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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6期，本文注释从略。 内容提要 在苏精对19世纪传教士中文印刷历史研究的基础上，笔者通过实地考察印度塞兰坡英国浸礼会旧址和收集保存在当地的一些书籍和资料，进一步探讨19世纪早期马士曼等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在印度塞兰坡所开展的中文铅活字印刷事业，认为马士曼等人于1813年翻译出版的新约圣经中的《若翰所书之福音》（《约翰福音》），应系近代应用铅活字印刷技术所印出的第一本中文书籍。而且，塞兰坡的铅活字印刷影响到马礼逊、台约尔等伦敦会传教士在中国沿海和南洋的铅活字印刷活动，两地之间既有竞争，也有相互激励和相互影响，共同推进了近代早期西方铅活字印刷技术在中国的引进与发展。同时，还探讨了新教在亚洲传播过程中传教与经商、宗教与文化传播相互交融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 马士曼；印度；塞兰坡；铅活字；中文印刷；文化传播 近年来，随着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两书的出版，有关中国近代使用西方铅活字技术印刷出版中文书籍的起源问题，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对于此问题，1998年我在撰文探讨马士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拉沙（Joannes Lassar，1781-1853？）于19世纪初在印度塞兰坡（Serampore，今译塞兰布尔）的《圣经》中译活动时，曾提及马士曼和拉沙于1813年翻译并印行的《若翰所书之福音》（即《新约》中的《约翰福音》），“实际上是近代应用铅字活版印刷技术所印出的第一本中文书籍”。如今时光已过去了20年，期间我曾有机会两次前往印度塞兰坡实地考察当年英国浸礼会传道站旧址，并收集到保存在当地的一些书籍和资料，这对于进一步深入理解这一历史事实无疑大有助益。因此，希望能利用一些新的资料，就这本最早用铅活字印刷的中文书以及塞兰坡传教士的中文印刷事业作进一步的探讨，以求教于同行先进。 一、若干旧说的检讨 在中国古代印刷史上，除主流的雕版印刷外，活字印刷也有着很长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宋代，但多为泥活字和木活字，金属活字如铜活字、锡活字、铅活字虽也有使用的记载，却并未真正流行。15世纪中叶德国人谷腾堡（Johann Gutenberg，1400？-1468）发明了西式铅活字印刷术，从而引发了欧洲印刷史上的一场革命。1588年西方铅活字印刷技术始由耶稣会士传入中国，并在澳门印刷了三本拉丁文书籍。其中首本图书为玻尼法爵（Juan Bonifacio）神父著《基督教儿童教育》（Christiani Pueri Institutio），该书由耶稣会澳门区主教范礼安神父（Alexander Valignano，S.J.，1530-1606）编辑，共252页。该书的原版于1575年在法国Salamamca出版，后又在西班牙的Burgos出版，1588年在澳门出版的系该书第三版。第二本书为《日本使团旅行记》（De Missione Legatorum Japonensium ad Romanam curiam，rebusque in Europa，ac toto itinere animaduersis dialogus，ex ephemeride ipsorum legatorum collectus），或译《日本赴欧少年使节》，该书由耶稣会士孟三德（Eduard de Sande，S.J.）翻译成拉丁文，并于1589年首次在澳门印刷，1590年又第二次印刷，书名稍有更动。第三本书为Sanazario Emendato（书名意为“修正”），系马斯亚神父（Lorenzo Mexia， S.J.）的诗集，该书原件现已散佚。 那么，近代用中文铅活字印刷中文书籍，到底始于何时呢？ 学界过去通常认为，中文铅印书籍是从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开始的。比如，张树栋等著《中华印刷通史》中说：“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是第一个进入中国传教并带来近代铅活字制作技术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该书“大事记”则云：1814年，“马礼逊派中国教徒和其助手米怜到马六甲设立印刷所，继续致力于用西方铅活字印刷术制作中文活字，印刷中文书籍”。1815年，“英国印工汤姆氏在澳门雕刻金属活字，印成《马礼逊字典》，这是在中国境内用西方铅活字印刷术排印中文书之始”。1819年，“马礼逊派人在马六甲设立的印刷所，用中文铅活字印成第一本中文《新旧约圣经》”。 熊月之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提到：“1814年，英国的职业印刷工人汤姆司携带活字印刷机器设备，受派来华，在东印度公司澳门办事处，从事《华英字典》的印刷工作。……他们在含锡的合金块上，雕刻汉字活字，速度很慢，也很麻烦。