只许士人学秦朝的法律制度，以吏为师。皇帝宫中却 藏有大量图书，朝廷上仍有博士官和儒生（如张苍、叔孙通、伏胜等）或传 经或议论政事。秦始皇以为这样就可以整齐学术，统一思想，结果恰相反， 儒生参加农民起义，成为推倒秦统治的一个力量。西汉前期，朝廷与诸王国 并立，各学派士人（墨家已亡）游诸王国求禄，助国王反抗朝廷。汉景帝灭 七国后，全国政治统一了，汉武帝在这个基础上实行学术统一。 前一四○年，汉武帝即位。他即位后首先举行的一件大事，就是召集全 国文士，亲自出题考试，并且亲自阅卷，选取《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公孙弘 为首列，非儒学的诸子百家一概被罢斥，儒学从此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公孙弘是个狱吏出身的儒生，长于奉迎，汉武帝为了提倡儒学，前一二 四年，擢升他做丞相，封平津侯。公孙弘以前，做丞相的人常是列侯贵族， 公孙弘出身贫士，竟得封侯拜相，《公羊》学因此成为最行时的学术。凡是 士人和官吏，必须学习儒经，才能得到任用或升迁，儒学独尊的地位更加巩 固了。 汉武帝特别提倡《春秋公羊》学，这是因为《春秋》经是孔子正名分（诛 乱臣贼子）的著作，是封建专制主义具体应用在政治上的典型，是孔子政治 思想的完整表现，其他经书都不象《春秋》那样适用。还有一个特点是《春 秋》经文字极其简单隐晦，便于学者在最大限度内加以穿凿和引申。汉武帝 选中《公羊春秋》，在政治需要上是完全切合的。适应这个需要，制成整套 《公羊》学说的大师，就是被西汉儒生称为“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 的董仲舒。 西汉前期，朝廷也立儒经博士，承认儒学的正统地位，但指导政治的却 还是黄老刑名之学。儒生与黄老刑名学者，经常发生争论，例如汉景帝时， 《诗》博士辕固与道家黄生辩汤武革命。辕固据经义，说汤武诛桀纣，做天 子，是得民心的正义行为。黄生引道家说，破帽子还得戴在头上，新鞋子终 究穿在脚下，认为汤武虽是圣人，到底不该放桀、弑纣。汉景帝下判断说， 吃肉不吃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意思是不要学者再争论汤武革命的是 非，也就是不赞成汤武革命。辕固又与道家窦太后辩两家高低。窦太后发怒， 令辕固和野猪搏斗，幸得汉景帝给他一把好刀，没有被野猪咬死。这种学派 间的斗争，显然阻碍着统治阶级内部的统一，也就减少了上层建筑的作用。 董仲舒对西汉统一事业的贡献，就在于他把战国以来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 在孔子名义下、在《春秋公羊》学名义下统一起来。经董仲舒这个巨大的加 工，向来被看作“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的儒学，一变而成为“霸（黄老 刑名）王（儒）道杂之”，合于汉家制度的儒学了。 董仲舒的哲学基本上是《易经》阴阳学说的引申。他认为任何一个事或 物，一定是相反的事或物合成的。例如有上必有下，有左必有右，有前必有 后，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 昼必有夜，这叫做“凡物必有合”。合的两方面性质不相同，这叫做“合各 有阴阳”。阴阳数量可以相等，性质却有一定，阳性尊、阴性卑，这叫做“同 度而不同意”。君、父、夫是阳（三纲），臣、子、妻是阴，阴不得独立行 事，只能从阳行事，事成不得分功。这叫做“阳兼于阴，阴兼（被兼）于阳”。 阴阳不得同时并起，一定要有先后，阳总在先，阴总在后，阳是主体，阴是 附属，这叫做“一而不二”。阴阳二物，按一定的时候互相交替，一个起来， 一个下去，一个增多，一个减少。起来了的到时候要下去，下去了的到时候 又起来；多了的不能多到过度，少了的不能少到绝灭，终而复始，循环不止， 这叫做“常一而不灭”。做事不论大小难易，违反天道（一而不二）一定无 成，比如目不能两看，耳不能两听，手不能一手画方一手画圆，不一就要生 患（心有二中），这叫做“君子贱二而贵一”。天地的精气合起来成一，分 开来成阴阳，再分成春夏秋冬四时，配到东南中西北五方成五行。