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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捷，南京理工大学艺术与文化素质教育部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民国研究》第33辑。 提 要：梁启超欧游回国之后，在其制定的研究系参与五四新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中，张东荪主持的中国公学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张东荪在1921年夏秋之际入主中国公学前后，在人事改革、学制改革等方面都与公学的守旧派进行了激烈的交锋。数次风潮，归根到底，主要是斗争的双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大背景之下在传统文化认同、现代大学建设与改革等方面巨大的思想认知差异所导致的，当然其中也纠缠着公学管理层权力争夺、教师选聘和学生晋级等切身利益等问题，甚至其中也有与研究系一直敌对的党派势力在风潮中推波助澜。在研究系高层的支持下，张东荪顺利的渡过了风潮，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公学仍然是研究系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建设以及新文化运动在教育界深入发展的历史大叙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为较早成立的私立大学之一，中国公学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且独特的历史地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梁启超、王家襄、王敬芳主导的研究系势力掌控中国公学，张东荪作为研究系知识分子思想骨干，被梁启超等人选中主持中国公学，在贯彻研究系文化建设理念的同时来培植党派人才。以往学界的研究也关注到了张东荪主持下的中国公学风潮事件，有的著作、论文也对此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析，比如刘迪锤的《中国公学研究》（北京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1年）、严海建的《多重因素驱动下的校内风潮——1921年中国公学风潮述论》（《民国研究》2013年春季号，总第23辑）、章玉政的《光荣与梦想：中国公学往事》（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等，但这些研究要么对中国公学数次风潮的起因、经过等历史状况的描述与分析较为粗疏，要么就是没有注意到研究系高层以张东荪领导下的中国公学介入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建设事业的整体盘算和规划及其对中国公学数次风潮走向的巨大影响，本文想在这些方面做一些探讨。 当1920年3月梁启超欧游回国之后，为了落实自己与张君劢等人欧游时策划的文化大计，梁启超向女儿表示自己“欲在上海办一大学”，这样的筹划，得到了中国公学校长王敬芳等人的大力响应。对王敬芳来说，梁启超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对于中国公学扩大自身影响、募集资金来说无疑是金字招牌，而对他自己而言，由于担任着河南福中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不能驻校办事，因此也亟须找到可靠的人来代替自己管理公学。对双方来说，同心协力把中国公学做大做强无疑是最现实的道路。梁启超领导的研究系在筹划共学社、为中比公司招股、改编《解放与改造》等各项举措逐步开展的同时，也将中国公学的建设提上了议事日程。 一、张东荪进入中国公学 1920年9月5日，梁启超经过与同人商议，致信研究系干将——时任《时事新报》主编的张东荪，希望其可以担任中国公学教务长一职。