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刻出第一副汉字活字，用含有汉字活字的印刷机器印出《华英字典》。” 张秀民著、韩琦增订的《中国印刷史》（下）中述及：“马礼逊在澳门编一部《华英字典》，或称《马礼逊字典》，东印度公司同意为他出版。约1814年一个职业印工汤姆司（P.P.Thomas）带着印机活字和其他必须设备，从伦敦被派来华。他到后，同几个中国刻工着手在含锡的合金块上，从事麻烦的雕刻活字工作。1815—1822年之间，印成六卷本的字典六百部，费用为一万二千英镑，这可说是西人用中文活字印的第一部印本。但活字仍是用中国旧法雕刻，而不是西法铸造的。”同时，在张秀民、韩琦稍早合著的《中国活字印刷史》中，他们指出：“除翻译《圣经》外，他（指马士曼——引者）还著有英文著作若干种。《中国言法》（Clavis Sinica）是一本介绍中文语法的书，1814年在Serampore出版，书后附有《大学》之中英文对译，其中的汉字显然为活字印刷。” 万启盈等著《中国近代印刷工业史》中亦提及：“1814年，有一本英文著作《中国言法》（Clavis Sinica）在塞兰普尔（Serampore）出版。该书附有‘四书’之一的《大学》首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汉字字样，字体酷似铅活字印刷”。范慕韩主编的《中国印刷近代史》中也提到，在1815—1823年马礼逊的《字典》在澳门出版之前，“马施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年，英格兰浸礼会传教士）曾于1814年在塞兰普尔出版了一本介绍中文语法的书《中国言法》（Clavis Sinica），书后附有中英文对照的《大学》，其中的汉字极似活字”。 方鸣编《近现代中国出版史大事编年》记载：1819年马礼逊在马六甲的印刷所始印第一部《新旧约中文圣经》，这既是第一部中文版圣经，也是第一部铅印的中文书。 贺圣鼐、赖彦于编《近代印刷术》中述及：“马礼逊收得刻工蔡高为教徒，此为我国人崇信基督教新教之始。马礼逊知官厅侦之严，恐再蹈前辙，乃遣助手米怜（William Milne）及蔡高二人，同往马六甲，设立印刷所，至一八一九年始印成第一部《新旧约中文圣经》，华文之用欧式活字印刷书报，即始于斯时也。” 以上诸说，各不一致，有的叙述明显是不正确的。但是，即便就各书所提到的1814年、1815年、1819年、1822年这四个时间点，无论哪个都比1813年马士曼等在印度塞兰坡用铅活字印刷中文圣经《若翰所书之福音》要晚！ 正因为如此，钩沉这一段耐人寻味的历史，对之进行清晰的说明，就显得尤为必要。需要指出的是，苏精在其两部有关近代印刷史的著作中，尽管没有明确指出《若翰所书之福音》为第一本铅活字印刷的中文书籍，但对19世纪早期马士曼等在印度塞兰坡的圣经汉译和中文活字印刷活动均已有所述及，本文则是在其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利用牛津浸礼会档案文献和印度塞兰坡所保存的部分文献，对塞兰坡浸礼会差会印刷所用铅活字印刷中文书籍的若干细节作进一步的补充和考证。 二、塞兰坡英国浸礼会差会印刷所 1792年英国浸礼会创办了自己的海外传道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BMS），是为欧美各国的第一个基督新教海外传教团体。该会的发起人之一威廉·凯瑞（William Carey，1761-1834）与另一位传教士约翰·托马斯（John Thomas）于1793年11月来到印度的加尔各答传教，由此开启了19世纪风靡全球的基督新教海外传教运动。 因浸礼会不属于英国国教，印度英国殖民当局禁止浸礼会在加尔各答传教，无奈之下，凯瑞只好避居乡间，以开设染坊为生。直到1799年浸礼会又派出后续传教士马士曼、沃德（William Ward，1769-1823）等前往印度之后，他们遂在加尔各答附近的丹麦殖民小镇塞兰坡（Serampore）建立起传道站，由此正式开创了英国浸礼会在印度的传教事业。 在塞兰坡传道站，传教士们为了维持生计，不仅开办了若干寄宿学校，而且为同时满足生计和译经事业的需要，还于1800年开设了塞兰坡差会印刷所（Serampore Mission Press，简称塞兰坡印刷所）。当时，塞兰坡传教士的经费来源十分有限，主要依靠国内总部提供的经费和大英圣书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的部分资助，但这些资助数量甚少，完全不能满足传播宗教及自身生活的需要。据有关文献记载，从1799年到1804年五年间浸礼会总部寄给塞兰坡差会的总经费不超过5740镑，但他们的总支出却不少于1.3万镑，经费缺口十分巨大。这迫使传教士们设法通过包括印刷业务在内的商业活动来弥补差会的财务赤字。凯瑞认为，开办印刷所，一是可以承接一些印刷业务，使传教士们有谋生的手段，同时也可以扩大其社会接触面；二是为了将圣经译成各种东方语言并出版发行；三是可以为那些皈依基督的当地人提供一些工作的机会。凯瑞、马士曼和沃德三人之间作了分工：由凯瑞负责将圣经译成各种印度方言，曾担任过小学教师的马士曼负责主持寄宿学校，印工出身的沃德则负责印刷所事务。在沃德的主持下，塞兰坡差会印刷所自1800年正式设立后得到很好的发展。从1801年出版孟加拉语的新约圣经开始到1832年，塞兰坡印刷所共出版了约40种语文、21万余册传教与世俗书刊。而其中最了不起的成就，便是打造出多种印度土著语言和中文铅活字，使应用西方近代铅活字印刷技术出版这些东方语言书籍成为可能。 