木（东） 火（南）土（中）金（西）水（北）顺次叫做“五行相生”（如木生火，火 生土⋯⋯），逆次叫做“五行相胜”（如水胜火，金胜木）。五行统一于阴 阳，阴阳统一于天。人受天命而生，同天一样，也有阴阳五行。人是天之副， 与天合而为一，这叫做“人副天”。董仲舒哲学的结论是“道（人道）之大 原出于天（天道），天不变，道亦不变”；“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 《易经》的阴阳学与战国以来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融合成为董仲舒的《春 秋公羊》学。这样，把儒家与阴阳五行家统一起来了。《易经》阴阳学说明 阴阳的基本观点是仁与义（“天地之大德曰生⋯⋯禁民为非曰义”），童仲 舒说阳是天之德，阴是天之刑，刑主杀，德主生，天亲阳而疏阴，重德而不 重刑。这样，把儒家的仁义与黄老刑名之学统一起来了。董仲舒说天不是为 王生民，而是为民立王，能利民的王，天要让他做下去，害民的王，天要夺 去他的王位。有道伐无道，是天理也是人理。这样，把儒家汤武革命、天命 靡常的学说与阴阳五行家的五德终始说统一起来了。墨学的本旨在于利民， 董仲舒说，天使人有义和利两种生活，利（物质）养人的身体，义养人的精 神，缺一不可，而义重于利。这样，把儒家与墨家统一起来了，儒家孟子学 派说性善，荀子学派说性恶，董仲舒说天有阴与阳，人有性与情（情欲）， 性有为善的端绪，但必待教诲而后成为善。这样，把孟荀两派统一起来了。 董仲舒的哲学观点是循环的不是发展的，是调和的不是斗争的，有唯物论的 因素，但基本上是唯心论；有辩证法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形而上学。董仲舒 的统一论是各家学说的融合体，正是最适合于西汉政治上需要的一种哲学。 董仲舒根据他的哲学观点，提出许多影响甚大的建议。这些建议，极大 部分被汉武帝采纳并得到实行。 （一）大一统——董仲舒说：孔子修《春秋》，把一统当作首要的大事， 因为这是天地的常道，古今的通义。现在学士们各持异说，朝廷无法一统， 法制屡变，臣民不知所从。请将不属于《六经》、不合于孔子的学说，一概 废绝不用，专用儒术。 （二）更化——秦行法家政治，刑罚惨刻，汉律大体沿袭秦律，路温舒 《尚德缓刑书》里说，“秦有十失，其一尚存， 治狱之吏是也”。董仲舒主 张更化，就是要求以仁德代替严刑，也就是要求以儒家学说代替法家学说。 他认为限田是更化（改制）的关键所在。他说，秦行商鞅法，准许民间卖买 田地，富家田联成一大片，贫民连放个锥子的地方也没有。耕种富家田，要 纳税十分之五，穷得只能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汉朝继承秦法，一切不 变。富人贵人凭借势力，与庶民争利，庶民怎能抵得住他们！于是富贵人家， 奴婢多得很，牛羊多得很，田宅多得很，产业多得很，积蓄多得很，但是依 然贪多无厌，一味压榨求利。庶民天天遭剥削，月月见紧缩，从小穷变成大 穷。富贵人家奢侈淫佚，贫苦人家穷急愁苦，这实在是更化的时候了。董仲 舒建议限田，不许豪富占田过限；释放奴婢，禁止擅杀奴婢；减轻赋税，节 省徭役，让庶民的负担略为宽舒些。董仲舒这个对农民充满同情心的正义性 建议，后来得到汉武帝的采纳，但专禁商贾占田，没收他们的田宅和奴婢， 不是董仲舒普遍限田的原意。 （三）推阴阳灾异——在落后社会里，占卜术常是人们行动的指南。汉 武帝曾召集各种占卜家，问某月某日可不可以娶妻？五行家说可，堪舆家说 不可，建除家说不吉，丛辰家说大凶，历家说小凶，天人家说小吉，太一家 说大吉。辩论纷纭，不得解决。汉武帝判断说，一切宜忌，以五行家为主。 五行家得汉武帝的尊信，成为日常生活的指导者，儒家和它合流，是很自然 的。《春秋》经记录天变灾异，原来并不含什么迷信的意义。陆贾在汉高帝 时作《新语》，说“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度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虫灾生于 地”。足见战国儒者，已开始推灾异。董仲舒取《春秋》所记天变灾异广泛 地予以附会穿凿，使《公羊》学彻底的阴阳五行化。