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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俊评《福开森与中国艺术》︱遗憾的偏见

http://www.newdu.com 2020-01-05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佚名 参加讨论

    
    《福开森与中国艺术》
    [美]聂婷著
    郑涛译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7年7月出版
    276页,68.00元
    文︱励俊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活跃过一批洋人。他们执掌有司、结交士绅、办报兴学,周旋于中外政经之间。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此公社会活动的影响早已烟消云散,但其文化事迹流传至今;但不晓得为什么,他却没有一部中文传记。去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引进普林斯顿大学聂婷博士的博士论文《福开森与中国艺术》,终于打破了这个局面。此书首次披露了福开森家族书信以及大量中外档案,其有功于学界自不待言。然而,此书硬伤颇多、偏见尤深。古人无辜,不能不为辨正。
    材料掌握不全
    撰写名人传记,离不开一手资料。然而福开森的中文材料,作者似乎寓目不多。《福开森与中国艺术》过分依赖《清代名人传略》等英译材料,将传主1899年至1911年的行迹描述为辗转于两江总督刘坤一、盛宣怀、湖广总督张之洞和继任两江总督端方等晚清大吏的洋务顾问。这一表述很不准确。
    根据上海图书馆公开的“盛档”,涉及福开森的材料多达四百七十六件。依据这些材料,1898-1911年间福开森始终是盛宣怀的属僚。1898年,也就是出任南洋公学监院的第二年,福开森进入盛宣怀幕府。盛宣怀慧眼识才,委派他以两江总督顾问身份协调上海租界的四明公所案。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福开森再次受命,以两江总督和湖广总督顾问身份游说各国领事。经过盛宣怀的穿针引线,刘坤一、张之洞等督抚与外邦签订和平协议,史称“东南互保”。此后十年间,福开森追随盛宣怀,从督抚顾问到中国铁路总公司,从邮传部到中国红十字会。辛亥革命爆发后,盛宣怀一度流亡日本。福开森被电召赴日,协助其保全盛家资产。而《福开森与中国艺术》竟以“与清政府的藕断丝连”为题描述此事,真是不知所云。
    此外,作者误以为福开森在盛宣怀幕府期间,得到过“晚清文化名流的指点”。这一观点源自美国学者罗覃。后者曾经提出福开森借助南洋公学,结识了张元济等杰出的中国学者。但事实却是,福开森在南洋公学和张元济闹得很僵,与章炳麟、蔡元培等人亦无交游。缪荃孙在日记里数次提及福开森,但都不涉及学术。至于说张之洞指点福开森博士论文,更是无稽之谈。如果作者能够利用一手的中文材料,这些错误应该可以避免。
    主观臆断太多
    众所周知,福开森在1912-1916年期间多次为美国大都会艺术馆充当买手。《福开森与中国艺术》将这一时期描述为“转型为艺术商人”。这是一种偏颇的论点。以至于作者无法解释,1919年转型后的“艺术商人”为何受邀参加美国参议院听证会。
    事实上,这一时期福开森的政治雄心并未消减。1912年与盛宣怀作别之后,福开森非常积极地在北京寻求新的政治身份。1913年,他参与古物陈列所的筹办,“由美国退还庚款内拨给二十万元为开办费”;袁世凯上台后,推行“联美”政策,福开森成为了大总统府顾问和北洋政府总理衙门顾问。到了1918年,福开森接任美国驻华公使的呼声甚高。
    
    福开森
    在某种程度上,介入大都会的采购事宜不过是福开森的副业。而文物收购之所以开展顺利,完全得益于福开森的政治身份。这是一位熟悉中国官场,热爱中国的美国贤达。无论是金城还是完颜景贤,都因此将福开森视为朋友。这是其他外籍艺术商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可惜《福开森与中国艺术》无视这一点。该书甚至一口断定,完颜景贤与冈仓天心的关系“远比初涉中国绘画及相关学术的福开森来得紧密”,原因是波士顿美术馆所获古画的质量高于大都会。
    如今,不妨回顾一下冈仓天心和完颜景贤的交易。当时,冈仓在书信里写道:
    

    ……景贤是满洲贵族,一位有名的总督之子。(这些画《国华》已经刊登,是历史上著名的作品)。若非处境不佳,他绝不会出让这些物品。(尽管我为我们的成功而狂喜,我还是禁不住为这些宝贵的传家宝被取走而感到伤心)……
    