为了实现塞兰坡传道站在1804年制定的将圣经翻译成全部东方语言的庞大计划，自1806年初开始，马士曼便与其长子约翰·马士曼（John C. Marshman，1794-1877）一道跟随拉沙学习中文，并受凯瑞之托负责塞兰坡印刷所的中文印刷事务。 塞兰坡的中文印刷经过了几个阶段的发展。 最初是1804年左右尝试以中国传统的木刻雕板印刷拉沙从亚美尼亚文《圣经》中翻译的《创世纪》和《马太福音》的样张，但仅是实验性质。对当时塞兰坡的传教士而言，由于中文雕版印刷技术很难掌握，且经费昂贵，他们甚至考虑从英国雇请一名善于木刻的技工到塞兰坡从事雕刻工作。 大约从1808年开始，在继续尝试采用雕版印刷《马太福音》的同时，为了印刷出版马士曼的英译《论语》（书中有大量中英文对照的《论语》引文），塞兰坡印刷所开始以每月4镑的薪水雇佣一名华人来督导孟加拉土著工匠雕刻中文木活字，每个字为1.6至1.8平方厘米。这些工匠曾长期在木头上雕刻用于印染在棉布上的各式花卉图案，木雕技艺极为娴熟。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在整片木板上雕刻好汉字后，再逐行锯成长条，与《论语》英译文的英文铅字对照排印。1809年《论语》的英译本正式出版，由中文原文、译文、评注三部分构成，自“学而第一”译至“乡党第十”，这是继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之后，首次用英文比较翔实地将半部《论语》介绍给西方。该书出版时，因穿插其间的中文木活字很大，英文铅字间留空很多，以致造成四开本的英译本竟长达725页。 1809年，作为学习中文的成果，马士曼还同时撰写了一篇研究中文字符和发音的专题论文《论中文之字符与字音》，其中所使用的汉字木活字则较小，应该是整片木板刻成后逐字锯开排印，和大活字排印的处理方法有所不同。这种逐字锯开的小木活字汉字以后也应用到《圣经》的中文翻译印刷中，以补充部分不常用字。 由于木活字体积太大，印刷时会耗用大量的纸张，加之容易损坏，时常需要重刻，并不实用，因此，在1813年之前，新教传教士们在中国沿海和印度塞兰坡翻译、出版的中文圣经，基本上均是采用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与中国坊间流传甚久的刻书、印书方法无异。 1810年，马礼逊在广州根据他从英国携带来的由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白日升所遗留下来的部分汉译《圣经》稿本《四史攸编耶稣基利斯督福音之会编》，整理并出版了《新约全书》中的《使徒行传》，取中文名《耶稣救世使徒行传真本》，该书的印刷即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方式。同年，马士曼和拉沙在塞兰坡翻译出版了《新约全书》中的《马太福音》，取中文名《此嘉语由于所著》，该译本也是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线装一册，共95面。1811年，马士曼与拉沙又在塞兰坡翻译出版了《新约》中的《马可福音》，取中文名《此嘉音由嘞所著》，此译本同样系采用木刻雕版印刷，线装一册，共56面。 大约在1811上半年，塞兰坡传教士们开始借用西方的铅印技术来制造中文的铅活字。据称最初的想法来自于一位学习中文的传教士的子弟，他建议改变传统的中文印刷方式，采用西式铅印的办法印刷中文圣经。其原因是由于在采用雕版印刷《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过程中，他发现最困难的是校对，一旦发现有错误就得重刻，十分麻烦。于是，他们决定引入西方的铅活字印刷技术以改进中文的印刷。他们依靠当地的工匠，并在几名中国人的帮助下尝试制造了两副中文铅活字。其中一副每个字为0.8平方厘米，另一副为每个字0.5平方厘米，比《论语》英译本中所使用的中文木活字要小许多。在不长的时间内，塞兰坡的中文铅字铸造工作克服重重困难，进展迅速。在1808年，传教士们还悲观地认为，鉴于雕版印刷的费时费力以及价格昂贵，“用该语言（汉语）印刷全部圣经，还是一件为时遥远和不太现实的事”。然而在5年之后的1813年，他们已经可以乐观地宣称，塞兰坡差会印刷所已准备好用中文铅活字印刷全部圣经。其间，尽管在1812年3月11日夜间，塞兰坡印刷所曾经发生了一场大火，造成巨大损失，但庆幸的是多年积累的各种东方语言（包括中文在内）的字范（punches）和字模（matrices）却在火灾中得以幸存，这使印刷所的铅活字印刷工作很快得以恢复。 三、《若翰所书之福音》——中国第一本西式铅印的中文书籍 对塞兰坡传教士的中文印刷事业而言，1813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其标志性的成果，便是通过若干年的探索和尝试，塞兰坡印刷所在马士曼的主持下，终于在该年用西式铅印技术印刷出版了很可能是近代第一本铅活字汉语书籍的《若翰所书之福音》（即《新约全书》中的《约翰福音》）。 笔者所见的《若翰所书之福音》，一是收藏于剑桥大学圣经会图书馆的最早版本（1813年），该译本共21章，36页（双面），封面呈黄色，铅字活版印刷，线装一册，注明于1813年在印度塞兰坡印行，书末附有《若翰书函》三卷，但仅存7页（双面），不全。该馆所收藏的此书另一个版本，内封题名为《耶稣救世使徒若翰所书福音》，书末附《若翰书函》，系1814年的重印本。