这在董仲舒学说里，是 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部分，儒学蒙上浓厚的迷信色彩，几乎起着宗教的作 用了。但是，这个迷信部分，俗儒可以用来对朝廷奉迎取宠，正直的儒生也 可以用来进行谏诤，因为在专制政治的朝廷上，臣下议论朝政，是一种冒险 的行为。董仲舒创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借天变灾异来附会经义，以此为论据， 对称为天的儿子的皇帝表示异议，多少起些减轻危险性的作用（当然，天子 也利用天变灾异来斥逐大臣）。自从董仲舒开出这一条道路，《公羊》家以 外各家的经师，都认为这是一条最合时的道路，把大量迷信成分加入到经学 里，借以取得朝廷的信任。经学阴阳五行化，成为西汉今文经学的基本特点。 （四）断狱——儒家谈德治，向来与法家刑名之学对立。董仲舒据《春 秋》经义附会汉朝法律，决断了许多疑难大狱，儒法两家合流了。西汉初萧 何定法律凡九章，到汉武帝时，律和令增至三百五十九章。其中死罪律四百 零九条，凡一千八百八十二目，又有死罪例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条。法令烦 多，连掌管法令的官吏也不能全部看完。官吏按罪人贿赂的有无，任意引用 一条法令作根据，判轻罪为死罪，或判死罪为轻罪。董仲舒断疑狱二百三十 二件，大体上从轻判决，救活了许多人命。他的判词集合成《公羊董仲舒治 狱》十六篇，流传久远，至东晋时还有人引用它来辩护自己的冤狱。 孔子以后董仲舒以前的儒学是汉人称为朴学的原始儒学，它的特点是 （一）思想上还拘泥于残余的领主制度，不能完全符合新的地主统治的需要； （二）儒家还是各种学派中的一派，不能吸收各种学派，使统一到儒学里面 来。董仲舒生在汉景帝、汉武帝时候，西汉政治上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学术上统一的条件也成熟了。儒学经董仲舒的加工，因此摆脱了原始阶段， 成为阴阳五行化的、完全适合地主统治的西汉今文经学。某些汉儒把董仲舒 当作孔子的继承者，因为他创造了今文经学。 董仲舒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创始人，是首先变朴学为西汉经学的大师，了 解了他的学说，也就了解了西汉今文经学的本质。下面叙述的今文经学的盛 况，也就是这种本质的盛况。 汉武帝时官学有五经（《易》、《书》、《诗》、《礼》、《春秋》） 博士。后来博士逐渐增加，《易经》分四家，《书经》分三家，《诗经》分 三家，《仪礼》分两家，《公羊春秋》分两家，共十四家。称为五经十四博 士。 某一经的大师，如果能象董仲舒那样，把本经阴阳五行化，并得到朝廷 的尊信立为博士，这个大师的经说，便成为师法。弟子们按照师法讲经，叫 做守家法。自汉武帝至西汉灭亡，百余年间，经学极盛，大师前后多至千余 人，有些经书的解释增加到一百余万字。例如《书经》大师秦延君，用十多 万字解释《尧典》两个字，用三万字解释“曰若稽古”四个字。一个士人从 幼年开始学一经，往往到头白了才学会说经。这样又苦又难的经学，太学里 却经常聚会着成千成万的学生，甘愿受苦受难从大师受学，因为士人求利禄， 只有经学是一条主要的道路。 凡是博士教弟子的经书，都是用汉朝通行的隶书写的，因此叫做今（汉） 文（字）经。阴阳五行化的今文经学是一种迷信的、烦琐的、穿凿附会很少 有学术价值的学问。朝廷指定它作为士人求仕的道路，以便有效地控制士人， 使他们戴着空虚昏暗的头脑，在利禄的道路上一辈又一辈地追求下去。 今文经学反映着统治阶级当权部分的政治利益；和它相对立的古文经 学，反映着不当权部分的政治要求，就是要求古文经学也作为入仕的一条道 路。 用篆文（战国时文字及秦小篆）写的经书叫做古文经。传授古文经的学 说叫做古文经学。它的特点是（一）保持朴学的传统，按字义讲解经文，训 诂简明，不凭空臆说，与烦琐的今文经学趋向不同。（二）迷信成分极少或 排斥迷信，与阴阳五行化的今文经学趋向不同。（三）少数儒生私家自相传 授，在政治上主张复古，与迎合世务的博士学——今文经学趋向不同。还有 一个特点是两种经学相同的，那就是都缺乏进步性的思想。