张东荪接受了梁启超的建议，因为张东荪此时也对主编《时事新报》之事感到些许厌倦，他在之前不久写给同党好友张君劢的一封信中就说： 弟对于政治，厌恶已深，以后誓不为政治性质的运动。将以译书著书报答于族众。即杂志与日报之言论事务亦颇思摆脱。将来如有教育事业可为省（者），弟愿追逐于当世诸公之后。或兄等为社会活动，弟则以教育为助。兄等对于旧势力为炮兵骑兵以事攻击，弟则愿守辎重，或作农夫，为诸公制造粮食也。 梁启超的邀约显然正合张东荪的心思，在张东荪看来，中国公学的未来走向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第一宜问款事究竟是否有成，第二宜问搏（抟）沙是否有决心。二者缺其一则不必再说矣。” 1921年3月，中国公学校长王敬芳邀请张东荪至京商议校务，1921年9月13日，王敬芳授权张东荪行使代理校长职权。在9月12日的开学典礼的讲演中，张东荪谈到了自己的施政纲领，第一，学校并不是单纯教育学生的所在，而是文化的总汇和知识增长的渊泉；第二，中国现行学制过于机械化，为了让新式人才在社会上取得有利地位并进而改造之，所以要改革学制，“发挥个性，并注重职业”；第三，学校的内部组织应该以教师的精神为主体，“务使学校等于学术研究会，而学生应于保育的精神下实行自治。”其中真正关键的是第二条。那么，张东荪在入主中国公学前后到底面临什么局面，他的作为又是如何的呢？ 二、风潮初起与张东荪的改革 事实上，在张东荪入校之初，就引起中国公学发生了严重的风潮。风潮的起因，归根到底，是有关新旧思想的冲突导致的旧派教师的“饭碗问题”、与学生利益相关的学制改革问题等等问题纠合在一起，异常复杂。 在张东荪还没有入校之前，中国公学的实际主持人是研究系王家襄的亲信——四川人李挹清（荫秾），当时李挹清一身兼任事务长、教务长和中学部主任三职，在经济、人事方面权力极大，当时中学部的旧派教师大多与其引为同志。而1921年夏，由于王敬芳招揽张东荪入校担任教务长之后，张东荪又延请了舒新城担任中学部主任，导致李挹清权力被削弱，这可能引起李挹清的不满。“当时商、中两部的教务长为刘秉麟，于春间赴英留学，事务长为四川之李君（即李挹清，笔者注），而校长远在北京，李君实属实际的校长，而在刘（秉麟）去之后，由东荪任教务长，要与分庭抗礼，依理是难免有问题的。而东荪为政论家，于学问、尤其是哲学有其独到之处，作评论很能动人；但事务经验则比较的少；其为人，则完全书生本色，对于社会的情伪不大理解，对于办事的手腕尤不讲究；再加以我这更书生、更激进的湖南人与之合作，其有问题，便由或然而成为必然。”其实在一开始，双方的合作似乎颇为融洽，舒新城按照预定的安排招请新派教员，延请了叶圣陶、朱自清、陈兼善、常乃惪、刘建阳、刘延陵、吴有训、许敦谷等人来公学任专任教员，同时拟定了改革计划，准备登报招生。7月13日，李挹清与舒新城在张东荪家中第一次见面，并表示完全赞同舒新城的做法，准备翌日接其往吴淞校区居住并“筹备一切”。但是双方矛盾很快爆发，1921年7月20日，中国公学校董熊秉三、王家襄来校参观，李挹清与张东荪发生言语冲突，李挹清甚至直言“新闻记者不宜办教育”。此后，双方矛盾越来越大，张东荪按照原定计划以中国公学的名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招生广告，谁知发布第二日就有署名为“中国公学”的否认前日启事见于报端，一出关于中国公学的“双包案”上演了。张东荪认为自己有权处理学校改革相关事务，因此立刻致电梁启超要求王敬芳南下解决纠纷。8月20日王敬芳来沪调解，将李挹清解职并赞助其出国考察教育，同时任命张东荪为代理校长，间接的解决了中国公学领导层的矛盾，但是问题的根源并没有解决。就如舒新城所说，“……纠纷也就如脓包一般，既经破皮，非把脓流尽是不能收功。” 在人事上，李挹清辞职后有亲信教职员随其而去，而对那些留职的旧派职员，张东荪续送聘书，但是对个别业绩平平的职员将聘期从一年缩短为半年，这又导致了旧派职员中的不满情绪再次蓄积。而在文化上，当时中国公学守旧因循的气息十分浓厚。“旧日办事人之古气又重，故中学部学生不识时代之潮流者甚多，国文教子书八家文，英文教艰深过时之文学。”舒新城表示公学有的学生竟然不知道德谟克拉西，甚至都没有看过《新青年》！