此外，笔者还在牛津大学摄政公园学院（Regent's Park College）的安格斯图书馆（The Angus Library）见到该书1813年的另一个版本，系铅字活版印刷，西式精装一册，英文题名，共21章，72页，无论印刷和装帧均十分精美。 在1813年8月致瑞兰德的一封长信中，马士曼详细介绍了印刷出版《若翰所书之福音》的整个过程。他认为，能够用铅字活版印刷圣经的中文译本，是塞兰坡浸礼会传道站所取得的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铅字活版印刷不仅字形美观、清晰，持久耐用，而且克服了传统雕版印刷的诸多不便，可以随时根据需要增删字词，并可多次和大量地进行印刷，且成本较低，比雕版印刷省费甚多。根据马士曼的计算，采用铅字活版印刷比传统雕版印刷通常节省经费达2/3。马士曼还指出，如果在塞兰坡同时用铅字活版和雕版两种方式印刷圣经，铅字活版印刷从铸字到出版的费用仅为雕版印刷的1/4，如果将在塞兰坡用铅字活版印刷圣经与马礼逊在中国用雕版印刷圣经相比，前者的费用仅为后者的1/3。 对1813年马士曼等首次用铅字活版印刷中文出版物的意义，马士曼的长子约翰·马士曼评论道：“这是自2000年前中国印刷术发明以来的一项最值得纪念的改进之一，不仅仅因为它使书籍在印刷过程中易于修订，而且经济实惠。……在其他传教团体采用铅印技术之前，这项源于塞兰坡并在相当程度上成熟于塞兰坡的印刷技术的改进，开创了中国印刷史的一个新的时代。毫无疑问，当中国人自己大量采用这一印刷技术时，便意味着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开始逐渐被西方近代印刷术所替代。”传教士们预言，这项发明如能运用于对一个拥有约3亿人口的中国传教，以及汉语使用广泛的爪哇、槟榔屿等东南亚岛国及缅甸等地，其传播基督教的意义和商业意义都是难以估量的。 根据约翰·马士曼的记述，塞兰坡印刷所最初的中文铅字制造虽得力于当地的几位技工，但使中文铅字真正变得精美、实用，则是在1812年左右印工出身的传教士约翰·劳森（John Lawson）加入塞兰坡差会之后。早在1807年，马士曼就曾向伦敦的浸礼会总部写信，希望能得到劳森的帮助以发展塞兰坡的中文印刷事业。劳森1811年受洗成为浸礼会信徒后，即携妻与几名传教士一道启程前往加尔各答，后几经周折，方获准前往塞兰坡传道站。正是他的到来，使塞兰坡印刷所的中文铅活字印刷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具备了批量印刷中文书籍的可能性。劳森的功劳主要是通过他在铅活字雕刻和铸造方面的专业知识，使塞兰坡印刷所的金属中文活字字形变得更小，更实用，也更加美观，这使得无论是印刷圣经、教科书、传道小册子，还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传播，都变得更加容易，其应用也更为广泛。 研制中文金属活字，在当时大致有单纯制造中文活字和先制作汉字字模再铸成活字两种不同的制造办法。前者有：（1）在铅锡合金铸成的坯上用手工刻成单个活字。较早的事例有1815年英国工匠汤姆斯（Peter P. Thomas）于澳门印刷所在铅锡合金块上雕刻汉字。（2）用中国的木质雕版翻铸铅版再锯成单个铅活字。如1833年左右，英国传教士台约尔（Samuel Dyer，又译戴尔）在马六甲用一套木刻书的雕版浇铸铅版，然后再锯成单个中文活字的初期尝试；以及在1834年，英国有人用一套雕版浇铸成铅版，制成700个中文活字；1834年春，在美国波士顿有人用中文布道书的雕版24面浇铸铅版，制成活字两套，并运至广州的美国传道会书馆；1838年，法国巴黎皇家印刷局购得中文雕版一副，浇铸铅版，锯成活字，输入中国国内排印教会印刷品。 先制作汉字字模再铸成活字的事例则有：（1）在铜板上刻凿凹下的字模用以铸字。如，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实猎（Karl F. A. Gutzlaff）在铜板上用手工刻凿出正文凹下的汉字字模，约4000字，后送往印度塞兰坡用以浇铸铅活字，但未能取得成功。（2）用手工雕刻反文高凸钢质字范（punch），再用字范翻制成铜质阴文字模（matrix），最后通过字模浇铸成铅活字（type）。这是西方制造铅活字的常规工艺。如台约尔在后期制造铅活字时主要采用此法，他生前共制成钢质字范1845枚，并已开始着手打造一幅更小的字范，但并未完成。1833年《中国丛报》还报道过当时印度（极可能在塞兰坡）有人铸造中文铅活字，可能也使用了钢字压模。（3）1834—1835年间，法国铸字工匠李格昂（Marcellin Legrand）在汉学家包铁（Guillaume Pauthier，1801-1873）的指导下，通过雕刻钢质字模，采用拼合字（又称叠积字）的办法制作中文活字，取得成功，并经美国长老会传至中国。但因按部首和偏旁拼合出来的活字字形难看，不合比例，故难以流行。 遗憾的是，塞兰坡浸礼会传教士当初所用的铅字制作工艺方法，缺乏完整、明确的记载。根据1813年约翰·马士曼的记述，他们开始应该是先铸造出高度一致的金属柱体，然后在上面雕刻单个中文字（engraved the Chinese character），其工匠则称之为刻工（cutters），类似于汤姆斯在澳门为印刷马礼逊字典逐字雕刻金属活字的方法，遇到需要重复使用的汉字，则先采用西法制作钢质字范（steel punch），然后再用钢质字范铸造出所需的汉字。因此，大体上是苏精提到过的采取“半铸半刻”的方法。关于塞兰坡印刷所的中文活字制作法，约翰·马士曼有如下一段较为翔实的记载： 这一年（1813）的翻译年报，特别提到了中文印刷术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改进。