自然，古文经学 在反对迷信这一点上，比起今文经学来，到底还是进步一些，东汉王充、南 朝范缜的学说就是以古文经学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 王莽要夺取西汉政权，政治上收揽统治阶级各部分势力，经学上也对古 文经学让步，在太学里立《左氏春秋》、《毛诗》、《周礼》、《古文尚书》 四个古文经学博士。今文博士坚决反对古文经学从私学上升为官学，与古文 经学的提倡者刘歆进行了剧烈的宗派斗争。刘歆凭借政治力量，暂时压倒今 文博士。东汉光武帝取消古文博士，古文又成为私学。东汉时期，私学在士 人间盛行，产生不少著名的大师，经学上成绩远超过官学，但总是得不到官 学的地位。官私两学的不断冲突，正反映出东汉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断冲突。 任何一个有阶级的社会，总是由两个主要的敌对阶级构成的，总是依照 对立统一的法则而存在并发展的。两大敌对阶级在相互关系上，如果说，只 有一个斗争性，或者说，只有一个同一性，那末，这个社会就根本不会存在。 自然，斗争是绝对的，但阶级斗争不管怎样尖锐，并不会引起社会的分裂， 因为总还有同一的一面，其间保持着不可割断的经济等联系。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儒墨道三大学派的政治思想。道家和法家所谓黄老 刑名之学只看对立面，对人民进行绝对的压迫。这种学说到秦二世行督责时 达到了顶点，秦朝很快被农民起义所推翻。墨家只看统一面，放弃斗争性， 劝告两大敌对阶级在同一性上实行尚同兼爱。这种学说自然只是一些天真的 幻想。儒家与道墨不同，它主张用礼来节制对人民的剥削，借以和缓阶级间 的斗争性；主张仁民爱物、尚德缓刑，借以扩大阶级间的同一性。儒家学说 比起道墨两家来，较为接近对立统一的法则，也就是较为接近社会的实际， 因之它成为汉以后长期封建社会的政治指导思想，没有一个学派或宗教能夺 取它的正统地位。 当然，儒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在同一性上即共同利害上，忠 实于儒家学说的儒者，常为人民发出诉疾苦、申冤抑的言论，也常为人民做 出去祸害、救灾难的事迹，甚至不惜破家杀身对君主犯颜直谏，要求改善政 治。他们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他们懂得“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意义， 为爱邦而爱及邦本，也就真诚地成为人民的同情者和代言者。古代优秀的人 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反对残暴政治）的言论和事迹，很大一 部分是与儒家学说有关的。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极重伦理道德，对孝悌忠 信礼义廉耻等美德的阐发，虽然无不打上统治阶级的烙印，但某些精到处也 往往与人民的伦理道德有其同一性。排除它的封建毒素，打破它的阶级局限， 批判地吸收它的精华，可以大大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清理中国古代的文化 遗产，继承并发扬古代文化的优秀传统，主要应从研究儒家学说入手。 孔子首创儒学。儒学最根本的政治思想是德治（王道）。能行德治的人 才能受天命为天子。天与民同心，天命是民心的反映。国君失民心就失天命 而败亡，得民心就受天命而兴起。受天命者代替失天命者，最理想的方式是 尧舜禅让，其次是汤武革命。这些根本观点，与道家、法家的主张法治（霸 道）、反对革命是对立的。孟子发挥孔子的德治思想，最为透彻，西汉以下 的儒学，基本上是孟子学说的衍变。 秦行法家政治，正统派儒学持异议，最后遭到焚书坑儒的惨祸。西汉前 期，朝廷并用儒学和黄老刑名之学，但黄老刑名之学仍处优势。西汉中期， 儒学经董仲舒改革，成为合时宜的学说，形式上取得优势，但黄老刑名之学 仍保持原有的重要地位。西汉后期，儒学取得确实优势，完成了排斥黄老刑 名之学的愿望，但所谓德治，无非是朝廷纵容官吏及豪强作恶，刑罚不加， 纲纪废弛，人民受尽贪暴政治的祸害，西汉也就灭亡了。 忠实于儒家学说的一些儒者，对着三个时期的政治，曾发出不少反对的 议论。叙述西汉儒学，应该看到多数阿世取容的章句小儒，也应该看到少数 同情人民的正统儒者。