    冈仓完全被蒙在鼓里。“处境不佳”不过是一种托辞。完颜景贤急于筹资购买宋板《礼记》、《寒食帖》、刁光胤《花卉册》等珍品。而这批盛昱的旧藏,福开森后来在完颜景贤家一一观瞻。
    完颜景贤晚年财力见拙,不少精品流向日本。《福开森与中国艺术》甚至责怪完颜景贤,认为他“将最好的作品留给了最为熟悉的顾客,从而将新买主(福开森)推至极为不利的位置”。事实上,这些“最好的作品”流散海外是十多年后的事情;那时,美国的艺术机构早已对福开森关上了大门。
    脉络含糊不清
    《福开森与中国艺术》按照时间顺序,将传主的晚年生涯截成两截,1920-1935年唤作“中国艺术藏家”时期,1936-1945年称为“终身学者”时期。这使得福开森鉴藏与学术理念的发展脉络变得含糊不清。
    事实上,在“中国艺术藏家”时期,福开森有不少学术活动。1925年5月21日,福开森在上海发表“中国之绘画”演讲;现场播放幻灯片,中外听众云集,颇有今日公共讲座的气象。
    福开森与胡适、洪业、顾颉刚、郭沫若等新一代学人的交流也始于二十年代。
    1923年初,胡适发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推动“整理国故”运动遍及大江南北。福开森赞同胡适“科学方法”,在《中国绘画》一书里颇有响应。福开森的《中国绘画》在美国出版之后,胡适在《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发表书评以示支持。
    1925年,哈佛大学华尔纳率队赴敦煌考古,北京大学陈万里随行。在《西行日记》里,陈万里先生写道“吾校知其事,由福开森君之介绍,沈兼士、马叔平二先生之筹划,胡适之先生之勖励,余竟获随之西行……”只此一端,福开森与北大学人的关系一目了然。
    与胡适一样,洪业也是留美海归。他与福开森的关系更为紧密,曾为后者鉴定古籍版本。福开森《历代著录画目》印行的第二年,洪业主持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出版了《清画传辑佚三种》和《清代书画家字号引得》。两人在学术上的相互影响可见一斑。
    1933年3月31日,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的甲骨文著作《卜辞通纂》由文求堂书店出版,郭老致函店主田中庆太郎,附“《卜辞通纂》寄赠姓氏”一纸,除赠日本友人十三部以外,寄赠国内名单中就包括:北平喜鹊胡同三号,福开森氏一部。
    在“终身学者”时期,作者一改编年体的传记体例,而是嵌入整整两章的著作评述。然而对于两部影响极大的索引,作者的视线始终落在“大量中国朋友和受聘文书的帮助”,《历代著录画目》和《历代著录吉金目》的编撰工作成了中国雇员加剪刀浆糊的代名词。
    遗憾的偏见
    聂婷博士的原著是以西方视野写给西方人看的,不重视福开森以西学反哺中国艺术研究,推动中国美术教育萌芽倒也情有可原。然而随着行文的展开,作者的个人倾向逐渐流露出来,甚至显现出某种意识形态。这使得阅读体验变得糟糕。更重要的是,《福开森与中国艺术》对于传主的评价有失偏颇。
    在作者笔下,福开森成了“勤勤恳恳地阅读和翻译中国典籍”,向西方学术界“强调本土学者的权威性”的旅华译员。这位编译者只能原汁原味地翻译中国典籍,翻译中国学者的最新成果;一旦发表超出中国典籍的意见、或者批评中国学者的学术观点,便是他“自相矛盾”。
    福开森收藏过大量的碑帖和金石拓片。在(1939年出版的《中国艺术综览》里,福开森用整整一章的内容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书法发展源流。正如高居翰(James Cahill)所说,“只有极少数的西方学者对书法具有鉴赏能力,我们只是从门外来仰慕它。所以,如果我们知趣的话,就不会去区别它们的优劣以及对真伪做出肯定的判断。”显然,福开森的碑帖鉴藏与书法素养都是超前的。
    然而,作者无视这一切。关于书法,《福开森与中国艺术》是这么说的:
    

    福开森不愿意承认(书法)中国艺术中这一门类的重要性。在《中国艺术讲演录》的书画部分里,书法所占的内容只有半章……1928年的《中国绘画》更是专注于福开森所偏好的绘画。……
    

    自然,福开森以“南洋公学盛宣怀纪念碑”示例魏碑的狡黠,作者毫无察觉。除了遗憾,我还能说什么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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