第一本《福音书》就是采用中国普遍使用的传统印刷技术，在木质雕版上进行单面印刷，木雕版上的汉字都是由当地土著工人刻上去的。但是，大家很快发现，这种传统印刷方式使得《圣经》修订出版和印刷既费时又费钱。因为每次修订或发行新的版本都要对木质雕版重新刻制，每次都要开支刻板费。为此，采用欧式金属活字，这种既高效又经济的印刷系统，是一种明智的尝试。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开始铸造高度一致的空白金属方块，再由刻字工人在上面刻上汉字。人们发现，相比雕版印刷，这种金属活字印刷要耐用五倍，并且其汉字笔画的清晰度不受任何影响。而且，使用这种单个铅字时，译者可以在译文校样上进行反复修订，非常便利。只有出现需要重复使用的汉字，他们才会打造钢质字范，用这些字范可以浇铸出任何数量的相同汉字。 约翰·马士曼的记述中还特别提到，在1812年约翰·劳森来到塞兰坡之前，“当地的字范刻工已经制作了大量的字范。不过，在劳森先生指导下，这些字范在美观和准确性方面才有了大幅提升”。至于塞兰坡传教士和工匠们是否在钢质字范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了西式铸字法的第二步——用钢质字范翻制成铜质阴文字模来浇铸汉字铅活字，约翰·马士曼的记述中并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说明，也暂时还没有发现明确的文献记载。因此，他们究竟是如何用钢质字范来铸造活字的，其工艺流程还并不清楚。尽管没有明确的记载，但至少他们在制作印度和其他各种东方语言文字的铅活字时，的确曾采用了铜质字模来铸字的方法，可见他们对这一技术并不陌生，也完全有可能用此法来浇铸常用的中文铅活字，只是目前暂时还没有发现直接的文字证据。 四、1813年以后的中文印刷出版 继1813年首次出版《若翰所书之福音》之后，塞兰坡印刷所又相继印刷出版了一系列铅印中文书籍。 1814年，塞兰坡印刷所印刷出版了马士曼用英文写作的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中国言法》。该书是马士曼在其前期论文的基础上，从汉语的字形、发音、语法等方面对汉语作了系统的研究，应该是最早出版的用英文所撰写的中文语法书。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虽用英文写成，但其中引用了大量中文典籍原句作为例句，涉及四书、五经、《四书章句集注》（朱熹著）等大量古籍，这些中文例句均用中文铅字印出，穿插于英文著述之中。《中国言法》之后还附有中国儒家典籍《大学》的英译本，系由约翰·马士曼翻译，由马士曼审定。该译本系中英对照，并附有汉字的对照解释及相应练习。因此，该书虽系英文著作，却也可作为中文铅字印刷的样本进行分析。 在《中国言法》出版一年之后，1815年经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牵线介绍，塞兰坡印刷所出版了近代在华传教史上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马礼逊的《通用汉言之法》。同马士曼的方法相同，马礼逊也是运用英语语法分析的方法，对中文语法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该书涉及对汉语的发音、名词、数词、代词、动词、副词、介词、连词、感叹词的研究，末尾部分则论述了中国的方言、句法及韵律。尤其对汉语动词的研究极其深入，占全书的2/3。书中所列举的大量汉语例句也是采用中英文对照方式，汉字则用铅活字印刷，十分精美。 “二马”（马士曼与马礼逊）的汉语语法书几乎同时出版，这在早期传教史上引发了一段“公案”：即马士曼的语法书是否抄袭了马礼逊的语法书？“二马”双方当时各执一词，闹得很不愉快。根据我的研究和判断，尽管马礼逊这本完成于1811年的汉语语法书在印度被耽搁至1815年才出版，而且负责出版的又是马士曼本人，但基本上马士曼并没有抄袭马礼逊，而是事出有因。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初（1812年）广州英国商馆特选委员会（或译“决策委员会”）之所以将马礼逊的语法书推荐到遥远的印度去出版，正是考虑到当时塞兰坡差会印刷所已初步掌握了用铅活字印刷汉字的技术，并将其运用于中文圣经和相关中文书籍的印制出版工作。 1815年之后，塞兰坡差会印刷所的中文圣经翻译和印刷出版事业进入高潮期，先后用铅字活版印刷出版了以下汉语圣经篇章和全套汉语圣经： 1815—1822年：《新约全书》，铅字活版印刷，线装，1册，自《使徒马宝传福音书》（《马太福音》，Gospel of Matthew）至《若翰显示之书》（《启示录》，Revelation）。 1816年：《神造万物书》（《创世记》，Genesis），铅字活版印刷，西式精装，1册。 1817—1821年：《旧约全书》，铅字活版印刷，线装4册。其中，《神造万物书》至《摩西复示律书》（《律法书》，The Pentateuch），1817年；《若百书》（《约伯记》，Job）至《所罗门之诗歌》（《雅歌》，Song of Solomon），1818年；《先知以赛亚之书》（《以赛亚书》，Isaiah）至《依士得耳之书》（《以斯帖记》，Esther），1821年。 1822年：《圣经》，铅字活版印刷，西式精装，两册。第一册：《神造万物书》至《依士得耳书》；第二册：《若百书》至《若翰显示之书》。