因此，舒新城就与张东荪商量对旧派教师进行清退，而这也与张东荪一贯秉持的“除旧务尽”的思想一致。中国公学的国文教员石某就因此而被舒新城等人辞退，而对守旧的英文教员则要求其更换过时的教科书。“易人之时，学生曾挽留而未许，易书之后，旁人亦有喃喃之言。”毫无疑问，旧派教师人人自危。而学生由于受到教师的影响，封建守旧的思想十分浓厚。为了纠正弊端，舒新城大力起用并信任湖南第一师范和浙江第一师范的进步新派教师，比如叶圣陶、朱自清、刘延陵、刘建阳等人，在个人私交上与这些新派教师往还密切，这在旧派人士看来无疑是“植党”的行为。“盖在校时，我与彼新聘八教员之往还甚多，而少与其他同事接洽，在学生或非学生之见极易发生若非同党，何亲密若此之感。其实今年所聘之教员除刘建阳先生系去年在长沙第一师范同事外，其他如刘延陵、叶圣陶、陈兼善、朱自清、吴有训、常乃德、许敦谷诸先生不仅不相识与其他同事等，即从未通信亦与其他同事等。所异者即平日曾在报纸杂志上读过诸先生之文章，而未见其他诸同事之善作耳。……吾辈之视专治骈文、遵守部章为不合时宜，亦就他人之视擅改部章及以国语教学生为不遵古训一样。无论吾辈言行如何，他人根本上即不满足，自不得不起而攻之。此次吾辈入中国公学，既集思想不相容之人于一处，势力又不相上下而不能同化于何方面，见此次之风潮，无论理论上事实上均无可幸免。”正如舒新城从根源上剖析风潮的起因时说，“此次风潮之所由起抽象言可以‘思想冲突’四字包括之。” 而在学制改革上，张东荪在1921年春极力延请舒新城担任中国公学中学部主任之初双方即达成共识，他们都认为公学的学风极差，而现行的整齐划一的学年制不利于人才培养，而更加注重学生个人能力培养、更适合个性化教育的选科制、学科制是发展方向。选科制其实就是学生在完成必修课学习之外，再选择若干门自己兴趣所近的课程进行选修；“学科制是指将学生按能力或作业进行分组分科学习，……这种能力分组，是指打破学年制，学生按照各自的能力和程度，进入不同程度的同种学科学习，以学科成绩为单位升级，譬如一个学生可能算术在三年级上课，而语文则在五年级上课。”“选科制加学科制”的教学改革显然是非常先锋性的，极具探索价值，这样的改革也是新派教师大家都极力赞同的。按照舒新城等人的改革方案，中学从以前四年改为五年，前三年修习普通科目，后两年分为文理商师范四科目，这样的话，对学生来说，升学或者就业两不耽误。显然，舒新城的教学改革，初步具有了西方大学通识教育的色彩，是现代大学课程、学制建设的中国化道路的初步尝试。舒新城等人构想，中国公学发展下去，“预计至民国十六年间，教员有四十人，学生有八百人，且以为依我等之计划而行，以后每年毕业之八百青年，当无一不为优良俊异之徒。”办学者这样的打算和愿景的想象显然是过于理想化，虽然不明就里的学生在一开始对改制一致赞成，但延长学时让那些只求文凭到手的滥竽充数的学生顿时感觉到了压力，“迨实行月余，始知此种选科制非用功不易升学。”而按照学科制，某科目成绩不优良不能晋级，而且在开学之初就对现有的学生进行了测试以定等级，“有许多高年级学生排入较低之组次，故怀恨之人愈多。”而且，改革伊始就在公学管理层受到了很大阻力，张东荪、舒新城等人在《时事新报》等媒体上发布含有学制改革内容的中国公学招生广告之后，随即李挹清（荫秾）等人就在报纸上以中国公学的名义发表启事对张东荪的改革拆台，“《时事新报》登载本校第二次招生通告及改造宣言各节，查与本校事实不符，且非本校送稿嘱登。”而为了改变中国公学学风懒散、管理松懈的弊端，张东荪强调要加强管理，舒新城规定，每学期旷课至六十次者要退学处理，某科请假四分之一以上者无缘升级。这不但让学生感到压力，而且与学校管理人员产生了矛盾，“前办事人尤斤斤曰我主张严厉也。”而在教师方面，由于新的学科制要重新安排教学时数，即有某石姓教师坚决反对，终至决裂而去。总之，舒新城和张东荪的改革在中国公学管理层、学生、教师等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旧派人员的强烈反对。 三、风潮再起及终结 二次风潮终于在1921年10月11日爆发，当晚九十点钟，有学生三四十人在校外树林中秘密开会，筹议驱逐舒新城。第二天一早，这些学生锁上了甲乙丙丁戊各个班级的教室门，同时要求中学部学生罢课，并宣布舒新城罪状，要求驱逐舒新城。当日下午，张东荪到校，为了平息风潮张东荪找闹事学生谈话，并对他们所提出的舒新城罪状一一给予驳斥。