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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8月20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发了清朝存在史上最后一份“罪己诏”。这份罪己诏距她气壮山河、慷慨激昂的宣战诏书仅仅过了两个月。 这份罪己诏针对的并非外国列强，而是颁发给她的臣工和国人的。与宣战诏书相比，其最大的区别是，罪己诏已经没有了“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翦彼凶焰，张我国威”的干云豪气和战斗意志，她用这样几个字来概括当下的处境：“震惊九庙，慈舆播迁”，说白了就是京城沦陷，太后逃亡。中国的文字很有学问，一旦形容皇家的事情，最倒霉的境遇，也有冠冕堂皇的专用语。 这份诏书当然不是从紫禁城发出的，此时的皇太后与光绪帝正在狼狈西窜的路途中。据接驾有功、特准随扈的怀来知县吴永记载，七月二十六日，“行在”还处于今河北省西北部宣化府的鸡鸣驿（《庚子西狩丛谈》，中华书局，2009年，页70），诏书所说的巡幸“太原”还是一个准备落脚、尚未到达的目的地。大清帝国的圣母皇太后与光绪皇帝，惶惶如丧家之犬，正在深一脚浅一脚地颠簸在山间野径上。此时的太后与皇帝肯定心情都不会太好。如果不是滥施权柄，胡作非为，造成巨大灾难，以致无法收拾，向来以九五之尊自居，以圣明天子自命的统治者，怎么可能自我批评，甚至纡尊降贵、不顾难堪地来“罪己”？ 即使是罪己诏，也不忘标榜本朝的历史悠久与伟大正确，“我朝以忠厚开基，二百数十年，厚泽深仁，沦浃宇内。……是以荡平逆乱，海宇乂安，皆赖我列祖列宗文谟武烈超越前古，……”（《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页488）这样一个伟大王朝自然少不了伟大皇帝，“朕以冲龄入承大统，仰禀圣母皇太后懿训，于祖宗家法恭俭仁恤诸大端，未敢稍有偭越。亦薄海臣民所共见共闻。”（同上）这主要不是歌颂皇帝，只因诏书借用了皇帝的名义，主旨还在于歌颂皇太后。 在我国历史上，一些大的王朝并不缺乏皇帝逃亡的先例。唐玄宗李隆基就曾“播迁”过四川，慈禧太后的老公奕詝（咸丰皇帝）也曾“秋狝”过热河。因此，慈禧太后的“西狩”，可说是轻车熟路。她的巡幸太原（最终一直巡幸到西安），并不算多么生僻。 诏书中有这样的辞令：“朕为天下之主，不能为民捍患，即身殉社稷，亦复何所顾惜！”这里的“朕”，名义上是光绪帝，实际上是皇太后。这形象多么大义凛然、多么高风亮节！不过一想，这诏书是在逃跑路上颁发的，又不免几分滑稽！诏书强调其“列祖列宗”的“文谟武烈”，乾隆皇帝就是其引以自豪的“列祖列宗”之一，慈禧太后可能不知道，与乃祖乾隆皇帝同年去世的华盛顿，就是八国联军中米利坚的开国先驱。在他手里，已经开辟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纪元。 在庚子事变中，光绪帝始终处于傀儡状态，宣战没有载湉的责任，罪己也与载湉无关，虽然所有的闹剧是太后导演的，所有的悲剧是太后造成的，然而，始作俑者是从来不会担责的。然而，太后的罪己竟然成了罪载湉，载湉只好把黑锅背起。诏书中有这样两句：“自顾藐躬，负罪实甚”，“知人不明，皆朕一人之罪。”（同上书，页488，489）这似乎应了唐代韩愈的一句诗：“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页798），只不过，这里的“天王”不再是载湉而是慈禧，此时的皇帝已经降格，比“臣”也高不到哪里去。不过，最高统治者的自我批评也讲策略，光绪帝的这两句“自我批评”并未开列任何“罪错”事实，大概相当于“我也做得不够”而已。 接下来，诏书词锋一转就矛头向下了。“果使大小臣工有公忠体国之忱，无泄沓相安之习，何至一旦败坏若此!尔中外文武大小臣工，天良俱在，试念平日之受恩遇者何若？其自许忠义者安在？”（《义和团档案史料》，页488）只让失去权力的载湉背黑锅已没有说服力，首都失陷，朝廷逃跑，“大小臣工”都脱不了干系。这让人很容易想起崇祯皇帝的遗诏，朱由检上吊之前还认为，“皆诸臣误朕也”。（《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九，中华书局，1977年，页1382）在这里，“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的逻辑不管用了。由此可见，慈禧太后的“罪己诏”不过是“卸责诏”而已。 罪己诏指出，“国家设官各有职守，不论大小京外文武，咸宜上念祖宗养士之恩，深维君辱臣死之义，卧薪尝胆，勿託空言，……在在出以精心，视国事如家事，毋怙非而贻误公家，毋专己而轻排群议，……”（《义和团档案史料》，页489）这当然是对臣下的要求。在整篇罪己诏中，皇太后只是以光绪帝的名义承担了一些轻描淡写的抽象责任，对于她自身由于贪嗜权位、权欲膨胀而冷藏载湉，搁置皇权，垂帘听政，独断专行，导致的重大灾难只字不提。 “毋怙非而贻误公家”，此事可以追问一下端亲王载漪，正是他为了让其子登上皇位，煽动和利用了义和团势力，这背后当然也有太后的主意；“毋专己而轻排群议”，这可以问问太后自己，正是她的骄横跋扈，坤纲独断，杀害了袁昶等一干清醒的大臣。这哪里是什么“轻排群议”？然而，这两句话，她甚至提到了“视国事如家事”的境界。庚子国难这种前所未有的民族浩劫，不正是由于皇太后总是把国事当作家事处理的结果吗？事情也难怪，在皇权专制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本来是应有之义，国家本来就是爱新觉罗氏的家事。 也许慈禧太后也深知这份罪己诏诚意不足，份量不够，过了两天（七月二十八日），“鸾舆”到达宣化府，她再次向大小臣工颁发了上谕，“自今以往，凡有奏事之责者，于朕躬之过误，政事之阙失，民生之休戚，务当随时献替，直陈毋隐。当此创重痛深之候，如犹恶闻谠论，喜近谗谀，朕虽薄德，自问尚不至此。”（同上书，页491）这个权欲熏心的老太婆，她的一生，除了篡夺权力，把持权力，玩弄权力，何曾把“政事之阙失，民生之休戚”放在心上。如果不是面临“创重痛深之候”，她怎么可能会“罪己”（何况她罪的本来就不是自己）？此时此刻，她竟要求臣下“务当随时献替，直陈毋隐”。想当初，此次国难不正是因为她“恶闻谠论，喜近谗谀”造成的么！在当时，有谁敢于指出“朕躬之过误”？她先是听信刚毅、赵舒翘出于逢迎而对义和团情况的虚假汇报，后又听信直隶总督裕禄出于谗谀对战况的报喜不报忧。继之，五大臣正是因为直陈“谠论”才掉了脑袋，其余几位如奕劻、王文韶、廖寿恒、那桐，如非城破，脑袋早就搬家了。 “总统是靠不住的”，“太后更加靠不住”，清末立宪终究废纸一张，革命等不及慈禧太后的虚假维新，满清王朝的大厦终于土崩瓦解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