此即世界上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中文圣经。 五、塞兰坡浸礼会中文印刷事业之地位与影响 印度塞兰坡英国传教士所开创的中文铅活字印刷事业说明，由古腾堡发明的西方近代印刷术的西学东渐，实际有多个源头。其中最主要的，一是19世纪初期马士曼等在印度塞兰坡浸礼会传道站最早开始的中文铅活字印刷的尝试；一是几乎在同一时间，伦敦会的马礼逊、汤姆斯、米怜、马儒翰（John R. Morrison）、台约尔等先后在澳门、马六甲、槟榔屿、新加坡等地对中文铅活字印刷的不断探索。尽管最终是伦敦会台约尔铸造的中文活字成为近代中国印刷市场上铅活字的主流，其造字方法也一脉相承地流传下来；但在早期却是远在印度的塞兰坡浸礼会传教士的铅活字印刷一度占得鳌头，领风气之先。澳门印刷所自1815年创立后，主要工作是用铅活字印刷马礼逊的《华英字典》（1815—1823），此外则主要印刷用英文撰写的中文学习用书，以及英译的中文作品，基本上没有用铅活字印刷过完整的中文书籍（包括汉语圣经在内）。与之相对照，马士曼所在的塞兰坡差会印刷所，不仅用铅活字印出了第一部完整的中文书籍《若翰所书之福音》，而且还用铅活字印刷出版了全部中文圣经，再加上马士曼和马礼逊两部语法书中的大量汉字，可以说，塞兰坡差会印刷所的中文活字印刷相较于同时期的澳门印刷所，具有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其在中文活字印刷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甚至超过了后者。 同时，也并非像一些人所想象的，马士曼等塞兰坡传教士的中文印刷事业因远在印度，因此对中国近代印刷技术的变革影响便十分有限。反之，通过传教士们频繁的信件往来以及传教团体之间的不断沟通，印度塞兰坡传教士的工作已突破地理的阻隔而影响到远在中国的传教士。 首先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印度塞兰坡传道站的中文铅活字印刷工作虽然为时短暂（1822年出版全部中文圣经之后便跌入低谷），但其印刷量和流通范围也并非原来所想象的那么微不足道。如马礼逊的《通用汉言之法》在1815年第一次印刷时共印了500部，其中大部分流入中国境内。又如，马士曼等1822年用铅活字印行的首部中文《圣经》，其中《旧约全书》共印了1600套，《新约全书》共印了3000套，以后无论是全本《圣经》还是单行本的圣经篇章都陆续有加印。这些来自塞兰坡印刷所的中文圣经，相当一部分通过不同途径流传到南洋和中国，对中国教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在中国的英国浸礼会、美国浸信会等传教团体曾长期使用马士曼和拉沙的圣经译本。1843年中国各教会在香港召开译经会议，商讨合作翻译一本比较权威的圣经译本——“代表本”（Delegates Version，或称“委办本”）时，马士曼和拉沙译本也被列为重要的深文理参考译本之一。 其次，还必须看到马士曼等在印度塞兰坡的铅活字印刷工作对马礼逊印刷观念的改变，也曾产生过重要影响。 马礼逊于1807年来到中国后，一开始非常喜欢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方式，认为这是最适合印刷中文典籍的方式，其早期翻译的中文圣经也均采用雕版印刷。1811年以后，马礼逊逐渐得知印度塞兰坡浸礼会传教士马士曼等正尝试使用铅活字印刷圣经，并收到过他们寄来的铅活字样品，但当时并未过于留意。直到1815年，伦敦会理事会来函要求马礼逊比较雕版印刷与铅活字印刷在中国的利弊，他才开始认真思考这一问题，但他的结论是雕版印刷绝对优于铅活字印刷。在马礼逊看来，雕版印刷具有如下几项优势：一是可以节省排版的工夫与可能发生的排版错误；二是刻字比铸字便宜，刻板比活版更耐于压印；三是刻板用后可以储存并重复刷印；四是刻板刷印的文字可平匀地呈现于中国的簿纸上，美观醒目，更适合于印刷中国经典文献。马礼逊还批评马士曼等塞兰坡的传教士过分夸大了铅活字印刷的成本远低于雕版印刷的说法，认为他们所述与事实不符，大有招徕生意之嫌。马礼逊还指出，按照他本人在中国出版新约圣经的经验，估计刻印全部圣经的费用应为560镑，而不是马士曼过高估计的1600镑。这样，马士曼所宣称的印刷全部圣经所需要的金属活字成本（400镑），只是木刻（1600镑）的1/4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但在1820年代中期以后，马礼逊对铅活字印刷的态度有了较大的变化，不再固执地认为雕版是中文印刷的唯一之法，转而认为加快铸造铅活字，采用西方近代印刷技术才是中国印刷业发展的根本出路，他也开始积极支持和尝试用铅活字印刷中文书籍，认为“没有什么比铸造出便宜的中文活字更为重要”，“这是在东亚和南洋各岛传播有用知识和基督宗教的首要目标”，甚至提出希望英国成为第一个造出中文铅活字的国家。 马礼逊态度的转变，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也不排除他在与马士曼等塞兰坡的传教士就印刷媒介的长期争论中，也逐渐体会到铅活字印刷的先进、便利之处。