下面列举几条，略见正统儒者的代表性言论。 贾谊《新书·大政篇》说：人君“知恶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 必予（给予）有德，天有常灾，必予夺民时（使民失农时者）。故夫民者至 贱而不可简（轻视）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 迟有速，而民必胜之”。 董仲舒创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借天道说人事。他在对策里说，“谨案《春 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 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 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无道之 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强勉（人君改过为善）而已矣”。董仲舒 所讲天人之际，本意在利用天变灾异来进行谏诤，剥去迷信部分，实质上仍 是孔孟的仁义学说。 汉昭帝时，泰山等地发生怪异事。眭弘上书说：“先师董仲舒有言：虽 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眭弘以为汉运已经终了，要求朝廷访 求天下贤人，“禅以帝位”，“以承顺天命”。朝廷加眭弘“妖言惑众，大 逆不道”的罪名，杀眭弘。董仲舒遵守有德代失德的训条，眭弘为这个训条 遭杀身之祸，足见他们是忠实于自己的学说的。 汉宣帝重用治狱之吏，盖宽饶上书，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 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 不居其位”。他暗示汉宣帝应让位给贤者。朝廷说他自己想做皇帝，“大逆 不道”。盖宽饶自杀。 汉元帝用儒生为政，朝纲不振。贡禹上书说：“方今天下饥馑，可无大 自损减以救之，称（合）天意乎！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 也”。 谷永在汉成帝时上书说：“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 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去无道，开 （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夫去 恶夺弱，迁命贤圣（去恶弱的旧君，改立贤圣为新君），天地之常经，百王 之所同也”。 鲍宣在汉哀帝时上书说：“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 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耶！群臣幸得居 尊官，食重禄，岂有肯加恻隐于细民，助陛下流教化者耶！⋯⋯天下乃皇天 之天下也。陛下上为天子，下为黎庶（民）父母，为天牧养元元（民），视 之（官与民）当如一⋯⋯今贫民菜食不厌（饱），衣又穿空（孔），父子夫 妇不能相保，诚可为酸鼻。陛下不救，将安所归命乎！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 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私用官爵），官非其人（私用小人），而 望天悦民服，岂不难哉！⋯⋯天人同心，人心悦则天意解矣”。 上列诸儒言论，自董仲舒以下，无不附会天变灾异来反对暴政，要求德 治。他们拥护封建统治，但希望有德代失德，并不拥护一姓常存。他们同情 人民疾苦，但着重在劝告朝廷，并不同情农民起义。所以儒学始终是适合封 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学说，同情人民是有限度的，拥护封建统治则是绝对的。 二 史 学 儒家的六经，原来是周史官所藏各种历史记录，经孔子删订解释以后， 师弟相传，别成一种所谓经学，但历史学并不因经学的盛行而停止本身的发 展。