学生无言以对，迁怒于张东荪并挟持其至学校礼堂开会。张东荪见学生不可理喻随即赶赴车站准备返沪，学生也追至车站要求张回校召开大会被拒，“诟谇交加，迨车开始止”。见无法让张东荪顺从自己，学生返校后即损毁办公室玻璃，为了不让学校通告家长，学生将所有学校文件和学生通信簿全部搜去。此外，在驱逐舒新城之外，更要求驱逐张东荪。作为学校的代理校长，为了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张东荪以学生辱人而毁室、屡次撕去学校告示为由开除十二名学生，在10月17日带领警察二十人赶赴中国公学，贴出开除告示要求闹事学生两小时内离校。而闹事背后主谋、公学舍监吴成若出面为学生恳求，要求延期一日，张东荪许之。张刚一离开，吴成若和旧派教员李天民等人联络闹事学生在学校礼堂开会，商议对策，决定否认张东荪为代理校长同时推举余楠秋为临时校长，“初以为此次风潮，真由学生诸君之误会而起，至此乃知内容之复杂，人言之不谬，而教育界之黑暗竟有如此者。”风潮还在继续，主张或附和驱张的学生竟然占到了多半，张东荪等人显然处于劣势。张东荪在拒绝交出校长印信的同时，再次电告王敬芳南下处理学潮。 张东荪的支持者很快站了出来，1920年10月20日，被张东荪、舒新城请来的新派教员叶绍钧、常乃德、朱自清、刘建阳、陈兼善、吴有训、刘延陵、许敦谷等八人联名发表《中国公学中学部教员宣告此次风潮之因原始末》（叶绍钧执笔），为张东荪、舒新城等人辩诬，同时表示“暂时请假”。无疑，这是新派就是用一种“共进退”的方式向社会展示对于张东荪、舒新城等人的支持。10月28日，中国公学学生在《时事新报》又发表《中国公学学生一百四十七人宣言》，对张东荪表示支持，“总之，同人等对于已往之事实，认为饭碗作祟，青年受愚，对于以后之校务，同人绝无对人之关系，而纯以事务之合乎理性与否为旨的，凡有阴谋捣乱，以三百青年之大好光阴供其牺牲者，同人等必奋力反抗之。”与此同时，中国公学风潮的鼓动者也利用《时报》、《民国日报》等媒体发表对张东荪等人的批判文章，就在20日叶绍钧等八人发表为张东荪等人辩护文章之后，与研究系主持的时事新报社一贯敌对的国民党背景的民国日报社邵力子发表了《中国公学风潮平议》，“我看见八位教员通告请假，并为东荪君辩护，不免深叹理性能力为情感所蔽。照那八位教员所说，东荪君处置这次风潮，完全没有错误，甚至带警察二十人去开除学生，勒令两小时内一律出校，也是很有道理。……八教员又说：‘吴淞离上海稍远，旧日办事人之古气又重，故中学部学生不识时代潮流者甚多，国文教子书、八家文……’但我望八教员想一想‘君子爱人以德’的古训，对于东荪君那样暴力恣睢的口吻，卤莽灭裂的手段，下个公平的判断。”对于民国日报上大量的攻击文章和邵力子等人的批判，张东荪只是轻轻一笑，“某报则素对不佞有反感，对于不佞之一举一动无不反对，一若不佞吃饭彼即不吃饭者。其可笑亦甚。”张东荪对此次学潮认为是出于阴谋者的背后指使，而学生只是盲从者。“友人中对于此事，多为不佞呼‘不值得’、‘犯不上’者，实则果公学之黑幕积藏数年之久者因不佞而揭出，则不佞即去，亦自信或不失为公学之功臣也。” 与此同时，学潮的双方都在四处活动，争取着支持。舒新城在风潮开始后，就于10月18日前往北京向王敬芳报告风潮缘由并获得了王敬芳、梁启超等人的支持；而驱张一派也向校长及校董发电，请求支持，甚至派出斋务吴成芳赴京游说曾在公学搞学潮的老校友——胡适。胡适在日记中说道，“上海中国公学此次有风潮，赶去张东荪，内容甚复杂；而旧人把持学校，攻击新人，自是一个重要原因。这班旧人乃想抬出北京的旧同学，拉我出来做招牌，岂非大笑话！他们攻击去的新教员，如叶圣陶，如朱自清，都是很好的人。这种学校，这种学生，不如解散了为妙！” 王敬芳当然不会让凝聚着自己和友人心血的中国公学走向末路，1920年11月8日，他在张东荪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吴淞中国公学，召集大会，在礼堂声泪俱下的演说两个小时。在演讲中，王敬芳从创校艰难说到停办时的痛苦以及恢复时的喜悦，将过错都归结于自己不能驻校办理校务，并宣言张东荪、舒新城处理学潮的做法是自己的意志并极力为张东荪、舒新城等人辩护，他认为学生对于学校不满意可以转学，并不用推翻本校，对于某些学生提出张、舒二人的罪状，他认为纯属无稽之谈，为了早日平复学潮，他调和双方矛盾，认为本次矛盾纯属于误会，对愿意改过的学生不追溯既往，而对那些不以本校办法为然的学生则请其自行退出。