如在塞兰坡印刷出版的马礼逊的《通用汉言之法》，内中汉字的印制和封面装帧都极其精美，绝不亚于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尽管没有明确的记载，但相信通过各种途径，尤其是通过长期支持他和马士曼圣经中译工作的大英圣书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的介绍，马礼逊有机会见到过塞兰坡的传教士用铅活字印刷的圣经版本，这应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少，他曾提及，他收到过马士曼寄赠的中文语法书，以及辗转从友人处得到过塞兰坡印刷所翻译印制的部分中文圣经。虽然马礼逊对他们的汉译水平不敢苟同，但对其印刷水平却未置一负面之词。如果大胆设想一下，在中国本土做出赶超塞兰坡传教士印刷水平的事业，很可能是晚年马礼逊隐藏胸中的大志。他晚年对中文铅活字印刷不遗余力地提倡，以及对他的儿子马儒翰、后继者台约尔在中文铅活字印刷事业上的大力支持，似乎都可以加以印证。 很有意思的是，据约翰·马士曼所言，在19世纪30年代，塞兰坡所开创的有别于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术的新的汉字印刷方法——中文铅活字印刷法，已经对在中国的传教士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位新教传教士曾写信给马士曼，希望能了解塞兰坡中文活字印刷的细节，包括他们是如何制造铅活字的，有没有造出钢质的字范，他们的印刷工匠都是些什么人，等等。同时，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和德国传教士郭实猎也曾来函询问对他们翻译的《新约圣经》印象如何，能否用塞兰坡印刷所的铅活字印刷。一位在越南（1803年前称安南）待了多年的天主教主教也专程来到塞兰坡，表示希望能用塞兰坡的中文活字印刷他正在编辑的一部大型“越南语—拉丁语字典”（“Anamitic and Latin Dictionary”），即多位天主教传教士持续多年编纂的《南越洋合字汇》。而根据塞兰坡差会1838年第11次“译经备忘录”，那位给马士曼写信求教的新教传教士，其实就是当时居于马六甲的伦敦会传教士台约尔。台约尔所要实现的目标，是要以纯粹的西式活字铅印技术来印刷中文，而他当时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制造钢质的中文字范（steel punch for Chinese character）。他提出，希望塞兰坡差会能将已制造出的较小的中文字范寄给他一些以供参照，后者答应了他的请求，同意寄给他所要求的字范作为参照。由此可见，台约尔在打造他的中文铅活字字范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塞兰坡差会的帮助，或者说多少受到塞兰坡铅活字制作和印刷方法的影响。根据1838年第11次译经备忘录的记载，塞兰坡印刷所在先前印刷各版本圣经时，曾经总共铸造了1300个常用汉字的钢质字范（这同台约尔经过精心计算后认为常用汉字的数量约为1200个十分接近），而为印刷新约圣经在铅合金柱体上直接刻制的不常用金属活字则为1700个。他们曾计划将这1700个不常用字全部打造成字范，以便形成一套完整的用字范、字模铸造的规范、适用的铅活字，认为这样就能满足世界各地用铅活字印刷中文的需要。但他们的这一计划显然并没能最终完成。塞兰坡最后实际使用的铅活字仍为半铸半刻的大小四副（其实际的总数量尚不清楚，只是曾计划要打造约6000个活字），在规格上基本上是不断缩小字体，外形上则越来越清晰、美观，以尽可能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他们曾用其中最大的一套铅活字于1813年印刷了《若翰所书之福音》（《约翰福音》），而从1815年到1822年陆续印刷全本中文圣经时使用的则是其中最小的一套活字，以求尽可能同英文的八开本圣经版本在厚薄上保持大体一致，便于传教士们出门时携带。在1837年左右，又曾准备用大号活字印刷郭实猎提供的中文新约圣经（其预订费为2665.97卢比），但这项工作后来似乎并未完成。 所以，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虽然是以马礼逊为先驱的伦敦会传教士将西方铅活字印刷技术普遍推广到中国国内，取代传统雕版印刷成为主导近代中国印刷业的主流，但我们对远在印度塞兰坡的以马士曼为代表的浸礼会传教士的中文铅活字印刷技术的开创之功却也不容淡忘。历史的进步，毕竟是多种力量、多个源头合力推动的结果。历史研究者的责任，便在于客观地厘清内中相互缠绕、相互影响的复杂历史联系，而不仅仅是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 六、余论 马士曼等英国传教士在印度塞兰坡所开创的中文铅活字印刷事业，不仅是世界上最早采用谷腾堡发明的西方铅印技术来改造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术的尝试，对中国近代印刷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我们理解传教与经商、传教与文化传播等历史现象亦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启示。 尽管英国传教士们在印度塞兰坡创办印刷所和采用铅活字印刷中文书籍，其首要目的是为了传教的需要，但同时不能排除其中也有商业的目的或采用商业手段来保障传教事业的需要。在实践中，传教士们往往不得不将传教与经商二位一体，在传教的同时又经商，通过经商为传教奠定物质、经济的基础。