如果说，在前一阶段里，孔子左丘明是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家，那末，在 发展到较高的阶段上，太史公司马迁是更大的历史著作家。自从司马迁著《史 记》，中国才开始出现了规模巨大的、组织相当完备的历史著作。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的太史。司马谈非常博学，精通天文学、 《易》学、黄老学。他以黄老学为主，批判儒、墨、名、法、阴阳各家学说， 比起当时的一般儒生来，他确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司马迁十岁以前曾学过 耕地和牧畜，十岁读古文书籍，二十岁以后，游历全国名都大邑，采访遗闻 佚事。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父职做太史，遍读石室金匮（宫中藏书处）里 所藏旧史和群书，因此，他是西汉一代稀有的大博学家。司马迁继承司马谈 家学，又博通古今文经学，特别是董仲舒《公羊》学，但不受西汉经学的拘 束，更不受阴阳五行学的影响，他是西汉一代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前九九年， 司马迁四十八岁（据王国维说），遭受汉武帝残暴的刑罚（宫刑）。这对司 马迁是一种极大的侮辱。司马迁自知在仕途上不可能再前进了，于是发愤著 《史记》，希望象孔子著《春秋》那样，传给“后世圣人君子”。他著《史 记》不是为了阿世，所以敢于用直笔，他著《史记》不是为了好事，所以态 度极认真。他著《史记》是为了“成一家之言”，与经传比高下，所以竭尽 他的才力与知识，一心为完成《史记》而述作。 司马迁具备着上述诸条件，再加上他的创造力，以二十余年的时间，写 成了《史记》一百三十篇（西汉时已缺十篇），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凡 当时存在着的史料，全部综合在《史记》里面。这一伟大著作的出现，标志 着孔子以来历史学又大进了一步。 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史记》一百三十篇。 本纪仿《春秋》经十二公，按年月标举大事，为全书总纲。表仿周史官旧谱 的体制，创世表、年表、月表三种，记事最为省便。书仿《尚书·禹贡篇》 及《礼经》、《乐经》的体制，总述古来文化的成就，特别是《天官书》、 《历书》、《河渠书》、《平准书》，总结了天文、历数学、地理学、经济 学的知识，意义更为重大。自此以后，史家相继述作，二千年来有关制度、 经济、文化发展的史料得以大量保存，司马迁创始的功绩是极其巨大的。世 家中有西周至战国十七个重要的侯国史（本纪中《秦本纪》也是侯国史）， 大大丰富了这一段历史的内容。列传中有重要人物传，有特殊事业传，有国 境内诸少数族传，有藩属国传，有外国传，叙述的方面甚为广泛。司马迁不 受西汉经学的拘束，所以还能看到社会上各种活动的人物，为名医、侠客、 大商贾、优伶、刺客、占卜人立传。他为酷吏立传，说豪强兼并，什么道理 都不能感化，只有不顾一切，用严刑削平他们。酷吏、游侠、货殖等列传， 特别显著地表现出司马迁对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同情心。当然，司马迁贯穿 在全部《史记》里的基本思想，不可能超出地主阶级思想的界限，这就是说 不可能超出董仲舒《春秋公羊》学（除去阴阳五行成分）和道家思想的界限。 《春秋》是鲁国史，《史记》扩大为全中国史，《春秋》以鲁君为主， 《史记》以历代天子为主（《秦本纪》例外）。《春秋》局限于二百四十二 年，《史记》十二本纪上通到黄帝尧舜二千余年。《史记》改变了分国割据 的历史概念，建立起历史的统一观和正统观。《史记》十二本纪上起五帝， 历三代以至秦汉，一脉相传，这是有极大意义的，它表示国家的统一和人心 的统一。春秋战国时有百国春秋，《周春秋》与《鲁春秋》没有尊卑的区别 （例如《国语》中《周语》与诸侯国语并列）。