王敬芳极有感情的讲演征服了大部分学生。演讲完后，王敬芳请自动退学的34名学生话别，当晚又设晚宴招待辞职的教员以为饯行。王敬芳以他的出众口才和办事能力完美的解决了此次纠纷。 演说完毕后，当夜闹事学生紧急开会再次要求驱张、舒二人，但已很难成事。王敬芳次日来校对学生进行训斥，表示合则两难，分则两全。闹事学生见当局挺张、舒之倾向明显，遂即“归顺”张东荪。“该（驱张、舒）委员翌日亲至张东荪寓，声明风潮起于误会，请求原谅，张答一切由校长主持，即旋谒校长，校长谓意志坚强为青年美德，今诸君改变太速，转令人失望。此一部分学生遂要求不揭示革退，而相率自去，共退出者二十八人，于是满城风雨，中国公学风潮，至此乃告结束矣。” 离开的不光是旧派，新派目睹公学飘摇之情形、深受旧派之肆意攻击，亦心灰意冷。舒新城后来犹记得叶圣陶看到公学这种情形“精神苦痛异常”并表示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再干下去了。11月9日，朱自清、叶绍钧等九人发布《中国公学辞职教职员宣言》，其中提到，“同人加入中国公学，本于尽力教育之志愿，他非所知，或者谓为某党某系，名之夹带教员，含沙射影之污蔑，同人耻与辩理，愿言者葆爱人格，早知忏悔而已。……同人自审于志愿莫从克遂，于中国公学无能为裨，遂向王先生辞职，即日出校，虽或贻任情之讥，实亦行良心所安，特此宣告。” 1921年11月26日，中国公学在《时事新报》头版头条登出启事，正式宣告学潮终结。 四、风潮之后，痛定思痛 虽然公学元气大伤，但梁启超仍然为张东荪打气，“鄙意谓但使勉强可办得下去，则此校断不宜舍弃。抟沙无论如何总属我辈，有事可以商量，最多再闹风潮一两次，愈闹则阻力愈减一份，在吾辈持之以毅而已。”同时他建议舒新城约集来的新式人才“无论如何不可散去”。公学恢复秩序后，梁启超十分高兴，“抟沙此次办的如此美满，真是最高兴的事，尤其高兴者，是我们气味相投之人到底是不错，既已如此，我们自然是要尽力所能及，将此校办好。”梁启超建议刘南陔和舒新城要以此校作为“终身事业”。舒新城等人也似乎很有决心，在1921年11月21日舒新城写给梁启超的信中，表露了他的将活动范围扩大到五湖四海的“野心”，“……中国公学委城与南陔、东荪三人办理，君劢、志摩则分在南开讲演，公则往南京讲演（最好请百里设法在东南大学设自由讲座），如此鼎足而三，举足可以左右中国文化，五年后吾党将遍中国，岂再如今日之长此无人也。” 此后，研究系一派仍旧牢牢控制着中国公学，虽然在经济上几乎时时都处于危机之中，但是公学的发展还是有目共睹的，这也是研究系人为了培植人才、进军教育界的实绩的体现。风潮过后，新派教师完全占领了中国公学，张东荪也放手让舒新城等一帮人创新教育，“每逢大家对于某事谈的有办法时，大家都是本着一股热忱，恨不得立即实行。代理校长的张东荪先生，其书生气也和我们不相上下，且不常到校，对于学校的情形不大明白，只要我们说什么是好的，什么事应该办，他虽未见得都赞成，但经过几次辩论之后，他总不坚持己见而听我们自己试验，于是我们把当时的学校，当作试验理想的自由园地而自由试验。”在舒新城领导下，1922年中国公学进行了很多极具探索性的教育改革和试验，而这些教育领域的实践与革新显然是研究系参与新文化运动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管怎么说，研究系执掌中国公学确实为社会培养了一批人才，实践了诸多有革命性意义的教育理念，在教育领域推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曾经先后在时事新报馆和中国公学都与张东荪共事过的俞颂华高度评价张东荪执掌中国公学的经历，俞颂华说，“他办学的时候，据我所知道，有两大特色：一是毫无党派成见，专门聘请好的教授；一是积极充实图书设备，提倡自由研究的学风。这话是在那时中公毕业及读过书的校友都能负责证明的。所可惜的是，那时经费有限，而且他主持校政的时间亦不够长。不然，我相信中公一定能如北大和燕大一样有悠久的卓著的成绩。”对于张东荪在中国公学的作为，俞颂华的评论可谓公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