相较于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中的基要派而言，浸礼会、伦敦会等力主海外传教的新教社会福音教派似乎对经商、办学、办报、慈善等社会活动更为热衷，认为这并不妨碍甚或有利于他们的传教事业。在这方面，塞兰坡差会在新教传教史上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典型个案。 其实，塞兰坡传道站所从事的各种东方语言文字的活字印刷业务，只是其多种商业活动的一小部分，或者仅仅是其中的一个传动链条，它曾十分有效地带动了传教士们其他商业活动的扩展。除有偿承接塞兰坡丹麦殖民当局、英国殖民政府、东印度公司等的各种印刷业务外，塞兰坡传教士们的商业经营活动还包括投资债券、房产、造纸厂、印染厂，开设商业银行，举办有偿教育，发行报刊杂志等十分广阔的领域。 在19世纪初，当浸礼会差会刚刚在塞兰坡立足时，经凯瑞提议，塞兰坡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们便将伦敦浸礼会总部汇来的3000英镑经费用来投资购买英属殖民政府发行的债券，按12%的年利率计算，每年将获得360镑的利息用于扩充差会的经费。后来，他们又把从印刷业务中赚的一部分钱投入到购买债券。马士曼夫妇则开始在塞兰坡举办教会寄宿学校（Mission Boarding Schools），主要招收当地欧洲侨民和商人的子女，实行全英语教学，收取学费。按照凯瑞的估算，包括伦敦方面的汇款和印刷及办学的收入，如果每年有4000英镑用于购买英属殖民政府的债券，那么每年将会有480镑利息的收入，这样，“差传工作或可自主开展，而毋须再四处乞讨度日了”。到1825年，马士曼夫妇及其长子约翰·马士曼在印度各地创办了27所收费和慈善性质的学校，有学生554名。也有记载认为，到1818年为止，塞兰坡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在印度总共创办了100多所各类学校，招收的学生有将近1万人。 1811年，为了支撑塞兰坡的印刷事业，凯瑞、沃德和马士曼等还专门创设了一个规模不小的造纸厂（paper mill），以供应塞兰坡印刷所及当地所需的大量纸张，并使塞兰坡印刷业构成一个更加完整的企业体系。该厂起初主要是通过生产本地土纸，满足塞兰坡和孟加拉地区用纸的需求，后来通过引进英国的造纸原料和技术，逐步改造了易于被虫蛀的本地土纸，造出了可以替代欧洲进口纸的印度纸，尽管质量还比不过进口纸张，但却因成本低廉，拥有价格上的优势。该厂在1820年左右还引进了西方机器引擎来提供造纸的动力，此举不仅开创了印度近代机器造纸之先河，而且使塞兰坡逐步成为孟加拉重要的造纸中心，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其生产的纸张甚至可以在亚洲市场上同英国纸相竞争。 报业也是塞兰坡英国浸礼会传教士较早介入的商业领域之一。1818年4月，塞兰坡传教士创办了孟加拉语的《孟加拉期刊》（Bengali Periodical），由马士曼的儿子约翰·马士曼担任编辑。同年5月，马士曼又创办了孟加拉语的报纸《镜报》（Mirror of News），由塞兰坡差会印刷所刊印发行，凯瑞担任主编，但实际主要由马士曼主办，其子约翰·马士曼担任编辑，此报通常被视为印度本土现代报业的开端。同年，凯瑞、马士曼等还创办了一份名为《印度之友》（The Friend of India）的英文月刊，该刊以介绍印度本土的宗教和文学为主，同时也介绍基督新教在印度及亚洲各地传教情况。 1820年塞兰坡传教士们还尝试性的开设了一家小型的商业储蓄银行，引进了英国的商业储蓄银行模式，以吸收当地教徒和居民的存款，为印刷业、造纸厂等提供周转资金。但该银行的经营似乎并不太成功，仅仅维持了4年多便关闭了。 到19世纪30年代左右，塞兰坡差会的各项商业（包括印刷所、造纸厂、各类学校、报刊杂志等）估值（assets）约为126455.11卢比，与此同时，其承担的债务（liabilities）也高达135491.64卢比。塞兰坡差会在传教而外的这些广泛的商业活动以及其相对独立的财产权，后来曾一度引起英国浸礼会国内总部的质疑，并引发了塞兰坡差会与浸礼会总部长达十年的分离（1827—1837）。 尽管存在争议，但作为新教世界传教运动的开创者，凯瑞、马士曼、沃德等传教士在印度塞兰坡将传教与经商融为一体，通过商业、教育、慈善和广泛的社会活动来推动传教事业的做法，为全球各地社会福音教派所竞相仿效，尤其以马礼逊为代表的伦敦会传教士在中国沿海不仅仿效凯瑞、马士曼等在印度的传教方式，而且也建立了自己的印刷所，围绕圣经汉译、中文论著、印刷媒介等领域，同远在印度的塞兰坡浸礼会差会展开了激烈竞争。传教与经商相结合、福音传播与知识和技术传播相结合，成为基督新教主流教派在亚洲各地传教的普遍做法。由此可见，塞兰坡传教士以圣经翻译和印刷事业为中心，扩展至教育、报业、社会慈善等领域的传教模式，影响所及不仅限于印度和中国沿海，而且还通过各地的浸礼会传道站扩展到爪哇等东南亚岛国和缅甸等地，融入了日益扩大的近代亚洲知识传播圈和商业贸易圈。 显然，如何通过研究塞兰坡传教士的中文印刷事业和其他商业活动，进而扩展到新教传教士在印度、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所建立的传教网络和商业网络，在更广阔的视域中进一步研究近代亚洲知识与技术的传播路线，追踪早期全球化在亚洲的扩散过程及其载体，这又是另一个更富有挑战性的学术课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