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史 记》称天子为本纪，称诸侯为世家，称天子在位年为全国共同的纪年，称诸 侯在位年为本国内的纪年，这样，全中国以天子为中心，精神上统一起来了， 虽然战国以前，实际的中国是分裂割据的。天子成为全国的中心，天子所属 的朝代，自然被认为正统的朝代。在封建时代里，正统朝代与非正统朝代的 区别，曾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这里包含天子的族类问题，政治的仁暴问题， 疆域的统一与分裂问题，其中族类问题尤为特出。汉族建立的朝代，即使因 暴政被广大人民推翻了，但继起的如果是非汉族的朝代，那个被推翻了的汉 族朝代，就会被用来作号召广大人民起义的旗帜，一直到推翻非汉族的朝代 才停止。反之，非汉族的朝代被推翻以后，绝对不可能用来作号召民众的旗 帜。这个自西晋至清朝毫无例外的历史事实，与广大人民承认正统朝代反对 僭伪偏闰朝代的传统思想有密切联系。这个传统思想发源于孔子《春秋》， 形成于司马迁《史记》，十二本纪正是这个传统思想的正确反映。由于这个 正确反映，传统的历史正统观更加巩固，成为封建时代进行民族斗争的一个 重大力量。 司马迁《史记》创纪传体通史，东汉初班固《汉书》创纪传体断代史。 《汉书》叙事详密，可是缺少司马迁那样比较自由的思想。此后各朝纪传体 史称为正史，虽然都不及《史记》和《汉书》，但在各体史书中，仍居最重 要的地位。 西汉后期，继司马迁而起的大博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做了一个对古代 文化有巨大贡献的事业，那就是刘向创始刘歆完成的《七略》。 汉高帝灭秦，萧何收秦朝廷所藏图书。后来项羽烧秦宫室，图书因得萧 何收藏，可能未受损失。汉武帝令民间献书。汉成帝使陈农到各郡国搜集遗 书。自汉武帝到汉成帝，照刘歆《七略》说，“百年之间，书集如山”。汉 成帝令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数算（占卜书），李柱国 校方技（医药书）。每校完一书，刘向做成本书提要，连同定本送给汉成帝。 刘向校书的程序是先用几个本子校对，校正后写在竹简上，叫做杀青书（竹 简在火上炙干，去竹汗，可免朽蠹）。再经过校正，最后写在素帛上，成为 定本。刘向校书二十余年，死后，汉哀帝令刘歆完成这个巨大的工作。刘歆 继承父业，做成了《七略》（刘向所作书名为《别录》）。《七略》是（一） 《辑略》——诸书总论和分论；（二）《六艺略》——儒家经传包括小学（文 字学）共九种；（三）《诸子略》——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 杂、农、小说等十家；（四）《诗赋略》——赋四种，诗一种；（五）《兵 书略》——权谋、形势、阴阳（天象气候兼迷信）、技巧四种；（六）《数 术略》——天文、历谱（包括算术）、五行、蓍龟（卜筮）、杂占（主要是 占梦）、形法（看舆地形势及看人和物的形相）六种；（七）《方技略》— —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七略》书已亡佚，班固《汉书》据《七 略》作《艺文志》，共有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 六十九卷。《七略》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的文化遗产，把不值得保存 的书籍都废弃了，例如经学博士的讲义，一篇也不录取。它经过选择、校勘、 分类、编目、写成定本等程序，并作出学术性的总论和分论，是一部完整的 巨著。它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 古代文化史。西汉有《史记》、《七略》两大著作，在史学史上是辉煌的成 就。 三 历 数 学 观象授时向来是最重要的国政。孔子述尧舜禹禅位时的诰语：“天之历 数在尔躬”，意思是现在该你掌管历法了。不管尧舜是否真说了这句话，历 法（虽然很幼稚）在农业上也就是在国政上的重大意义，上古人确实非常重 视。天象学历数学因农业生产上的急需，不断在进步。传习这一专门学问的 官是太史，所以太史也称为天官。据说，太史的官位等于卿。 生产上的成就（主要是农业）比其他国家高，就成为大国，夏、商、西 周正是这样的大国。它们都在历法上有新发见，后一个比前一个进步，因此 后一个战胜前一个。春秋时期，建子的周历最通行，但宋国仍用殷历，晋国 行用夏历。宋用殷历，由于保守，晋用夏历，是尊重民间习惯（所谓“启以 夏政”）并利用它的长处。周历称仲冬月（子月）为春正月，四时很不正常， 孔子主张“行夏之时”，就是说周历推岁首（冬至点）在子月是对的，但孟 春应在寅月。战国时期，天文历数学比春秋时期更进步。专家多是民间学者， 不限于少数史官。世界最古的恒星表甘石《星经》，就是这个时期民间天文 学家的贡献。六历（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都是历家假托，也 是这个时期民间历数学家的成就。 太阳历（岁）可以定四时、节、气；太阴历（月）可以定朔、晦、弦、 望。自历法萌芽时起，历家即并用阴阳两历，并探求两历配合的法则（主要 是闰月插入法）。春秋时历家已应用十九年插入七个闰月法。最迟在战国时 历家已定一岁的日数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三六五·二五），定一月 的日数为二九又九百四十分之四百九十九日（二九·五三○八五日）。这两 个数字比一岁实数三六五·二四二二日、一月实数二九·五三○五八八日都 多了一些，因此月朔经三百年要差一天，季节经四百年要差三天。由于推步 和算术并不精确，实际上一种历法行用一百多年便朔日或晦日见月出，必须 重新测算使再合天象。秦始皇采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闰月放在九月后， 称为后九月。在六历中颛顼历是比较合天象的一种历法，但到汉武帝时已经 不能再用。 前一○五年（元封六年），司马迁等建议造汉历。汉武帝选司马迁、星 官射姓、历官邓平等及民间专家共二十余人造历，其中大天文学家唐都（祖 先是楚国史官）大历数学家落下闳（巴郡隐士）是主要的造历者。前一○四 年，新历造成，汉武帝废秦历，采用新历，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以正月 （寅月）为岁首。这个新历法就是历学史上著名的《太初历》（又称《邓平 历》、《三统历》）。 《太初历》一岁日数是三六五·二五○二，一月日数是二九·五三○八 六，比四分历（六历都是四分历，每岁有四分之一的余日）又多了一些，所 以行用一百八十九年便不能再用。但在当时《太初历》还是最进步的历法， 因为它根据天象实测与多少年来史官的忠实记录（例如《春秋》经），得出 一百三十五个月的日食周期（称为“朔望之会”，约十一年中有二十三次日 食）。自从有了这个周期，历家可以校正朔望，日食现象也不再是什么可怕 的天变而是可以预计的科学知识了。 《史记·历书》特别是《汉书·律历志》详细记载《太初历》的观测法 与计算法。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开端，西汉以后历朝改换历法，都按照《史 记》、《汉书》的旧例，详记在正史里，因此积累起丰富的天文、历数学资 料。 刘歆用《易经·系辞》的数理来解释科学性的《太初历》（《三统历》）， 造出一整套的历学理论；又造《世经》，凡经传古史所记大事的年月日，都 用《三统历》推算得到说明。这对古史年代的探求是一种贡献，虽然准确性 并不很大。 董仲舒创今文经学，司马迁创纪传体通史，邓平、唐都、落下闳创太初 历，刘歆创古文经学和年代学，这些文化上的成就与当时经济武力的发展相 配合，充分表现出西汉一朝的伟大气象。 四 诸 子 《汉书·艺文志》分诸子为十家，西汉人所著书为数不多，其中属于儒 家的董仲舒《春秋繁露》、桓宽《盐铁论》，扬雄《法言》；属于农家的《氾 胜之书》（亡佚）；属于杂家的《淮南子》，都是重要著作。 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在本国招集以道家为首的百家游士，仿秦吕不韦 著《吕氏春秋》例，撰《淮南内》二十一篇（又名《淮南鸿烈》、《淮南子》）。 《淮南子》虽以道为归，但杂采众家，不成为一家言。战国秦汉诸子百家学 说，因汉武帝独尊儒学，散佚甚多，《淮南子》保存一些百家遗说，在这一 点上，还是一部值得重视的著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